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1

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走了将近五千俄里路。在到彼尔姆[1]以前，玛丝洛娃一直同刑事犯一起坐火车，乘轮船。到了彼尔姆，聂赫留朵夫才算向有关方面疏通好，把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队伍中。这个主意是同行的薇拉给他出的。

在到达彼尔姆以前，玛丝洛娃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感到十分痛苦。肉体上痛苦，是由于拥挤、肮脏以及虱子等小虫的骚扰。精神上痛苦，是由于跟虫子一样讨厌的男人——虽然每到一站都换一批，但都同样死乞白赖，纠缠不清，使人不得安宁。在女犯人同男犯人、男看守、男押解人员之间淫乱成风，因此一个女犯人，尤其是年轻的，要是不愿牺牲自己做女人的贞洁，就得时刻小心戒备。经常处于这种恐惧和挣扎中，那是很痛苦的。玛丝洛娃由于相貌迷人和尽人皆知的身世，特别容易受到这一类袭击。现在她对纠缠她的男人一律严加抗拒，这样使他们觉得受了侮辱，他们就会恼羞成怒。这种状况在她同费多霞和塔拉斯接近后有所改善。塔拉斯知道妻子受到男人的进攻后，就自愿加入犯人队伍来保护她，因此从下城起他就以犯人身份同他们一起赶路。

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队伍后，她的处境各方面都有所改善。且不说政治犯的膳宿比较好，受到的待遇不那么粗暴，玛丝洛娃自从加入政治犯队伍后，不再受男人迫害，日子过得比较太平，没有人再提起她现在极想忘却的往事。不过，这次调动的最大好处是她认识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对她起了极好的影响，决定了她的前途。

玛丝洛娃获准在旅途中跟政治犯同住，但她身体健康，赶路还得跟刑事犯一起。她从托木斯克[2]起就一直这样步行。跟她一起步行的还有两名政治犯：一名是谢基尼娜，也就是聂赫留朵夫到狱里探望薇拉时，惊奇地看到的那个生有羔羊般眼睛的美丽姑娘；另一名是流放到雅库茨克省[3]的名叫西蒙松的男犯，他肤色浅黑，头发蓬松，眼睛在前额下凹得很深，聂赫留朵夫那次探监也见到过他。谢基尼娜所以步行，因为把座位让给一个怀孕的女刑事犯坐了。至于西蒙松步行，那是因为他觉得享受阶级特权[4]是不合理的。这三人同其他政治犯不同，大清早就跟刑事犯一起上路。其他政治犯坐大车，要晚一点出发。在到达大城市前，这种方式一直维持到最后一个旅站。到了大城市，就会有新的押解官来接班。

这是一个阴雨连绵的9月早晨。天忽而落雪，忽而下雨，寒风阵阵。这批犯人总共有四百名男的和近五十名女的，都集合在旅站院子里，其中一部分围着把两天伙食费发给犯人头的押解官，一部分在向放进院子里的女贩购买食物。犯人纷纷数钱买食物，女贩们尖声说话，一片喧闹。

玛丝洛娃和谢基尼娜都穿着高筒皮靴和羊皮袄，扎着头巾，从旅站房间出来，向女贩们走去。女贩都坐在北面墙脚背风的地方，嘈杂地叫卖各种东西：新鲜面包、馅饼、鱼、面条、麦粥、牛肝、牛肉、鸡蛋、牛奶等等。有个女贩甚至带了一头烤乳猪来卖。

西蒙松穿一件橡胶短上衣，脚穿羊毛袜，外套胶鞋，用带子扎紧（他是个素食者，不穿戴皮革制品）。他也来到院子里，等待出发。他站在台阶旁，在笔记本里记着刚想到的话：

“要是细菌能观察和研究人的指甲，它准会认为指甲是无机物。同样，我们观察地球外壳，也会认为地球是无机物。这是不正确的。”

玛丝洛娃同女贩讲好价钱，买了几个鸡蛋、一串面包圈、几条鱼和几个新鲜小麦面包，放进袋子里；谢基尼娜在同女贩算账、付钱。这时犯人们不再说话，纷纷站好队。押解官走出来，在出发前对犯人作最后一次训话。

一切都照规定办理：清点人数，检查镣铐，把犯人排成双行，一对对用手铐锁在一起。但突然响起军官的怒斥声、打人的响声和孩子的哭声。人群里顿时静了下来，接着发出低低的埋怨声。玛丝洛娃和谢基尼娜向喧闹的地方走去。

2

谢基尼娜和玛丝洛娃走到喧闹的地方，看到这样的景象：一个留很长淡黄小胡子的强壮军官，皱着眉，左手揉着打犯人耳光打痛的右手掌心，嘴里不停地骂着不堪入耳的粗话。他面前站着一个剃阴阳头的瘦长男犯人。这犯人身穿一件短囚袍，下身穿一条更短的裤子，一只手擦着被打得出血的脸，另一只手抱着一个尖声啼哭的包围巾的小女孩。

“我要教训教训你这个……”那军官骂了一句粗话，“叫你懂得顶嘴的滋味……”他又骂了一句。“把孩子交给婆娘们。快戴上手铐！”他吆喝道。

原来那犯人是个被村社判处流放的农民，他的妻子在托木斯克得伤寒病死了，给他留下了小女儿，他一路上就得抱着她走。押解官下令给他戴上手铐，他说要抱孩子，不能戴手铐。押解官本来就不高兴，一听这话更加火冒十丈，便动手毒打这个违抗命令的犯人。[5]

对面站着一个押解兵和一个留黑色大胡子的男犯。这个男犯一只手戴着手铐，阴郁地皱着眉头，一会儿看看押解官，一会儿看看那个挨打的抱孩子犯人。押解官再次命令押解兵把小女孩抱走。犯人们的埋怨声越来越响。

“从托木斯克起从没叫他戴过手铐。”后排里传出一个沙哑的声音。

“又不是狗崽子，是个娃娃呀。”

“叫他拿这小妞儿怎么办？”

“这样是违反法律的。”另一个人说。

“这话是谁说的？”那押解官仿佛被蛇咬了一口，向人群扑去，嘴里嚷道。“我要让你懂得什么叫法律。是谁说的？是你？是你？”

“大家都在说。因为……”一个矮个儿、阔脸膛的男犯说。

他还没有把话说完，押解官就左右开弓朝他的脸打去。

“你们要造反啦！我要让你们尝尝造反的滋味。我要把你们像狗那样统统毙掉。上级知道还会感谢我呢。把小妞儿带走！”

