附 录
冬至为何“大如年”？
2016年11月30日，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顺利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入选名录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就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节气——冬至。毫无疑问，在二十四节气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冬至是异常重要的，不仅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被人们用土圭观测太阳测定了出来，是中国最早确定的一个节气，而且曾多次被官方定为节日，甚至一度成为中国人的“岁首”，即过年。近些年，每每冬至临近之时，媒体都非常喜欢且习惯用“冬至大如年”这则谚语作为标题，以表达冬至在国人心中的重要地位。那它为何会流传至今呢？应该逃不脱“岁首”“祭祀”和“数九”这三个词。
一、旧时岁首：一朝冬至“曾是年”
冬至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又被称为“冬节”“长至节”“亚岁”等，人们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就开始过冬至了。[1]其实，冬至习俗原本是周朝年俗的残余，“冬至大如年”原本就是因为“冬至曾是年”。
早在春秋时期，“冬至”作为节气就已被正式确立。从周朝至秦朝，古人都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月，冬至为岁首。[2]《周易·复》载：“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周礼·春官·神仕》载：“以冬至日，致天神人鬼。”也就是说，官方要在冬至这一天举行国家祭祀典礼，“上祀天神，下祭人鬼”。
汉代改用夏历，冬至虽不再是岁首，但其节庆活动依然隆重非凡。《后汉书·礼仪志》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说的是，在冬至前后，朝廷上下都要放假休息，共同欢乐地过一个“安身静体”的节日。《白虎通义》还对冬至日“休兵、不兴事、闭关、商旅不行”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此日阳气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静，不复行役，以扶助微气，成万物也。”
唐、宋时期，冬至延续了其“节日”定位，成了祭天祭祖的日子，皇帝要在这一天到郊外进行祭天大典，称为“冬至郊天”，百姓则会在这一天向父母尊长祭拜。
明清两代皇帝冬至要到天坛祭天，次日则在太和殿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清代顾禄撰写的《清嘉录》[3]卷十一中便有“十一月·冬至大如年”的相关记载：“郡人最重冬至节……节前一夕，俗呼‘冬至夜’……诸凡仪文，加于常节，故有‘冬至大如年’之谚。”这是关于“冬至大如年”最早、最完整的文字记载。该书是清代道光年间苏州文士顾禄的著作，以十二月为序，记述了苏州及其附近地区的节令习俗。而苏州与嘉兴的距离，一直比较近。时至今日，这句谚语依然在江南地区广泛流传，尤其是在嘉兴地区。海宁地区民众对冬至日非常看重，把冬至与春节相提并论，也有“冬至大如年”之说。冬至日第一件事是祭祀祖宗，仪式颇为讲究，不亚于过年。祭祖一般要两次，先祭“地主太太”，后祭自家祖宗。冬至夜，有吃糖胡桃炖鸡蛋进补的习惯，考究人家烧黄芪鸡进补。冬至前后，家家腌制鱼肉，称“年鱼”“年肉”。[4]《新塍镇志》中也有类似记载。冬至日，亦为鬼神之节，俗云“冬至大如年”。冬至前一夜为冬至夜，晚上家家备香烛、锡箔祭祀祖先，饮冬酿酒、食滋补品，此俗今尚存。乡谚云，“睡在冬至夜，玩在夏至日”，此谓冬至夜为一年最长之夜的意思。[5]《大云镇志》将“冬至”视为“大节日”，即“冬至，古代为大节日，祭祖，祖坟复土，露天棺材将尸骨敛入甏里，掩埋做坟，焚烧棺材，有钱人家做喜坑。近年，有些人家在此日把骨灰盒入公墓安葬”[6]。此外，还有“冬至动土，百无禁忌”的说法。
民国时期也曾把“冬至”作为正式节日，放假一天。陕西地区旧时还流传有谚语：“冬至大如年，先生（指老师）不放（假）不给钱。冬至大似节，东家不放（工）不肯歇。”说的就是过去的冬至曾像过年一样重要，学生、长短工都该享受假期。
直到现在，我国仍有许多地方在冬至这天过节庆贺。
二、举国祭祀：一场冬至“见面会”
《周礼》载：“以冬至日，致天神人鬼。”文字简单直观地表明了冬至时节的一个民俗事象——祭祀。祭祀的内容又清晰地涵盖了三界——神界、人间和鬼界，对这三界进行的不同祭祀活动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民俗寓意。一般来说，冬至之日，皇帝祭天，百姓祭祖，当然也不乏有人会去纪念古人或祭奠孤魂野鬼。例如，在“三门祭冬”中就有“取长流水、祈天祭祖、演祝寿戏、行敬老礼、设老人宴”等多项冬至节气民俗活动。在古代，每一次的祭祀活动，都堪称一次有计划的“多方见面会”。
（一）祭神
前文提到，汉时的冬至已被官方作为节日，朝廷放假，官方会举办庆贺仪式，俗称“贺冬”（又称“拜冬”，至今我国有些地区依旧有“馄饨拜冬”的习俗）。《汉书》载：“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人们认为，冬至后白昼渐长，阳气回升，节气再次循环，是吉日，自然应该庆贺。宋时，冬至逐渐成为祭祀神灵和祖先的节日，节日气氛也到达顶峰，可与过年相提并论。
明清时，皇帝与文武百官在冬至这一天到郊外举行盛大的祭天大典，称为“冬至郊天”，次日则在太和殿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7]，其节日地位可见一斑。祭天要在郊外进行，故祭天又称“郊祀”。因为天属阳、地属阴，又因为南代表阳、北代表阴，所以冬至祭天要在南郊进行。[8]冬至这天，祭天大典通常由天子主持举行，体现了国人敬天畏地、尊重自然的情怀，表达了为天下苍生祈求风和日丽天气的愿望，同时寓意国家强盛、与民同乐。当然，冬至这一天，官方也会请各方能人根据日影的长短来重新校对日晷、核对历法、核算阴阳五行，甚至给乐器定音等。民间还会以冬至日的天气好坏、冬至节气在一月中的位置，来预测往后的天气。比如“冬至在月头，要冷在年底；冬至在月尾，要冷在正月；冬至在月中，无雪也没霜”等谚语。
（二）祭人
除了祭天以外，祭祖也是冬至节日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项民俗活动，同时也是涉及地域最广、涉及人数最多，最接近人们日常生活的民俗活动。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无一例外都要祭祖。直至今日，依旧如此。据记载，旧时在冬至这一天，皇帝会到太庙“荐新”，即以新收获的黍米做成供品祭祖，平民百姓也以新收获的谷物上供。《东京梦华录》[9]中也有“冬至祭祖”的相关记载：“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享祀先祖。”《中华全国风俗志》中也有“冬至节，祭扫坟墓”之说。《醉翁谈录》里还记载了为长辈祈寿的“冬至守夜”习俗：“守冬爷长命，守岁娘长命。”冬至，也有“夜长至”“昼短至”[10]等叫法。
除祭祖之外，还有些地区会在冬至这天纪念有关神话人物或历史人物。吃馄饨是冬至食俗之一，过去的老北京就流传有“冬至馄饨夏至面”的谚语，仅仅与馄饨有关的神话人物和历史故事就有三个。一是纪念盘古诞生，因其生于“混沌”谐音而来；二是庆贺道教元始天尊诞辰，象征混沌未分；三是出于抵御北方匈奴（浑氏和屯氏两个首领）的美好愿望，冬至这日将肉馅包在一起，取名“馄饨”，食之以求战乱平息。在北方其他地区，尤其是河南地区，冬至吃饺子以纪念历史人物——医圣张仲景。俗谚“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说的便是医圣张仲景的故事。河南人一般俗称饺子为“捏冻耳朵”。相传旧时冬至之日，大雪纷飞，医官张仲景告老还乡回南阳，路遇百姓饥寒交迫，耳朵多被冻伤，于心不忍搭起医棚，用羊肉、辣椒等驱寒的药材做制作材料，随后包成了“耳朵状”，以汤煮熟之，人们服用后，便治好了耳朵，俗称“驱寒娇耳汤”。当地人们吃饺子以纪念医圣张仲景的做法便流传了下来。
（三）其他
除祭天、祭祖外，还有一项简单的祭祀活动容易被人忽略，那就是祭祀孤魂野鬼。在浙江湖州地区，除了家祭之外，还有些人家会到三岔路口祭奠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
据记载，我国有些地区还存在冬至前后祭拜孔子的习俗——“释菜礼”。该习俗一般适用于大一点的学馆，是最早祭拜孔子的朴素的礼仪，不用动物祭祀，只有芹藻之类的素食果品。冬至敬师，在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中已有记述，直至民国时期仍有流传。
除此之外，在冬至节礼中，古书中还记载有向长辈献鞋袜的活动，俗称“履长”，即对长辈表示礼敬之俗。《太平御览》[11]载：“近古妇人，常以冬至日上履袜于舅姑，践长至之义。”三国时期曹植在《冬至献袜履表》中，除了恭敬的颂赞之外，还登记了“鞋子七双”“袜子若干副”等贡品。[12]
三、全民数九：一堂冬至“文化课”
民谚有言，“吃了冬至饭，一天长一线”，意思就是说，过了冬至这一天，阳气上升，白昼日渐变长。“算不算，数不数，过了冬至就进九”“夏至未来莫道热，冬至未来莫道寒”。民间还有“提冬数九”“数九寒冬”的说法，就是以冬至为起点，九天为一个时间段开始数的。也就是说，自冬至起，才算正式进入了严寒时期。
九是阳数，又是数中之最大。古人认为，冬至过后阳气开始上升，大地回暖，用阳数九来数九消寒，是祈盼来年丰收的好兆头。所以，“数九”也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极具智慧的古人们把“数九”玩出了“新花样”，从“画九九”到“写九九”，再到“唱九九”，俨然是给现代人上了一场极为生动、趣味、风雅的“文化课”。
（一）“图文并茂”的九九消寒图
“九九歌”的产生和流传由来已久，关于“数九”习俗的文字记载有“俗用冬至日数及九九八十一日，为寒尽”，为南北朝时期梁朝宗懔《荆楚岁时记》[13]记载，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到了明代，士绅阶层产生与发展起“画九”“写九”的习俗，使数九所反映的暖长寒消的情况形象化，数九不仅是一项科学记录天气变化的时间活动，也是一项有趣的“熬冬”智能游戏。不管是画的还是写的，统称“九九消寒图”。不管是哪种“九九消寒图”，只要认真填画，都能真实记录寒消暖长的具体状况，成为一份珍贵的资料。
图画版——“画九九”
常见的消寒图是一棵梅树，树上有九朵梅花，每朵梅花有九枚（而非一般的五枚）花瓣。人们自冬至起，每天用红笔涂满一瓣，等到九朵花全部涂满，已是节交惊蛰，到了春耕之时了。关于这幅消寒图的由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南宋将领文天祥在抗元战争中被俘后在狱中所作，恰逢冬至，因狱中无法计时便创作了此图。另一说是出现于明代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14]：“日冬至，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图’。”这一说法未必可信，因为元时就有该消寒图的相关文字记载，如杨允孚《滦京杂咏》[15]：“试数窗间九九图，余寒消尽暖回初。梅花点遍无余白，看到今朝是杏株。”
《帝京景物略》中还提到一种九九消寒风俗游戏：有人在纸上刻印上九九之歌（又称“消寒益气歌”），拿到市场上卖。其用法是，每天在与九九歌相应的九九圈里做记号，用不同位置涂黑一半的形式表达出阴、晴、雨、雪、风等天气情况（上阴、下晴、右雨、左风、雪当中）。这样，待九九结束，便可得到两幅消寒图，即“贺圈消寒图”和“消寒益气歌消寒图”。《京都风俗志》中说，利用此圈可对数九天的阴晴雨雪一目了然，还可用其“占来年丰歉”。除此之外，古时还有其他类似此种“涂抹数九”的方法，如画一种“九九消寒表”，来计算寒尽暖来的日子。
文字版——“写九九”
文字版“九九消寒”指的便是“九九消寒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消寒方式，是以描字的形式出现的。例如“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这句话，每个字都是九笔（繁体字的笔画），共九个字。[16]自冬至起每天涂一笔，九个字填完就是九九消寒时，且已时至惊蛰。“九九消寒句”其实并不仅仅有这么一句，比较常见的还有“幸保幽姿珍重春风面”“雁南飞柳芽茂便是春”等。
更富有诗意的当属“九九消寒联”。例如，“故城秋荒屏栏树枯荣，庭前春幽挟草巷重茵”上下联的每个字都是九画，形象生动、惟妙惟肖地勾画了从秋风、寒霜、枯枝、落叶到寒消春至、绿草如茵的整个过程，相传此联也是文天祥在狱中所作。又如“柔柳轻盈香茗贺春临，幽柏玲珑浓荫送秋残”，此联每字九画，名曰“九九迎春联”，从数九起，由两人分别写上下联，每天描一笔，各写完八十一笔，冬尽联成。除此之外，还有“春泉垂春柳春染春美，秋院挂秋柿秋送秋香”等多种九九消寒联。
（二）传唱不衰的民谣“数九歌”
除了“画九”和“写九”以外，还有一种更形象、更有趣的“数九”，就是民间歌谣——“数九歌”（也叫“九九歌”）。从宋元开始，“数九歌”便流传于我国南北各地。歌谣内容多涉及民风民俗、物候农事等，因而各地“数九歌”也不尽相同，却大同小异。有一首通俗易懂又广为流传于北方的歌谣版本是这样的：“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河边看杨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17]
在嘉兴地区，也有类似谚语：“一九二九，伸勿出手；三九四九，冰河上走；五九六九，隔河看柳；七九河冻开，八九燕子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18]或者如：“一九二九勿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看春柳，六九春打头，七九冻河开，八九燕子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19]
翻阅历史古籍后，我们可以窥见古人是怎么传唱“数九歌”的。关于“数九歌”，《清嘉录》[20]卷十一的“冬至大如年·连冬起九”里便有相关记载：俗从冬至日数起，至九九八十一而寒尽，名曰“连冬起九”，亦曰“九里天”。歌云：“一九二九，相唤弗出手；三九二十七，篱头吹觱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穷汉街头舞。不要舞，不要舞，还有春寒四十五；六九五十四，苍蝇垛屋栨；七九六十三，布衲两肩摊；八九七十二，猫狗躺渹地；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刚要伸脚眠，蚊虫跳蚤出。”
