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881—1936）
鲁迅（1881—1936）
……年轻的鲁迅在日本狂读西方经典，同时聆听着国学大师章太炎。视野开阔的思想家在孕育中，无与伦比的汉语艺术在锤炼中……战斗的鲁迅之所以能够战斗，其文化视野乃是决定性的因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的面部轮廓有如雕刻。而我们在今天，得以掂量鲁迅的硬度，同时掂量他的柔软度。硬，来自柔软，如同憎恨源于热爱，无边的黑暗是由于天边的那一缕曙光。生活中的鲁迅安静而慈祥，像个乡下老头。萧红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
写鲁迅先生，真不知从何处说起。小学三年级就读过课文《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记下了“万国殡仪馆”、“民族魂”这些词。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读鲁迅的各种小册子：《二心集》、《三闲集》、《野草》、《热风》、《故事新编》……八十年代初，则买了厚厚的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捧在手上。
记得有年长的朋友眨着高深的眼睛说：鲁迅的书有毒的。
这句话，我差不多想了三十年。
想来想去，觉得那朋友言之有理：鲁迅的书确实有毒，而且是剧毒。
曾经读到王晓明教授的文章《鲁迅：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心下又一紧。有剧毒，最痛苦……世上竟有这样的书，这样的人！
鲁迅的有毒，具有什么样的针对性？鲁迅的最痛苦，又是因何而发呢？
其实鲁迅很平和的。善于激烈的人往往能平和。他在广州当教授的时候，去银行领工资，月薪三百大洋，银行职员从头到脚打量他，对他的穿戴很不放心：长衫、布鞋、袜子，都是便宜货呀；头发胡子粗且乱，一点不洋派；分明走着来的，没坐汽车或包月人力车，手里也缺一根文明棍。于是，这位职员坚持要核实，打电话到中山大学，询问一个叫周树人的相貌、穿着、口音之类。鲁迅不生气，柜台前静静地抽着烟。后来当然是领到大洋了，也收下那位职员的歉意和满脸堆笑。不过他仍然走回学校去，店员还是有些迷惑，歪着油光脑袋想了很久。
鲁迅挣钱多。后来也能消费，电灯电话，上楼下楼的，家里常有客人，也时常吃得挺好，坐汽车看电影。有一次却对萧红说：电影没啥好看的，看看动植物还可以……看完电影回家，若是人多，小汽车装不下，他让别人先走，自己倚着苏州河的栏杆吸烟等车，也是静静的，像个乡下老头。他烟瘾大，小听装的好烟却是留给朋友抽的，比如上海有名的“黑猫牌”。他自己抽廉价的“品海牌”，一支接一支。写作到半夜，也吃点饼干，也喝点酒，也望望夜幕深处的街市，听听有轨电车的声音。在上海大陆新村九号，有市井女人叫阿金的，在下与人吵闹不休，鲁迅一走神，稿笺上写下“阿金”二字。
家里人称他“大先生”。他一直供养着母亲和未曾同过房的原配朱安。朱安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鲁迅虽不认可，却同情她，养着她。他批判吃人的礼教，反感《二十四孝图》，却又是孝子，笔名取母亲的姓；常给母亲写信，叩问“金安”。
鲁迅给朋友写信，平和而又随意，与杂文的风格很不同。
中年得子，取名周海婴，父子照相，做父亲的，掩不住一脸慈祥。照片右下角一行小字：“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岁。”
鲁迅的书法，文人气很浓。随手写成条幅赠朋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那一副，是赠给柳亚子的；又于饭局中再书一副赠郁达夫，并在日记中说：“达夫赏饭，客人打油。”
写给瞿秋白的则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瞿秋白做过共产党的领袖，精通俄文和俄国文学，后死于刑场，毫无惧色，慷慨潇洒之至。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鲁迅托人带去一只火腿。后来想写红军的小说，细听冯雪峰讲红军的故事。他保存过方志敏烈士的遗物、书信，两次会见陈赓将军。
鲁迅横眉执笔的那张像，叫人看不够。那份冷峻，世间罕有。面部轮廓有如雕刻。
他走路步子迈得很快。有幅照片是在去讲演的路上，呼呼生风的样子。他头发硬，迎风纷纷上举，没一根趴下。古人云：疾风知劲草。许广平形容说：“真当得怒发冲冠的那个冲字。”
1923年，鲁迅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初任教，上下一身黑，衣衫、皮鞋都有大大小小的补丁，小姐们哗然，掩了嘴娇笑。可是台上一开讲，下面清风雅静了。学生当中，就有许广平。还有一位脸蛋儿圆圆的、杏眼儿亮亮的刘和珍。
鲁迅上课，从不点名批评学生。学生不听讲并影响其他同学，他停下来，向那学生扫去一眼。于是学生知错，坐直了，自尊心却不受一点伤害。许广平回忆说：（学生）如同受到了一位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鲁迅上大课时，礼堂黑压压的一片，连窗台上都坐着学生。他幽默，妙语连珠，台下捧腹大笑，他只微微一笑，略略停顿之后又开讲。那是带点绍兴口音的、略有些沙哑的普通话。
鲁迅在北京或上海演讲，有时会被激动的学生抛向空中。先生在空中乐得像孩子。
1925年3月，许广平给鲁迅写出第一封信，四月，她登门拜访。后来就开始了《两地书》。这本公开的情书，充满了温馨的日常叙述，不提爱而处处有爱意。这叫爱得高贵。里尔克、卡夫卡的情书也如此。明白了这高贵，自然会对咿咿呀呀装疯卖傻的流行曲，油然而生厌恶。
生活中的鲁迅，很有些孩子气的。许广平先生《欣慰的纪念》一书描绘很多。
丁玲曾给鲁迅写信，鲁迅收到了，却没有回复。丁玲很是想不通，事后得知有误会：鲁迅把她的笔迹当成了沈从文的。1931年，左翼作家在上海开会，鲁迅先生来了，丁玲的第一印象是：“他穿一件黑色的长袍，着一双黑色球鞋，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子中间闪烁的是铮铮锋利的眼睛，然而在这样一张威严肃穆的脸上却现出一副极为天真的神情，像一个小孩犯了小小错误，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
我的阅读印象中的丁玲，泼辣而又细腻。1936年，她从敌人的监狱里出来奔赴延安时，惜墨如金的毛泽东为她填词，其中有几句：“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做女孩的时候，不大能读鲁迅。到了上海，阅历渐多，便读得如饥似渴了。有一次鲁迅评价她：“丁玲还是个孩子。”丁玲仿佛很委曲：她的内心已经在曲折中长大了，哪里还像个孩子呢。
丁玲的阅读体验，能代表许多人。
1937年10月，萧红撰长文《回忆鲁迅先生》，开笔就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
然而鲁迅先生沉痛的时候，却是一沉到底。
1926年的3月18日，北京段祺瑞执政府的门前，几个女学生身中枪弹，倒在了血泊中。开追悼会那一天，鲁迅“独在礼堂外徘徊”，脑子里满是女学生的鲜血。“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若非沉痛到底，焉能出此语？
“墨写的说谎，绝掩不住血写的事实。”“真的猛士，必当奋勇而前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读先生墨写的文章，我们永远记住了：“始终温和的微笑着的刘和珍君。”记下了她和她们中弹的那个瞬间，那柔弱无助的倒下，那血泊中的温软的身躯的渐渐僵硬，那手指冰冷。
“徒手请愿而已”，衙门里却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我是在高中学的这篇课文：《记念刘和珍君》。我记得，师生都是泪光闪烁。“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过一点什么……”老师缓缓念着，学生静静听着。老师是川师大中文系一位姓蒋的实习教师，时隔三十年，我记得他念着念着就背过身去的样子……
又学《为了忘却的记念》。柔石、殷夫、胡也频……多少青年的血，多少眼泪啊。然而鲁迅先生，从未给人留下流眼泪的印象。写亡友，没有比这更沉痛、更坚硬、更杰出的文字。
“出离愤怒”，这情态的表达为鲁迅首创。
他点校《嵇康集》。他为瞿秋白、为柔石的遗著耗费了心血，拖着病躯挥汗如雨。他说过：一个人倘若还有友情的话，那么，面对着亡友的遗文，真如同捏着一团火，要为他流布的。
这个绍兴人啊，这位秋瑾、徐锡麟的同乡。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我们今天，得以掂量这硬度。
同时掂量它的柔软度。硬，来自柔软。
如同憎恨源于热爱，无边的黑暗是由于天边的那一缕曙光。
绍兴乡下有个安桥村，安桥村有鲁迅的外婆家。读过《社戏》的人，会对绍兴乡下的风光有极深的印象，渔火点点，月光跃跃，乌篷船划水之声可闻。而虚构的鲁镇上的咸亨酒店，孔乙己先是走着来喝酒，靠着那柜台，“排出四文铜钱，对老板娘说：温一碗酒。”过了一阵子，却用手“坐”着来了，原来孔乙己的腿，因偷书被丁举人打折了。他还是温一碗酒，向小孩儿表演茴字的四种写法。酒客们嘲笑他的断腿，他的偷书，他吃吃地辩解：窃书能算偷吗？窃书能算偷吗？
鲁镇上，又有女人叫祥林嫂的，不断向人絮叨她那死去的小儿子阿毛。祥林嫂的悲惨，通向了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
孔乙己的形象，则接上了三味书屋的真实的教书先生，瘦而高的先生拿着书卷摇头晃脑：如意指挥倜傥……笑人缺齿曰狗窦大开……
《孔乙己》、《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有典型的鲁迅式的幽默。《社戏》的风光描画，每个字都含情脉脉。末尾处，那熟悉的幽默姗姗而来：“然而盖叫天终于出现了。”
闰土。金黄的圆月下手执钢叉刺野物的活泼少年，成人之后，却躬身怯怯地叫鲁迅老爷。这份苍凉感，欲说又止的辛酸感，很多人有体验的，被鲁迅白描出来，固定成经典。
鲁迅的童年很幸福。
母亲，祖母，长妈妈，温柔环绕着他的生长。长妈妈是年轻的寡妇，从乡下到绍兴城谋生。她有很多道理，几乎就是道理和规矩的化身；她知道太多太多的乡下习俗。比如人死了不能说死了，要说他老了；万不可从晾衣竿上的裤子下面钻过，那是要生病遭灾的……
鲁迅的母亲名叫鲁瑞。他小时候常随母亲去安桥村，一路蹦蹦跳跳。野草野花，连同朝阳夕阳，在蜿蜒的小路上无限地铺开去。
他初名樟寿，字豫山。绍兴的小孩儿却管他叫雨伞。于是，改字豫才。
不知道他小时候是否与人打架。打起来，纵然是落了下风，也一定不服输的。眉立，发竖，眼喷火……
鲁迅的不屈不挠，当有遗传的成分吧？
周氏三兄弟，皆有大作为，而鲁迅的个性最鲜明。
个性，个体，乃是本文的关键词。
鲁迅酷爱绘画。真说不清他是更敏感语言呢，还是更敏感图画。能说的只是：他于两者都敏感。绘图本的《山海经》，那些个人面兽，九头蛇，三脚鸟，拿两乳作眼睛的吓人的怪物……鲁迅用薄而透明的荆川纸将它们逐一描下来，类似现在的儿童。他收集各种各样的画谱，然后趴在桌子上描，从早晨直描到天黑。他后来写文章，白描的工夫登峰造极，或与线描图画有旁通之处吧？而他成为中国新兴的木刻运动的奠基人，我估计，亦与早年画画的兴趣有关。
鲁迅读了大量古书。他是在古书中受的启蒙。
他的家学颇为别致，是他在北京做官的祖父定下的：“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轼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甫之艰深，韩愈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矣。”
这个文化谱系很是清晰。
家学挺有意思，从唐宋一直延续下来。凡有点根基的家庭、家族，一般都会崇尚学问。可惜所谓当代的语境中，家学一词，尘封已久。豪宅倒通常与书香无关。
没有迹象表明，鲁迅反感祖父定下的家学。有趣的倒是，他也不提这个家学。上面的引文，是他祖父在一本叫《唐宋诗醇》的藏书背后的题字。
