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的序言
在长年的原则斗争中，我们取得了种种不同的，既有痛苦的也有令人欣慰满意的经验。现在，一方面看一看我们所已经达到的成果；另一方面再看一看我们所要达到的理想，有时就不免会对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能坚持到底吗？你能永不丧失为达到这样的奋斗目标所时时刻刻绝对必需的勇气、耐性和牺牲精神吗？
坚持到底是一件艰难的事。环顾一下你们周围的战友吧。其中有多少人对于前途发生了动摇！有多少人在第一次战役中光荣地牺牲了自己，把继续的战斗任务留给了具有高尚的情感和修养的，但还没有经过那种心灵折磨的考验的人，这种折磨恰恰是在我们认为可以找到安慰和骄傲的地方，最迫切地在等待着我们。
现在且让我们从这幅无可慰藉的图景中摆脱出来，回顾一下若干年前当这种原则斗争刚开始时的情景。当时我们会估计到我们的原则能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内有这样广泛的传播吗？无论我们或是我们的敌人都没有预料到这样，当初我们只不过是如此期望而已。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又如何能期望这样一些呢？例如：土地和劳动的共有共享制的必要性，以及实现社会地位的平等。当时即便在有政治头脑的人里面对此也是模糊不清的，在德国著作中关于这种思想恐怕还更为模糊。这种思想模糊的状态在有政治头脑的劳动者[2]中引起了对于所谓“学者”们的一种类乎憎恶愤恨的情感，这种情感可以如下来描述：他们太高傲，他们对于穷人和劳动者没有感情；他们是养尊处优长大起来的，当一个特权者是他们的前途和希望，他们不会利用政治为穷人谋利益。所以他们根本不要平等和财产的共有共享制。我在德国周游很久，由于内心的热忱，我曾试图说服别人赞同我当时还不成熟的关于平等的看法，但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无论是在口头上或文字上暗示过平等的可能性或必要性的任何东西。欧文、傅立叶、巴贝夫这些人，甚至1838年在巴黎这样的地方，在人民群众之中还是不为人所知的，更不要说他们所努力争取的原则了[3]。
劳动者彼此之间很少谈论现实生活中所暴露出来的阴暗面，人们最喜欢谈的是猥亵的故事。涉及政治性的谈论，不外是袒护普鲁士人反对撒克逊人、士瓦本人、奥地利人、波希米亚人，或是反过来，袒护这些人而反对普鲁士人。至于宗教的谈论，都是简单地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是天主教好些，还是基督新教或其他什么教更好些，相互之间有时还发生嘲讽和殴斗，无非是为了他们的教士的信仰而争吵。不信宗教和不讲国家主义的人在大多数人看来简直就是坏人，受到众人的厌恶。商店伙计自己觉得地位比金匠高，金匠又觉得比理发匠高，理发匠又觉得比木匠高，木匠又自以为比裁缝和鞋匠高些，而他们又都看不起那些论天做短工的人；但是一个仆役往往为了他打上的红领结而感到自傲，当他和劳动者接触的时候，自以为他的地位是高人一等的。劳动者最爱去的地方是小旅馆，这些小旅馆里大都充满了劣等啤酒和烧酒以及污秽和破陋的不规矩的招待设备散发出来的恶臭。贪婪的店主焦急地等待着干杯，好一招手又给斟上，为了使店主满意，人们在这里不断地用那劣等烧酒和啤酒烧灌自己。人们在痛饮并且夸耀自己的酒量，在店主面前显示他是一个酒徒，以便容易在他那里赊账和找事做。还有最残忍的赌博，在这黏人的小旅馆里把这些人日夜地捆在那肮脏的台子旁边，在酒气冲天的恶臭里，在紧张激动的面孔上，描绘出了赌棍的一切狂态和罪行记录。咳！咳！我一想到那曾经亲身目睹的情形就不由得战栗。关于劳动者教育协会、劳动者歌唱协会，人们当时还一无所知。[4]这一行和那一行、这一业和那一业彼此分离。当时学校算是比较干净的地方，——瑞士除外——至少比其他国家都好些，但是学徒生活和小旅馆却败坏了学校所培养出来的大部分品德。亲爱的朋友们！这对于那些天资并不弱的但是贫穷的劳动者是一个怎样的悲惨的时代！你们今天的处境已经好多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些改善，我们只有感谢为了争取实现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自由原则的那些人所表现的那种不可动摇的忠忱和坚毅。