看起来这首“数九歌”已经与上条差异十分明显，然而在嘉兴地区依然有类似的记载。桐乡、平湖、海盐地区也有类似记录，这里不再赘述。
读完了之后，是不是更叹服古人的智慧呢？
综上所述，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无论是作为现代的“节气”、过去的“节日”，还是旧时的“岁首”，唯有它敢说“大如年”，其重要程度也早已无可替代。冬至习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衍生和吸收了更多新的习俗，如祭天、祭祖等习俗，不仅丰富了冬至的文化内涵，而且最终自然而然地成为冬至习俗的有益补充。冬至“数九”的习俗，也随着朝代的不断更替而逐渐演变，从过去“画九九”到“写九九”，再到如今的“唱九九”，无一不凝结着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当下，“二十四节气”已被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申遗成功不是最终目的，非遗保护依旧任重道远。我们能做的和需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
二十四节气艺术作品与现代生活融入研究[21]
2016年11月30日，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此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正式发布，全国上下瞬间掀起了新一轮的传统文化学习和传播高潮，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二十四节气，尤其是在艺术作品融入现代生活这一方面。
一、艺术作品对于二十四节气的重要意义
这里所指艺术作品是狭义上的与二十四节气直接相关的艺术品——书画类和艺术设计类作品。尽管现代农业气象预报已经非常准确，农业气候分析也越来越客观，但是流传千年的物候现象仍旧可以用作农事操作的重要依据。[22]对于二十四节气，从生产生活、传说故事、民俗活动、医疗养生甚至艺术作品等众多领域来说，都十分具有研究价值。对于逐渐走向“文化IP”行列的二十四节气，近两年来，社会各界在其艺术作品开发层面显得异常投入。之所以会呈现出艺术作品的井喷态势，正是由于中国艺术对于二十四节气的传承与保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十四节气艺术作品，可使节气本身文化内涵更加丰富，文化体系更加完善。与其他各类项目有地域限制不同，二十四节气一直为全国各地所采用，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逐渐丰富了文化内涵，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进行了有机统一，上至国家层面的祭祀典礼，下至民众的生产生活仪式和民俗文化活动，包括歌谣谚语、传说故事、诗词和艺术作品等，二十四节气的文化体系越发完善。
二十四节气艺术作品，可使节气本身艺术形式更加多样，文化资料更加完备。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二十四节气的文化表现形式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艺术形式不断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如二十四节气动图、国画、App客户端和笔记本（手账）等。这些多样的艺术形式，使得二十四节气的文化资料库越发充盈和完备，为今后二十四节气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更多有效且不可多得的素材。
二十四节气艺术作品，可使节气本身传播渠道更加通畅，融入生活更加便捷。伴随着二十四节气艺术作品而来的，是高流量和高曝光率。一件成功的艺术作品能够为该项目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在互联网时代的当下，二十四节气的传播渠道则更为通畅，艺术作品成功的概率也自然会得到巨大的提升，这使得节气融入现代生活变得更加便捷。同时，以更多样、更优质的节气艺术作品对二十四节气进行有益的传承，也是我们所需承担的重任。
二、现存二十四节气相关艺术形式及作品
时至今日，二十四节气的传承其实并未中断过。农业生产领域的生产者一直有意无意地使用着二十四节气的知识，城市居民也依据二十四节气来把握一年之中气候的变化。不仅如此，人们还将指导生产的节气与文化生活结合，形成民族节气、岁时文化，并随着历史长河的涌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既有谚语、歌谣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有传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工艺品、书画等艺术作品，还有与节气密切相关的节日文化、生产仪式和民间风俗。[23]在此，十分值得一提的便是艺术作品。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众多已出版的二十四节气普及读物[24]，上线或举办的二十四节气视频、展览中，鲜有将艺术作品纳入节气文化体系的。艺术作品作为二十四节气传承保护的重要形式，显然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尤其是在文化遗产的文化创意设计方面，不仅具有极大的操作可行性，还具有非凡的艺术地位。那么，二十四节气相关艺术形式及作品都有哪些呢？
（一）书法绘画类
在“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成功申遗之前，关于节气的书画等艺术作品多未被大众所熟知，就在项目入选后数日，网络上突然涌现出了众多有关节气的艺术作品（尽管有些作品很早便已面世）。该类艺术作品目前有《二十四节气国画图册》（朱樵、林帝浣，于2016年亮相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现场）、《江宏伟画二十四节气》（江宏伟）、《二十四节气》（老树，即刘树勇）、《食气时代——二十四节气美食插画设计》（罗书环，获2017德国红点传达设计大奖）、《二十四节气诗书》（赵学敏）、《二十四节气美食图》（李晓林）和二十四节气装饰画（全国）等。
（二）艺术设计类
该类艺术作品主要有《二十四节气》水印版画（魏立中，曾于2017年走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二十四节气篆刻作品（全国）、二十四节气浮雕或石雕作品（全国）、二十四节气剪纸作品（全国）、二十四节气农民画作品（全国）、二十四节气动图（石昌鸿）、四时节气·剪纸七巧板（杨慧子）、《节气作业》涂色手账、《从前慢》节气手账[25]、二十四节气笔记本、二十四节气剪纸体作品（杨康）、二十四节气字体设计（全国）、二十四节气插画或海报（全国）、二十四节气台历或日历（全国）[26]、二十四节气书签或明信片（全国）、《二十四节气》摄影作品（青简，还有各类高校版和城市版）、二十四节气标识系统设计（北京国际设计周）、二十四节气文化图谱（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非遗学院）以及与服饰、丝绸相关的设计作品等。
三、二十四节气艺术作品的传承、传播案例分析
毫无疑问，艺术作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人们对某一行业的关注。例如，以9.315亿元成交（以8.1亿元落槌，加佣金总计9.315亿元）的齐白石水墨画作《山水十二条屏》，坐拥“全球最贵中国艺术品”“2017年中国拍卖最贵艺术品”“齐白石个人拍卖最高价纪录”和“中国书画拍卖全球拍卖纪录”等多项纪录。尽管二十四节气艺术作品尚不能达到此高度，但该类艺术作品会对文化传承、传播及关注度方面进行有效提升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互联网时代，文化传承、传播的形式是多样的，层次是多重的。任何一种传播形式和任何一个层次的传承，都可能从量变演变为质变，甚至最终演变成裂变，其传承、传播效果可以大到无法估量的程度，二十四节气艺术作品同样如此。在传播方面，艺术作品有着传播范围广、力度大、渠道宽的优势。在传承方面，艺术作品有着易理解、易接受、易学习的特点。在艺术方面，作品有着更为浓厚的艺术气息和更为优秀的艺术表达，如通过书画的形式将不易理解的节气通俗易懂且艺术化地展现出来。这些就是节气艺术作品的优势。
当然，节气艺术作品在文化传承、传播方面也有着一定的劣势。如在创意设计方面，存在背离节气元素的过度设计、经济至上的商业炒作和脱离实际的盲目开发等现象。在传承、传播方面，宣传展示居多，传承体验较少，上述几类艺术作品中能够供人们进行体验的屈指可数。《二十四节气国画图册》（中英文版）是一个在国外传承、传播的经典案例。该图册完美亮相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现场，艳惊四座，被誉为“最美图册”。该图册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竖排书法写作模式，自左向右翻是中文版，自右向左翻是英文版，中英文内容相互呼应。文字部分由中国民俗学会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作完成，两套国画分别由国内两位知名画家完成并无偿授权。此外，与图册共同出现在现场的还有《二十四节气台历》（中英文版）。该台历文案为七十二候，图案为二十四番花信风。图册和台历两者合力，完美覆盖了二十四节气应有的丰富文化内涵，以简单直观的图文形式讲述了二十四节气的“中国故事”。在此之前，国内的二十四节气艺术作品则相对较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是该套图册和台历开启了二十四节气艺术创作的大门，使其一举走出国门，让更多的国外友人对其有了一种全新的了解途径和方式。《节气作业》涂色手账则是在国内传承、传播比较优秀的艺术作品。它与人们看到的其他几乎“空白”的手账内页不同，试图用完整而丰富的内容体系指引人们顺着节气的方向生活，并且力求让人们在有趣的阅读、书写和涂色中找到生活里的闲情娱趣。据官方介绍，它是由挑选出的48幅超精细的涂色线稿，1000多幅不重复的小插画，整体保留的20000多字内容最终组合而成的。2016年，它由节气新说、食物恋、乐不宜迟、生活笔记、绘生活五大板块组成，后又于2018年推出2.0版，分为节气新说、乐不宜迟、时间餐桌、生活笔记四大板块，囊括了民俗文化、养生饮食、生活娱乐等节气应具备的所有重要方面，兼具了可读、可写、可画、好玩、好看、好用等多重特点，将节气丰富的文化内涵以一种极为有趣、简易的方式进行了集中展现。
四、二十四节气艺术作品创作的建议
相对于其他文创产品来说，人们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文化产品其实并不多，尤其是艺术作品。这种情况，在申遗成功后的近几年中已有较大改观。然而，想要在一个固定空间内完整地体现出二十四节气这项文化内涵极为丰富、覆盖范围极为广泛的项目，无疑对艺术家或设计者的艺术作品创作、理解能力和工艺水平有着极高的要求。鉴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创作建议。
（一）自我提升
系统了解节气，提取文化元素。在节气艺术作品创作之前，首先应该对自身的艺术造诣和水平有准确的认知，及时主动对自身进行必要的节气文化知识提升，让自己在认知水平、艺术造诣上得到一定的提升。如果对节气文化理解不够透彻、深入，作品的文化内涵往往不够，容易产生“变形”，甚至“畸形”。在创作之时，应注意适当保留传统文化元素，积极提取节气文化元素。与此同时，积极开拓个人的互联网思维，增加人们与产品之间的交互，适当增加科技成分占比，将节气文化创意发挥到极致。综合国内现有的节气艺术作品来说，其主旨应多体现简单实用、文艺生活、感情维系和记忆唤醒几方面的功能。目前，形式多种多样的节气日历、内容丰富多彩的节气手账、文艺气息浓厚的节气明信片，均有成为节气艺术作品创作典型案例的潜质，同时也都有一定的文化表现、艺术品位提升空间。
（二）跨界传播
寻求跨界合作，拓宽传播渠道。二十四节气是一项极其便于跨界合作的项目，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广泛的地域范围都为跨界合作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例如，某手机里安装的日历就会每到一个节气发一条推送消息至桌面，提醒用户节气已至，节气内容图文并茂，物候天气、民俗活动、饮食习俗、诗词欣赏样样俱到。这其实已经成为二十四节气众多传播渠道中的一个非常优秀的窗口。那么，延伸开来后，我们会发现，众多国产手机的日历和天气预报App、公共交通App、饮食App，以及三大移动运营商等，未来都会是极其重要的传播渠道。此外，音视频是目前二十四节气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如短视频《二十四节气美食》（2014）、国语动漫《二十四节气的故事》（2015）、短视频《二十四节气》（2016）等。更鲜明的是这项跨界剧目——中国首部创意民俗儿童剧《二十四个奶奶》（2017）[27]。
（三）有序传承
注重传承时序，侧重有所不同。二十四节气的传承与保护并非千人一面。群体不同，时间不同，传承方式也应有所改变。对于中小学生，各地可考虑采用结合本地实际的校本课程在校园中传承二十四节气。如2014年上海市松江区九亭第四小学的全市首本《二十四节气诵读》校本教材[28]，2017年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小学将绘本《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上的内容编印成纸质学案发给学生[29]，嘉兴市秀洲区曾举办“二十四节气我来画”（秀洲农民画）活动[30]，试图通过全社会的参与将二十四节气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对于大学生，华东师范大学自2016年至今连续举办节气茶会，带领全市多数高校师生，切身体验中国传统的民俗文化。对于普通市民，则多数是在日常生活中感知自然、感知节气，如阅读节气绘本、使用节气笔记本、食用节气食物、参与节气活动等。