人群不再作声。一个押解兵夺下拼命啼哭的小女孩，另一个给顺从地伸出手的犯人戴上手铐。

“把她抱给娘们去！”押解官对押解兵嚷道，整了整挂军刀的皮带。

小女孩挣扎着从围巾里伸出小手，不停地尖声啼哭，脸涨得通红。谢基尼娜从人群里出来，走到押解兵跟前。

“军官先生，这娃娃让我来抱吧。”

押解兵抱着小女孩站住了。

“你是什么人？”押解官问。

“我是个政治犯。”

谢基尼娜美丽的脸蛋和她那双好看的金鱼眼睛，显然对押解官起了作用（他在接收犯人时已见过她）。他默默地对她瞧了瞧，仿佛在权衡什么似的。

“我都无所谓，你要，就抱去好了。你可怜他们不要紧，可是万一跑掉一个人，叫谁负责呢？”

“他抱着娃娃怎么跑得掉？”谢基尼娜说。

“我可没工夫跟你们磨嘴皮子。你要，就抱去吧。”

“您说给她吗？”押解兵问。

“给她。”

“你来，到我这儿来！”谢基尼娜召唤着，竭力把小女孩叫到自己身边。

小女孩却从押解兵怀抱里向父亲探过身去，仍旧尖声啼哭，不肯到谢基尼娜那边去。

“您等一下，谢基尼娜，瞧她会到我这儿来的。”玛丝洛娃从口袋里取出一个面包圈，说。

小女孩认得玛丝洛娃，看见她和面包圈，就向她走去。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这时大门已打开，犯人们走到门外排好队。押解兵重新清点人数。大家把口袋放到大车上，捆在一起，又让体弱的人上车。玛丝洛娃抱着小女孩，走到女犯队伍里，站在费多霞旁边。西蒙松一直注视着刚刚发生的事，这时大踏步向军官走去。军官刚把事情安排好，准备跳上他的四轮马车。

“您这样做不对，军官先生。”西蒙松说。

“回队伍里去，不关您的事！”

“怎么不关我的事？你们这种做法不对，我就是要说，而且我也说了。”西蒙松紧锁住两道浓眉，盯住押解官的脸说。

“都好了吗？全体注意，起步走！”押解官不理西蒙松，大声喊道，接着按住赶车士兵的肩膀，钻进马车。

队伍动了起来，拉成长长的一串，穿过茂密的树林，沿着两边是沟的坎坷不平的泥泞道路前进。

3

玛丝洛娃在城里过了六年奢侈放荡的生活，又在监狱里同刑事犯一起度过两个月，如今同政治犯待在一起，尽管处境艰苦，她却觉得心情舒畅。每天步行二三十俄里，伙食很好，走两天休息一天。这样，她的身体便逐步强壮起来。再有，结交一批新朋友，使她发现了以前一无所知的生活乐趣。她认为目前同她一起赶路的人都好得出奇，不仅以前从没见过，简直无法想象。

“是啊，判刑的时候，我哭了，”玛丝洛娃说，“但我要永远感谢上帝。如今我懂了好多事，那在以前是一辈子都不会懂得的。”

玛丝洛娃毫不费力就懂得了这些人从事革命活动的动机。她出身平民，对他们自然很同情。她明白，这些人站在老百姓一边，反对老爷太太们；这些人原来也是老爷太太，但他们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不惜牺牲特权、自由、生命。这就使她格外敬重他们，钦佩他们。

她钦佩所有的新朋友，但最钦佩谢基尼娜。她不仅钦佩她，而且怀着特殊的敬意热爱她。她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富裕将军家庭出身的美丽姑娘，能讲三种外语，却过着最普通的工人生活，把有钱的哥哥寄给她的东西全都分赠给人家，自己穿戴得不仅很朴素，甚至可以说很粗陋，而且对自己的外表毫不在意。谢基尼娜从不卖弄风情，这使玛丝洛娃感到特别惊奇，因此对她格外钦佩。玛丝洛娃看到谢基尼娜知道自己长得美，并因此感到高兴，但她不仅不因男人欣赏她的美貌而快乐，并且有点恐惧，她对谈情说爱甚至觉得嫌恶和害怕。凡是知道她脾气的男人，即使爱慕她，也不敢有所表示，而总是像对待男朋友那样对待她。那些不熟悉她的男人，往往对她纠缠不清，但据她自己说，全靠她力气大才把他们摆脱掉，而她也就以力气大自豪。她笑着讲道：“有一次，有个老爷在街上缠住我不放，我就抓住他使劲摇晃了几下，把他吓得拔脚就跑。”

她之所以成为革命家，据她自己说，是因为从小就厌恶贵族生活，而喜欢平民生活。那时她常常挨骂，因为喜欢待在女仆室、厨房和马房里，却不愿待在客厅里。

“我跟厨娘和车夫在一起，总是很快活，可是跟我们那些老爷太太在一起却觉得无聊，”谢基尼娜讲道，“后来我懂事了，看出我们的生活真是糟透了。我没有母亲，我不喜欢父亲。十九岁那年我就离开家，跟一个女朋友一起到厂里做工。”

谢基尼娜离开工厂就住到乡下去。后来又回到城里，住在一处设有秘密印刷所的房子里，终于被捕，判处苦役。这些事她自己从没讲过，但玛丝洛娃从别人嘴里知道，她被判苦役，是因为那所房子被搜查时，有个革命者在黑暗中开了一枪，她却把开枪的罪名揽到自己头上。

玛丝洛娃自从认识她以来就看出，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谢基尼娜从来不顾自己，遇到大小事情，总是只考虑怎样帮助别人，为别人出力。她现在的同志中有个叫诺伏德伏罗夫的，讲到她时总是戏称她为慈善迷。这话确实不错。她生活的全部乐趣就在于找寻机会为别人出力，像猎人找寻猎物一样。这种爱好已成为习惯，成为她的终身事业。她做起来十分自然，以致凡是知道她的人都不客气地要她帮助，并且认为不值得一提。

玛丝洛娃刚加入政治犯的队伍时，谢基尼娜有点嫌恶她。玛丝洛娃注意到这一点，但后来又发现谢基尼娜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待她特别和蔼可亲。这样一位不平凡的人物竟如此和蔼可亲，这使玛丝洛娃深为感动，她就把整颗心都交给她，并且不知不觉接受她的观点，情不自禁地处处模仿她。玛丝洛娃的一片赤忱感动了谢基尼娜，她也就真心喜欢玛丝洛娃了。