把一部分无产者从这种悲惨状况里解救出来的既不是自由圬工俱乐部的商人，也不是星期日学校和夜校里的教士、教授们，而是出于一些德国政治流亡者们的努力。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主张和辩护政治上的独立发展，他们不像那些星期日学校和夜校里的大人先生们一样在协会里以监护人自居，而是要通过政治协会的建立使劳动者习惯于独立自主，使他们意识他们在政治上成熟的必要，而这些根本是当时大多数有学问的空谈家所认为不可能的事。
自由、平等，曾经是法兰西第一共和的战斗口号。自由、平等、正义，也曾经是1830年之后在巴黎的德国人中少数共和主义者的战斗口号。但是什么样的自由？什么样的平等？它们是怎样规定的？哪些是属于个人的部分，这一部分又怎样来衡量？关于这些问题，从最高的理想直到实行累进税都谈到了。一份特别出色的杂志《流亡者》——它由大约二百名德国劳动者出资一直在巴黎每月出版到1835年的一份杂志——可以为当时的德国共和主义分子中的最激进的政治态度提供一个概观。在这份杂志上发表意见的人有费奈迭、毛勒尔和舒斯特博士，舒斯特的论文：《一个共和主义者的思想》向前走得最远，提出的运动目的也最为明确。[5]这些共和主义的思想也是舒斯特博士的最后的政治思想。我们推想，他从那时起就退出了政治舞台。很可能，他也在和他具有相同思想的那个小圈子里找到了他的橄榄山和他的哥尔各塔。[6]
当时还没有命名，还在胚胎中的共产主义，受到了一个人的强烈的感情的滋育和培养，这个人的理智是和这种学说相反的，但是却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心已经倾注于这种学说之中了。我指的是拉梅耐，他的：《一个信徒的话》一书由路·白尔尼于1832年[7]译成德文，这本书对于培养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的革命敌忾和那种狂热的敢死精神有很大的贡献，这种敢死精神表现在多次革命密谋和暗杀国王的行动之中。这本书在社会上所引起的激动情绪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即使是后来《不朽的犹太人》和《巴黎的秘密》[8]等书出版时有意鼓动起来的激动情绪也没有能超过它。
但是，这位拉梅耐的平等的希望、许诺和安慰中同样没有解决这个怎么办的问题，因此这种像电流似的激动人心的感情的冲击同样也就烟消云散在另一种妥协之中了。人们要自由，要平等，这个自由和平等的具体要求，首先是驱逐君主、教士和贵族，甚至包括没收这些人的财产等等。但是这以后又该怎么办呢？关于这一点，这些革命家自己也不明白了。傅立叶的信徒根本不要革命，只是希望通过他们那种社会改良的计划，争取富人参加他们一同组织的并不平等的制度，并且逐渐地把全体人类联合组织起来，企图由此永远消除贫困和匮乏。
1838年和1839年，在巴黎的咖啡馆社会里，德国人当中在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个名叫贝恩哈德的成衣工人，他曾因为他那革命的、要求平等的言论被他的同伴称之为耶稣基督。这个人关于为实现平等而必须废除金钱制度的见解，特别中肯地说明了当时巴黎——各国的政治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人之中的成熟的程度。关于废除金钱制度，贝恩哈德对他的朋友说：“要实现这件事一百年还太早。这样的理想目前我们不要传播，因为这样做只会使群众陷于混乱。”[9]他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表示如果真的这样去传播，一方面要惹人嘲笑，另一方面将要招致敌视和迫害。及至后来有印刷品传播这个思想的时候，都是非常谨慎的。没有人敢把这样一种根本没有罪过的文字公开拿出来看，没有人敢把它放在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
当巴黎的德国共和党人从1837年起，通过他们的核心[10]发动了关于财产共有共享原则的口头和手写传单的宣传并且取得部分胜利之后，许多方面向这个组织的委员会提出建议，印刷一些证明财产共有共享的可能性的宣传品。“共产主义”这个名称当时在人民群众中还是不被人所知的，也没有关于共产主义的法文著作，也许“巴贝夫的密谋”可以算作一本这样的著作；但是当时在任何地方要搜求到这本书必须花很多钱。