综上所述，艺术作品对于二十四节气传承与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二十四节气艺术作品的大量涌现在未来几年已是必然趋势。在现行的众多二十四节气艺术作品中，能够完美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还尚未出现（仅有个别较为优秀的案例）。因此，如何让作品成功融入现代生活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
《节气作业》：“再创造”的二十四节气文化创意产品案例分析[31]
2016年11月30日，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此后，二十四节气便强势进入了国人的视野。紧接着，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正式发布，全国上下又瞬间掀起了新一轮的传统文化传播高潮。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于二十四节气的关注度也日渐提升，其中不得不提的便是对于二十四节气的“再创造”。
一、节气的现实意义及“再创造”的可行性分析
当今社会，对人们来说，二十四节气究竟还有没有现实意义呢？
先看民谚：种田无定例，全靠看节气。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滴水干。清明忙种粟，谷雨种大田。立夏鹅毛住，小满雀来全。芒种大家乐，夏至不着棉。小暑不算热，大暑在伏天。立秋忙打垫，处暑动刀镰。白露快割地，秋分无生田。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立冬先封地，小雪河封严。大雪交冬月，冬至数九天。小寒忙买办，大寒要过年。[32]
该则民谚完美体现了节气对古代农业生产生活的重要性。目前，中国传统的农历与二十四节气已经融为一体。节气是按太阳的运行确定的，它的存在使得人们既可以利用农历去判断日数、潮汐、动植物生长周期等，又可以判断长时间范围内的农牧业季节情况。[33]几千年来，我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根据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安排农事活动的。因此，从农业发展与生产生活的角度来说，二十四节气的存在依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是二十四节气的应用，使人类增强了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加速了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随着历史长河的涌进，节气文化被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谚语、歌谣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工艺品、书画等艺术作品，以及与节气密切相关的节日文化、生产仪式和民间风俗。工艺品和书画等艺术作品作为二十四节气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方面，显然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尤其是在文化遗产的文化创意设计方面，不仅具有极大的操作可行性，还具有非同凡响的艺术地位。因此，从民俗文化与艺术“再创造”的角度来说，二十四节气的存在依旧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那么，二十四节气是否具有被“再创造”的可行性呢？答案是肯定的。《二十四节气国画图册》（中英文版）便是一个经典案例。在此之前，国内对于二十四节气的“再创造”较少。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是该套图册和台历开启了二十四节气“再创造”的大门，使得二十四节气逐渐走向了文化产业之路，让更多的文创企业、设计师多了一种设计思路和途径，让更多的国人多了一种体验、体会二十四节气的方式和方法。
二、《节气作业》涂色手账及其特色分析
在众多已被“再创造”的二十四节气产品之中，有一种产品自从一出现，便获得了许多自媒体和个人的极大赞誉，那就是——《节气作业》涂色手账。
什么是手账？手账指的是用于记事的本子，用于记录生活，在其主要流行地区的日本几乎是人手一本。提起涂色，想必读者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了解。2015年，《秘密花园》成人涂色书火爆全球，“涂色”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词。在中国风靡一年后，2016年，《节气作业》随即问世。在网络上搜索可发现，其实市面上的《节气作业》有多种，这里指的《节气作业》为“有礼有节”品牌下的系列产品之一。之所以选择将其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是因为它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无可匹敌的市场占有率[34]。
《节气作业》是一本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的涂色手账。2016年版的手账拥有五大内容板块，分别是节气新说、食物恋、乐不宜迟、生活笔记、绘生活，囊括了民俗文化、养生饮食、生活娱乐等节气应具备的所有重要方面。“节气新说”部分重在知识普及。该手账采用了24张节气主题插画，并配上了少量暖心的文字进行全新阐述，在插画方面植入了令人惊艳的AR效果，真正做到用现代人的方式诠释古老的节气智慧。“食物恋”部分重在时令美食。该手账在努力教我们，即便在忙碌的日子里也要及时品尝餐桌上那些缓慢生长的节令味道。“乐不宜迟”部分重在娱乐生活。该手账在试图时刻提醒我们，每个节气都有一定的“仪式感”，应在恰当的时间做恰当的事情，用娱乐精神化解生活的心结。“生活笔记”部分重在记忆留存。该手账的留白是让我们以文字或涂鸦的形式留下自己的生活记忆。“绘生活”部分重在压力释放，是手账的点睛之笔，工作之余，人们亲自对绘本进行涂色、手绘，创造自己的“秘密花园”，合理释放压力，才能更好地生活。该绘本将二十四节气丰富的文化内涵，以一种极为有趣、简易的方式进行了集中展现，十分讨喜。
整个手账中，笔者认为最亮眼的应是黑科技AR的融入。试想，只要拿手机一扫，手账上原本定格的二十四节气美图一下子就“活”了，伴随着引人入胜的美妙音效，瞬间在手机上跃动起来，就像动态剪影一般。当然，要想使用AR需要先下载专属App。该团队将专属App和令人惊艳的AR同步推出，使得该手账不仅可读、可写、可涂，还可以通过App感受全新的体验和互动模式（自己制作专属的传家日历），变身“掌上节气手账”“掌上传家日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确实值得被赞为“现代人的节气生活指南”。
三、现存的节气“再创造”模式及其利弊分析
目前，市面上能够看到的有关二十四节气的产品类型并不太多，笔者将其主要概括为图书音像、文化创意和艺术创作三类。如果从纯粹“再创造”的角度来说，就只有后两者的联系较为紧密，尤其是文创产品。在二十四节气实际“再创造”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和利弊。
（一）图书音像
建议以知识普及为终极目标。严格来说，图书出版算不上“再创造”，然而该类作品也时有创新之举。该类节气作品已无须赘言，如《二十四节气民俗》（中国社会出版社）、《二十四节气》（中国农业出版社）、《这就是二十四节气》（海豚出版社）、《时间之书：余世存说二十四节气》（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二十四节气志》（中信出版社）和《时光知味》（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等。音像类包括网络直播或视频节目，如短视频《二十四节气美食》（2014）、国语动漫《二十四节气的故事》（2015）、短视频《二十四节气》（2016）等，以及光明网的《致非遗敬匠心》（2017）大型非遗直播活动。关于图书音像，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许多地区都在努力采用不同的校本课程在校园中传承二十四节气，如上海市松江区九亭第四小学的校本教材《二十四节气诵读》、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小学的《这就是二十四节气》纸质学案。
毫无疑问，图书出版和音像视频这类传统保护模式对二十四节气保护来说依旧意义重大，尤其是在知识普及这一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其他形式所无法取代的。然而，其弊端也非常鲜明，即传承能力非常有限。纵观该类书籍和音像，我们会发现，作品虽多，但真正的“大众普及读物/视频”少之又少，众多已出版读物为节气体验、节气美食、节气养生、节气绘本类，鲜有针对民俗文化类的读物。因此，试点开设独具特色的校本课程不失为一个比较不错的途径，《这就是二十四节气》类型的科普读物也是小学生非常不错的课外/课堂读物选择。此外，在固定节气开展相应的民俗文化、美食体验、物候问答等多种形式的课程活动，让学生能够切身体会到节气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
（二）文化创意
建议以艺术熏陶为主要目的。文创产品如今如雨后春笋一般生机勃勃，目前主要有手账、明信片、日历、书签、胶带、贴纸、丝巾、陶瓷杯等。由于文创产品较多，现仅简要介绍较知名产品。手账如《节气作业》涂色手账、《从前慢》节气手账、《时令如花：七十二候·花信风》（中国画报出版社）[35]、《这就是二十四节气自然笔记本》（海豚出版社）、《时间之书：余世存说二十四节气》（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礼盒版[36]和2017《桃花扇》主题二十四节气手账（石小梅昆曲工作室）等。明信片如《中国二十四节气（汉英明信片）》（五洲传播出版社）以及网上各类二十四节气明信片（主要包括国画、美景、美食、动漫、动植物及地域性图片等）。日历如《二十四节气台历》（中英文版）、《思无邪：物候历2018》（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四节气诗画日历（2018）》（中国农业博物馆）、《二十四节气文化知识日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2018年传统文化年历笔记》（辽宁教育出版社）等。书签如二十四节气锦色书签套装（中国国家博物馆）及各类节气主题的书签。胶带、贴纸如文创故宫胶带（统领衙门），以节气为主题的特种邮票、首日封（春、夏）、丝巾、陶瓷杯等也已上市。
在二十四节气“再创造”的路上，文化创意是永远无法被绕过的，自然也是探讨的重点。从国内现有的“再创造”模式和已存在的创意产品来说，其主旨在于体现“简单实用、文艺生活、感情维系和记忆唤醒”几方面的功能。形式多种多样的节气日历，内容丰富多彩的节气手账，文艺气息浓厚的节气明信片，无一不是节气文化创意的典型案例。当然，也有一定弊端。例如，设计师对节气文化理解不够透彻、深入，作品的文化内涵往往不够，容易产生“变形”，甚至“畸形”。因此，笔者建议，在节气“再创造”之前，首先应该对设计师进行一定的节气文化知识普及和进阶培训，让其在认知水平上得到一定的提升。“再创造”之时，应注意适当保留传统文化元素，积极提取节气元素。与此同时，积极开拓互联网思维，增加人们与产品之间的交互，适当增加科技成分占比，将节气文化创意发挥到极致。
（三）艺术创作
建议以文化产业为重点方向。艺术作品主要有书画、摄影、木版水印、设计、剪纸等。书画类作品主要有《二十四节气国画图册》（朱樵、林帝浣）、《江宏伟画二十四节气》（江宏伟）、《二十四节气》（老树）等。摄影作品主要有《二十四节气》（青简）等。木版水印主要有《二十四节气》木版水印（魏立中）。设计类有二十四节气动图（石昌鸿）、二十四节气标识系统设计（北京国际设计周）和二十四节气文化图谱（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非遗学院）等。此外，还有众多有关节气的艺术体现，包括与剪纸、服饰、丝绸、美食等艺术形式相结合。综观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艺术作品，鲜有将“七十二候”“二十四番花信风”纳入其中的，而这两项又是构成二十四节气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年有24个节气，每个节气又分为三候，共有七十二候。花信风，即风报花之消息。自小寒起至次年谷雨止，共8个节气，分二十四候，每一候中，人们挑选一种花期最准确的花为代表，叫作这一节气中的花信风，意即带来开花音信的风候，称二十四番花信风。因此，除二十四节气本身，与其相关的候应、花信也应被列入艺术创作计划之中。
在“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前，有关节气的艺术创作在网络上并不如现在火爆。而今的二十四节气，已经逐渐迈步走向了文化产业的道路。毫无疑问，二十四节气俨然成了一个“文化IP”，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行业设计师，甚至企业家都在积极主动与其接近，寄希望能够或多或少与其发生一些“关系”。艺术创作的弊端也异常鲜明，即作品价格相对偏高。走文化产业之路，无法避免的便是“涉商”。众所周知，成为一名艺术家的道路是无比漫长的，艺术家的作品价格高自然也无可厚非，一路上伴随着艺术家的一定是满满的家国情怀、过人的文化涵养和高超的艺术造诣。因此，笔者建议，鉴于艺术创作未来极有可能成为二十四节气跻身文化产业的重要途径，对于相关艺术家的“苛刻要求”一定要一直持续下去，力争涌现更多的艺术家，让更好的作品问世。
四、结语
无论是从农业生产还是从文化娱乐方面来说，目前二十四节气的现实意义依然重大，全国上下均在不遗余力地对节气进行保护、传承，其方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成果极其丰硕。毫无疑问，二十四节气的保护与传承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如何对其进行有益的“再创造”无疑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上文提及的《节气作业》也仅仅是众多硕果之一，鲜明的艺术特色、文化气息和爆棚的科技感使其像一朵奇葩盛开在行业之中，一时间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