这两个女人特别投机，还因为她们对性爱都十分嫌恶。一个憎恨这种感情，因为在这方面尝够了痛苦；另一个虽没有这方面的体验，但认为这是一种辱没人格而难以理解的可憎的事。

4

谢基尼娜的影响是玛丝洛娃甘心情愿接受的。玛丝洛娃所以愿意接受，是因为她喜欢谢基尼娜。另一种影响来自西蒙松。这种影响的产生是由于西蒙松爱上了玛丝洛娃。

任何人过日子，做事情，总是部分按照自己的思想，部分顺从别人的想法。人过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顺从别人的想法，这是人与人之间的重大区别之一。有些人运用自己的思想往往像做智力游戏那样，把理智当作卸去传动皮带的飞轮，让它任意转动；可是在行动上往往顺从别人的想法，也就是顺从风俗、传统和法律。另一些人却把自己的思想看作一切行动的指针，几乎总是倾听自己理智的要求，顺应这种要求，只偶尔服从别人的决定，而且服从以前先要经过分析批判，看它是否正确。西蒙松就是属于这一类人。不论遇到什么事，他总是理智地反复思考，然后作出决定，一旦作出决定，就坚决实行。

还在中学念书的时候，他就断定父亲做军需官挣来的钱是不义之财。他要父亲把财产还给老百姓，可是父亲不仅不听他，反而把他痛骂一顿，他就离家出走，从此不用父亲的钱。他断定今天的一切罪恶就是由于老百姓没有受过教育，因此他就离开大学，参加民粹派，到乡下去当教师，大胆向学生和农民宣传他认为正确的东西，反对他认为谬误的东西。

他被捕了，受到审讯。

在法庭上，他公然声明法官无权审问他。法官不理他的话，继续对他进行审讯，他就打定主意不再回答，对他们的问题一概置之不理。他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他在那里自己制定了一套教义，来指导自己的一切行动。这种教义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活的，根本没有死的东西，我们认为死的和无机的一切东西，只不过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巨大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因此人既是这个巨大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就有责任维护这个有机体和所有组成部分的生命。因此他认为杀生是一种犯罪行为：他反对战争，反对死刑，反对屠杀。不仅反对杀害人类，而且反对杀害一切动物。在婚姻问题上，他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认为生儿育女只是人类的低级职能，人类的高级职能在于为活着的人服务。他用血液里存在吞噬细胞这个事实来证实他的理论。他认为，单身汉相当于吞噬细胞，它们的责任就在于帮助有机体中衰弱有病的部分。自从他确立了这样的理论以后，就一直按照它生活，尽管年轻的时候也曾沉湎于酒色。他现在认为自己同谢基尼娜一样，是人间的吞噬细胞。

他对玛丝洛娃的爱，并不违背这个理论，因为他的爱情是柏拉图式的，他认为这种爱情不仅不会妨碍他像吞噬细胞那样帮助弱者，而且会更加激励他去这样做。

不仅解决精神问题他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就是处理实际问题，他也大多有自己的方式。他处理各种实际问题都有自己的理论，并定出一套规则：每天应当工作几小时，休息几小时，吃什么东西，穿什么衣服，怎样生炉子，怎样点灯，等等。

虽然如此，西蒙松见到人却非常胆怯和谦逊。但他一旦做出决定，那就什么也不能拦阻他。

就是这样一个人的爱情对玛丝洛娃影响特别大。玛丝洛娃凭着女人的敏感很快察觉他在爱她。她想到她居然能在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人心里唤起爱情，她的自信心也就提高了。聂赫留朵夫向她求婚是出于宽宏大量和过去那件事；西蒙松爱的却是今天的她，而且纯粹是因为喜欢她。此外，她觉得西蒙松把她看作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品德特别高尚，跟一般女人不一样。她不太清楚究竟他认为她具有哪些品德，但不管怎样，为了不使他失望，她就竭力把她认为自己具有的最好品德表现出来。这样也就促使她努力做一个她所能做到的最好的好人。

这种情况早在监狱里就开始了。有一天，政治犯会见探监人，她发觉他那双纯朴善良的深蓝色眼睛，从突出的前额和眉毛下特别执拗地盯住她。早在那时，她就发觉他有点特别，瞅她的神气也有点特别，她还发现他那直立的头发和皱起的眉头显得很严肃，而眼神却像孩子一般纯洁善良，这两种表情竟能同时表现在一张脸上，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到了托木斯克后，她调到政治犯中间来，她又看到了他。尽管他们没有谈过一句话，但是两人对视的目光却表明他们都还认得，而且相互都很尊重。此后他们也没有作过意义深长的谈话，但玛丝洛娃觉得，有她在场，他说话总是说给她听的，是为她而说的，并且竭力把话说得明白易懂。他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接近，是从西蒙松跟刑事犯一起步行开始的。

5

从下城到彼尔姆这段路上，聂赫留朵夫同玛丝洛娃只见过两次面：一次在下城，在犯人们坐上装有铁丝网的驳船以前；另一次是在彼尔姆的监狱办公室。这两次见面，他发现玛丝洛娃沉默寡言，态度冷淡。聂赫留朵夫问她身体怎样，需要不需要什么东西，她回答时支支吾吾，神色慌张，而且他觉得还带有一种责备的意思，那是以前也有过的。这种阴郁的情绪是由于她遭到了男人的纠缠才出现的，它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很烦恼。他担心一路上处在艰苦的条件和淫猥的气氛下，她又会自暴自弃，对生活感到绝望，借烟酒麻醉自己，并对他产生恼恨。但他又无法帮助她，因为在旅途的最初阶段，一直没有机会同她见面。直到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队伍后，他才相信自己的忧虑毫无根据。不仅如此，聂赫留朵夫每次看见她，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她内心的变化，而那正好是他所渴望的。在托木斯克第一次见面时，她又变得同出发前一样。她看见他，不皱眉头，也不窘迫，相反，还高高兴兴、神态自若地迎接他，感谢他为她出的力，特别是把她调到她目前所处的人们中间来。