那时候已经有了一种完整的对资本和才能赋予物质特权的联合组织的社会学说，就是傅立叶的社会制度；此外，在若干年前也有了一种共产主义的制度，这就是欧文的制度，但是它既不为大家所周知，又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有任何完整的法国的共产主义学说，也就是说一种这样的学说：它彻底地解决了这些主要的问题，它向我们证明，——尽管有一大批人从事不舒适的、有害的劳动，又有一大批人专在享受，虽然这些享受还没有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尽管这样，人们如何能够来建立一些组织和制度，并按照这些组织和制度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促进而不会危害各个人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由于共有共享原则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提出了上面这个要求，在同盟的委员魏森巴哈和霍夫曼热心支持下，并经委员会审查，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现实中的人类和理想中的人类》。它是1838年底在巴黎出版的，发行了两千册。为了筹措印刷费，当时有少数几个志同道合的人表现了令人极为感动的牺牲精神。有些人腾出住房，另一些人在夜间担任排字、印刷和装订的工作，另一些人出钱，甚至在没有钱的时候把他们的表送进了当铺。
从这时候以后，为了传播共产主义在巴黎努力活动的，在德国人中，著名的有毛勒尔以及特别是阿伦兹，这个德籍的俄国人多年来就把这看作是自己的任务，以他的才能和热忱献身于事业而对自己的功绩和报酬则十分谦让淡泊，并且竭力支持别人的工作，特别是他认为对这个事业更有能力和更能作贡献的人。可惜有这种品质的人不多，但是没有这种品质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有效的、彻底的运动。[11]
从巴黎发起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通过劳动者的迁徙移动，在1839年已经向着德国国内发展。1840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被破获的一个政治秘密结社里，发现有共产主义的趋向和激进的共和主义趋向混合在一起，这至少可以从下面这一点推断出来，就是：在许多被告那里都搜查到上面提到的那本共产主义小册子[12]。
比过去所有的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口头和文字宣传更为有力，发挥作用更大的举动是高贵的巴尔贝斯在1839年5月12日所领导的起义。这个年轻而颇为富有的人组织了一个有三百人参加的坚强的秘密会社，他为了这个组织献出了他的一部分财产，于5月12日下午自己带着这三百人到大街上，指挥进攻，这是千百万平常人所称之为疯狂的举动，他们不明白，那些高贵的心灵由于他们的行动的结果往往会促成怎样的强有力的进步。三百个幼稚的、赤手空拳的男儿对抗十万武装起来的雇佣兵和资产阶级骑士！而这是由一个可以安享青春富足的人所自愿地决定并且勇敢地执行的行动，为了希望由此可以给穷人们重建那久已失去的平等的天国！[13]
三百个牺牲者，在六处街道掩护体后面，以拼死的勇气一直战斗到力竭而死。人民舍弃了他们。晚间九点钟，最后一个掩体被摧毁。巴尔贝斯就在这里负伤倒了下去。当时还有唯一的一个也负着伤的人站在他的身边保卫他，是一个金色散发的德国鞋匠。你们记住这个坚毅的德国人的名字：但泽市的奥斯屯！他被判处无期徒刑。若干年前据报道他已经在监狱里变成疯人了。在胜利的二月革命之后，巴尔贝斯的殉道者们从监房里走出来，在尊敬和光荣的欢呼声中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关于我们的奥斯屯却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起义被镇压以后，迫害又加到一个德国流亡者名叫沙佩尔的身上，并且把他遣送到伦敦去。因此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就同时移植到了伦敦，在那里同样经过沙佩尔、莫尔、鲍威尔以及其他人等的努力，经过长年的、辛苦的经营得到了一块肥沃的土地，并且能够对于宣传工作提供丰富的养料。在伦敦协会[14]的工作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可以特别提出，是在1844年参加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中的负伤者、被捕者和遗属们的募捐这件事，在募捐的同时，还散发了一份告群众书，号召举行另一次更惊人的起义。