三味书屋的老师寿镜吾，博学，正派，严格。收费也高，每节课两元，绍兴城里高居第一。《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有点拿老师开玩笑的意思，却够不上讽刺。毋宁说，是充满了温馨的回忆，见证了美好的童年。
鲁迅是学过“四书”、“五经”的，并且学得扎实。
他是在旧学的功底中眺望着新文化。
鲁迅十三岁那一年，祖父在北京犯了科场案，关进了监狱。绍兴的周家一片恐慌。怕受牵连，一度举家逃到乡下。大人们压低嗓子议论“满门抄斩”，听者不禁缩了脑袋。小鲁迅耳朵灵，想象着满门抄斩的情形。
乡下躲了半年多，返回绍兴城。继续三味书屋的学业。
满门抄斩的劫难是躲过去了，然而厄运从此降临到周家。祖父在北京蹲监狱，绍兴的老家不断送去银子，上下打点，以免老爷子秋后问斩之灾。而监狱是个无底洞，保下了一条老命，耗去了大宗家产。
鲁迅的父亲，气病在床上。
这位父亲，也是性情刚烈，喜论时事，堪称业余的评论家。
祖父栽了，父亲病了，绍兴的鲁迅家越发黯淡了。
瘦小的少年，往返于高高的当铺和嘈杂的药铺之间，遭遇着各式白眼。
家道中落，世态炎凉。阳光少年碰上阴暗。
三味书屋的学业中断了。瘦而高的寿镜吾老先生，不复转动着脑袋，津津有味念古文。
当铺，药铺，父亲的病榻……
请来的中医很奇怪，那药引子，居然要用原配的蟋蟀。昂贵的诊费药钱一把把地花出去了，父亲的病却不见起色。鲁迅是由一张又一张庸医的脸来感受中医的。到后来，他挖苦中医，憎恨中医，并到日本学西医，要救治像父亲这样的病人。
患水肿病的父亲，终于死在庸医手上。
家境每况愈下。
鲁迅是老大，他的感受，当比两个弟弟强得多。后来提笔为文，频频回首往事，“朝花夕拾”，惊异于早年生活的巨大落差。这落差之中，隐藏着许多东西。鲁迅的回首，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为满足心理需要的单纯忆旧。回首，乃是持续地转身，打量并逼近自己的生存轨迹。
个体回首艰难，群体更是如此。
鲁迅痛苦而漫长的精神探索，起于少年时。幸福的中止催生反思，类似曹雪芹；而反思诱导更多的反思。生活的落差，左右着生存的向度。思考型的鲁迅，发端于少年。这显而易见。但其间的脉络尚不清晰。精神之路，曲折幽暗是常态。曲折幽暗挡住了大多数人的探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唯针对苦苦求索之人，方有路漫漫其修远。
鲁迅对“路”想得很深。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这名言即便是鲁迅随口讲出来的，也有艰难的铺垫在先。他反复提阮籍“见歧路大哭而返”，可见他心里，始终横亘着、交叉着歧路。
个体之路，群体之路，民族之路……
鲁迅在绍兴长到十八岁，起程赴南京，踏上了生计之路。
鲁迅在南京待了四年，先进水师学堂，后转矿路学堂。这类官费的实用型学校，富家子弟瞧不上的。鲁迅穷，离家远走时，母亲只给了他八块银元。南京的冬天冷，鲁迅衣裳单薄，吃辣椒御寒，养成习惯，伤了胃，埋下病根。
他边吃辣椒，边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这本书是英国人赫胥黎写的达尔文进化论的普及读物。鲁迅明白了进化论的道理，胃的功能却因一再强刺激而受到损伤。进化论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震动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清王朝不缺经济实力，却未能将财力转化成军事实力，海战陆战皆输，屡屡上演近代史上的悲剧。
鲁迅在水师学堂苦练爬桅杆，并无当一名水兵的志向；下矿井二十丈，熟悉了矿工们的井下作业，却不想做一个技术员或探矿师。海上和井下，他都不考虑。他只是埋头学习，认真对待每一门功课。母亲送他上路时的眼神，和那沉甸甸又轻飘飘的八块钱，他始终铭记着。
若干年后，鲁迅能够大笔挣钱了，对朋友半开玩笑说：八块钱很划算，翻了许多倍……
鲁迅志存高远，生前就享有巨大的社会声誉，却不讳言挣钱，不粉饰早年求学的动机。缺钱，于是想挣钱，这天经地义。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具备直截了当的金钱观念。生活中、戏台上，许许多多的书生，倒是羞于谈钱的，仿佛他们牢记着圣人的教导。其实孔子本人并不是这样，圣人食不厌精，穿戴精致，出门讲究，惦记着学生的干腊肉。而历代文人，像司马迁、嵇康、陶潜、杜甫、李白，都能直接面对金钱，与一般劳动大众无异，或者说，比大众更为直接。中国的民间，即使山高水远穷乡僻壤，历来弥漫着封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戏台很有感染力的。不言利，羞谈钱，民间例子甚多，融入了若干习俗。
这现象所形成的持久的遮蔽，已经在今天显现出来，千年压力一朝释放，把人拉变形，弄钱不择手段。
古代书生不能想钱，因为想钱就读不好圣贤书，不可能金榜题名。这种贯穿千百年的、由集体潜意识所支配的心理模式，自有它的合理性，它的存在理由。潇洒文人与穷酸书生都是它的变式。后者有时呈大面积疯长的态势，例如八股文盛行的清朝。
强大的个体，能突破这样或那样的心理模式。比如鲁迅。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却不能拆解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复辟的闹剧几乎注定要上演。历史有惯性。历史进程中的个体或许能够洞察这种惯性。
这里的前提是：要有能力成为个体。
二十岁的鲁迅，在南京猛吃辣椒，目注《天演论》，胃火与热血一同燃烧。两个洋派学堂，有着相同的奇特课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鲁迅对此非常不满，要去寻求别样的人生。个体却在静悄悄地孕育中。在今天看，这样的课程设置未必荒唐。时隔一个多世纪，有些东西慢慢显形了，我们意识到：鲁迅并不知道他正在成为融合中西与文理的鲁迅。
鲁迅虽然对声光化电加子曰诗云的课程安排很不满，但还是熬到了毕业，并且拿到了好成绩，作为官费生到日本去留学。
这是1902年，离辛亥革命不到十年。
中国的留学大潮之所向，首推日本。南方城市，尤为风尚。单是绍兴，同一时期走出去的留学生就有好几十个。
鲁迅到东京，学上了日语，谈起了恋爱。
鲁迅是全班第一个剪辫子的男生，不知道是否与恋爱有关。现存的照片，未见他留辫子。而其他留学的男生，为长可及臀的黑辫子大伤脑筋，每天要把蟒蛇般的辫子盘于头顶，再盖上日本式的学生帽，看上去像怪物，像一座高高耸起的富士山。有些学生为这祖宗传下来的劳什子踌躇着，烦恼着，不敢上街，他们羡慕周树人君的平头寸发，却又没胆量去仿效。
鲁迅的标新立异，青年时代已见端倪：带头剪辫子，带头自由恋爱。
恋爱的对象是谁，现在不清楚。也许是个日本姑娘。
恋爱无结果。
鲁迅留下一首小诗《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荃指她，典出《离骚》：荃不察余之衷情兮。神矢指爱的神箭，典出古希腊神话。这七绝是赠给许寿裳的。李霁野撰文说这是一首情诗。李霁野先生是鲁迅的挚友之一，他的话有可信度。不过，鲁迅恋爱的具体情形，仅凭这首短诗难以揣测。“我以我血荐轩辕”，自是爱国情操的流露，却也和恋爱的无结果有关：荃不察，她不能理解他的高尚情操。情侣当有共同语言，说不到一块儿，似乎就不能生活在一块儿。这是人的特征。不过，鲁迅高昂的身姿后面，却有某种难言的酸楚。
论者们解读高昂本不错，却不必将失恋的酸楚一笔勾销。
失恋就是失恋。如同：想钱便是想钱……
是周树人君还是这位被比做“荃”的女子首先提出分手，仍无从揣测。需要指出的是：这不重要。伟人身上的鸡毛蒜皮，用以闲聊无大碍，但不可太当一回事。如果恋爱的细节不足以诠释鲁迅，那么，它的丢失就无关紧要。
当鸡毛蒜皮有了市场，有些人就盯住鸡毛蒜皮不放，借口将伟人拉下神坛，将伟人之伟岸拆解成平庸，拿平庸去卖钱。这势头若蔓延开来，后果可想而知。这远比将伟人神话更糟糕，因为：神话尚能唤起虔诚与向往，平庸、低俗却能导致嬉皮笑脸，导致后现代的短命狂欢——将一切标志着人类精神境界的高峰削平，砍成碎片，拿去零售或整卖。卖完了，皆大欢喜，昆虫满天飞，野兽遍地走，连血腥事件也会变成市井笑料媒体猛料。到那时，世界范围内的“生命的阴暗麇集”宣告完成。
所以，鸡毛蒜皮也是危险的鸡毛蒜皮。
危险在于：如果只有鸡毛蒜皮的东西方能显现并放大，那么，单看鸡毛蒜皮的那些小眼睛将无限复制。
鸡毛蒜皮式的眼睛，只能看到鸡毛蒜皮。
眼下国内针对经典文艺作品的种种“恶搞”，不过是瞄准恶搞的利润空间。为了搞钱，总有些人就不惜搞死文化，搞垮我们的下一代。俄罗斯人是这样对待普希金高尔基的吗？德国人是这样对待康德伽达默尔的吗？美国人是这样对待海明威福克纳苏珊·朗格的吗？据央视国际新闻，最近有民调显示：几乎所有的印度人都认为他们的传统文化是全世界最好的文化，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是全世界最好的生活方式。这对我们是个警示。而在拉美几个大国，“读者”与“观众”有明显的区分，前者有望成为能思索的个体，后者则容易滑向随波逐流的惰性群体。
如果我们大面积丢失传统文化，回望历史将变得不可能，从历史长河“跃入”当下的生活急流更不可能。生活将出现断裂，价值将呈现空洞，无根性的生存将无限克隆。千篇一律将大行其道，昆虫乱舞将固定为常态。
谁希望出现这样的景象呢？
“恶搞”是个恶兆，须严加防范。
而“软实力”、“以人为本”在这样的时刻成为中国主流媒体的关键词、常用词，真是令人感到欣慰。
几百所“孔子学院”正遍及全球……
鲁迅早期的重要文章有《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人之历史》等。前者发洞见云：“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这段话十分透彻。
鲁迅把当时的中国诊断为“沙聚之邦”，几亿人呈现为大沙漠，被刮来刮去的风不停地改变着形状。沙漠是如何形成的？人，又是怎样变成沙粒的？清王朝的经济实力不是远胜于日本吗？为何又是沙聚之邦？
鲁迅盯上了中国人的个性。个性不张，造就了沙聚之邦。
中国封建社会，权力运行极端化，覆盖面广，持续的时间长。而极端化的封建权力注定要制造庸众，把活生生的、有自主性的个体演变成沙粒。这也如同西方国家资本运行的极端化，极端化的资本变尽花招制造消费群，把人钉在消费的单一图景上，把“全面发展”的个体置于死地，把人的可能性掏空，把“人”消灭在历史的进程中。——几年前，不是还有个叫福山的人宣称要让资本主义终结历史吗？而西欧北欧的一些国家，在“二战”之后的若干年，倒是渐渐融入了诸多社会主义的元素，公平与效率并重，发展与福利共存，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了足够的缓冲地带，生活世界因之而呈多样化。欲望被仔细辨认，单面人的蔓延趋势受到遏制……
沙聚之邦将如何转为人国呢？鲁迅给出的答案是：“洞达世界……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这洞见，预示着日后著名的“拿来主义”。
弗失固有之血脉，乃是鲁迅式的“回行之思”。必须返回人文传统，在历史的深处获得跃入当下的力量。回行有三种方式：一是借鉴，二是批判，三是融合借鉴与批判。鲁迅先生是终其一生，或隐或显地居于三者之间。他的投枪匕首，他的横眉怒目，乃是针对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权力极端化的恶果。
《文化偏至论》又提出“非物质”、“张灵明”。
人是万物之灵，有价值系统，有道德承载，有诗意向往，有灵光闪烁。动物的决定性的因素是物质环境，而人之为人，是由文化环境来决定的。物质的急剧丰富，可能会导致精神的贫乏。概言之：物比人大。物欲横流，肯定对社会和谐有害。
活着要有意义。活着有意义的人才会活得精彩。
德国哲学大师马科斯·韦伯说：“人是活在由他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这倒不是说，人是凭空编织这张意义之网。人生“此在”的参照系，取决于社会的“共在”。生活之意蕴层，犹如天空中的臭氧层：没有任何一个大陆板块能置身局外。臭氧层出现了大空洞，修复需要时间。生活的完整性遭到破坏，修复也需点点滴滴地做起。意蕴层受损，软实力下降，每一个人都会受伤害，不管他是富人还是穷人、是官员还是百姓。