《节气作业》的火爆引发了笔者一些简单的思考，我们是否应该未雨绸缪，力争让这艘飞速运行的“二十四节气号”飞船永不偏离这条“文化轨道”？究竟应采用何种“再创造”模式？“再创造”过程中应注意哪些要素？鉴于此，笔者做了一定的利弊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够对二十四节气的“再创造”有一定益处。文中表述或有不当之处，观点尚有浅薄之处，望各位读者能够给予批评并不吝赐教。
二十四节气文化传播的当下问题研究[37]
2016年11月30日，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自此，我国便开启了新一轮的节气文化传播高潮。随后，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标志着新一轮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潮再次掀起，保护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再次成为一项全民运动，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优秀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自然而然在其旺盛的火炉之上又“燃”了一把（上一次是2005年申遗开始之际）。然而，在旺盛的火炉不断燃烧之余，也不免会留下一些“污染”问题。这些长期与火炉共存的问题就是当今我们面临的非遗保护问题，二十四节气的保护自然也未能免俗。
一、从民俗到艺术：流变的文化传统
提及二十四节气，人们都会有一定的认知。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最容易联想到的便是农时农耕、民俗养生，同时多数人依旧将其视为指导农业生产生活的重要日历。对于文人雅士来说，节气会变得更有韵味，他们对酒当歌、吟诗作赋、挥毫泼墨、画梅数九。对于朝廷官员来说，测定天时、修正历法、主办祭祀、指导生产，每一样都不能少。
如今，随着时代的飞速进步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仅仅是气象预报的出现，便使得二十四节气渐渐失去了其农事生产“指挥官”的身份。以三门祭冬为例，该项民俗活动在当地人心中影响极大。但在项目申遗成功之前，该项目的活动半径也仅限于台州市甚至三门县，充其量也逃不脱浙江省的文化范围。申遗成功后的首个重要节气恰逢冬至，作为申遗成员中重要项目保护地的三门县也承担了浙江省“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座谈会的重任，第一时间召开了座谈会，趁着节气申遗成功的热潮未散，成功在国人面前强势“刷屏”。毫无疑问，二十四节气的文化传统已经开始发生了流变，逐渐从传统的民俗、农事活动向文学、艺术领域迈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二十四节气在这项职责之外的“其他”领域，再次焕发了青春。
在“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前，关于节气的摄影、画作等艺术作品甚至民俗活动都还未被大众所熟知和接受。就在项目入选后数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官媒率先报道了《二十四节气国画图册》亮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现场的消息，之后网络上突然涌现出了众多有关节气的艺术作品，自此也标志着二十四节气在艺术领域获得了极大的认可。目前，为大众熟知的“二十四节气”艺术作品主要包括《二十四节气国画图册》（朱樵、林帝浣）、《二十四节气》（老树）、《二十四节气》水印版画（魏立中）、《二十四节气》摄影作品（青简）和二十四节气动图（石鸿昌）。一时间，这些艺术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些作品很早便已面世，如林帝浣的国画作品、青简的摄影作品），使得部分国人从另一个角度对二十四节气进行了再认知，对于流变的二十四节气文化传统来说，无疑是一项有益的补充与丰富。
二、从民间到社会：多样的传播形式
对于二十四节气，在生产生活、传说故事、民俗活动、医疗养生甚至前文提及的国画、摄影等节气艺术作品等众多领域，十分具有研究价值，其风格多样的传播形式也使其逐渐走向了“文化IP”的行列，对其进行的学术研究、产业开发也在近几年变得异常火爆。例如，“节气茶会”正式随着节气申遗的当口应运而生。2016年11月22日，华东师范大学“节气茶会”第一期顺利开办，计划以二十四节气为节点，面向全校师生，举行24场节气茶会，带领同学们以茶为媒感知自然的节奏，体会传统中国人的天时观念，也可以让参与其中的人切身体验中国传统的民俗文化，让高雅的茶文化浸润校园。[38]
与此同时，自媒体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在近几年野蛮生长。二十四节气的网络传播也呈现出多种形式，社会参与度逐渐提高，已经从传统的纸媒图文、科教视频转变成音频、小视频、短视频和网络直播。如今，在许多听书App（如喜马拉雅）上都能听到关于节气的音频。此外，2014年短视频《二十四节气美食》、2015年国语动漫《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上线；2016年，短视频《二十四节气》（本视频由多位中国民俗学会专家指导、参与录制）上线。不仅如此，各大自媒体也纷纷组织起了节气专题，如“三联节气”。2016年，中国民俗学会官方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正式对二十四节气进行专题推送，通过图文、视频、外链等多种形式对节气文化进行传播，效果十分显著（节气图文的阅读量往往比前后几日头条图文阅读量高出4—5倍）。2017年，民俗学论坛又携手光明网举办《致非遗敬匠心》大型非遗直播节目，成功举办了二十四节气专场活动。
众所周知，“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民俗活动向来极具地域性，基本上，每个节气，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民俗活动。目前，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社会参与度变得越来越高。许多旧时民间组织的民俗活动已经走出了地域局限，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体验到不同的风土人情。比较鲜明的例子是三门祭冬和九华立春祭。2016年冬至，三门祭冬民俗活动从官方直播[39]和网络直播[40]两个不同的窗口同时走出国门，极大地缩短了与世界之间的物理距离，让众多远在万里之外的国内外友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来了解、认知三门县的这项古老的民俗活动。2017年立春，衢州新闻网首次通过网络直播了“九华立春祭”（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的相关民俗仪式与活动。
此外，还有一种十分重要的传播形式极其容易被忽略，那就是学术研究。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将研究成果的发表作为学术作品的二次传播，对于近几年的二十四节气研究来说，还要再加上学术研讨会。何出此言呢？毋庸置疑，此项目申遗成功之后，全国上下对于节气文化的保护热情持续高涨，从“二十四节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保护工作座谈会”（2016年12月，北京），到浙江省“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座谈会（2016年12月，浙江三门），到中国立春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首届立春文化传承保护研讨会（2017年2月，浙江衢州），到“中国二十四节气研究中心”落户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2017年3月，北京），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安仁赶分社”保护工作座谈会（2017年3月，湖南安仁），再到“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学术研讨会（2017年4月，安徽淮南），再到“二十四节气”保护联盟成立大会（2017年5月，浙江杭州），以及二十四节气霜降节保护工作座谈会（2017年10月，广西天等）等如此频繁的系列学术研讨会，都对节气文化的深入研究与二次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目前来说，上述纷繁多样的传播形式对于节气文化传统的保护与传承无疑是十分有效的途径。
三、从生活到生产：突出的传播问题
“二十四节气”源于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却日渐脱离两者。跳出生活的节气，无疑是没有生命力的。申遗成功之后，尽管各级部门都进行了大量的保护工作，但是依旧有一些“顽疾”难以祛除，且这类“顽疾”往往突出存在于文化传播过程之中。
首先，过度商业化。它已经是文化保护过程中的“顽疾”，适当的商业化会给文化传播带来积极效应，过分的商业化却容易使节气失去原有的味道。如今商业化的进程俨然已经到了“造节”的地步（如“双11”“双12”“618”等），许多商家甚至会选择在清明、冬至做活动，每个节气中出现的食物（青团、饺子、春卷等）又容易被商家利用包装成厨神大赛等，甚至近两年还出现了清明“代客扫墓”[41]的网络现象。该类事件经过网络持续传播与发酵，已经给清明等节日节气文化传播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此外，随着二十四节气文化的逐渐升温，一些小型的节气文创产品也在各大销售平台上线，金额小到几毛钱的明信片、书签，数百元的作业手账、装饰画，同时也有大到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的节气国画原作。
其次，强势品牌化。前文已提到，民俗活动有极大的区域性，节气活动仅在本地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对于本地以外的人们，吸引力则势必大幅下降。有些地区则会倾向于将某个节气活动或其中的某个活动“做大做强”，不惜耗费重金打造节气品牌，到头来却只是劳民伤财。以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为例，民间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假如当地政府意欲借势打造“中国冬至”的品牌，实际上很明显是不讨喜且不合适的。一则是因为冬至的独特意义和中国人的敬畏之心；二则是因为项目区域性过强，不宜推广。因此，对于节气的品牌化塑造，应遵从各地的实际情况与节气内涵。
最后，过分学术化。一般来说，学术研究对于节气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都会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如果有过分学术化的趋势则会有反作用。从目前来看，自申遗成功之后，我国各地已经相继开展了很多相关学术研讨会（前文已提及），频繁地召开学术研讨会可能会产生多种较大的影响。一是学术意见的改造，即专家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节气活动的传承与发展。例如，某个专家指出某项祭祀活动在学理上不合理（实际上民众沿袭多年，十分认可），强行要求更改。二是大型活动的创造，即为了配合该项大型学术活动而人为地制造一些原本没有或不应该出现的民俗表演。三是褒贬不一的评论，学术争论一直是学术进步的阶梯。专家之间各执一词、对活动褒贬不一，其实对于身处文化地域本身的人们尤其是传承人来说，是会有一定心理影响的。
四、从保护到传承：长远的规划方案
非遗保护工作一直以来都存在着滞后性，因此对于保护措施的制定，需要有一种智慧的眼光，形成一项长远的规划方案。正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原巡视员马盛德所说：“申报的成功并不是使命的终结，而是非遗保护工作的又一个里程碑。”如今，“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申遗成功已经将近五周年，非遗保护的成果也已逐渐凸显。笔者非常同意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对于二十四节气保护的说法，他说，“对‘二十四节气’真正的保护，是让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活着、用着”[42]。然而，如何让节气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继续挖掘整理，做好基础保护工作。归根结底，节气的文化内涵最终还是要回归本源，如清明、冬至的祭祖。对于任何保护工作来说，基础保护工作都是根本，也是做好一切工作最重要的基石。因此，在做好外部民俗活动工作的同时，仍然需要大力进行相关节气的挖掘整理工作，完善相关基础材料，保证资料的完整性与准确性。
第二，稳固节气内涵，进行适当商业运作。对于商业开放和运作，过去的非遗保护多持反对态度。如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故步自封的非遗保护势必无法走得更长远。笔者建议，目前的非遗保护尤其是对于二十四节气的保护，在商业运作方面应持半开放态度，在稳固节气内涵的基础上有尺度地进行适当开发，让节气活在、用在我们的生活里。
第三，认清保护主体，相关单位各司其职。关于二十四节气的非遗保护，需要时刻认清“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对于保护与传承工作，需认知政府只是主导者，群众才是主体，社区机构是组织者，学者专家的职责任务是对节气文化的价值进行提炼与升华。唯有对各相关单位进行明确的责任分工，才能更有效地保护与传承节气文化。
第四，扩大节气影响，继续举办民俗活动。民俗活动对于节气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一直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笔者建议，在未来的节气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继续加大对节气文化活动的支持力度，让作为主体的群众感受到节气文化的凝聚力，让旁观者感受到节气文化的独特魅力，让作为社区机构的组织者感受到组织节气文化活动的成就感。