1840年出版了卡贝的一本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描写一种空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和欧文、拉霍蒂埃、德萨米、路易·勃朗以及其他人等等一样，并没有彻底解决那些主要的问题[15]。尽管卡贝、欧文、路易·勃朗以及其他人等等没有满足批评家们的理智，但是那些最高贵的心灵和感情却在他们这里找到了满意的东西，并且凭借它们得以在各种混淆视听的局面下保持清醒。
在卡贝和欧文的著作中，经过烦琐的理智挑剔出来的空白，由傅立叶加以填补了，但是并不是以共产主义的平等这个意义去填补的。共产主义赢得了更多人的心灵和感情，而傅立叶主义则赢得了更多的重理智的人，以至于傅立叶的这种只要和平行动的和对富人阿谀的理智，在那些具有高尚感情的和自傲于革命传统的法国人眼里失去了信任，因此这就再一次给我们指出了，为了真正的实现我们的理想，只能依靠那些有理解力的热烈的心灵，而不能依靠那种冷静的、淡漠的、自私的理智。[16]
1840年，欧文在巴黎的德国知识分子之中也著名了。他和傅立叶一样，早在1830年的革命之前就久已为社会主义而努力。他的名字在书刊和报纸上被广泛地提到，但是他的学说的真正的本质却被我们的文学骗子们一直掩盖着，这些文学骗子们的兴趣在于通过对事实的歪曲而使谬误能为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所接受。他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把傅立叶体系中足以代表傅立叶学说的，以及与共产主义者所热心的事业协调一致的那些主要部分译成德文，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把每一句美丽的琐屑的废话，倒是尽快地译成了德文。我们在政治进展的道路上处于精神落后和跛踬状态，特别要归罪于德国文学界这种不良的歪风。在我们这个寓言式的所谓资产阶级的禽兽世界里，那些有审美修养的、腰缠万贯的雄蜂、猿猴和八哥儿们，在一切理智和感情失调的呓语疯话里作领唱人，而无数有教养的、有智力的人——如果他们要生活的话——就只能跟着这个调子走。
1841年出版了蒲鲁东的最好的著作：《什么是财产？》，[17]这本书由于它的结论而著名：“私有财产是贼赃。”这本书，作为对于私有财产的最好的批评，在任何情形下将是社会主义文库里的一颗永远灿烂的明珠。蒲鲁东此后还写了不少值得一读的书，但是很可惜其中不时出现许多损害自己政党力量的，并且把共产主义当成攻击目标的字面争论，可以说已经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七年之久，被共产主义者当成是自己人来尊敬的蒲鲁东，故意不理睬或是根本抛弃了卡贝和傅立叶的学说，并且表示，他秘藏着一个更好的社会主义问题的解决办法。七年之久他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批评的焦点上，在这个时期内，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他孵化的那只《经济主义》的神秘的鸡蛋；但是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正像我们在类似情形下通常所看到了的：我们看到我们所相信的事已经由蒲鲁东自己来证实了，他最后孵出的这只小鸡和其他满地跑的小鸡一模一样，就像我们分不出这个鸡蛋还是那个鸡蛋一样。蒲鲁东给我们的七年之谜终于揭晓了，原来是一本叫做《信用和流通的组织与社会问题的解答》的书[18]。希望法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的沙漠里不要把我们这位经济学家的离开正道的绿洲当作是所约定的迦南地，最好把它扔在一边，仍然按着巴贝夫、巴尔贝斯、拉斯拜尔[19]以及其他人等所指出的方向继续前进。
显然，这七年是雷声大雨点小的七年。蒲鲁东诚然是一个令人注意的作家，但绝不像我们无知的德国批评家向全世界吹嘘的那样重要的经济学家，这是马克思已经部分地加以证明的。[20]若是仅仅按上面所提到那本书来评判，我根本不会把他算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如果不是他以前的那些著作在我的批判的天平上增加了一个较大的砝码的话。总之，1843年蒲鲁东关于社会改良的知识，和他对共产主义的攻讦所令人推想的比较起来，发展要少得多。这是随时都可以给他证明的。被压迫人类的事业必须有卓越的心灵来领导；这些领导者不应该容忍一个毫无心肝的人吹毛求疵的诋毁、攻讦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名称，我们是用这个名称称呼我们的党的。