所谓修复，前提是要察看受损的程度。提升软实力，任重而道远。原因是：软实力的提升，很难下硬指标。
二十世纪初，鲁迅在日本发出他的追问：“事若尽于物质矣，而物质果足尽人生之本也耶？”这个追问，既有近代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又追溯到庄子的智慧：物物而不物于物。
庄子的这个短语，在今天意义重大，所以笔者一再重复。
一百年前的鲁迅又说：“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
掊物质：抑制物欲的恶性膨胀。
这几乎等于说：两个文明（物质与精神）要一起抓。
为什么要抑制物欲？因为物欲横流有害于个体的全面发展，有悖于全社会的健康向上。“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
物欲显然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几股大力之一，但物欲横流醉生梦死，既造成无数罪恶，又导致“生活世界”的种种遮蔽。物的丰富，绝不等同于人的丰富性、日常生活的丰富性。
鲁迅在日本，近距离审视欧美的物质文明，掉头为自己的民族把脉，他得出的结论是：兴国，首先要立人。
周氏三兄弟，树人，建人，作人，应该含有这层意思。周作人在抗战期间做了汉奸，又另当别论。
任个人，排众数，是致力于中国人的个性解放，瞄准并揭示民族的劣根性。民众的愚昧和麻木，是鲁迅一生都深恶痛绝的。爱之深才痛之切，才责之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沙聚之邦，个体罕见。先知先觉先行者，必定遭到“众数”的漠视、歧视、乃至敌视。耶稣、苏格拉底、布鲁诺的命运都证明了这严酷的现实。鲁迅也不例外。他晚年有句名言：他是为他的敌人活着的。这位悲天悯人、恶斗旧势力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却出此沉痛语，我们今天当能倾听、掂量。
鲁迅的“最痛苦的灵魂”，源于他感受和辨认黑暗的能力。
据他的朋友讲，他常常对事不对人。这在一副面团形象的国人中间是要犯大忌的。他看得透彻，所以才一针见血，才直截了当。惯于作揖打拱、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人们自然会不舒服。这些人是中庸之道的产物，其集体潜意识盘根错节，犹如深海的藻类。他们的感觉注定要滞留于表层，不会意识到鲁迅的良苦用心。他们还跳起来，缠斗鲁迅，消耗着巨人的体力。
觉醒的个体，面对昏睡的庸众……
鲁迅发现了尼采和易卜生。而尼采发现了超人、末人，易卜生发现了真理常在少数人的手中。
辛亥革命时期，真理确实在少数人手中。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足迹遍及欧美，他是既反抗封建主义，又洞察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中非常准确地指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
孙中山是先行者，鲁迅是先觉者。孙中山致力于社会革命，鲁迅全力以赴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二十世纪初的鲁迅，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精神战士披挂上阵了。
这样的战士，千古一人。
1980年的《鲁迅研究》中，彭定安先生写道：“他一走上战阵，就显露了一个伟大文化战士和启蒙思想家的最宝贵的品德：献身的赤诚，战斗的激情，清醒的现实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思想家的睿智和深沉，战士的勇猛和坚定。”
鲁迅二十几岁就几乎成为鲁迅，令人不无惊讶。当时的日本东京，聚集着来自中国的各路豪杰。革命的，改良的，复古的，保皇的，主张暗杀的……分成若干派系，竞相发出声音。中国面临着遭列强瓜分的危险，知识分子受到前所未见的刺激。既要排满、反封建，又要反列强，各种各样的救国论杂然纷呈。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医学救国、黄金黑铁救国、坚船利炮救国……而鲁迅的救国思想，当发端于南京读《天演论》的时期。进化这个词一再刺激他，掀起他的灵魂风暴。不进则退，不进则亡。但是社会的进步，在他看来是要取决于个体的壮大。救国，首先要救人。
鲁迅读进化论，读来读去，读出个体二字。这使他获得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几十年受用不尽。这个基础，为他提供了人生的舞台，文学的创造性区域，韧性战斗的战场。
也使他孤独、痛苦。
发现了个体，也就发现了沙粒、沙聚之邦。鲁迅是研讨沙粒、沙化的专家。而他改造国民精神的荒漠化，常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尽管他装备精良：有卓越的思考能力，有杰出的表达思考的汉语艺术。他呐喊，投枪匕首并用，却如同置身于无物之阵。
民族的劣根性，发现它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何况要去改造它。“沙聚之邦转为人国”，这工程的浩大与艰难，恐怕没人能够测量。
鲁迅十几岁家道中落，由小康跌入困顿，生存的落差唤起紧张的思索。而历代杰出文人，几乎都有类似经历。在南京的水师学堂他常吃辣椒御严寒，渡重洋到东京去求学，他又尝到了初恋的涩果，这些身体层面的“失败”，反而催生鲁迅的精神成长。也许，这里显现了“自卑与超越”的生存环节。“风雨如磐黯故园……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二十一岁写下的诗，表明他正在完成着自己的超越。时代风云也影响他。但鲁迅之为鲁迅，单凭说一句“时代影响”却是不够的。时代影响千万人，鲁迅却具有清晰的唯一性。
鲁迅为什么能看见个体？因为他很早就“活向”个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破落户的子弟”能思索。所谓破落户子弟，一般显现为两种“生存情态”：游手好闲混吃骗喝；发愤图强勇于思索。鲁迅当然属于后者。家学渊源，母性呵护，严谨的三味书屋，健全的童年生活，阻断了鲁迅滑向前者的可能性。
二十岁前后，鲁迅形成了个体修炼的态势，步入个体的运行轨道。而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个体修炼与古代杰出文人的修身有同构的关系。
唯有这种个体，方能发现个体的对立面：庸众和沙聚之邦。
鲁迅赢得了思想的持续的喷发点，也“赢得了”前所未有的黑暗。如顾城诗句：黑暗给他一双黑色的眼睛，他却用来寻找光明。
喷发力，也是针对黑暗的攻击力。
理解鲁迅，不妨聚焦于此。他的写作和他的生存姿态。
把握鲁迅的精神脉络，乃是本文的努力方向。
也许只能思到中途，但只要有思，就是好的。个体的特征，思为第一要素。
对创造性的人物，必须以创造性的思维与之对接。
鲁迅在东京弘文书院待了两年多，然后去了仙台，学医。严谨而又慈祥的藤野先生，后来成了他终身铭记的恩师。三十年代，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但鲁迅的书房里仍然挂着藤野的照片，仍与开书店的内山完造交厚，信任日本医生须藤，这说明他确实对事不对人，待人行事，全凭自己的目光。日本军国主义和具体的日本人，他是区别对待的。
鲁迅对西方医学有浓厚的兴趣，各科成绩均好。这也如同他对地质学、生物学的浓厚兴趣。他一直是文理兼修，能同时看见物质与精神，看见二者的融合与二者的分界。现代西方大哲，不乏从自然科学转向人文领域的例子，像胡塞尔、罗素，原本都是出色的数学家；像弗洛伊德，从医生转向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宣称全社会都是他的病人。鲁迅不认同弗洛伊德，却与弗氏有相似处：看社会上的各色人等都有病，只是病的程度不同而已。
在东京，鲁迅和许寿裳经常讨论：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
这样的讨论和追问，当属罕见。
而在当时的日本，由于1894年的中日海战，由于稍后的日俄战争，好战分子急剧增长，军国主义气焰嚣张。鲁迅被仙台的日本同学视为“支那学生”。成绩好反受奚落，受怀疑：一个支那人，怎么可能在骨学、神经学、血管学、解剖学、细菌学的课程上都取得好成绩呢？
有日本学生写信给鲁迅，开头便说：你忏悔吧！
这等于说：你交代吧，你是怎么作弊的？
鲁迅毫无“忏悔”的迹象，班上的同学对他侧目而视，有些人还故意惹他。
他住在一所监狱旁的低级旅馆，瘦弱之躯饱受蚊子的叮咬。冬天也是蚊子乱飞。没蚊帐。顿顿粗食。
有时整夜拍蚊子，拍得一手血……
身心受着煎熬。真金在烈火中炼着。
这一天，学校放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实影片，片中有个中国人，因做了俄国的奸细而被日军处死。围观的中国同胞一个个身强体壮却神情麻木，他们在看热闹，看杀头，鸭子般伸长颈项，死鱼般的眼睛转动着某种兴奋。鲁迅大吃一惊。日本学生在欢呼，打着尖利的口哨。
体格强壮而神情麻木的中国人……
鲁迅对此印象深刻，源于他对国民性的持续的追问。思想导致感觉。感觉引发更多的感觉，又反证思想。
他做出了瞬间决断：弃医从文。
医学是不能深入灵魂的。行尸走肉满街蹿，“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药》、《示众》、《阿Q正传》，对国民的麻木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绘。麻木是个大词，它衍生多种形态，包括自欺欺人，包括沾沾自喜，包括瞒与骗、吃人与被吃，包括著名的“精神胜利法”……
优秀作家的一切努力，都是深入人性。在鲁迅，是深入国民性、民族的劣根性。或者说，他是历史性地考察人性。
鲁迅是敏感的。高度敏感的人方能看见高度的麻木，犹如坚实的个体才能够洞察一盘散沙似的群体。
叶圣陶说：“在同时代的人中间，鲁迅先生的确比别人敏感。有许多事，别人才有一点儿朦胧的感觉，他已经想到了，并且想得比别人深。”
鲁迅先知先觉，就“思想的实事”而言，他又是先行者。“三先”共属一体。他是思想革命的先驱。
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他想得深，于是他走得远。他走得远，于是他孤独。
中国封建社会，愈到晚期愈呈封闭状态，乃是权力运行的极端化所致。极端化意味着：唯有这种极端化方能维持日趋腐败的权力系统的运行。中国的政体落后于西方多矣，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却能够眺望其他语种的文化。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并不依附于封建社会。文化的本质性力量能洞穿社会形态。这一点在今天大致能看清了，传统文化有其恒定价值。
晚清国门初开，士人们普遍怀有陌生感所带来的焦虑。而杰出的士人，在焦虑中前行，杀开一条满是荆棘的道路。鲁迅能受西方文化的大力牵引，与他的“国学”功底是有关系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后面细谈。
把握“鲁迅之为鲁迅”，须抓住纲，纲举才能目张。
鲁迅想事情，一旦想明白了，便立刻去做。这里的所谓“想”，可能只有几分钟。这大约就是西哲所推崇的“瞬间决断”。这倒不是说几分钟才是瞬间，有时候，几年也可能成为历史瞬间。
许寿裳劝鲁迅说：你学医不是学得好好的吗？为何放弃？
鲁迅回答：中国的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
放弃医学的理由真是充足。
鲁迅去找老师，陈述这退学的理由，藤野先生一听就明白了，虽然他很爱这唯一的中国弟子，却未多劝。他送给鲁迅一张照片，用毛笔默默写下两个汉字：惜别。
鲁迅接过先生的照片。后来一直把藤野的照片挂在墙上。当他工作累了，想偷懒了，望望照片，又开始伏案工作。
今日日本东南部的繁华大都市仙台，有鲁迅先生的纪念碑、藤野先生的纪念碑……