责任分担：作为“文化事件”的韩国申遗[43]
曾几何时，中韩申遗“冲突”不断。临近2015年大雪节气，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届会议传来韩国“拔河”申遗这则消息，令国人谈“韩”色变，“恐韩症”再度发作。此次“恐”的不是足球，而是申遗这件“事”。申遗本来是“件事”，却最终变成了“事件”，甚至经过了多年的积淀，演变成了一个“文化事件”。如今多年过去，新的几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以下简称“教科文非遗名录项目”）也相继公布，“济州岛海女（女性潜水员）文化”（2016年，单独申报）、“猎鹰训练术——一项活态人类遗产”（2016年，联合申报）、“朝鲜族传统摔跤‘希日木’”（2018年，联合申报）、“韩国燃灯会”（2020年，单独申报）相继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韩申遗之争”的话题很少再次出现。但是，2015年的“拔河”申遗事件，还是让国人十分愤怒。
这里的“文化事件”指的是韩国端午（2005）、泡菜（2013）、暖炕（2014）、拔河（2015）申遗等事件。之后，有关韩国的常用“关键词”自然也从原本的“整容”“韩剧”“综艺”等变为了“申遗”。源于中国的韩国项目屡次申遗成功，让国人感觉犹如自己在半夜酣睡中被人硬生生地拔掉了门牙，瞬间惊醒后疼得到处咒骂，可气的是，这种事竟不止发生一次。拔牙之痛，绝非一方之责。每每“申遗”之时，韩国总能时不时给国人门牙上来一记“重钳”。“重钳”之后，痛定思痛，循着漏风的门牙去寻找韩国“申遗”的漏洞，并以此查漏补缺，明确相关责任，已经刻不容缓。那么，“冲突不断”的中韩申遗，究竟是谁之过？
一、屡遭质疑的政府
从谩骂声中可以感受到，中国的“申遗”是“有问题的”。“拔河”事件后，网络上大致存在3种声音。一种是知识派，他们了解非遗的概念与特征，对此类事件波澜不惊，也不跟风；一种是盲目派，他们认为韩国抢了中国文化，长此以往，文化流失的严重后果将不堪设想；一种是质疑派，极端控诉政府无能、无作为，动辄就是“政府都在做什么”。面对质疑派的极端控诉，政府又显得那么无辜、无奈和无助。此处，笔者无意为政府“翻案正名”，就事论事，其实政府在申遗方面已经做出了足够多的努力，只是从无比庞大的非遗基数来看比例过低，数量上仍显不足。政府在纷繁复杂的申遗过程中屡遭质疑而成的尴尬境遇，就如同“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种尴尬处境，多是由于申遗方面的基础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大数据时代，数据会说话。先看一组能“开口”的数据。据新华网报道，到2015年底，韩国14年间有18项教科文非遗名录项目（实际上数据有误，应该为17项，且全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类别），令人赞叹。而当时我国有多少呢？38项，数量位居世界第一。而今，数年过去，我国又有4项入选，总数已达42项，数量依旧稳居世界第一位。其中，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下简称“代表作名录”）34项（见表2），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下简称“急需保护名录”）7项（见表3），最能体现《公约》原则和目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计划、项目和活动（以下简称“优秀实践名册”）1项（见表4）。按年份来数，2001年、2003年各1项，2005年2项，2007年0项（未评选），2009年25项，2010年5项，2011年2项，2012年、2013年各1项，2014年、2015年未入选[44]，2016年1项，2018年1项，2020年2项。然而，至今仍有部分媒体报道失实，称2015年时我国有28项、30项的媒体比比皆是，这类失实的报道依旧在不断广泛传播。事实上，仅2009年一批我国就有25项入选，比韩国20年的总数（2001—2020年，共入选21项）都多，政府的努力程度可见一斑。但不幸的是，以上这些数据，唯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上才能看到，在国内甚至没有一家专业的、官方的网站[45]可以进行这类信息的查询。普通民众如果想要了解此类消息，最便捷的途径便是网络媒体，而在专业知识方面，大部分媒体传递的消息未必准确。如今，我国新入选的非遗项目数量正逐年递减，甚至在2014、2015年颗粒无收，这两年恰好韩国申遗风生水起，连有斩获，对比起来确实显得有些许落寞。同时，由于中韩两国一衣带水的特殊性，韩国近年来的申遗项目多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是源于中国。端午、泡菜、暖炕和拔河，无一不在强烈地触碰着国人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表2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3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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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项）
表4优秀实践名册（1项）
事实上，落寞是很正常的，这是由严格的申报流程决定的。在《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46]中，申报流程早已有明确说明。如今，教科文非遗名录（急需保护名录、代表作名录）项目评审周期均为2年，每年的3月31日是截止日期（如2014年提交材料，2016年参加评审）。项目申报有优先考虑的原则，对那些已列入项目较少，尤其是一个项目也没有的国家，包括非洲的缔约国也有一定的倾斜政策。原则上都是一个国家一个项目，但排除项目多的国家。正如2015年，是中国、日本、韩国等11个国家（项目较多的缔约国）受限的第一年，即每2年只能申报一个项目。不过，联合申报从来都是受鼓励的，可以不受数量限制，只要是联合申报都予以受理。当然，笔者也发现，以往曾有项目申报数量不限的时候（2009年）。然而今时不同往日，韩国也是项目申报受制约的国家之一，因此2015年入选的“拔河”项目只能是联合申报。从评审周期上来看，“暖炕”这个项目的产生基本可以认定是媒体的炒作。目前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档案资料来看，2014年，韩国方面并未提交“暖炕（ondol）”技术材料，而是将名为Culture of Jeju Haenyeo（women divers）的项目（此项目在国内被媒体普遍译为“海女文化”）作为候选，因此“暖炕”并没有资格进入2014年和2016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项目的评审程序，“海女文化”项目则于2016年参与评审。[47]反观我国，在2014年时，其实“彝族火把节”这一项目参与了评审，但未能顺利通过（需补充说明材料），迫于多重压力并没有向媒体透露，申遗前后均没有进行大规模宣传报道（按照惯例，教科文组织表示缔约国在项目正式入选名录前，要求实施相关保密原则，不允许进行相关宣传活动）。2015年，按照项目多的缔约国申报受限原则，中国没有单独申报的权利，同时又没有与其他国家联合申报的项目，因此才造成了令国人不满的连续2年的“吞蛋”现象。
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幅员辽阔，资源众多。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沿袭千百年的独特艺术都算得上本族重要的非遗之一，更重要的是，申报时那些几近濒危的项目会有优先权。因此，我国在申遗的项目选择上确实难以取舍。目前，我国在申遗时采用的是可以被称为“大项目”的原则。所谓“大项目”，笔者认为，指的是现存的全国甚至全世界人民共同享有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如2016年参与评审的项目“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纵观我国的42项教科文非遗名录项目，均符合“大项目”或“濒危”情况。截至目前，我国现有4批共1372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020年12月，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推荐项目名单已公示，计划新列入198项），可供申报的项目多如牛毛，如“中国武术”“中国曲艺”“中国刺绣”等，以及众多传统节日。这类大项目仍需继续慎重待选，倘若按照每2年单独申报一项的节奏，全部申报完毕要600多年。即便只有1/10的项目有强烈意愿申报，那也要排半个多世纪，而现实数据却远不止如此。(https://www.daowen.com)
说到这里，就不难理解为何“拔河”项目未被纳入申报日程了。上文提到，可以联合申报，且联合国向来是鼓励的。为何四国联合申报“拔河”却不带中国“玩”呢？其实这样说，倒可能真的冤枉其他几个国家了。笔者曾看到一则消息称，在申报之初，韩国确实有和我国联系“拔河”申遗相关事宜，但因种种原因，我国没有参与。众所周知，如今国内的项目申报有一个硬性要求，叫作“逐级申报”，即“自下而上”申报。具体为县级可申报市级，市级可申报省级，省级可申报国家级。教科文非遗名录项目也是如此，只有本国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才可申报。王福州（时任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曾表示，我国申报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例行做法是，由各省（区、市）向文化部推荐本地区列入国家级名录的具有重大价值并能体现中华文化典型性、代表性的非遗项目。[48]
那么，问题来了，我国目前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中，有没有一个“拔河”或者与其类似的项目呢？答案是否定的。这与当年端午节未能申报的情况如出一辙，当时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时，文化部正拟公布首批国遗名录，传统节日因无申报单位始终无法申报，故而端午节不在其中。而今的“拔河”，一方面，因与项目申报要求不符，从而未能提前两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材料、发起申报，未能参与本次申报也就顺理成章了。至于为什么国遗名录中没有该项目，本文则暂不讨论。另一方面，即便是“拔河”项目有幸入选了国遗名录，相对于其他四国来说，学界虽认可同宗同源，但不可否认的是也确有区别，与此同时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烦琐的申遗流程、艰难的项目抉择和苛刻的申遗要求，只是申遗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这些异常繁杂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绩和民众之间出现了基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从而导致遭民众质疑现象屡屡发生。
二、误读不断的媒体
从2015年韩国“拔河申遗”事件报道来看，媒体对于信息传播的力量依旧不可估量。众所周知，传播力量和宣传效果是呈正比的，反之亦然。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字之差，项目完全会变得面目全非。媒体对标题的取舍要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尽管标题对文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若不幸成了“标题党”，则会得不偿失。项目名称的准确与否，也直接关系到普通民众对项目的了解程度和认知效果。
“拔河申遗”事件发生后，网络上充斥着各种新闻。如《起源于咱楚国的拔河为什么成了别人的？》[49]（湖北日报）、《韩国“拔河”申遗成功共有18个项目列入非遗》（新华网）、《盘点|那些被韩国人申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新的是拔河……》（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韩国申遗再下一城：“拔河”已成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新闻网）、《韩国拔河申遗成功中国文化“被韩国”了多少？》（网易）、《韩国申遗抢下“拔河”：曾是奥运项目，中国春秋战国就有了》（澎湃新闻）、《拔河起源于古时的浙江》（浙江日报）、《拔河成了韩国的“非遗”？》（泉州晚报）、《拔河申遗成功韩越柬菲四国联合申请》[50]（金华晚报）。仔细核实信息后便不难发现，这些新闻的标题都存在几个十分严重的问题。首先，“拔河”这个名称并不准确，应为“拔河仪式与竞赛”；其次，项目国别不准确，应为四国（韩国、越南、柬埔寨、菲律宾）联合申报；再次，标题中“被韩国”说法使韩国被硬生生地贴上了“标签”，具有极强的倾向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具有一定的煽动性质；最后，“起源于”“抢”“中国春秋战国”等用词的出现，显而易见地说明了作者混淆了文物与非遗的不同特性，如“源与流”。仅从标题上看，就明显有误导读者的痕迹。教科文组织提供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申请表》（Nomination form ICH-02）中，明确指出“申报文件不必详细说明申报事象的历史、起源或有关的古代遗物”（Nomination files need not address in detail the history of the element，or its origin or antiquity），从而可以看出教科文组织对于申报内容的导向性。在申报表涉及跨境内容方面，也有相应的要求。如“申请国应提交该国领土内的文化事象的情况，同时承认在其领土外存在相同或类似的非遗项目；申请国不应提及此类非遗项目在其领土以外的存续力，也不应将其他国家的保护工作列为其特点；申请国不应以可能导致误解或削弱各国人民相互尊重的方式来描述其他国家为保护非遗所做的努力，或提及其他国家的做法和活动”。此外，各大媒体为搏头条、点击量，消息已经不仅仅是质量参差不齐、信息完整性不一了，尤其是在转载其他各大报纸媒体消息方面，更是相互转载、不加甄别。如人民网、光明网、凤凰网、搜狐、新浪、网易等这些官媒，消息均存在不准确、不完整等情况，在此不便一一赘述，即便在“事件”平息后仍鲜有报道全面、信息准确的媒体报道。无疑，对于这种不全面、不准确报道的出现，媒体是有一定责任的，这种责任直接体现在网民对申遗事件的反应上。“拔河申遗”事件铺天盖地的消息引得网民一片谩骂，就在当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浪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韩国“拔河”申遗成功的消息，在为数不多的几条评论中，竟然清一色都是轻蔑和谩骂。