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她内心的变化在外表上也反映出来。她变得又瘦又黑，似乎见老了；两鬓和嘴角出现了皱纹，她包上一块头巾，不再让一绺头发飘落到额上。装束也罢，发型也罢，待人接物的态度也罢，再也没有原先那种卖弄风情的味道了。她这种已经发生和还在继续发生的变化使聂赫留朵夫感到特别高兴。

现在他对她产生了另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不同于最初诗意洋溢的迷恋，更不同于后来肉体的魅惑，甚至也不同于法庭判决后他决心同她结婚，来履行责任和满足虚荣心的那种心情。他现在纯粹是怜悯和同情她，就像第一次在监狱里同她见面时那样。他去过医院以后，竭力克制对她的嫌恶，原谅她同医士的所谓暧昧关系（后来知道她是受冤枉的），这种感情曾变得更加强烈。其实这是同一种感情，唯一的区别只在于那时是暂时的，现在却是经常的。现在，他不论想什么事，做什么事，总是满怀怜悯和同情，不仅对她一人，而且对一切人。

这种感情打开了聂赫留朵夫心灵的闸门，使原先找不到出路的爱的洪流滚滚向前，奔向他所遇见的一切人。

聂赫留朵夫觉得自己在这次旅行中一直情绪昂扬，他不由自主地关心和体贴一切人，从马车夫和押解兵起，直到他与之打过交道的典狱长和省长。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队伍，聂赫留朵夫就有机会接触许多政治犯，先是在政治犯自由地同住一个大牢房的叶卡捷琳堡[6]，后来是在路上又认识了同玛丝洛娃一起走的五个男犯和四个女犯。聂赫留朵夫同流放的政治犯接近后，对他们的看法完全变了。

自从俄国革命运动[7]开始以来，特别是在3月1日事件以后，聂赫留朵夫对革命者一直没有好感，总是抱着蔑视的态度。他对他们没有好感，首先因为他们采用残酷和秘密的手段反对政府，尤其是采用惨无人道的暗杀，其次因为他们都有一种自命不凡的优越感。通过同他们的接触，他才知道他们常常遭到政府莫须有的迫害，他们这样做是迫不得已的。

不管一般所谓刑事犯遭到多么残酷的折磨，在判刑之前和判刑之后，对待他们多少还讲一点法律。可是对待政治犯，往往连法律的影子都见不到，就像聂赫留朵夫所看到的舒斯托娃一案和后来认识的许多新朋友的案件那样。当局对付他们就像用大网捕鱼：凡是落网的统统拖到岸上，然后拣出他们所需的大鱼。至于那些小鱼，就无人过问，被弃在岸上活活干死。当局就是这样逮捕了几百名显然没有犯罪而且不可能危害政府的人，把他们送进监狱，一关几年，使他们在狱中得了痨病，发了疯，或者自杀而死。他们所以一直被关在牢里，仅仅是因为缺乏被释放的理由，再说，把他们关在就近监狱里也便于提审，可以随时要他们就某个问题作证。这些人即使从政府观点来看也是无罪的，但他们的命运却取决于宪兵队长、警官、密探、检察官、法官、省长和大臣等人的脾气、他们的忙闲和情绪。这些官僚往往由于闲得无聊或者存心表功，大肆逮捕，然后根据他们的心情或者上司的情绪，把逮捕的人投入监狱或者释放。至于更高的上级长官，那也要看他有没有立功的要求，或者同大臣的关系如何，才能决定是把被捕人员流放到天涯海角，还是关进单身牢房，或者判处流放、苦役、死刑。但只要有个贵夫人来求情，他们就可以获得释放。

人家用暴力对付他们，他们自然也只能用同样手段还击。军人通常总是受社会舆论的影响，把他们的血腥罪行掩盖起来，还说是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样，政治犯总是受到他们团体舆论的影响，他们冒着丧失自由、生命和人世一切宝贵东西的危险，开展残酷的活动。在他们看来，这不仅不是罪恶，而且还是英勇行为。这就向聂赫留朵夫说明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一些天性温良的人，原来非但不忍心伤害随便什么生物，而且不忍心看到它们受苦，现在却能若无其事地动手杀人。他们几乎个个都认为，在一定情况下，以杀人作为手段，来自卫和达到全民幸福这一崇高目标是合法的，正当的。他们认为他们的事业十分崇高，因此自视也很高，其实那是政府很重视他们，对他们实行残酷惩罚的结果。是的，为了能承受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他们非自视很高不可。

聂赫留朵夫同他们接近，对他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深信他们并不像有些人所想的那样是十足的坏蛋，也不像另一些人所想的那样是十足的英雄，而是些普普通通的人，其中有好人，有坏人，也有不好不坏的人，同任何地方一样。有些成为革命者，因为真心认为自己有责任同现存的恶势力进行斗争。但有些人选择革命活动只是出于自私的虚荣心。不过多数人倾向革命，却是出于聂赫留朵夫在战争中熟悉的那种冒险和玩命的愿望，那是一般精力充沛的青年都具有的。他们比一般人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的道德标准高于公认的道德标准。他们不仅要求清心寡欲、艰苦朴素、真诚老实、大公无私，而且能为共同事业随时牺牲一切，直至献出生命。就因为这个缘故，在这些人中间，凡是水平高的，往往大大超过一般水平，成为德行高超的典范；凡是水平低的，往往弄虚作假，装腔作势，同时又刚愎自用，高傲自大。因此聂赫留朵夫对有些新朋友不仅满怀敬意，而且衷心热爱，可是对有些新朋友则敬而远之。

6

聂赫留朵夫特别喜爱一个叫克雷里卓夫的害痨病的青年。克雷里卓夫跟玛丝洛娃在同一个队里，被流放去服苦役。聂赫留朵夫早在叶卡捷琳堡就认识他，在途中又同他见过几面，还同他谈过话。夏天里，有一次在旅站上休息，聂赫留朵夫跟他几乎消磨了一整天。克雷里卓夫兴致勃勃地把自己的身世讲给他听，还讲了他怎样成为革命者。他入狱前的经历很简单：父亲是个富有的南方地主，他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是个独子，由母亲抚养长大。他念中学和大学都很轻松，大学数学系毕业时名列第一，获得硕士学位。学校要他留校，以后还要送他出国深造。他犹豫不决。他爱上了一个姑娘，想同她结婚，并且进地方自治会工作。他什么事都想做，可就是拿不定主意。这时候，有几个同学要他给公共事业捐点钱。他知道，这种公共事业就是革命事业，但那时他对它还毫无兴趣，只是出于同学的情谊和自尊心，唯恐人家说他胆小怕事，就捐了钱。收钱的人被捕了，搜出一张字条，知道钱是克雷里卓夫捐的。他因此也被捕，先是关在警察分局，后来进了监狱。