1906年的夏天鲁迅回到东京，生活仍然艰苦。吃得很差，想得很多。这杰出的大脑几乎昼夜不息地运转。“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在精通了日语之后，他又学俄语、德语，如饥似渴地阅读俄国、德国的文学和哲学经典。
精神界之战士，蓄势待发。
鲁迅一生全神贯注于社会批判、文明批判，而康德在十九世纪已经有“四大批判”之一的《批判力批判》。针对批判力的批判，中国的晚清士人们可能还不知所云。
毛泽东曾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
鲁迅的奋起，乃是瞄准文化的落差。他跃入西方文化，贪婪地呼吸着异质性的空气，并返身打量中国的传统文化，“看见了”传统文化——它的精髓和它的弊端。
他能对同质性的东西作陌生化处理。
这也包括他将要展开的汉语艺术。他的小说，从《呐喊》、《彷徨》到《故事新编》，几乎一篇一个风格，其艺术蜕变的能力令许多人惊讶。他不刻意追求形式，反而获得了“有意味的形式”……
鲁迅审视中国，盖因他汲取了中西精英文化的力量。
唯有精英文化，方能使人洞察历史与当下。
人是一根能思考的芦苇……
从南京到东京，前后十一年，鲁迅给人的印象，是每一分钟都在紧张地思考。学习，思考，再学习，再思考。吃穿住他好像全不在乎，包括谈恋爱。精神的飞升伴随着身体的“下沉”。
而这种类型的伟人大哲，近代西方常见。想想斯宾诺莎、马克思、康德、尼采吧。
这倒不是说，伟人哲人们不食人间烟火。
人生太短促。鲁迅名言：要赶紧做。
他在东京张罗着办《新生》杂志；用“精奥的古字”翻译《域外小说集》。一边要新生，另一边却用古字，这饶有深意。
“弗失固有之血脉”，知，然后行。
鲁迅做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章太炎在当时是名声显赫的革命家，坐过清廷监狱，出狱后把他的讲坛论坛搬到日本东京，与改良派、保皇派领袖梁启超、康有为等展开激烈论战。
鲁迅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
太炎先生席地而坐，挥舞着手臂，绘声绘色讲汉字，往往几个小时一晃而过。听讲的学生环坐于矮桌旁，上厕所都要抓紧时间，生怕漏听精彩之处。有一位钱玄同，听得忘形，每次上课都眉飞色舞，身子不觉前移，移至先生跟前。师生讨论，数钱玄同的话最多。鲁迅对钱玄同小有不满，给他取个绰号“爬来爬去”。
后来，钱玄同做了古文字学家。
二十年代钱玄同提倡复古，鲁迅写文章批评他。
鲁迅写《太炎先生二三事》，对作为儒学大师的章太炎也有微词，不过，这篇文章的基调是亲切的，怀念的。
鲁迅办《新生》杂志，狂读西方经典，同时聆听着章太炎。视野开阔的思想家文学家在酝酿中。无与伦比的汉语艺术在锤炼中。而鲁迅的这一层曾经受到遮蔽。
战斗的鲁迅之所以能够战斗，其文化视野乃是决定性的因素。
他的同乡徐锡麟刺杀清廷大员恩铭，举国震惊。革命以各种形式进行着，仁人志士层出不穷。徐锡麟被处死、开膛，心肝肺做了恩铭亲兵的下酒菜。清王朝垂死挣扎，疯狂反扑。不久，鲁迅的另一位同乡，鉴湖女侠秋瑾，也在她的故乡绍兴死于清廷刽子手的屠刀下。
秋瑾生前，随身带着一把短刀。
鲁迅也有一把短刀，那是在仙台的时候一个日本朋友送的。
夜里他看刀，并比画着。
他并不是一名刺客。这是一把灵魂的手术刀。
鲁迅看刀，看来看去，“看”出日后的投枪匕首式的杂文。
郁达夫说，鲁迅的杂文“能以寸刀杀人”。
郁达夫通常给人留下风流才子的印象，却对鲁迅杂文推崇备至，反击鄙薄杂文的梁实秋。梁实秋先生翻译莎士比亚功莫大焉，但也许他是走了“雅”的极端。
杂文的特点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挺好的。
孟子写文章，也是要骂人的。
王国维、章太炎、辜鸿铭、郭沫若……谁不骂人呢？
骂是广义的，并非人身攻击。“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
鲁迅从仙台返回东京，又待了三年。屈指算来，他到日本已经七年多了。
七年炼成真金。
此前的南京四年、绍兴老家十几年，为这七年奠基。
如今的仙台人不无自豪地说：绍兴是周树人的故乡，而仙台是鲁迅的故乡……
1908年的鲁迅居于东京的一幢公寓“伏见馆”，他快满二十九岁了，唇上留了一点胡须。他还不想回国，回国意味着成家。成家意味着过老式的日子，在绍兴生儿育女，做师爷或幕友。
母亲拍电报催他回去。绍兴有一位名叫朱安的姑娘在等着，她的年龄比鲁迅略大。鲁迅不想娶她。类似的婚姻悲剧，也发生在胡适之、郭沫若的身上。新思维和旧婚俗之间是注定要发生悲剧的。21世纪的今天，看上去一目了然，实在不值得唠叨、纠缠。
母亲又拍电报，称卧病在床。鲁迅赶紧起程了。
其实母亲没病，是催他回去完婚。
鲁迅令人费解地同意了，在绍兴与朱安举行了旧式婚礼。
原来，他有个折中的两全之策：为母亲迎回了一位儿媳妇，却拒绝一个妻子。他拒绝和朱安同床共枕，一辈子为朱安提供生活的费用。朱安曾经许过人的，她为逃避包办婚姻而住进了周家，却遭受了鲁迅的迎娶式的逃避。按绍兴习俗，如果鲁迅不娶她，她很有可能永远嫁不出去，连生计都成问题。
处于两难境地的鲁迅，将朱安的生活也考虑到了。
事情就这么简单。
这里没有什么符合人道选择的万全之策。鲁迅不伤害朱安，就会伤害自己。他对朱安人道了，对自己就不人道。难道“自己”就不是人吗？这是什么样的人道主义道德律令，非得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吗？平等的观念不是这样的。
犹如财富的平均主义，在古希腊人的眼中莫名其妙。
犹如儒家文化提倡悲悯情怀仁者之心，却也处处强调等级。
这里的分寸感极为重要。一个健全的社会，雷锋精神当与富豪榜并存。偏颇是有害的，走极端则导致灾难。
贫富有区别。精神境界有差异。
健全社会的运动过程中，应当有能力同时显现此二者。显现是说：尽可能地去掉遮蔽。
个体形成的过程中，则应当警惕极端个人主义。
悖论是：人人趋利，损人利己，既有害于社会的、单位的、家庭的和谐，又不利于个体的壮大，个体的幸福。
想想看：乌眼鸡它能幸福吗？乌眼鸡只会去找乌眼鸡……
如果动物本能的充分调动就是幸福，丛林法则的普世应用就是大同，那将把人类的几千年文明置于何处？把真善美的百代努力置于何处？
而当所有的眼睛都只能反射钱币之光的时候，生活的完整性也无从谈起了。爱意、诗意、神性、道德、风俗将集体退场。生活之意蕴层撕裂出大空洞，就像天上那个肉眼看不见的臭氧层。
只能辨认有形之物的那双眼，乃是标准的动物之眼。
不难想象：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会对有蔓延趋势的拜金主义拜物主义使用他的短刀、他的投枪匕首。
唯有全面发展的“那个人”，才无愧于人的称号。
我们这些只知为一点蝇头小利而忙忙碌碌的人，不妨扪心自问：对得起为重建民族之魂耗尽了心血的周树人吗？
鲁迅婚后不久，去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书。许寿裳在那儿当教务长，校长是沈钧儒。鲁迅教化学，教生理卫生，兼博物学的翻译。他对学生讲生殖系统，面对一张张惊异甚至惊恐的娃娃脸。他面无表情，单用抑扬顿挫去表达。声音是他的表情。他冷幽默。下面即使哄堂大笑，他的面部肌肉的变化也不大。
讲课的风格，讲演的风格，形成于杭州师范。
也影响着日后的文字风格。
幽默这东西，一旦“热膨胀”，容易油腔滑调。鲁迅懂得这个微妙的分界，专门写文章，告诫年轻人不要油腔滑调。
这告诫放在眼下仍然适用。油腔滑调有变式，比如对文学及影视经典作品的恶搞。
三十岁的鲁迅住着单身宿舍。学校里他是最能熬夜的教员，备课，读书，整理和学生们一块儿从野外采集来的植物标本。他抽“强盗牌”香烟，吃杭州有名的条头糕。这两样东西，校工每晚给他送上。物质生活，比在日本的时候强多了。
深夜他在小院徘徊，觉得天空奇怪而高。
香烟总是在手上，而思绪袅袅在空中。
然后，一个人卸衣上床……
沈钧儒去职，来了个新校长夏震武，强拉许寿裳陪他去孔庙“谒圣”，遭到许寿裳的严词拒绝。
鲁迅给这位新校长起了个外号：夏木瓜。
很快，“夏木瓜”在教员们中间广泛传开了。恼羞成怒的木瓜摆出了权力面孔，拉虎皮作大旗，惹得群情激奋。双方斗了几个回合，以教员们的胜利而告终。木瓜辞职，学校开起了庆功会，鲁迅痛饮绍兴老酒。
这是1910年，离辛亥革命很近了。夏木瓜尊孔，真是不合时宜。鲁迅“升官”了，从杭州返回绍兴，在绍兴府中学做了学监。
还是穿廉价的羽纱长衫，抽强盗牌香烟，吃条头糕。还是形同单身汉……
绍兴古城弥漫着革命的空气，人们公开议论三年前死去的秋瑾、徐锡麟。鲁迅一头短发，昂扬走在街上。绍兴府中学的学生们满怀敬意地望着他走过，悄声议论他与秋瑾的友谊。
“革命”来了。
革命党人王金发的队伍从杭州连夜开到了绍兴。穿蓝色军装的士兵们，穿草鞋，扛步枪，打裹腿，精神抖擞。
绍兴城亮起了各种各样的灯：油灯、纸灯笼、玻璃方形灯、桅杆灯。没灯的人点起了火把。
革命照亮了千年暗夜。
鲁迅出任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上任的头一天与全体学生见面，他戴着一顶军帽。校长致辞，简短有力。下面的操场内响起了欢呼声。
可是没过多久，绍兴的人们看见革命的标志性人物王金发长胖了，满脸油光。绍兴的士绅们用祖传老办法，群起而捧之，拜帖如雪片，这个送衣料，那个送翅席。绍兴府虽然改成了军政府，进进出出的却还是那些人。
城里忽然有了许多名目的革命党。不少人开口革命闭口革命。
城里和乡下的闲汉们兴高采烈，纷纷涌入军政府衙门，穿皮袍大摇大摆。
沉渣泛起。鱼龙混杂。
王金发变了，拒绝青年们提出的惩办杀害秋瑾的刽子手的强烈要求，说是“不念旧恶”、“咸与维新”。
青年们愤怒了，发传单，办报纸，痛骂王金发，请鲁迅做他们的后盾。
鲁迅站到了王金发的对立面。
绍兴城一度盛传，王金发要派人杀鲁迅。
鲁迅的母亲吓坏了，要他出城到乡下去躲避。
鲁迅不走。夜里还上街，打着灯笼，灯笼上写着大大的“周”字。过了一段时间，平安无事。他还当校长。王金发虽然糊涂，却不至于暗杀他。
许寿裳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任职，请鲁迅去南京。教育总长是蔡元培。
1912年的春天鲁迅离开了故乡绍兴。
同年五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鲁迅随教育部北上，住在宣武门外一条僻静的胡同：南半截胡同里的绍兴会馆。八月，他从教育部第二科科长的位置，升为部里的佥事，是个高级干部了，月薪丰厚，权力亦大。于是，找他的人多起来，几乎排着队，到他的办公室或会馆小屋。如果他愿意在官场中谋个前程、编织关系网的话，此间是绝好的机会。
可是对鲁迅这样的人来说，有些机会根本就不是机会。
他看不见这些机会。
鲁迅的意识之所向，乃是时代。而由于他这么多年来死死地盯住人，盯住个体不放，所以，他所看见的那个时代，跟他的同时代人有巨大的差异。
他实在不喜欢那些形形色色的来访者。事实上，那些人所怀揣的各种名利念头，他要么在脑子里一晃而过，要么看不见：视若无睹。
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不得不置身于庸常官府、庸常的人际关系的纠缠。他做上教育部的高级干部，跟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的欣赏有关。后来，两人都从按部就班的政府部门转入了大学。蔡元培是现代教育的奠基人。鲁迅是现代思想和文学的奠基人。
思想家每天上下班。思想家夹着公文包匆匆走着，走过北京的一年四季。
鲁迅越来越烦那些敲门者，有时候对敲门者非常的不客气。
一个不愿意把别人当成敲门砖的人，自己也不愿成为别人的敲门砖。有趣的是：鲁迅既不知道“门”是什么东西，又不知砖为何物。
脑子里满是民国、民族、历史、当下，门砖之类哪有踪影？
活在历史进程中并能意识到这种进程的人，眼里哪有鸡毛蒜皮、鸡零狗碎？而西方近现代，这种具备了历史感的人特别多。中国从先秦到汉唐宋，目光长远者亦比比皆是。
民国初年，思想又在北京的一条小胡同里高速运转了。
鲁迅一头扎进古书、古碑、古佛经。为了前行他回望着历史。他辨认着黑暗。黑暗的广大与深长，经由历史的惯性延续到民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
鲁迅紧张辨认着黑暗的“核心物质”。
郁闷，痛苦。历史的毒气与鬼气，也侵入鲁迅瘦小而坚硬的身躯。欲辨认对象，他是要和对象近距离接触的。
针对历史的毒素，鲁迅必须以剧毒之身，携带着强大的异质性力量，跃入历史的深潭以毒攻毒。他清点着历史的有毒物质，寻找那颗支配着无数吸盘的魔鬼般的章鱼头。