项目名称的不准确（见表5、表6）必然是构成媒体误导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说“端午”，准确名称应为“江陵端午祭”，而绝非“端午”二字。其次说“泡菜”，其准确、完整的项目名称应为“泡菜的腌制与分享”，而媒体一般仅用“越冬泡菜文化”作为项目名称。甚至在媒体渲染之后，一则报道更是将其简化为“韩国‘泡菜’申遗成功”。但韩国入选非遗名录的却不是泡菜这一食物，而是那个名称奇长的项目名称。再次说“暖炕”，学名为“温突”，专指朝鲜民居特色的地热取暖系统，与中国人理解的“火炕”并非完全一个概念。最后说“拔河”，项目的准确名称和国家名称在众多媒体信息中很少出现，较多出现的仅为“韩国”“拔河”二字，然而不准确的国别、项目名称简写所带来的歧义是无法想象的。不过，就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和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用词、用语都不太准确，也就不能过多怪罪媒体了。倘若人们能够对项目名称有准确的了解，想必在申遗过程中出现误读的概率会小很多。
表5教科文非遗名录名称表述/简称不当情况（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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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常用缩略语[51]
除去名称报道不准确外，报道者的语意曲解也是不能忽略的。提到语意曲解，不得不提的是2004年的韩国“端午申遗”事件，此事堪称中韩申遗之争的导火索。整件事情的爆点应该要从一篇文章算起，2004年5月6日，一篇名为《端午节将成为外国文化遗产？》[52]的文章刊发在《人民日报》上。该文首段干脆利落地说道，亚洲某国准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端午节”为本国的文化遗产，目前已将其列入国家遗产名录，很快将向联合国申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53]。“端午节”“外国”这两个词无疑深深地刺痛了国人的心，一石激起千层浪，自此拉开了中国“端午保卫战”的大幕。随后，2004年5月10日，《环球时报》刊文《向联合国申报“江陵端午祭”为世界文化遗产端午节快变成韩国的了》，虽然将“端午节”更正为“江陵端午祭”，但是文章却犯了一个最致命，也最知名的错误。文中说：“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可以确定，‘江陵端午祭’确实是从中国的端午节发展而来的。如果韩国此次申报成功的话，中国就不可能再以‘端午节’的名义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了。”文中的记者随后问，韩国此次申报能否成功呢？乌（丙安）教授说：“胜算非常大。”最后一段，还历数了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被其他国家抢先申报的例子，包括印度尼西亚申报的皮影戏、蒙古国申报的马头琴、伊拉克申报的十二木卡姆等。这是典型的“唯一论”。此言一出，国人真的再也坐不住了。殊不知，就在“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之时，中国的“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也顺利入选。但此时已于事无补，经过一年多的事件发酵，韩国“抢走了”中国端午节的消息如雪花般漫天飞舞，随风无孔不入。这两篇文章影响了国人十余年，也影响了非遗保护十余年。
然而，回过头来再看，毕竟这种情况可能更多是由于记者个人原因造成的曲解，但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际上看，应该都是可以避免的。新闻工作者的基本原则，无疑是报道的真实性。真实性从何而来呢？校稿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倘若记者单方面为求新闻的爆炸性和时效性，而舍弃文章校验这一步，将未经采访对象校验的文章整合、刊发出去，那么后果已摆在眼前。
不当采访也是另外一种容易引起误读的方式。辽宁卫视《说天下》节目十分“及时”地给普通民众强行灌输了“中国文化被韩国”的思想。作为一则观点有误的新闻，倘若是主持人的个人观点表达，也不会让人觉得太奇怪。但有些节目则不加筛选，采访了个别不适合的专家，结果必然适得其反。如《江苏公共·新闻》频道电话连线采访了某省美学学会常务理事、某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傅某某。这位美学专家不仅未否定主持人抛出的“拔河被韩国抢去”的观点，而且很自然地“接棒”成功，在采访的前一段历数了拔河起源于中国的历史及史料记载，后一段则指出韩国古代隶属于中国，受中国文化传入影响，最后还悉数列举了“端午节”“活字印刷术”都被韩国“抢注”申遗的观点。不当采访既然能够出现在影视媒体上，也免不了会出现在报刊媒体上，《拔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的浙江》[54]一文称，该报记者连线了长期从事体育史研究的某师范大学教授曹某某，报道之时“拔河申遗”事件已经处于风口浪尖。该文通篇在讲述曹教授关于拔河历史渊源与中韩拔河不同的叙述，却自始至终未提及中韩拔河在申遗上的“矛盾”。若记者对于申遗情况已十分了解，此篇仅为讲述拔河与浙江的渊源便无可厚非，但若是该教授是以“如何看待韩国拔河申遗成功”为话题进行的讲述，那么回答的内容就答非所问，甚至有了误导性。笔者认为，从纸质媒体需普及相关知识的角度来看，这次采访的主题应该是后者。同一天，《起源于咱楚国的拔河为什么成了别人的？》一文称，据中国拔河协会工作人员表示，对于韩国“抢注”拔河一事，他们并不知情：“我们管的是竞技拔河，这和大家经常在群众运动会上看到的拔河不一样。”在采访中由于研究领域的较不相关，因此表达了不妥的观点或导向，引导民众走向歧途也再正常不过了。这种采访不仅降低了专家在自身研究领域的地位和身份，而且本领域真正的专家则容易将其与“伪专家”列入同一行列。同时，由于采访焦点和对象（拔河协会）的不准确表达，还让民众看到了一个遇事“推诿扯皮”协会的工作状态。
当然，时而也有较为喜人的媒体亮眼。同为辽宁卫视，天堂与地狱，高下立判。早在2014年4月的一期《老梁观世界》栏目中，主持人梁宏达就专门讲了一期有关“申遗”的专题节目，名为《“妖魔化”的韩国申遗》。节目中，老梁历数了多年来中韩“申遗”矛盾的相关项目和种种原因，涉及端午节、火炕、活字印刷术、泡菜等，在普及了非遗基本知识的同时，也为韩国“喊了声冤”，着实算得上是“申遗”事件媒体报道中少有的一则优秀案例。但由于该节目为地方媒体，影响力和受众群体相对不够广泛，因而节目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可能并不乐观。
三、发声不力的学者
什么是非遗？哪些类型的项目可以算非遗？什么是文化的“在地化发展”？那些广泛存在的误读，多是由于对非遗概念和特点的不熟悉所致的。这些不熟悉，笔者认为，学者应负相当重要的责任。
迄今为止，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已经开展了十几年，并且在2011年6月1日正式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即便如此，依旧有许多人不知非遗为何物。即便是一线的非遗工作者，不懂非遗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厘清这个概念对普通民众尤其是非遗工作者在认识、认定、保护非遗方面无疑有着巨大帮助，然而要真正厘清概念的难度却非常大。
非遗概念的提出，从民俗、非物质遗产、民间创作、口头遗产、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到非遗这一类总称性术语，历经了数十年的曲折过程。[55]2003年10月通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遗有着明确的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它包括以下方面：①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②表演艺术；③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④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⑤传统手工艺。简单来说，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才更是非遗的范畴。正如乌丙安教授所说，中国引进了这个术语（intangible），并把它译成“非物质的”，应该理解为这种文化遗产既是看不见的，也是摸不着的，因为它不是物质的遗产。[56]懂得了什么是非遗，才真正拥有了一双雪亮的眼睛。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由于非遗的概念是一个舶来品，因此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非遗”这个术语也遭到了各种质疑，尤其是“遗产”二字极容易让人联想到财产，会不自然地物质化。刘锡诚老先生认为，虽然这个叫法已约定俗成，但“传承”和“遗产”叫法还是可能会带来不同后果。[57]段宝林老先生认为，非遗实际上就是以民间文化为主的民族文化遗产，其主要内容就是民间文化。[58]徐艺乙老师则认为，非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其发展进程中保留、传递和延续着的文脉，如历史记忆、情感、经验和智慧等。[59]因此，理解非遗的概念，还是应该从《公约》出发。
“在地化”是影响非遗保护多年的一种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多数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公约》中明确指出，非遗申报的目的重点在于保护文化多样性。非遗的申报不要求项目本身必须处在发源地，而在于谁传承、保护得更好，即无“源与流”之别，讲究文化的“在地化发展”。在这一点上，引起国人争议的那几个韩国申报成功的项目正是适用此原则的。曾有一则材料称，之所以国人对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如此恼怒，正是因为韩国在他们的申报文本中，第一句话就是“端午节原本是中国的节日，传到韩国已经有1500多年了”，之后才是对韩国如何将端午节本土化的介绍。[60]然而，细想之下，韩方进行申遗有无过错呢？当然没有，但无奈的是多数国人当时甚至如今依然不这么想。陶立璠老先生早在2004年就说过，韩国将来自中国的端午节习俗本土化了，变为韩国民族文化传承的一部分，受到重视和保护，这种经验很值得学习和借鉴。文化的本土化、多样化使我们的生活有了多种选择，变得更加丰富多彩。[61]朝戈金老师认为，文化的进化，具有典型的“非线性进化”特性。也就是说，文化的共享性是特别突出的。[62]中国“四大传说”到处可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外，刘魁立老先生提出的非遗“契约精神”和“公产意识”[63]在理解非遗的共享性特点时也很值得学习与借鉴。他认为，非遗项目的申报是申报人与履行文化保护职责的行政部门签订的一个保护与传承的契约，而被列入名录的非遗技艺也不再是完全的个人私产，而是国家与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共同记忆。这样的理解即便是对两个不同版本[64]的《公约》来说，也是非常相符的。
“抢注”则是另一个影响非遗保护的重要说法。这个说法流传广泛，却起到了巨大的副作用，虽然经过了学者们多年的努力发声，依然效果不佳。2005年的“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可以说是给韩国“贴标签”的一个重要标志，之后的“大韩民国越冬泡菜的腌制与分享”“拔河仪式与竞赛”等项目也是如此。那么，韩国是否“抢注”了中国的文化，“抢走”了中国的非遗？当然没有。巴莫曲布嫫老师曾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在《公约》框架下的申报工作，是践行《公约》精神，积极开展非遗领域国际间交流和对话的措施，是提高可见度的‘共享’而不是‘商标注册’，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申请了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就等于拥有了该项目的所有权。‘别国申报成功，自家的遗产就成了别人的’，这种心态走入了误区。按照《公约》相关规定，缔约国都有将其领土上的某项非遗申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权利。对于两个遗产国家共同拥有的同源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一个国家均可以单独申报，如果列入代表作名录，也不妨碍其他的国家再次单独申报。同时，联合申报也是近年来提倡的做法。在联合申报和保护方面，我国已经有了有益的实践。2005年我国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两国还建立了联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合作机制，定期召开工作组会议，开展交流互鉴，为履行《公约》，在各自领土上延续遗产生命力，做出自己的贡献。”[65]的确，非遗并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也不存在先后顺序，目的重点在于保护文化多样性。事实上，中国端午节（2009年）、中国皮影戏（2011年），甚至是在韩国之后的“朝鲜泡菜制作传统”也成功入选了代表作名录。此外，中国的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多批扩展项目名录也都是例证。因此，根本不存在“抢注”之说。