“我坐的那个监狱，”克雷里卓夫对聂赫留朵夫讲道（他胸部凹陷，两肘撑住膝盖，坐在高高的板铺上，偶尔用他那双害热病的聪明、善良、好看的亮晶晶眼睛瞧瞧聂赫留朵夫），“那个监狱不算太严，我们不仅可敲敲墙壁互通音讯，而且可以在过道里来回走动，随便交谈，相互分送食物和烟草，到了晚上甚至可以齐声唱歌。我原来有一副好嗓子。真的，要不是我妈过分伤心，我待在牢里也还不错，甚至很愉快。我在这里认识了赫赫有名的彼得罗夫（他后来在要塞里用碎玻璃割破喉咙自杀了），还有别的人。但那时我还不是个革命者。我还认识了隔壁牢房里的两个人。他们都是因携带波兰宣言[8]案被捕，后来又在押往车站途中企图逃跑而受审。一个是波兰人，姓洛靖斯基；另一个是犹太人，姓罗卓夫斯基。是啊，那个罗卓夫斯基简直还是个孩子。他说他十七岁，可是看上去只有十五岁。他又瘦又小，两只黑眼睛亮晶晶的，人挺机灵，也像一切犹太人那样赋有音乐才能。他还在变嗓，但唱起歌来很好听。是啊！他们被提审我是看到的。他们一早被带出去，傍晚回来，说是被判了死刑。这事谁也没料到。他们的案情实在轻得很，只不过企图从押解兵手里逃走，也没有伤什么人。再说，把罗卓夫斯基这样一个孩子判处死刑，实在太不近人情。我们关在牢里的人，个个都认为这只是吓唬吓唬他们，上级是不会批准的。开头大家激动了一阵，后来平静了，又像原来那样过日子。是啊！不料有一天晚上，看守来到我的门边，鬼鬼祟祟地告诉我说，来了几个木匠，正在搭绞架。我开头没弄懂是怎么一回事，什么绞架不绞架的。但看守老头十分激动，我瞅了他一眼，这才明白是为我们那两个人预备的。我想敲敲墙壁，把这事告诉大伙，可是又怕被那两个人听见。大伙也都不做声，显然全知道了。那天晚上，过道里和牢房里一直像死一般地安静。我们没有敲墙壁，也没有唱歌。十点钟光景，看守又走来告诉我说，从莫斯科调来了一名刽子手。他说完就走开了。我唤他，要他回来。忽然听见罗卓夫斯基从他那过道对面的牢房里对我叫道：‘您怎么了？您叫他有什么事？’我支支吾吾地说，他给我送烟草来了，但罗卓夫斯基似乎猜到是什么事，就问我为什么我们不唱歌，不敲墙壁。我不记得当时对他说了些什么，但我赶快走开，免得他再问我什么。是啊！那真是个可怕的夜晚。我通宵留神听着各种声音。第二天一早，忽然听见过道的门开了，进来了好几个人。我站在窗洞旁。过道里点着一盏灯。第一个进来的是典狱长。他是个胖子，平时神气活现，行动果断，但这会儿脸色惨白，垂头丧气，仿佛吓破了胆。他后面是副典狱长，皱着眉头，神情严峻；再后面是一个卫兵。他们经过我的门口，在旁边那个牢房门前站住。我听见副典狱长声音古怪地叫道：‘洛靖斯基，起来，穿上干净衣服！’是啊！然后听见牢门吱嘎响了一声，他们走到他跟前，接着就听见洛靖斯基的脚步声。他向过道另一头走去。我只能看见典狱长一个人。他站在那儿，脸色苍白，忽而解开胸前的纽扣，忽而又扣上，还耸耸肩膀。是啊！忽然他仿佛害怕什么似的闪开身子。原来是洛靖斯基从他身边走过，来到我门外。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生有一副好看的波兰人脸型：前额开阔平直，一头细密的淡黄鬈发，一双美丽的天蓝色眼睛。是个身强力壮、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站在我的窗洞前面，因此我看见了他的整个脸庞。他的脸瘦削、灰白，怪可怕的。他问我：‘克雷里卓夫，有烟吗？’我刚要拿出烟来给他，可是副典狱长仿佛怕耽误时间，掏出烟盒递给他。他拿了一支烟，副典狱长给他划亮火柴，点上烟。他抽起烟来，仿佛在想心事。后来忽然想到什么事似的，开口说：‘太残酷，太不讲理了！我什么罪也没有。我……’我的眼睛一直盯住他那白嫩的脖子，看见他喉咙里有样东西在抖动，他说不下去。是啊！这当儿，我听见罗卓夫斯基在过道里用尖细的犹太人嗓子嚷着什么。洛靖斯基丢掉烟头，从我的牢门口走开了。于是，罗卓夫斯基就出现在我的窗洞口。他那张孩子气的脸涨得通红，还在冒汗，眼睛泪汪汪的。他也穿着一身干净的衬衣，但裤子太大，他老是用两手把它往上提，整个身子直打哆嗦。他把他那张可怜的脸凑近我的窗洞，说：‘克雷里卓夫，医生给我开了润肺汤，是不是？我觉得不舒服，还要再喝一点润肺汤。’谁也没有理他，他就用询问的目光对我瞧瞧，又对典狱长瞧瞧。他说这话是什么用意，我始终没有弄懂。是啊！副典狱长顿时板起脸，又尖声尖气地嚷道：‘开什么玩笑？快走。’罗卓夫斯基显然弄不懂有什么事在等着他，急急地沿着过道走去，简直抢在所有人的前头。但接着他站住不肯走，我听见他尖声大叫和嚎哭。传来一片喧闹，还有顿脚的声音。他刺耳地号叫，痛哭。后来，声音越去越远，过道的门哗啦响了一声，接下来就一片肃静……是啊！他们就这样被绞死了。两个都被绳子勒死了。有个看守看见这景象，告诉我，说洛靖斯基没有反抗，罗卓夫斯基却挣扎了好半天，因此他们只好把他拖上绞架，硬把他的脑袋塞进绳套里。是啊！那看守傻乎乎的。他对我说：‘老爷，人家都说这事很可怕。其实一点不可怕。他们被绞死的时候，只这么耸了两下肩膀，’他装出肩膀猛一下往上耸，然后又耷拉下来的样子，‘后来刽子手把绳子一拉，喏，就是把绳套拉得紧些，这就完了，他们再也不动了。’哼，‘一点也不可怕！’”克雷里卓夫把看守的话又说了一遍，他想笑，没有笑成，却放声痛哭起来。