而历史自有闪光处。
鲁迅发现了魏晋文学和嵇康。那是一个具有“人的自觉”的时代，读书人纷纷反抗儒学礼教，不惜以死相拼。个体要成为自由的个体，付出了血的代价。龙章凤质的嵇康四十岁赴刑场，乃是追求自由的个体在封建权力魔掌下的历史性的闪亮登场。
礼教。这章鱼之头。
鲁迅自己就是礼教的受害者。还有那位在绍兴默默地陪着母亲的无辜的朱安……
六年过去了。鲁迅郁积着巨大的攻击力。地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
这无声的、近乎阴冷的六年，鲁迅完成着自身的修炼，朝着更高更强更坚硬。
同时他也攒着钱，准备在北京买房子，把母亲和朱安都接过来。他抽烟，喝酒，吃甜点心。头发长，胡子乱。总是穿相同的衣服和鞋子，却不至于“扪虱而谈”；或是拨出短刀去追赶苍蝇。魏晋士人的佯狂，鲁迅能一眼看透。
郁闷也包含了性苦闷。
1918年春季的某一天，钱玄同突然来访，带来了一本《新青年》杂志，请鲁迅写一点文章。鲁迅并不兴奋，他说了一段后来被专家作家无数次引用的话：“假如有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https://www.daowen.com)
鲁迅话是这么说，但还是同意给《新青年》写稿。胡适、陈独秀都是这个杂志的编辑。
这一年的五月，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问世。这是漫长的封建礼教史上的第一声惊雷。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块奠基石。现代小说自《狂人日记》始。
小说用第一人称，写一个患有受迫害妄想症的“狂人”。小说的原型是鲁迅的一个亲戚，原本在山西做幕友，忽然觉得所有的人都要陷害他，于是仓皇逃到北京。他虽然住下了，但还是很恐慌，要逃跑，换了一个又一个房间。鲁迅安顿他，劝慰他，却苦于怎么说都没用。有一天这位亲戚极为惊恐地朝鲁迅喊：“今天就要被拉去砍头了！”并颤抖着拿出了一封绝命书。鲁迅认为他精神错乱了，送他去池田医院时，沿途的巡警又吓得他面如土色。医院里治了一星期，无效。鲁迅托人送他回了绍兴。
这事发生在1916年。
短篇小说《狂人日记》酝酿了两年之久。
而小说中弥漫的恐怖氛围，直指四千年吃人的封建礼教。
且看“狂人”的感觉世界：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儿。陈老五送饭进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仁义道德吃人，谁愿意去看这样的历史呢？或者说，谁有能力如此去看呢？鲁迅看了，而且看得仔细。粗看就滑过去了。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说：“中国人因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
直面人生的鲁迅先生，发现了瞒和骗。三个字，概括了多少事，多少丑陋的内心。有些人主动地瞒和骗，有些人被动地、不自觉地瞒和骗。
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
战士鲁迅，如此登场。
《狂人日记》的主题，可以浓缩为四个字：礼教吃人。
强者吃弱者，弱者又吃更弱者，于是吃人的筵席就排得很长了。清中叶的思想家戴震说：“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理，是清代盛行的程朱理学，是“灭人欲存天理”的那个理。曹雪芹与戴震气息相通，所以才写出豪门大族的那么多惨死。
几百年的理学，几千年的仁义道德。封建统治者在举起屠刀的同时，使用着各式各样的软刀子。
鲁迅既反抗屠刀，又辨认软刀子。辨认的艰难在于：仁义道德贯穿了封建社会的教育体系。
而仁义道德，在它的源头上、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不是这样的。历代杰出的儒者、文人，亦在强力维护着这个源头。即使封建统治阶层，也从来不乏敢于为民请命的“中国的脊梁”。
而鲁迅在当时，必须亮出彻底反封建的战斗姿态。
针对封建礼教的极端化、日常化，必须以另一个极端来揭示它。否则，礼教强大的遮蔽力量将抵消任何揭示的力量。
思想的高速运行，显现了穿透力。1907年，二十八岁的鲁迅写《文化偏至论》，向我们亮出了他的辩证思维。
偏执有洞见。或者说：偏执的洞见。
偏执也标示出五花八门的面团形象，温吞水似的喋喋不休。温吞水照不出温吞水。面团希望永远碰上面团。
读《狂人日记》，并不令人愉快。
《地洞》、《变形记》、《复活》、《死屋手记》、《局外人》、《铁皮鼓》、《喧嚣与骚动》……也不是叫人产生“阅读快感”的。卡夫卡、福克纳、加缪等人执意表现痛苦的荒诞，揭示种种异化，批判非人道，为西方文明的艰难进程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这也是所谓精英文化的组成部分，早就进入了西方文化的主流传承。
人类的心志，应该有能力正视痛苦。
快乐是“痛苦的快乐”，犹如阴天是晴天的阴天。一味回避痛苦，有两个后果：
1.快乐失去参照系从它自身脱落；2.导致更多的痛苦。
人所不能承受的，是生命之轻。
《狂人日记》是岩浆的喷发点，从此鲁迅一发不可收。六年的沉默、沉积，来了个大爆炸。
《药》。
《祝福》。
《孔乙己》。
《阿Q正传》……
“狂人”虽然是城里人，可在乡下也能找到；“阿Q”是农民，却能折射城市里的各色人等。
阿Q真能做：舂米便舂米，割麦便割麦，撑船便撑船。他是未庄的流浪汉，睡在土谷祠，忽而去了城里，变成了“革命者”又回到未庄，吓唬赵太爷，投奔假洋鬼子。他满脑子白盔白甲、元宝、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他满嘴锵锵锵，哼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喊叫“造反了造反了”。他打不赢王胡，却意外地做了个天下无能第一，很自豪，精神胜利了。他与小D缠斗，双方抓辫子，抓住就不放。他有癞头疮，于是忌讳一切有关“亮”或“光”一类的字眼，而为了应付难堪的局面，他发明了怒目而视，对鄙睨他的人说：你还不配！话一出口，癞头疮就变得高尚而光荣了。他摸了一把小尼姑的光头，凭了指尖留下的滑腻感欢喜半天，对众人道：和尚摸得，我也摸得……他想和吴妈困觉，“对伊跪下了”。他在死刑书上画押，惭愧自己未能把圈画圆。他莫名其妙赴了杀场，看见所有的熟面孔全出现了。他被“咔嚓”给麻木而凶狠的看客们看，似乎还介于喜与悲、自卑与自傲之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阿Q真不想断子绝孙。
不知鲁迅先生看没看过卓别林的电影。
如果让卓别林来演阿Q，那才叫绝呢。
让人笑得直想哭。这是什么样的艺术？
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荒诞派、黑色幽默……什么标签不能贴？
鲁迅之作为艺术大师，其艺术变形的能力之强，至今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从小说到散文诗《野草》，到《故事新编》，到杂文。顶级艺术，向我们保持着它的神秘性。就像《红楼梦》。
读阿Q，笑得想哭，又哭不出声，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在阿Q身上嗅到了自己的气味。却又不好明说，大家装糊涂，反指别人是阿Q。
麻烦在于：反指别人是阿Q的时候，更靠近阿Q。
阿Q似乎无处不在，布下了国民劣根性的天罗地网。
这部几万字的中篇小说，于1921年连载于《晨报副刊》，署名巴人。副刊编辑孙伏园每隔几天到鲁迅的住处催稿。杰作是催出来的。初看像滑稽小说。看到后来，又越看越不像滑稽小说：很有些读者笑到一半便停下，疑神疑鬼地瞅瞅也拿着报纸的其他人……
官绅阶层，智识阶层，敏感者尤多。
阿Q是未庄游荡的阿Q，他们为何敏感呢？
他们的魂灵被击中了。灵魂深处那黑糊糊的一团东西，突然注入了一道强光。这强光，仿佛来自天外。
阿Q自轻自贱又自傲，很善于自欺欺人。
他有个口头禅：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
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阿Q的这种语气当时很流行。提倡国粹、“整理国故”的声音一波又一波。《阿Q正传》点了胡适的名。
平心而论，鲁迅先生有偏颇。偏颇却有洞见。
当时的中国既落后于西方、遭凌辱受挤压，自己又搅得一团糟，却总是有人高叫：中国的精神文明冠于全球！
这口号即使无大错，也叫得不是时候。
更何况，关于中国固有之精神文明，很多东西要重新回首。
鲁迅是回首的伟大的先驱。
他给青年学生开书目，建议少看或不看中国书。他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说这番话的，蕴涵了深意和苦心。借助西哲的眼力，清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毒素。这是需要勇气的，需要大智大勇。以胡适辈的中庸，焉能看到这一层？这才是重振民族自信心的战略性眼光：鲁迅的一生，是致力于让固化的文明得以疏松。
鲁迅乃是历史性的鲁迅。也许今天，是辨认他的伟岸身影的更好的历史时机。
《阿Q正传》编入小说集《呐喊》，一经问世，轰动全国。连云南昆明这样的西部偏远城市也供不应求。
鲁迅剖析国民魂灵的手术刀，往往首先对准他自己。
混合了自卑与自傲的“自欺欺人”的心理模式，是鲁迅揭示的。
由此生发了这种心理模式的对立面：勇于解剖自己，触及灵魂，人贵有自知之明，批评与自我批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对这些句子耳熟能详。毛泽东把鲁迅精神带到了新中国。
鲁迅以轻松的笔调为阿Q画像，同时烛照着、剔除着自己身上的阿Q因素。
比如忘却。阿Q是很能忘却的，他到钱庄赌钱，输了一大把，很想不通，于是自抽嘴巴，似乎打人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人，于是，他心满意足地倒在了土谷祠的杂草地上，呼呼入睡了。
甚至到了示众砍头的时刻，“他一急，两眼发黑，耳朵里喤的一声，似乎发昏了。”可是转眼的工夫阿Q又忘却了，“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末了，他无师自通来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身首异处的一刹那，他竟然还惦记着去博取看客们的喝彩。
这叫至死不悟。
鲁迅对中国人的各种类型的“忘却”深恶痛绝。《为了忘却的记念》，故意说反话，把“忘却”抛到前台。我以前也是读不懂，盯上了忘却二字，正中先生的下怀。
忘却也是弱者的特征，弱者的生存术。试想：如果阿Q不善于忘却，桩桩屈辱铭心刻骨，他还能在未庄混下去活下去吗？
所以鲁迅先生，对阿Q们，对孔乙己们，对“鸭子般伸长颈项”的可怜又可怕的看客们，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揭出病苦”，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
可是很多人并不这么想。小说刺激了他们的神经。
当时有人在《现代评论》撰文说：“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鲁迅先生的医学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
这话是嘲讽的，却也讲出了鲁迅特色。
写《包法利夫人》的法国大作家福楼拜，同样保持着外科医生式的冷静。
冷收缩反衬热膨胀；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此系苏轼名句。
冷与热的辩证法，鲁迅体验最深。
契诃夫的特点，俄罗斯人总结为：淡淡的幽默。冷热之间的淡淡的幽默，可能是契诃夫经过曲折的探索之后找到的艺术喷发点。而读过契诃夫的人都知道，这位伟大的小说家对俄罗斯抱着怎样的火热的感情。
鲁迅很喜欢契诃夫。两人都学过医。都弃医从文。