这些吹毛求疵的人简直就不知道，人之所以为人究竟在于什么。更进一步说：像蒲鲁东这样一个甚至读过黑格尔著作的人——这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无疑可以看作是一种牺牲——当然他也应该读过1842年由德拉拉琪亚和1844年《新闻》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或是看过早在1829年英国人布雷写的那些论文。[21]如果他没有读过，这不能构成对他原谅的理由；如果他读过，他就应该知道，共产主义者是把自由和平等结合起来的。(https://www.daowen.com)
1841年，在经历了若干次失败的努力尝试之后，共产主义在瑞士的德国劳动者之间第一次传播开来，并且得到良好的成果。在这一年的年底，已经建立了四个公共食堂：日内瓦、洛桑、威维斯和摩尔西，以及其他一些共产主义的组织。同时在日内瓦也创办了一份月刊《吁助德国青年》，由德国共产主义者协会所支持，拥有一千名订户。
当时，我们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出版自由，并且散居在国外。我们只是一小群人，但是我们有共同的信念，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随时准备为我们的事业而牺牲。现在我们有了出版自由，我们和数百万德国劳动者紧密地生活在一起，我们建立了几百个各种不同的协会，但是人们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却大不如前，亲爱的朋友们！这是非常不好的！在心灵和感情上你们还没有什么光辉的杰出的表现。这里举几个例：《人民之友》，这是一份由具有高贵心灵的年轻人施略费尔主编的在柏林出版的报纸，虽在销行，却收不回它的印刷费用。许多类似的反映无产阶级利益的出版物，都由于缺乏订户而很快的相继停刊。《初选选民》是一份共产主义的周刊，在刊物的题旨方面，任何刊物也比不上它，但在发行量上，它却敌不过别人，在柏林及其近郊不过销行一百五十份。《盟兄弟》是一份拥有二百人以上结盟弟兄的手工业者和工人协会的机关报，已经出版了四个月，只有三百七十份订户。[22]
1842年，由于巴黎、日内瓦、拉·萧德封、洛桑以及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者的共同努力，使《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能够印行两千册。约有三百个工人各自尽了他们的力量，以取得这本书为酬分担了全部印刷费。
在这个时期里，一些有特殊表现的人之中——这些人都是一些有高度热情的人，他们以自己高贵品质和无私忘我的光辉榜样，鼓励了更多有热情的人和他们一样勇于作出牺牲，在这些人之中，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出哥本哈根的彼得逊和西蒙·施米特，还有洛灵根的一个鞣皮工，这个工人由于他的出身好，他比前面两个人有更好的表现。
1843年春，我们的共产主义月刊，由于警察迫害不可能在伯尔尼和日内瓦印刷，后来只好迁往苏黎世印刷。在这时候出版了制刷工人阿·狄迟（A.Dietsch）的《千年之国》，[23]在阿脑的晁克斯的农民邻居之中作了很多的宣传，这本小册子拥有广大的读者，到现在已经印过三版。
同年春天，在苏黎世正准备出版《贫苦罪人们的福音》，在完成校改清样之前，这本书的稿样和我所有全部书籍和文件一起都被没收了。继此之后，对于共产主义者的逮捕、审讯、驱逐和遣送出境日益扩大。在我们的行列里人越来越少了，但是奥古斯特·贝克尔、西蒙·施米特、彼得逊、克里斯田生还有其他一些人这时候仍然在坚持着；参看：阿·贝克尔的《共产主义者要做什么？》和《愉快的消息》。[24]同年，还出版了另一本书，它使共产主义在德国得到最早的传播，这真是值得感谢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是瑞士官方出版的，在若干时期内没有遇到任何审查的障碍，我指的是《布伦奇里报告》，其中包括人们在逮捕我的当晚在我那里搜寻来的信件和手稿。在苏黎世被没收去的《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一书，由于共产主义者的热情，努力设法把原稿从司法机关的手里夺了回来，此后在伯尔尼出了第一版。