随后他沉默了好一阵，吃力地喘着气，把涌到喉咙里的哽咽硬压下去。

“从那时起我就成了革命者。是啊！”他平静下来说，简短地讲完了他的身世。

他参加了民意党，还当上破坏小组的组长，专门对政府官员采用恐怖手段，强迫他们放弃政权，让人民掌权。他为这个目的到处奔走，一会儿去彼得堡，一会儿出国，一会儿到基辅，一会儿到敖德萨，一次又一次取得成功。后来却被一个他十分信任的人出卖了。他被捕了，受审讯，在监狱里关了两年，被判死刑，后来改为终身苦役。

他在狱中得了痨病。在现在这种条件下，看来他只能再活几个月。他知道这一点，但对自己的行为并不后悔。他说，要是让他再活一辈子，他还是会那么干，也就是破坏他目睹的那种罪恶累累的社会制度。

克雷里卓夫的身世和同他的接触，使聂赫留朵夫懂得了许多以前不懂的事。

7

押解官同犯人从旅站出发时为一个孩子发生冲突的那一天，聂赫留朵夫在客店里正好醒得很迟，起身后又写了几封信，准备带到省城去寄，因此坐车离开客店晚了一点，没像往常那样在途中赶上大队人马。他到达犯人们过夜的村子时，已经黄昏了。聂赫留朵夫借宿的客店是由一个身体肥胖、脖子又白又粗的老寡妇开设的。他在那里烘干衣服，在饰有大量圣像和画片的干净客房里喝够了茶，连忙赶到旅站去找押解官，要求准许他同玛丝洛娃见面。

在过去的六个旅站上，尽管押解官不断更换，但没有一个准许聂赫留朵夫进入旅站房间，因此他已有一个多星期没见到玛丝洛娃了。他们所以这样严格，是因为有一个管监狱的大官将路过此地。如今，那个长官已经过去，根本没有对旅站看上一眼。聂赫留朵夫希望今天接管这批犯人的押解官能准许他同犯人见面。

客店女掌柜劝聂赫留朵夫坐车到村尾的旅站，但聂赫留朵夫情愿走着去。一个肩膀宽阔、体格魁伟的年轻茶房，脚穿一双刚擦过油、柏油味很重的大皮靴，给他带路。空中一片迷雾，天色黑得厉害。领路的茶房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只要走出三步，聂赫留朵夫就看不见他，只听见他的大皮靴在厚厚的泥浆里咕唧咕唧地响。

聂赫留朵夫跟着带路的茶房穿过教堂前的广场和两边房子灯火通明的街道，来到漆黑的村尾。但不多一会儿，黑暗中又出现了亮光，那是旅站附近的路灯透过迷雾发出来的。那些淡红色的灯火越来越大，越来越亮。栅栏的木桩，走动的哨兵的黑影，漆成条纹的木柱和岗亭渐渐隐约可见。哨兵看见有人走近，照例吆喝一声：“谁？”他发觉来的不是自己人，顿时变得十分严厉，坚决不准他们在栅栏旁逗留。不过，给聂赫留朵夫领路的茶房看见哨兵态度严厉，并不慌张。

“嗨，你这小子，脾气倒不小哇！”他对哨兵说。“你去叫你们的头儿出来，我们在这儿等着。”

哨兵没有答话，只对着边门喊了一声，停住脚步，眼睛盯着那肩膀宽阔的小伙子，看他怎样就着灯光用木片刮掉聂赫留朵夫靴上的泥泞。栅栏里传出来男男女女嘈杂的说话声。过了三分钟光景，边门哗啦一声开了，队长身披军大衣，从黑暗中来到路灯下，问他们有什么事。聂赫留朵夫把准备好的名片和一张写明有私事求见的字条交给队长，请他转送押解官。那队长不像哨兵那样严厉，但好奇心特别重。他一定要知道聂赫留朵夫有什么事要见押解官，他是什么人。显然，他已嗅到有油水可捞，不肯放过机会。聂赫留朵夫说他有一桩特殊的事，要他把字条送上去，办成后他会感谢他的。队长接过字条，点点头走了。他走后不多一会儿，边门又哗啦响了一声，走出几个女人，手里拿着筐子、树皮篮、牛奶壶和袋子。她们声音响亮地用西伯利亚方言交谈着，跨过边门的门槛。她们都不是乡下人打扮，而像城里人那样穿着大衣和皮袄，裙子高高地掖在腰里，头上包着头巾。她们借路灯的光好奇地打量着聂赫留朵夫和给他领路的人。其中一个女人看见这个宽肩膀的小伙子，显然很高兴，立刻用西伯利亚骂人话亲热地骂起他来。

“你这该死的林鬼，到这儿来干什么？”她对他说。

“你看，我送个客人到这儿来了，”小伙子回答。“你送什么东西来了？”

“奶制品，他们要我明早再送些来。”

“那么他们没有叫你留下来过夜吗？”小伙子问。

“去你的，死鬼，烂掉你的舌头！”她笑着嚷道。“咱们一块儿回村子去，你送送我们。”

带路的还对她说了些什么笑话，不仅引得女人们咯咯地笑，就连哨兵也笑了起来。接着他对聂赫留朵夫说：

“怎么样，您一个人回去找得着吗？不会迷路吧？”

“找得着，找得着。”

“过了教堂，从那座两层楼房子算起，右边第二家就是。喏，给您根拐棍。”他说，把随身带着的那根一人多高的棍子交给聂赫留朵夫。然后他踩着咕唧咕唧响的大皮靴，跟那些女人一起在黑暗中消失了。