《阿Q正传》自问世以后，数十年间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中。争论的焦点是：阿Q这个艺术形象，是否指向中国社会各阶层？阿Q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吗？
许许多多的学者作家卷入了这旷日持久的大争论。而争论本身，又折射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眼光和心态。这是小说的延续。一石激起千层浪。惊涛拍岸不停息……
郭沫若说：“旷代文章数阿Q。”
茅盾说：“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作者的主意，似乎只在刻画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Q相。”
郑振铎说：“这个阿Q，许多人都以为就是中国人的缩影。”
钱杏邨则批评鲁迅：“不但没有抓住时代，而且不曾追随时代。”钱的文章发表于1928年，马上有人撰文反驳：《阿Q时代没有死》。
鲁迅自己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是一件难事……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1933年，鲁迅在《再谈保留》一文中又说：“十二年前，鲁迅作了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暴露国民的弱点的。”
鲁迅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
这“一时”是多久，鲁迅没有讲。
几千年形成的病根，几十年难以去掉。历史有不易察觉的惯性。
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读《阿Q正传》深有感触，他写道：“可怜的阿Q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由此可见，国外也有阿Q。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
真该好好地看看。
鲁迅研究国民性由来已久，《呐喊》是一次集中喷发。他要“救救孩子”，免得他们长大后，“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混”。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遗憾地发现，阿Q还在到处走，虽然他已经不戴毡帽，不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怯懦、油滑、短视、中立；麻木、侥幸、忘却、投机；自卑、自傲、自欺欺人、欺软怕硬……学界商界演艺界的阿Q，市井的阿Q，农村的阿Q，机关大楼里的阿Q……
花样翻新的精神胜利法，还在强势推销。“市场前景”难以测量。
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鲁迅成为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的心”。由于他的作品立意不凡，样式特别，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他仍在教育部，兼了北京大学的课，以讲师的身份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他花掉多年积蓄，卖掉绍兴老屋，在北京八道湾买了房子，将母亲、朱安和弟弟都接来同住。他回过一次绍兴，闰土来看他，当初的英俊少年变得非常木讷，像个木偶人。鲁迅为此写下著名的《故乡》，忧郁的目光瞄准饱受欺压的底层。
早年在南京下矿井，鲁迅对“鬼一般工作着”的矿工们印象极深。
病态的社会，苦难深重的底层，此二者，牢牢地牵扯着鲁迅的神经。
他一直在看，深入地看。
悲天悯人的情怀，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
杜甫看。白居易看。苏东坡看。陆游看……
1923年的7月，鲁迅和周作人突然闹翻了，开始自己做饭吃。次年初他搬出八道湾，住进西四条砖塔胡同。六月十一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他的东西，“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詈殴打。”启孟即周作人，其日本妻子名叫羽太重久。
兄弟失和，从此不见面，与这日本女人有关。细节无考。周氏兄弟共同的朋友川岛是目击证人，写过文章《弟与兄》。
鲁迅回忆往事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其中一篇叫《风筝》，表明他对弟弟是牵挂着的。川岛也披露了兄弟失和之后的一些事。
周氏两兄弟道不同。论述已多，此不赘言。
鲁迅从北大转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并迁西三条长住，戏称工作间为“老虎尾巴”。几年间他陆续接待了大量的来访者，多为青年。五四运动使中国青年走到历史的前台，鲁迅是他们持久的偶像之一。《呐喊》使无数青年想要呐喊。鲁迅待客的房间小，他吸烟又多，常把玻璃窗打开，透透气。窗外有个小院子，院中有杨树，冬日盛开着几树梅花。
谈话不拘题目，往往一谈大半天。来访的青年们还留下吃饭。言语激烈碰撞时，鲁迅静静地抽烟，望望玻璃窗外的杨树或梅花。
这情形与绍兴会馆的那几年形成鲜明对照。
鲁迅四十出头了。他和小他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很融洽。争论，探讨，夹杂轻松的闲聊与开怀大笑。思想自由地绽放着。这是中国式的思想讨论班。思想的火花喷溅到社会。此间鲁迅忙于支持青年们的未名社，办《语丝》和《莽原》杂志，而他的写作瞄准了散文诗。跳跃而短促的句子，沉郁而滚烫的意象，仿佛思想自动寻找着火山口。《野草》令人联想波德莱尔的《恶之花》……
萧军等人回忆：《野草》震动了他们的心。
鲁迅在女师大讲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这本论艺术的专著是鲁迅翻译的，它有两个思想来源：柏格森的创化论、精神绵延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艺术是苦闷的产物。苦闷源于对现存秩序的不认同，在“不”的领域矜持着，固守着。苦闷是能量的蓄积。鲁迅十几岁就开始苦闷，他追忆说：“父亲的穷下来，也是一件好事，使我想了很多事情。”他在南京苦闷，在东京、仙台苦闷，回国后依然苦闷。他把身体放到一边，让精神迎着苦闷顽强地生长。精神界之战士，这仿佛命中注定。不同时期的苦闷似乎各有名称，先前叫呐喊，此间叫彷徨。
《新青年》的编辑部散了，对鲁迅刺激很大。陈独秀去了上海，打算把这本影响甚大的杂志带入政治的可操作的层面；胡适钻进了“整理国故”的象牙之塔。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尚彷徨。”
这是小说集《彷徨》的题词。虽然题于1932年，确是概括了写《彷徨》时的心境。
思想者前行艰难。在确认自己的选择之前，宁愿寂寞着，彷徨着。
所谓独立思考，必然伴随着寂寞与彷徨。
在中国，寂寞、孤独几乎是思想的同义语。
鲁迅苦闷着，压抑着。
压抑好比将气球按入水，按得越深，气球弹得越高。
思想，艺术，语言，乃是压力所致。鲁迅的文字像钻石般坚硬而漂亮，乃是长期受力的一种结果。他的轻松，随意，是从不轻松、不随意的地方争来的。犹如他的幽默，有着并不幽默的广阔的背景。
按一般人的理解，二十年代中期的鲁迅已经名利双收了，却何苦还跟自己过不去？教育部官员，大学教授，著名作家，青年偶像，他已是许多人眼中的社会精英、上层人物。然而他从未给人留下社会名流的印象，他的生活十分简朴，凡事喜欢自己动手，包括砸煤劈柴这类体力活。
思想者偏爱干粗活、手工活，中外例子甚多。嵇康打铁，陶潜种田，莱布尼茨当钟表匠，维特根斯坦送掉巨额遗产做了一所中学的园丁。海德格尔是木匠的儿子，自己也喜欢摆弄铁锤，搭建托特瑙山上的小木屋，而他惊动欧洲的“上手性与在手性”的杰出思想，是从铁锤的起落中悟出的。
质朴有丰富，奢华有单调。
唯有质朴的状态方能与丰富照面。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一名质朴者，能思想者，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贵族，反衬形形色色的暴发户。能思想者就是能感受者。能感受者就是能幸福者！
一个辛勤耕耘的老农民，其对自然、对生活感觉的丰富，当胜于几打名缰利锁之辈。后者其实挺可怜，他的最高境界，不过是动物式的欲望循环。
鲁迅毫不经意地滞留于质朴的状态，远离了惰性群体的持存状态。
奢华有单调是说：当一个人有了小汽车的时候，他再也看不见自行车的诸般好处与妙处。
鲁迅从质朴出发，展开他的丰富而强劲的思考。毋宁说，一切强劲的思考，均与质朴为邻。
思想与奢华不两立。
如果二十年代的鲁迅过上了成功人士的奢华生活，出门摆谱，回家享受，那么，“思想”就会跟他过不去。
鲁迅穿有补丁的衣衫和皮鞋到女师大上课，惹得阔小姐们掩嘴娇笑。他这叫名士风度吗？从魏晋唐宋到明清、民国，不拘小节的名士、狂士的故事太多了，鲁迅是这支奇特的队伍中的一员吗？女生们私下议论着。
鲁迅在课堂上讲厨川百村，批评弗洛伊德。他一再抨击性的潜意识学说，倒使人联想他的已经受到意识控制的潜意识。
升华的鲁迅，也许尚处于回望那升华的地基的开端。
学贯中西与文理的鲁迅，讲课随意发挥，旁征博引，妙趣横生。他不是学者型的教授，知识的后面有思想支撑。他无意带出一群女战士，却能对她们潜移默化。
清华、北大、女师大的学生们，读着鲁迅的书。读着《语丝》周刊、《莽原》杂志以及胡适、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作品。
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声音在延续着。声音也在分化中。
女师大学潮不断，赶走了流氓式的女校长杨荫榆。
向来温和的、一说一个笑、一笑两个小酒窝的刘和珍，是学生领袖之一。学生当中她人缘好，具有温和的感召力。
生一张圆圆的俏脸的刘和珍，崇敬着鲁迅。她并不宽裕，却毅然预定了全年的《莽原》。
1926年3月18日，青春活泼的刘和珍倒在了血泊中。
这一天，北京三万多人大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列强无理要求撤毁大沽口炮台，抗议列强在北京以“八国通牒”的方式威逼段祺瑞政府。学生爱国，徒手请愿，却突然遭遇呼啸而来的子弹：卖国贼段祺瑞下令屠杀，枪声持续了十多分钟，又有衙门里冲出来的大刀棍棒队，将倒在地上的呻吟着的伤者击毙。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和她的几个同学被子弹打死、刀棒杀死。
鲁迅为这个血腥的日子命名：“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他写下《记念刘和珍君》、《无花的蔷薇之二》。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
军阀卖国贼，杀人不眨眼。鲁迅这么写文章，而且发表出来，是冒着杀头危险的。战士不怕流血，却没必要作无结果的牺牲，鲁迅痛苦地呼吁：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
1926年3月，鲁迅亮出的身姿、写下的文章，惊天地泣鬼神。死者无言，后死者发出如此彻底的声音。
墨写的文字，偕美丽而勇敢的死难者长存。
鲁迅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北京一时盛传：当局要抓他。
北京是待不下去了。鲁迅和许广平去了上海。又分手，相约过两年再见面。师生情侣频繁通信。《两地书》是二十世纪的经典情书。
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任文学系教授兼国学研究院教授。这所大学背山靠海，鲁迅几乎独住一栋临时安顿他的生物学院的三层楼，夜里听呼呼的风声，白天看茫茫的大海。
鲁迅也到沙滩上捡贝壳。
他整理《汉画像考》、《古小说钩沉》，并将这两本书付印。此前的《中国小说史略》已在北京出版以及杂文集《热风》。