施爱东老师说过，2005年之后，民俗学者成了中国非遗保护运动的主要学术力量，深度介入了中国政府的该项工作。[66]中国民俗学者普遍认为，参与非遗保护运动是民俗学不可推卸的社会职责和学术职责，同时也是一次新的历史机遇。户晓辉老师则说，尽管一直有学者犹豫不决，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国际、国家还是地方层面，民俗学者都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力量。[67]叶涛老师也曾说过，仅在中国民俗学会2008年年会中，230余篇应征论文（含逾期）中就有超过1/3（将近80篇）的论文是与非遗有关的，涉及非遗的方方面面。[68]正因如此，笔者才敢说，在“韩国申遗”事件上，民俗学者是有一定责任的。其实自2004年韩国“江陵端午祭”准备申遗起，就不断有民俗学者发声。但发声力度和影响依旧不够，正如周星老师认为的那样，对于中韩围绕端午形成的“异文化”之间的误解，相关国家的民俗学和民俗学者实际上是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的。[69]中国的部分民俗学者虽然大体上也了解韩国“江陵端午祭”的独特性，却无法向更大范围的中国知识界予以说明，或无力引导国内媒体及大众的文化民族主义舆论导向。的确，当“事件”发生后，多数学者的发声途径是报纸杂志等，这种形式周期较长，失去了互联网信息传播中最重要的性质——时效性。从文稿写作到采稿、修改、发表，好的刊物一般会等半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与此同时，错误或者带有误导性质的观点已经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存在、影响甚至发酵了一整年。没有了时效性，一篇新闻稿的最大价值就难以体现。
如今，从事非遗研究的学者多集中在民俗学领域，中国民俗学会在中国甚至世界的非遗保护进程中也逐渐起到了更大的作用。2012年6月，中国民俗学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咨询机构，获得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的地位。2014年11月，其进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新成立的审查机构行列，在2015年至2017年间全面参与了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名录、优秀实践名册及国际援助四类申报项目的评审工作。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民俗学者的发声情况依旧不容乐观。
四、不明真相的民众
自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算起，至今已十年有余。虽然官方对于非遗知识的普及做得还不够深入，媒体对于非遗知识的宣传还不够准确，学者对于非遗的相关研究还在进一步深化，但他们是非遗保护的践行者，绝对不是全部责任的承担者。十余年，即便再隔行如隔山，民众对非遗也应有相应的基础了解，但如今网络上依然是“键盘侠”四起，仇视、敌对韩国的民众层出不穷，他们对“申遗”依然“不明真相”。因此，在“韩国申遗”事件中，民众也有相应的责任，只是这种责任相对占比不大而已。
“趁还来得及，赶紧把广场舞也申遗了吧！”一句玩笑话，却道出了民众对于非遗认知的真实水平。学者口中所说的“申遗”和民众脑中理解的“申遗”并非一回事。“遗”字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民众未必清楚。近两年，人们常听到的杭州西湖申遗、大运河申遗、南京大屠杀申遗、慰安妇档案申遗等，其实并不是同一类遗产。众所周知，世界遗产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复合遗产和文化景观。它们同为遗产，却不尽相同。杭州西湖、大运河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南京大屠杀、慰安妇档案（申请失败）属于世界记忆遗产，这里所指的“申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从外文中翻译过来的“遗”字，使得非遗研究者、工作者、从业者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困惑。遗产分类如此广泛，民众不知其所指也在所难免。
当然，理论层面的因素并非是使得民众困惑的全部原因，个人实际层面的因素也有。十多年间，多数民众仍不思进取，主动让知识停滞更新，当新一轮的“申遗”事件出现争议后，十多年前那些不明真相的民众如今依旧如此，没有丝毫改变。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有关非遗的消息传播竟然还处在一个信息封闭的空间内，有选择性地接收片面消息使得信息变得极不对称，实在令人扼腕叹息。身处这个信息获得速度极快的互联网时代，不能够利用自身有效的资源去发现、获取、甄别信息，毫不客气地说，也可以算得上一种无知的体现。
民众“谈韩色变”并非没有其他原因，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驱使，同样促成了民众的激进心态。在经历了多次韩国“被申遗”事件后，时隔多年，又有一个源于中国的项目（拔河）触碰到了国人的敏感神经。面对这种“不光彩”，网民们重提旧事，历数旧日种种罪行，“新仇旧恨”集聚，以“起源说”为语言武器，愤怒全然跳跃在键盘之上，网络暴力肆虐，恰如近些年的“仇日”情绪一般浓厚。网民们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种在自家门前的庄稼被别人“收走”，心中自然、本能地泛起了一种强烈的保护欲。然而，当得知庄稼已半夜被“偷”之后，那种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瞬间涌上大脑，甚至心生恨意（这一点在媒体行文的字里行间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们开始抱怨政府的无能和无作为。于是，这些网民便理直气壮地变得更加愤怒。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让他们引以为豪而愤怒不堪的原因竟是自己的知识更新不及时。如今，民众依旧习惯于将“申遗”作为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的荣誉保卫战，或是与他国间的竞技比赛，将先后顺序、成功与否、项目数量作为这场战争或竞技的标准。但是，殊不知，非遗项目并无唯一归属，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申遗之路也并无终点，以何为输赢？这种“视申遗为战争或竞技”的思想观念理应早日在民间根除，而民众也应该从“韩国申遗”事件中真正读懂非遗。
“冲突不断”的中韩申遗，是谁之过欤？毋庸置疑，“韩国申遗”事件的出现必然是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如若仅由以上四者负全部责任，则显得过于不当。但是，作为一种持续的“文化事件”，其责任还是有一定的分成的，套用一句流行语来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民众，剩下的九十分，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二十四节气国画图册》亮相申遗现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侧记[7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于2016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会议中心召开（见图1）。北京时间11月30日17点30分（当地时间12点30分），委员会经过评审，正式通过决议，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见图2、图3）。
图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现场全景/摄影：巴莫曲布嫫
图2中国代表们携带《二十四节气国画图册》和《二十四节气台历》推介材料入场/摄影：巴莫曲布嫫
图3申遗现场/摄影：巴莫曲布嫫
列入名录，《二十四节气国画图册》亮相
“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审议通过之时，正处于大小雪节气之间，远在万里之外的首都北京前一晚也飘起了雪，恰好印证了代表团致辞时使用的“瑞雪兆丰年”那句谚语。决议通过之际已是当地午餐时间，但代表团成员们兴奋不已，每个人都在手机上忙着传递信息，与国人同步刷屏，分享彼此的喜悦，连午饭也没顾上去吃。
接着，趁中午休会的空档，代表团成员们在团长马盛德的带领下，将专为此行定制的《二十四节气国画图册》和《二十四节气台历》亲手送到了每一个代表团的席位上（见图4）。会中，这两种中英文项目推介材料极为抢手，前来索要的代表接踵而至，随后材料便被一抢而空。泰国代表团的负责人还拿着《二十四节气国画图册》亲自来到政府团席位请所有成员签名，并大加称赞，说这是她见过的最美的图册之一。
图4申遗成功后，当时的中国申遗代表团团长马盛德（中）亲自于各国代表团席位上发放二十四节气推介材料/摄影：巴莫曲布嫫
最美推介材料因何而来
这套最美推介材料——《二十四节气国画图册》（中英文版）在申遗成功后能够大放异彩，其实并非偶然。图册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竖排书法写作模式，自左向右翻是中文版，自右向左翻是英文版，中英文内容相互呼应（见图5、图6）。
图5《二十四节气国画图册》中文版推介材料/摄影：巴莫曲布嫫
图6《二十四节气国画图册》英文版推介材料/摄影：巴莫曲布嫫
在我国文化部的鼎力支持下，这套图册由中国民俗学会取得两套国画作者的授权且出资印制，并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作完成二十四节气说明文案。图册中的两套配图由两位国画作者完成，分别是中文版国画作者朱樵（中国作家书画院画师、中国文人画家）和英文版国画作者林帝浣（中山大学教师）。在此，我们要向给予中国民俗学会无偿授权的两位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也要向在第一时间联系两位画家的中国民俗学网志愿者工作团队和刘晓春教授郑重申谢！感谢你们！是你们的努力，让中国“二十四节气”以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从田野里走出，迈向全球！这里，要特别感谢的是中文版国画作者朱樵老师：这套二十四节气国画原本为中国民俗学会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而创作，皆为每一节气来临之际完成一幅。但其画作自决定采用至印制仅寥寥数日，仍有四幅未完成。画家硬是加紧创作步伐，连夜赶工，最终高质量地提前完成了最后的四幅画作，为图册的完美呈现争取了更多的时间（见图7）。再次感谢！
图7《二十四节气国画图册》亮相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摄影：巴莫曲布嫫
精益求精，《二十四节气国画图册》几易其稿
提及《二十四节气国画图册》的成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代表团成员们也是在登机前往埃塞俄比亚之前才首次见到了样书，其时间紧迫性可见一斑。虽然时间十分紧张，但该套图册的文案、设计和印制却一点也没有马虎，从代表团的中英文撰稿人到设计师，从云林青溪的排版和制作到小森印刷的印制和装订，可谓是多方精益求精、争分夺秒的结果。从最初的折页和拉页设想，到最终完成《二十四节气国画图册》（中英文版）的双面读物，几易其稿，最终成册。定稿后快马加鞭、紧急印制，首批300本总算被马不停蹄地送往了机场，为代表团上会推介添加了助力（见图8、图9）。如今看来，相关合作方的每一次努力，每一番的辛苦，都是非常值得的。
图8《二十四节气国画图册》中文版推介材料（二十四节气表）/摄影：巴莫曲布嫫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是中国传统历法体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让外国的读者看得懂，确实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这套图册连同文化部定制、书田出品的《二十四节气台历》（文案为七十二候，图案为二十四番花信风，英文翻译由代表团成员完成）第一次在国外正式亮相，便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惊艳了各国代表团。在申报材料、图片和申报片登录联合国教科文网站后，图册和台历以简单直观的图文形式讲述了“中国故事”，成为来自121个国家的各方参会代表进一步了解、感受和认识二十四节气的两道风景线，散发着东方古国的大雅、大美和大气。
“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成功列入代表作名录，有赖于多年来为申报工作付出艰辛劳动的多元行动方，也离不开身居前线的每一位代表团成员的努力，更少不了大后方每一位国人的支持。
图9中国申遗代表团在席位上合影（席位上放置有《二十四节气国画图册》和《二十四节气台历》推介材料）/摄影：巴莫曲布嫫
【注释】
[1]阿成：《冬至大如年》，《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2月3日，第10版。
[2]施立学：《冬至为何“大如年”》，《长春日报》2016年12月15日，第7版。
[3]顾禄撰，来新夏校点：《清嘉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页。