当边门再次哗啦作响，队长请聂赫留朵夫跟他一起去见押解官时，从迷雾里还传来那小伙子的说话声，中间夹杂着女人的声音。

8

这个旅站也跟西伯利亚沿途所有的旅站一样，有一个用尖头圆木桩围起来的院子，院子里有三座住人的平房。最大的一座装有铁窗，住着犯人。另一座住着押解兵。再有一座住着军官，还设有办公室。这三座房子此刻灯火通明，照例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里面一定很漂亮舒适，特别是在这个旅站。每座房子入口处都点着灯，围墙四周另外有五六盏灯，把院子照亮。一个军士领着聂赫留朵夫走过一块木板，来到那座最小的房子门口。他登上三级台阶，让聂赫留朵夫走在前面，进入点着一盏小灯、弥漫着煤烟味的前室。火炉旁有个穿粗布衬衫和黑色长裤、系领带的士兵，一只脚穿着长筒黄皮靴，弯着腰，拿另一只靴筒子给茶炊扇风。他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丢下茶炊，帮聂赫留朵夫脱下皮衣，然后走进里屋。

“他来了，长官。”

“哦，叫他进来！”传出来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

“您从这门进去吧。”那士兵说着继续烧茶炊。

在点着一盏吊灯的第二个房间里，有一个脸色通红、留着很长淡黄色小胡子的军官，身穿紧裹宽阔胸膛和肩膀的奥地利式上装，坐在桌旁。桌上铺着桌布，放着吃剩的饭菜和两个酒瓶。在这个温暖的房间里，除了烟草味，还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劣等香水的气味。押解官看见聂赫留朵夫，欠了欠身，又像嘲讽又像疑惑地盯住他。

“您有什么事？”他问，不等对方答话，就对着门口嚷道，“别尔诺夫！茶炊什么时候烧好哇？”

“马上就好。”

“我马上给你点颜色瞧瞧，好叫你记住！”押解官对他白了一眼，骂道。

“来了！”士兵嘴里叫着，端着茶炊走进来。

聂赫留朵夫等士兵把茶炊放好（军官睁着一双小眼睛，恶狠狠地盯住这个士兵，仿佛要看准一个地方，动手打他）。等茶炊放好后，押解官就开始煮茶。接着从旅行食品箱里拿出一个盛白兰地的方玻璃瓶和一些夹心饼干。他把这些东西放在桌上，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

“那么我能为您效点什么劳呢？”

“我要求探望一个女犯人。”聂赫留朵夫说，没有坐下来。

“是政治犯吗？法律规定，禁止探望。”押解官说。

“这个女人不是政治犯。”聂赫留朵夫说。

“您请坐。”押解官说。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

“她不是政治犯，”他又说了一遍，“但经我提出要求，最高长官批准让她同政治犯一起走……”

“啊，我知道了！”押解官打断他的话说，“就是那个黑头发的小娘们儿吧？好哇，可以。您抽烟吗？”

他把一盒香烟推到聂赫留朵夫面前，小心地倒了两杯茶，把一杯送到聂赫留朵夫面前。

“请！”他说。

“谢谢您。我想见一见……”

“夜很长，您有的是工夫。我派人去把她给您叫来就是了。”

“能不能不叫她出来，让我到他们那里去呢？”

“到政治犯那儿去吗？这是违法的。”

“我去过好几次了。要是您怕我把什么东西带给政治犯，那我通过她也可以转交。”

“哦，不，她要被抄身的。”押解官说，现出不愉快的笑容。

“哦，那你们可以先把我搜一搜。”

“哦，不搜也行，”押解官说，拿起一个开了塞子的酒瓶，送到聂赫留朵夫的茶杯上，“加一点好不好？哦，那么听便。一个人住在西伯利亚这种地方，能见到一个有教养的人，真是太高兴了。老实说，干我们这一行，真是再伤心也没有了。一个人过惯别种生活，来到这地方，苦透了。您要知道，人家一提到干我们这一行，当押解官，总认为都是没有教养的大老粗，可就是不想想，我们生下来干别的事也完全可以。”

押解官通红的脸、他的香水味、他的戒指，特别是他那难听的笑声，都很使聂赫留朵夫反感。不过，聂赫留朵夫今天也像整个旅行期间那样，抱着严肃谨慎的态度。他对任何人都不怠慢，也不蔑视，同谁说话都“一本正经”，这是他给自己规定的态度。他听了押解官这番话，以为他很同情受他管辖的那些人的苦难，因此心情沉重。聂赫留朵夫就严肃地对他说：

“我想，您做这种工作，可以设法减轻人家的痛苦，这样您就会比较心安了。”他说。

“他们有什么痛苦？他们本来就是这号人嘛。”

“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聂赫留朵夫说，“还不跟大家一样都是人。其中还有无辜的呢。”

“当然，什么样的人都有。当然，很可怜。别的押解官丝毫不肯马虎，可我呢，总是尽可能减轻他们的痛苦。宁可我自己受罪，也不让他们吃苦。别的押解官遇到什么事，马上来个依法办理，再不然干脆枪毙，可我总是可怜他们。再来点茶吗？您吃吧。”他说着又给他倒茶。“您要见的女人，究竟是个什么人？”他问。

“她是个不幸的女人，落到一家妓院里，在那儿遭到诬告，说她毒死了人，其实她是个很好的女人。”聂赫留朵夫说。

押解官摇摇头。

“是啊，这种事情是有的。我可以告诉您，喀山就有过一个这样的女人，名字叫爱玛。她原是个匈牙利人，生有一双地地道道的波斯眼睛，”他继续说，一想到这事就情不自禁地笑起来，“风度好极了，简直像个伯爵夫人……”

聂赫留朵夫打断押解官的话，回到原来的话题上。

“我想，既然他们现在归您管，您就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您要是能这样做，我相信您会感到快乐的。”聂赫留朵夫说，尽量把话说得清楚些，就像同外国人或者孩子说话那样。

押解官眼睛闪闪发亮，瞧着聂赫留朵夫，显然急不可待地巴望他把话说完，好继续讲那生有一双波斯眼睛的匈牙利女人。她的形象显然生动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吸引了。

“是的，这话很对，确实是这样的，”他说，“我也很可怜他们。不过我还想跟您谈谈那个爱玛。您想她干出什么事来了……”

“我对这事不感兴趣，”聂赫留朵夫说，“不瞒您说，我以前也是另外一种人，可如今我痛恨这种对待女人的态度。”

押解官吃惊地对聂赫留朵夫瞧瞧。

“那么，再给您来点茶吗？”他说。

“不，谢谢。”

“别尔诺夫！”押解官叫道，“把这位先生带到瓦库洛夫那儿去，对他说，让这位先生到政治犯房间里，可以让他待到点名。”

9

聂赫留朵夫由传令兵护送着，又来到路灯昏黄的黑暗院子里。

“上哪儿去？”一个押解兵迎面走来，问护送聂赫留朵夫的传令兵说。

“到隔离室去，第五号。”