编古籍，伴随着孤寂。
教学的头绪很多。累了一天，独自上三楼，有时自己做饭吃，自斟自饮。学校的教员多玩家，且排外，鲁迅和他们格格不入。
鲁迅后来在《三闲集》中形容厦大的孤寂的生活：这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面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坟冢；一粒深黄色的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处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
寂静喧嚣着。
这是我读过的关于寂静的最出色的文字。寂静之色香味扑面而来。这是海洋般的寂静与喧嚣。
寂静与坟冢，于鲁迅仿佛有某种亲和力。
他在坟前照了一张相，并寄给北京的朋友。
萧红写过鲁迅先生走夜路将“鬼魂”踢成活人的故事。
对死亡的敏感，对孤寂的亲近，几乎是一切天才思想家的先天素质。历数西哲或诗人艺术家，谁不敏感着死亡呢？以布勒东、阿拉贡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者宣称：死亡乃是唯一的主题。有个巴黎诗人布置他的房间，墙上贴满了“死亡通知书”。死亡是人生的极限，是无底的深渊，是短暂者返身打量一切生存的最佳的炽热地带。
孔子曰：“不知生焉知死？”
西哲云：“不知死焉知生？”
两个追问，在鲁迅身上合而为一。
而两千多年前的儒学圣人将死亡与知性相连，表明思之力已抵达“坟”前。可惜圣人止步了。
可惜鲁迅在坟前留影，并给一本杂文定名为《坟》，学者们似乎鲜有思考。
鲁迅太熟悉寂静、孤独、死亡与黑暗了。思想的原发地带，此四者为常态。
现实的层面，则是无声中听有声，听惊雷；黑暗中寻光明。
1927年，鲁迅去了有“革命策源地”之称的广州。他到黄埔军校演讲，强调枪杆子的重要性：一首诗吓不倒孙传芳，一个炮弹却能将他轰走。
在中山大学他是唯一的正教授，兼文学系主任，月薪三百大洋，可能相当于现在的两三万块钱。他住在东堤的白云楼。许广平当他的助教。她是广东人。
鼎鼎大名的鲁迅，自然被视为社会名流。各式请柬雪片般飞来，名人请名人，要员请名人，其中有孔祥熙、戴季陶、陈公博这样的显赫人物。而那些自以为是个人物的人也请鲁迅吃饭，真是五花八门。鲁迅不吃这种饭，拒绝十分彻底：门上贴出四个字“概不赴宴”。吃一回就会有十回……鲁迅之所以能够发现各式“捧杀”，与他拒绝成为名流、拒绝插上各式身份标签有关。赴许多饭局，说无穷套话、废话，对一个思想者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萨特曾形容这类饭局：不是人吃东西，倒是东西吃人。
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加缪并不拒绝这个奖项，却同样讨厌社交。
多少英才被无谓的应酬缠死。犹如水下杂草缠死浪里白条。
纠缠花样之多，几本厚书写不尽。
时间多宝贵。而总有一些人活着就为了互相纠缠。废话滋生废话，时间消耗时间。周旋作揖打拱，每张脸下都暗藏几张脸，鬼头鬼脑层出不穷……
鲁迅以坚实的个体，很容易识别种类繁多的群体式的伎俩。
思想者岂是一句空言！
难怪他后来感慨：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
鲁迅在广州，曾秘密会见当时的中共广东区党委书记陈延年。
上海发生“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在广州也大搞白色恐怖。中山大学的进步学生被抓捕，鲁迅冒雨参加紧急集会，愤而辞去大学里担任的所有职务。
一年几千块大洋，不稀罕。
鲁迅曾长期寄希望于青年，现在希望趋于破灭，《答有恒先生》说：“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
《而已集》题词：“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在广州，鲁迅陆续编定了《野草》、《朝花夕拾》、《唐宋传奇集》。在那样的环境中，脚踏实地的文化工作未曾中断。
十月，起程去了上海。
上海十年。
先住闸北景云里，许广平先生有文章《景云深处是吾家》，每个字都饱含亲切。后迁北四川路大陆新村九号，房子宽敞而整洁，陈设漂亮。鲁迅从不排斥物质生活。
《语丝》从北京搬到了上海。
创造社、太阳社在上海很活跃。茅盾、郭沫若分别从武汉和香港来到上海。鲁迅与茅盾、郁达夫、冯雪峰等一见如故。后来与瞿秋白更是平生至交。他不喜欢梁实秋。讨厌帮闲文人……
30年代的上海，聚集着中国的文化精英。
鲁迅专心著述，翻译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及理论著作。他很少出去演讲了，虽然各大学纷纷邀请他。
许广平生了孩子，取名周海婴。鲁迅对她体贴入微，在她的房间里布置鲜花，让她出院回家惊喜不已。
1931年9月25日，上海文化界新闻界祝贺他的五十寿辰。
他工作，工作，工作……
通宵达旦是寻常。萧红说：“鲁迅先生在椅子上躺一躺，翻翻闲书，就是休息了。”
别人喝着咖啡，鲁迅工作着。
他抽烟，抽烟，抽烟，时常每天多达五十支烟。鲁迅先生，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多少爱着他的人劝他少抽，或抽点好烟。朋友送他好烟，他却给朋友们备下，自己还是抽劣烟。
他事必躬亲，连寄给朋友的书都包得整整齐齐，棱角像刀切过。青年给他的稿件，几万字的，几十万字的，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着。字迹太潦草的，也使他生气。但生完了气还是埋头细看，抽着劣质烟，咳嗽着。
瞿秋白的文集《海上述林》，耗去他多少体力。编辑，校对，一遍又一遍看清样，酷暑严冬放不下，还拖着病躯。秋白泉下若有知，当仰天慨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鲁迅先生工作之余的乐趣，是和朋友们谈天，坐汽车看电影。未曾逛过一个公园。
他关怀着中国新兴的美术运动。也自己动手设计书籍的封面。
他注视着上海的日常生活，写《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我们怎样做父亲》、《三月的租界》、《上海文艺之一瞥》……
《且介亭杂文》，厚厚的，厚重的。
三十年代初的上海，也是血雨腥风的上海。
常来看望鲁迅的柔石和殷夫等四位青年作家被反动派杀害，鲁迅愤而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痛感“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深夜挥诗笔：“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向中华民族挥舞着屠刀。日军迅速占领东三省。
鲁迅与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人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6月，副会长杨铨被执政当局派出的特务暗杀。鲁迅也被列入暗杀名单。他去参加杨铨的追悼会，出门不带钥匙，赴死之心已决。
大雨滂沱送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无情最是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血呀，血呀，同志的血，同胞的血……
三十年代的鲁迅，写长篇巨作几乎不可能。炮火威胁他的寓所，使他几度出走。
杂文一本接一本。《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论战激烈。短兵相接。鲁迅对他的论敌毫不留情，撕开他们的各式面具。这倒不是说，鲁迅全对。没人全对。有一些争论的对手后来明白鲁迅是对的，公开向他认错，赤子之心如鲁迅，比如闻一多。
真理一词在德语中含争辩之意。中国人，太多的是折中面团，太少的是唇枪舌剑。
鲁迅形容说：两个中国人见面，通常互问台甫，拱手，假笑，然后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中国人哼哼哈哈的本领倒是称冠于全球。
鲁迅中年得子爱怜有加，有人却拿这个说事儿了，嘲讽他。鲁迅付之一笑，写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鲁迅的旧体诗，现代诗人罕有企及。
鲁迅想写红军长征的小说，想写关于杨贵妃的长篇小说，并为此作了很多准备，却未能如愿。这非常可惜。
三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正是工农红军屡遭围剿极艰难的时刻，鲁迅明明白白地表达了他对共产党人的敬意。红军到达陕北后，他拍贺电，托人给红军送去火腿。他细听陈赓、冯雪峰讲长征的故事。这人类历史上的壮举，在鲁迅杰出的大脑中长时间再现着酝酿着……
鲁迅写杨贵妃的念头则起于二十年代，1924年他去过西安。他眼中的盛唐时代和杨玉环这样的悲剧佳人会是怎样的呢？他多次讲，绝不相信女人祸国的。
伟大的思想家小说家写盛唐及盛唐之衰，将是何等景象？
鲁迅不是专治史学的，可他的历史感、他的历史性眼光强于大多数历史学家。历史学离开了历史性，势必变成一堆唠叨。历史性，乃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
鲁迅写杨贵妃的冲动，是否包含了瞄准他自己身上的某些盲区？
可是所有这些，只剩下深深的遗憾：民族的遗憾，历史的遗憾，文化的遗憾。
鲁迅先生病了，病情时好时坏。
萧红这样写：
“1936年3月鲁迅先生病了，靠在二楼的躺椅上，心脏跳得比平日厉害，脸色略微灰了一点。
“……鲁迅先生必得休息的，须藤老医生是这样说的。可是鲁迅先生从此不但没有休息，并且脑子里所想的更多了，要做的事情都像非立刻就做不可，校《海上述林》校样，印珂勒惠支的画，翻译《死魂灵》下部；刚好了，这些就都一起开始了。
“……鲁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几年了，死了是不要紧的，只要留给人类更多，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不久书桌上的德文字典和日文字典又都摆起来了……”
拿什么做比方呢？普罗米修斯偷火给人间以光明。
鲁迅的一生，是“肩扛住了黑暗的闸门，放青年们到光明的地方去”。单是给青年写回信就有三千五百多封，毛笔字一丝不苟。他累啊。
伟人的犟脾气，真叫热爱着他的人毫无办法。多少人劝他。病中的宋庆龄给他写信，称他“周同志”，恳请他出国就医，他不听。
甚至不听医生的再三叮嘱，不喝牛奶。许广平对萧红说：“周先生人犟，喜欢吃硬的，油炸的，就是吃饭也喜欢吃硬饭。”
鲁迅先生硬到骨髓里去了。
萧红这样写：
“楼下又来了客人。来的人总要问：
“‘周先生好一点吗？’
“许先生照常说：‘还是那样子。’
“但今天说了眼泪就又流了满脸。一边拿起杯子来给客人倒茶，一边用左手拿着手帕按着鼻子。
“客人问：‘周先生又不大好吗？’
“许先生说：
“‘没有的，是我心窄’……”
萧红的这篇《回忆鲁迅先生》写于1939年10月，鲁迅逝世三周年。三万字一气呵成，写日常的鲁迅，工作的鲁迅，病着的鲁迅。深情，节制、委婉、奔放。她是一口气叫了一百多次鲁迅先生，并无一丝一毫的重复感。她用汉语艺术向我们标示：什么叫情力。
这是怀念文字的巅峰之作。
萧红死于抗战期间，孤苦伶仃死在香港，年仅三十一岁。临死前她声声说：“不甘，不甘……”后来戴望舒写《萧红墓畔口占》：“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这首短诗亦被誉为现代怀念诗中之绝唱。
能怀念别人的人，亦能受到别人的怀念。
人，是能够怀念的。这是文明的结晶。
也是任何时代的道德底线……
1939年的萧红不忍心写鲁迅先生的死，她这样写：
“这一次鲁迅先生好了。
“……鲁迅先生以为自己好了，别人也以为鲁迅先生好了。
“准备冬天要庆祝鲁迅先生工作三十年。
“又过了三个月。
“1936年10月17日，鲁迅先生病又发了，又是气喘。
“17日，一夜未眠。
“18日，终日喘着。