[4]海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海宁风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5]《新塍镇志》编纂委员会：《新塍镇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页。
[6]《大云镇志》编纂委员会：《大云镇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366页。
[7]董学玉、肖克之：《二十四节气》，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
[8]施立学：《冬至为何“大如年”》，《长春日报》2016年12月15日，第7版。
[9]孟元老著，王莹注译：《东京梦华录》，中国画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47页。
[10]高倩艺：《二十四节气民俗》，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
[11]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
[12]金传达：《细说二十四节气》，气象出版社2016年版，第326页。
[13]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4]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5]杨允孚：《滦京杂咏（及其他二种）》，中华书局1985年版。
[16]郁华：《农历冬月：又逢“九九消寒”时（民俗）》，《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2月3日，第10版。
[17]戴望云：《冬至为何大如年：圣诞节曾被称为“洋冬至”》，澎湃新闻2015年12月22日。
[18]平湖县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县卷》，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1990年版，第465—466页。
[19]平湖市政协文教卫体与文史委员会：《平湖俗语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20]顾禄撰，来新夏校点：《清嘉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页。
[21]王晓涛、朱吏撰，原载《2018中国·嘉兴二十四节气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叶涛、王登峰、金琴龙、王一伟主编，中国书店出版社2019年版，略有修改。
[22]金传达：《细说二十四节气》，气象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
[23]董学玉、肖克之：《二十四节气》，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24]笔者查看了市面上较多的二十四节气综合科普类出版物（不含单项读物，如养生、美食等），在几家针对节气较为权威的出版机构或编写组织（中国农业出版社、气象出版社和中国民俗学会编写组）的出版物中，依然未能在目录或正文中找到艺术作品的踪影，文中出现的依旧是农事活动、气候物候、习俗、食俗、谚语、诗词、故事传说、养生等内容。
[25]《节气作业》涂色手账和《从前慢》节气手账均为“有礼有节”旗下产品。“有礼有节”是一个中式美学品牌，以“礼”为核心美学研发概念，开发具有东方生活风格的美学用品。《节气作业》是一本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的涂色手账，被盛赞为“中国版《秘密花园》”“国民生活手账”等，甚至被誉为“现代人的节气生活指南”。
[26]日历如《二十四节气台历》（中英文版）、《思无邪：物候历2018》（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四节气诗画日历（2018）》（中国农业博物馆）、《二十四节气文化知识日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2018年传统文化年历笔记》（辽宁教育出版社）等。
[27]该剧将二十四节气文化巧妙融入其中，以祖孙亲情为线索，在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向孩子传递真善美，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该剧以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为主线，讲述了主人公小男孩翔翔，因父母工作繁忙无暇照顾，被父母从南方送到陕西老家，由奶奶代为照料的故事。剧情从翔翔初到奶奶家时的不适应、对奶奶的排斥，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因奶奶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大自然神奇美妙的四季变换，翔翔渐渐爱上了这个陌生的地方，并在心底和奶奶建立了浓厚的亲情与默契。
[28]许沁：《课本中，培养中小学生诗词“童子功”》，《解放日报》2017年2月21日，第1版。
[29]邓小龙：《“二十四节气”课程进入小学课堂》，《长江日报》2017年4月14日，第7版。
[30]该活动分为三组，分别为成人组、中学组和小学组。
[31]王晓涛、朱吏撰，原载《中国立春文化与二十四节气研究文集》，余仁洪执行主编，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略有修改。
[32]高倩艺：《二十四节气民俗》，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33]金传达：《细说二十四节气》，气象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
[34]影响力和占有率：该两项数据暂无准确统计，但从各大媒体对该绘本铺天盖地的赞扬之声可见，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一定非同一般。且同类产品极少，竞争力相对较差。
[35]《时令如花：七十二候·花信风》：由日本著名画家巨势小石绘画，以七十二候为主线，每一候里选一种花与物候对应，辅以对时令习俗的介绍，描写时令景物的古诗、民谚等，让读者在欣赏精美画作的同时，亦对与时令相关的文化有所了解。
[36]《时间之书：余世存说二十四节气》：该书所用二十四节气插图为老树所作，礼盒版含《时间之书》（节气国民读本）、《时间印象》（节气画片）和《时间笔记》（节气手账）。
[37]王晓涛、朱吏撰，原载《嘉兴公共文化》，2018年第2期，经授权发布，略有修改。
[38]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联合涵芬楼创立校园“节气茶会”［EB/0L］.（2016-12-12）.http：//news.ecnu.edu.cn/50/c4/c1833a86212/page.htm.
[39]官方直播：包括中央电视台、浙江日报、浙江卫视等。
[40]网络直播：包括萤石直播等。
[41]代客扫墓：清明节，一些上班族因为没时间回家祭祖，于是网上兴起了清明节代客哭坟的现象。在墓前号啕大哭的人，可能和墓地里面的人毫无瓜葛，他们只是“代理扫墓”的业务员。
[42]彭林：在“二十四节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保护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2016年12月21日，北京。
[43]王晓涛撰，原载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年10月31日，经授权发布，原文有修改。
[44]该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UNESCO）“Browse the Lis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Register of Best Safeguarding Practices”，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en/lists，2016年1月9日。
[45]现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2019年3月改版上线）可查，但多为条目式列表，具体内容登载较少，不含申报书、申报片等。
[4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018版）》，内部资料，2020年，第31-32页。
[47]该信息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UNESCO）“Files 2016 under process”，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en/files-2016-under-process-00774？select_country=00054&select_type=all#table_cand，2016年1月9日。
[48]郭佳：《“非遗”不是“商标”不必担心他国“抢注”》，《北京青年报》2016年12月7日，A19版。
[49]马明玉：《起源于咱楚国的拔河为什么成了别人的？》，《湖北日报》2015年12月4日，第19版。
[50]该报纸将多年前一则消息中明显的错误观点用在了文内。该观点为：“留学于韩国釜山釜庆大学的熊梦霞称通过多方查证，认为拔河源于我国春秋时期的荆楚之地，为鲁班所创，只有中国才有资格申报。”
[5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018版）》，内部资料，2020年，第23页。
[52]刘玉琴：《端午节将成为外国文化遗产？》，《人民日报》2004年5月6日，第4版。
[53]《公约》在第八章“过渡条款”中明确：委员会应把在公约生效前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遗产代表作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7年5月2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一届特别会议”在成都举行，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将90个“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54]曹林波、汪旻：《拔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的浙江》，《钱江晚报》2015年12月4日，第18版。
[55]巴莫曲布嫫：《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实践》，《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第6—17页。
[56]乌丙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认定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1—21页。
[57]刘锡诚：《对几个“非遗”理论问题的思考》，《凯里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12—20页。
[58]陈真文：《第三资料库的开发和“非遗”保护》，《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1—5页。
[59]徐艺乙：《非遗申报和保护都须规范》，《世界遗产》2013年第3期，第13页。
[60]丁肇文：《专家称端午节申遗韩国胜出不妨碍中国继续申报》，《北京晚报》2005年11月30日。
[61]陶立璠：《从“端午申遗”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安全》2004年第7期，第37—38页。
[62]朝戈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与〈非遗法〉》，《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第13—14页。
[63]刘魁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提倡“契约精神”、彰显“公产意识”》，《世界遗产》2014年第12期，第20页。
[64]巴莫曲布嫫：《从语词层面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基于〈公约〉“两个中文本”的分析》，《民族艺术》2015年第6期，第63—71页。
[65]中国“二十四节气”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新闻发布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官网，https：//www.mct.gov.cn/vipchat/home/site/2/251/article.html，2016年12月6日。
[66]施爱东：《民俗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的尴尬处境》，《民间文化论坛》2014年第2期，第17—19页。
[67]户晓辉：《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第16—30页。
[68]叶涛：《民俗学会2008年年会有感（二）》，民俗学博客官方网站，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blog/？uid-4-action-viewspace-itemid-4189，2009年1月6日。
[69]周星：《东亚的端午：以“药物”为中心》，《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第68—75页。
[70]王晓涛撰，原载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年12月8日，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