1844年，德国哲学也归依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首先是赫斯，然后是吕宁、马克思和恩格斯（参看：《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社会的镜子》、《威斯特伐利亚的汽船》和巴黎《前进报》等）。可惜后者这些人虽然用他们的尖锐的批评为事业而服务，却也并不是永远没有伤害自己人这样的事。
1838年和1839年在巴黎出版的小册子《现实中的人类和理想中的人类》于1840年曾经有一个匈牙利文译本，并曾于1846年再版。此外《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和《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两书也在这一年再版，并且两者都被译成挪威文，《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的法文节译本早已于1843年印行。
海尔曼·克利盖，在威斯特伐利亚热心地为共产主义宣传辩护之后，这时候已经前往美国。他的富有鼓动力的言论在美国燃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共产主义运动，并创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周刊《人民论坛报》。[25]但是克利盖的思想和感情都是风云多变的。起初，克利盖使他的共产主义适应于民族改良派，这个党派要想通过每个公民分得一百六十亩田地来解放全人类。后来他干脆放弃了共产主义，而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进行宣传鼓动。这时候在纽约出版了《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的第三版和一个英译本，以及《呼救》[26]的第二版和它的英译本。
运动就像一道地下的炽烈的火山熔流一样，在短短的时间内，在社会各阶级之中，从这一端到那一端，向四面八方冲开道路，它壅积在火山口下，时时都可能爆发出来。托马斯·闵采尔、巴贝夫、邦纳罗蒂、巴尔贝斯、拉斯拜尔等人是我们的神圣的红旗，同时也是我们新联盟的标志；自由、平等和博爱是我们的格言，伟大的街垒战是我们的口号，革命就是我们的战斗上的号角。
如同在一个饱经噩梦的漫漫长夜之后忽然觉醒一样，二月革命的愉快的消息欢欣鼓舞地袭击了我们，这个胜利的结果，即使是最热情的战士也未曾预料到的。由于意外的胜利突然到来，就错过了为实现那些已经受到承认的原则作好必要的措施，所以只能为下一次的战斗做些新的准备工作。紧接着在六月间，由于原则上的分歧发生了争论，这里面的激进分子分成两个营垒。经过这一次史无前例的、效果丰硕的四天街垒争夺战，向全世界表明了共产主义者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势力，这个势力即使是倾向君主主义的和倾向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联合的政党，也不能长久把它压制下去。为了防止这个势力的成功，一切反动的力量已经认识到有结成一个同盟的必要，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同盟。
巴黎和维也纳的流血的街垒战，对于那些未来属于他们的党派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道义上的胜利。划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的原则与资产阶级的原则，通过这场战斗，是更为必要了。
但是这种划分的必要性还没有在任何地方都成为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知识分子[27]还没有像在巴黎和部分地在维也纳那样普遍地和无产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例如在柏林，并且部分地在维也纳，人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首先要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君主，这些人是失算了，在这样的作战计划里，不久就会使朋友和敌人分辨不清。那时候人们将不能从他们真正的利益出发受到教育，而将被日常的新闻和哗众取宠的空谈所包围。人们将会尊崇这样一种领导人，他们的最大的本领就在于一有机会就向人们卖弄口才，而其中不包含丝毫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人们虽然可以因此保持在兴奋中，但是在这种兴奋里，人们的革命精神却逐渐地消失了。人们终将明白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他们的行动并不能真正实现他们言论里所提出的那样光明的远景。