“19日，夜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成员中，出现了一个名字：毛泽东。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时至今日仍然家喻户晓：“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在一段文字当中用了七个“最”字来形容和赞美鲁迅精神。
追悼鲁迅的仪式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先生的遗体覆盖着“民族魂”三个大字。这是民众献上的。
请看巴金先生的《一点不忘却的记忆》：
“朋友，你要我告诉你一些关于那个老人的最后的事……我从来没有这样被地感动过。灵堂中静静躺着那个老人，每天从早到晚，许许多多的人，一个一个地或者五六个人一排的到这里来向着他致最深的敬礼。我站在旁边，我的眼睛把这一切全都看了进去。
“一个秃顶的老人刚进来站了一下，忽然埋下头低声啜泣了。另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已经走出了灵堂，却还把头伸进帷幔里面来，红着眼圈哀求道：‘让我再看一眼吧，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的眼睛是不会被欺骗的。我看见了穿着粗布短衫的劳动者，我看见了抱着课本的男女学生，我也看见了绿衣的邮差，黄衣的童子军，还有小商人，小店员以及国籍不同，阶级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人。……这一切的人都是被这一颗心从远近的地方引到这里来的……”
巴金先生的文章，写于鲁迅逝世的当月。
灵堂中，葬礼上，有个身材高大的东北汉子“像一头雄狮似的冲来冲去”，他撕心裂肺的哭喊在许多人心中激荡了几十年，他的名字叫萧军。
二十世纪的中国，鲁迅的葬礼是最隆重、也最感人的葬礼之一。使人想到法国的雨果、萨特的葬礼。法国人对雨果的崇敬，远远超过那位“只不过拥有让人死掉的聪明的拿破仑（罗素语）”。
鲁迅先生活在今天。他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影响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不管是学人文的还是学理工的。他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文化符号。他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导师。无论是走向他的人，还是背离他的人，甚至诋毁他的人，“解构”他的人，都在他的光照之下。
萨特被誉为二十世纪人类的良心。鲁迅，至少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良心。
我记得几年前德里达去世，法国总统希拉克盛赞德里达“不断地质疑人类文明的进程”。
西方国家有质疑文明进程的传统。
而鲁迅，质疑着中国的几千年文明。没人像他这么解剖国民性。
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决定了作为文学家的鲁迅。
鲁迅式的质疑是开放式的，他欢迎一切对他本人的有价值的质疑。他肯定不是完人。思想本身就具有冒险的性质，思想之路乃是幽暗的林中路。唯知这种冒险性、这种幽暗难辨之路的能思者，才懂得精神完人是一句不得要领的空话。
个体之为个体，能思是第一要素。
运思有两个运动方向，一是追求真理，二是看破谎言，看到形形色色的遮蔽。
在文学艺术的层面，思想具有“上手性”，拒绝“现成在手之物”。思想保持着它的原发地带，因之保持着它的尊严。
以笔者粗浅的理解：艺术思想乃是生发着思想的一种能力，一种能涵盖并切入所有生活场景、生活之急流的能力。
作家艺术家们，如果把艺术思想理解为某种思想，那就错得太远了。模式化的东西的层出不穷乃是势所必然。
从严复译《天演论》到现在，汉译西方学术名著已有数千种，几代学人殚精竭虑做着奠基性的工作，哲学、现象学存在论、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权力学、解释学、心理学、诗学、神学、法学，精神分析学……几乎包罗万象。以鲁迅卓然特立的生存姿态，如果他的生命延续到当代，他的思想进程不可能中断。
鲁迅有“双重落差”：个人生活的落差，民族命运的落差。而一旦瞄准了落差就会导致无穷思索。鲁迅几十年为此忧心忡忡，苦行僧似的工作着，勇士般的战斗着，智者式的孤独着痛苦着。当时的学者文人能理解他的人实在有限。纠缠他的人倒是一拨又一拨。纠缠者多妥协之辈中庸之徒，哪能理解鲁迅式的毫不妥协？
鲁迅要生气的，正好给纠缠者以可乘之机。懂得鲁迅的林语堂感慨地说：鲁迅先生伤心伤肝伤脾……
一再的短兵相接，几同肉搏战。
尽管是这样，鲁迅还是给我们留下极其丰富的精神遗产，全集二十卷，译著与全集相等，两者相加近八百万字。
以质量来衡量他的生命长度，堪比一千年。
鲁迅的反传统具有针对性。过于漫长的封建社会，其惯性，其流布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的不易觉察的毒素，须睁大眼睛，须以身试毒，须以毒攻毒。他批判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于批判封建权力运行的极端化，全力以赴使固化的文明疏松，打破旧秩序，“解构”四千年历史。这是什么样的伟业！
他必须强悍，以极端反制极端。
其实，唯有精神的强悍者才有更多的精神记忆，文化记忆。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透视能力明显高人一筹，比如他描绘或议论女娲、老庄、屈原、司马迁、嵇康、阮籍、陶渊明以及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的小说巨著……虽寥寥数语而入木三分，后人写专著也难以企及。他的小说散文杂文刻画人物，描摹各式情态，三言两语而神情毕现，显示了汉语的高度凝练，无穷张力，足以雄视欧美作家之长篇大著。
鲁迅反传统又归属于传统。笔者揣测：这可能类似针对一种事物运动的反运动，运动与反运动共属一体。
眼下不少学者谈论五四运动的偏颇：打倒孔家店打过头了。我倒是觉得，与封建权力运行结合得如此之紧的孔孟之道，打破也必要，不破不立。
当时的中国太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挤压与掠夺来自四面八方、内部与外部。人像沙粒，人群像散沙。鲁迅首先将自己锤炼成坚实而敏感的个体，然后去面对麻木而松散的群体。
个性，个体，乃是处于礼教惯性环境中的鲁迅的伟大发现。
此前的思想家文学艺术家，没有这种高度的自觉、深刻而全面的反思。鲁迅之为鲁迅，乃是权力之异数。他向真理致敬，前提是他认同了这种真理。他为民族奋斗，因其卓越而受到民族的永久礼赞。
法国人福柯反抗权力，洞察着权力运行的宏观和微观的各种形态。福柯在反抗权力的同时认同着正当的权力。反抗与认同，共属一体，目的只有一个：剔除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有毒物质。
近现代的欧洲，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反思再反思，启蒙再启蒙，接力营造强有力的公共空间……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现代小说之父。题材的拓宽，白话的运用，现代意识的注入，以及相应的形式感、修辞手法，鲁迅的贡献无人能及。他带动当时，影响后世，却仅凭两三本薄薄的小说集。多少作家明里暗里追随他。他的风格又多变，使追随的人望洋兴叹。比如他的文字，凡读过的人都喜欢，不知不觉受他的影响，欲加仿效时，又苦于学不像。方块字就摆在那儿，人人可以组合，为何学不像呢？这和唐人学李杜、宋人学苏辛学不像是一个道理。文字是从地下长出来的，是生命受力的结晶之物。文字的组合就是命运的组合，命运咋学呢？
鲁迅恐怕也是现代汉语之父。
鲁迅提倡不读或少读中国书，却为古老的汉语艺术赢得了现代尊严。
鲁迅罕有身份意识、社会地位的意识，这使他能在思想和艺术两个层面不断地突破自己。名气再大，地位再高，却不能让他端架子、故步自封。这里边饶有深意。这也叫“君子不器”。生活中故步自封很常见的，这种“人生情态”，有其广泛的“生存论”基础，人是稍不留神就要故步自封的。而居于艺术高端的人突破自己更艰难。鲁迅是个例外。成型的风格不足以霸占他，他很能变，而且变得漂亮，叫人叹服。他精读并翻译了那么多外国小说，写下的全是中国情境，汉语言的运用韵味儿十足。只一篇《伤逝》有点西洋的味道，句子稍显欧化。
鲁迅的思想是紧凑的，表达思想的文字却是松散的、随意的。他从不搞甲乙丙丁式的归纳梳理，更不建构理论体系。思想有它严格的随意性、模糊性。蒙田、尼采、维特根斯坦常以断想的方式道出真知灼见。孔子也如此。语丝与洞见、断想与真知灼见有着对应关系，像一对上帝首肯的情侣。文化表述的条理化，清晰化，是人文领域向自然科学的研究及表达方式俯首称臣的一种结果。西哲早已证明：条理化并不启人思。而汉语更具有特殊性，多歧义，讲韵味儿。意韵这东西是超乎逻辑的。古典文论重点评，鲁迅论创作也常常只言片语，像是随口说出，却被人们无数次地引用。比如他谈写作：无非是多看多写，别无捷径。他是不相信“文章作法”的。文字艺术无师承，李白的儿子不写诗。鲁迅的“白描”功夫十分了得，备受推崇，换了别人可能会总结出几大篇，可是他只有短短的一句：少做作，去粉饰，存真意，勿卖弄。
话虽简单，做到却很难。
鲁迅有性苦闷，这不用回避。四十几岁还单着。他对弗洛伊德的反应的激烈程度，也许倒指向了他的性苦闷。精神界之战士对传播迅速的“精神分析学”有抵触情绪。这也不奇怪。德里达曾被记者问及如果让他去追问他的老师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他最想问的是什么？德里达回答：他最想问的，是两位顶级哲学大师的性生活。
西哲们对身体、对身体所衍生的意志——心理层面的追问由来已久。
笔者能力有限，只能提一些问题，谈一点直觉。学鲁迅，就是要把想到的问题和盘托出。“问题”形成的过程中会显现某些原初的东西，不能等到问题的圆满解答。梳理问题的过程，也是剔除原初之物的过程。
事实上，圆满解答、清晰梳理也可疑。
眼下，人的单向度趋势问题很严重。人对金钱过度敏感，必定导致对生活中大量有价值的美好事物的麻木、陌生，以至于反感抵制。现实感相对于唱高调，原本是好事，但一味的现实、实惠、实用，使曾经有过的社会生活的广阔的现实局面趋于逼仄，逼仄成定势，人就难辨人为何物了。换言之，那些最讲现实的人往往最不“现实”。对他们来说，现实已经是收缩与遮蔽的同义语。不学习，不长进，不思索，不关怀，人是看不见生活的。生活有它不停地移动着的地平线，要么延展，要么收缩。是生活的广阔的参照物才使生活成为生活，是生活的完整性、生活之意蕴层才使生活成为生活。没人可以宣称例外。
全面发展的“那个人”，我们似乎很少见了。也许是个“螺旋式上升”的过渡期。着眼于未来吧。
陈嘉映教授为《希腊精神》一书作序说：“在希腊人看来，只有全面发展的优异个人才有个性，而我们今天所说的个性，常常只是有点怪异而已。对希腊人来说，仅仅个性，仅仅是我的，仅仅表现出自己与别人不同，是毫无意义的。个性有一个广泛的目标，那就是城邦的福祉和更高的生存。”
陈嘉映教授是说：有点怪异的个性根本就不是古希腊人所理解的个性。众所周知，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并且在许多核心层面远胜于现当代的西方社会。
更高的生存，却必须从眼前做起。比如正视和直面：公正问题、环境问题、道德问题、诚信问题，技术主义及消费主义问题。
失去长远关怀的人活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并且，日趋活在眼皮子底下，“昏天黑地在社会上混”。物化量化群体化，这化那化冥顽不化。头顶的天空脚下的大地，气候的变暖，人情的变冷，良知的缺席，诚信的退场，总有一些人年复一年麻木不仁，自欺欺人，油滑聪明鬼头鬼脑没个完。他们很忙呢，忙着去自私自利，去醉生梦死，去无聊，去煽动，去制造着别人的和他自己的“生存之逼仄”、“生命的阴暗麇集”。
好在，我们已经听到了“软实力”这样的贡钟大吕般的声音。
九泉下的鲁迅先生，您听到这声音了吗？
2008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