这些人往往竟弄到这样的地步，甚至不惜为取悦资产阶级而对群众去说教，而对社会主义的民主却讳莫如深。其结果使群众处在彷徨焦虑的、旷日持久的不安状态和一种不可言喻的紧张混乱之中。人们听信他们的演说，不止一次地去参加他们所鼓动的示威集会，但总是发现这些人并不在场，或是偶尔出现一下，就又用好听的词句去平息人们原是在他们鼓动起来要干的事。即使不是这样，在他们所发动的那些示威运动里，对于那些还记得六月斗争的全部伟大英雄气概和场面的人来说，也根本没有丝毫值得兴奋的东西。那些最受欢迎的人民演说家，我们不能不觉得他们简直像个戏剧演员，如果有一天——维也纳失败的消息传来，柏林的一切有思想和有感情的民主主义者都充满了悲悼和愤激情绪的日子里——当着这样的消息传来时，人们就会听见这些演说家们在挤满了人的俱乐部里会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因为本晚门口的收入偶然有余，谨向耶各比——为了他那真理的空谈——致敬而举行一次火炬游行。
我们德国的共产主义者，为二月革命的伟大事件所感动。在宽敞的民主外衣遮掩下竟和那个从前的政党联合成了一个党，这个从前的政党是我们曾经和它斗争过的，而且它永远要保持一种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的拥护者，人们称它叫资产阶级也罢；称它叫民主主义也罢，都是同样恰当的。
为这种合并而作的牺牲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有什么好处呢？君主主义者在1848年11月里大胆而傲慢地要和民主资产阶级决斗，资产阶级吓得动也不敢动，他们听任他们的国民大会受迫害，听任弗兰格尔的军队解除了自己的武装，不敢进行丝毫的抵抗，但是他们的市民保卫团在所谓维持秩序的借口下，却杀害了十几个手无寸铁的劳动者，历史上再也找不出这种胆怯懦弱的先例。在这个日子里就清楚地表明了，那些柏林的左派和口技家们——其中五分之四是流亡的犹太人[28]，如果他们在自我牺牲上都能像他们演说一样杰出的话，该会把全欧洲都解放了——就是这样的一些人物，他们等待着，想别人给他们从火中取出革命之栗。但是无产者却不再接受他们的嗾使去干这种事。无产者首先要看看国民大会和市民保卫团是不是敢站起来抵抗，因为打击本来是针对着他们的。无产者对于这两个集团的行动，从来是没有一个满意的。共产主义者的政党，作为这样的一个党，对这件事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它在事变发生之后，无论对于国民大会或是对于市民保卫团，只要他们的核心，他们的党不通过公开的参加抵抗的信号，那么，是不可能对他们抱什么同情的。
因此，我们同他们去搞统一行动是不会赚取到什么的。资产阶级只是一个幻想的盟友，在危难的日子里你是找不到他的，我们在民主主义的旗帜下所集合起来的群众，我们本来是可以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把他们集合起来的。这样，群众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有更多的信心，在那里面会表现出更大的勇气。[29]
因此再不要谈什么和敌对分子的融合了。我们是人，是德国人，是民主主义者，但是我们同时还是共产主义者。用这个名词，我们表明一种理想，在这个理想里，社会的一切成员公平地、有秩序地共同分配生活上的劳动和享乐；用这个名词我们表明，我们自己要为实现这种最高的社会理想（尽管它永远不可能尽善尽美）而努力奋斗，为了实现这种可能，我们甘愿同甘共苦，患难相扶。因此我们用这个名词来称呼我们的党是最好不过的。为了那些不完整的东西——如果我们在心灵感情上真正是共产主义者的话——是根本不能真正激发起我们的热情的。但是没有热情我们就不能有勇敢、大胆的行动。因此，我的弟兄们！起来！激励起那旧日经过考验的爱，激励起那旧日经过考验的对我们的事业胜利的信心，这个事业是我们曾如此成功地保卫过的；起来，让我们重新在这个多事之秋的时代里，站在战斗的行列中，用言论和行动、用牺牲和信任为争取整个的完善，为争取共产主义而奋斗。
威廉·魏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