“这里过不去，锁上了，得穿过那门廊。”

“怎么锁上了？”

“队长锁上的，他自己到村子里去了。”

“哦，那么往这儿走。”

传令兵领聂赫留朵夫往另一个门廊走去，沿着铺木板的路，来到另一个门口。还在院子里就听见嘈杂的说话声和人们活动的声音，好像一群将要离窝的蜜蜂。聂赫留朵夫走近去，推开门，喧闹声就更响了。听得出有叫嚷、谩骂和哄笑。还听见哐啷啷的镣铐声。空中弥漫着熟悉的粪便和煤焦油的恶臭。

镣铐的哐啷声和刺鼻的恶臭，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总是使聂赫留朵夫感到难受，精神上感到恶心，又渐渐变成生理上的恶心。这两样东西混合在一起，相互助长，确实使人觉得特别难受。

旅站门廊里放着一个臭烘烘的大木桶，就是“便桶”。聂赫留朵夫踏进门，第一眼就看见一个女人坐在便桶边上。她的面前站着一个剃阴阳头的男人，头上歪戴着一顶薄饼般的帽子。他们正谈得起劲。男犯一看见聂赫留朵夫，挤了挤眼，说：

“就是皇帝也憋不住尿哇！”

那女人放下囚袍下摆，低下头。

从门廊往里走是一条过道。过道两边的牢房门都开着。第一间是带家眷的牢房，第二间是单身犯人的大牢房。过道另一头有两个小间，是关政治犯的。这个旅站的房子原定可关一百五十人，现在却关了四百五十人，十分拥挤，犯人在牢房里住不下，把过道都挤满了。有人在地板上坐着或者躺着，有人拿着空茶壶出去，或者提着装满开水的茶壶回来。塔拉斯也在这些人中间。他赶上聂赫留朵夫，亲切地同他打招呼。塔拉斯那张和蔼可亲的脸显得难看了，因为鼻子上和眼睛底下有好几处乌青块。

“你这是怎么了？”聂赫留朵夫问。

“出了一点毛病。”塔拉斯笑眯眯地说。

“他们老是打架。”押解兵鄙夷不屑地说。

“为了婆娘，”他们后面有个犯人说，“他跟瞎子费特卡干了一家伙。”

“费多霞怎么样？”聂赫留朵夫问。

“没什么，身体很好，我这就是打开水来给她沏茶的。”塔拉斯说着走进带家属的牢房。

聂赫留朵夫往门里望了一眼。整个牢房挤满了男男女女，有的坐在板床上，有的躺在板床下。牢房里晾着湿衣服，弥漫着水蒸气。还听见女人们一刻不停的叫嚷声。隔壁是单身犯人的牢房。这间牢房更加拥挤，连门口和过道里都站满一群群喧闹的犯人。他们穿着湿衣服，正在分配什么东西，或者解决什么问题。押解兵向聂赫留朵夫解释说，监狱里有个开赌场的犯人，专门借钱给别的犯人，谁一时还不出就用纸牌剪成纸片作借据，此刻犯人头正根据纸片从伙食费中扣下钱来还给赌场老板。那些站得近的犯人看见军士和一个老爷，就住了口，恶狠狠地打量着他们。在分钱的人中间，聂赫留朵夫发现他认识的苦役犯费多罗夫。费多罗夫身边总带着一个皮肤白净、面孔浮肿、眉头紧皱、模样可怜的小伙子。另外，他还看见一个麻脸、烂鼻、面目可憎的流浪汉。据说这人在原始森林里杀死了同伴，吃了他的肉。流浪汉一个肩膀上披着湿囚袍，站在过道里，嘲弄而大胆地瞧着聂赫留朵夫，没有给他让路。聂赫留朵夫就从他身旁绕过去。

尽管聂赫留朵夫对这种景象十分熟悉，尽管在过去三个月中，他常常看到这四百名刑事犯处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大热天，他们在灰砂飞扬的大道上拖着脚镣行进，或者在大路旁休息；逢到天气暖和的日子，还看到男女犯人在旅站院子里公开通奸的可怕景象。虽然如此，他每次来到他们中间，像现在这样发现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还是觉得羞愧和负疚。尤其难堪的是，除了这种羞愧和负疚感之外，还会产生克制不住的嫌恶和恐惧。他知道，就他们的处境来说也是无可奈何的，但他还是无法消除对他们的嫌恶。

“他们过得可舒服了，这些寄生虫！”聂赫留朵夫向政治犯牢门走去，听见背后有人说，“这些鬼东西有什么好苦恼的，反正不会肚子疼。”一个沙哑的声音说，还夹着不堪入耳的骂人话。

人群中响起一阵不友善的嘲弄的哄笑。

10

护送聂赫留朵夫的军士经过单身犯牢房时对聂赫留朵夫说，他将在点名前来接他，然后转身走了。军士刚走开，就有一个男犯提起镣铐上的铁链，光着脚，快步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浑身发出一股浓重的汗酸臭，偷偷地对他说：

“老爷，您出头管一下吧。那小子上了当。人家把他灌醉了。今天交接犯人的时候，他竟冒名顶替，说自己是卡尔玛诺夫。您出头管一下吧，我们可不能管，不然会被打死的。”那个男犯说，神色慌张地向四周看了一下，立刻从聂赫留朵夫身边溜走。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叫卡尔玛诺夫的苦役犯，怂恿一个相貌同他相似的终身流放犯同他互换姓名，这样苦役犯就可以改为流放，而流放犯却要代替他去服苦役。

这件事聂赫留朵夫已经知道，因为那个犯人上礼拜就把这个骗局告诉了他。聂赫留朵夫点点头表示明白，并将尽力去办，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

聂赫留朵夫在叶卡捷琳堡就认识这个犯人了，他当时请聂赫留朵夫替他说情，准许他去服苦役，把妻子一起带去。聂赫留朵夫对他的要求感到惊奇。这人中等身材，生有一个最普通的农民脸型，三十岁光景，因蓄意谋财害命而被判服苦役。他名叫玛卡尔。他犯罪的经过很奇怪。他对聂赫留朵夫说，这罪不是他玛卡尔犯的，而是他魔鬼犯的。他说，有个过路人找到他父亲，愿意出两个卢布要他父亲用雪橇把他送到四十俄里外的村子去。父亲就吩咐玛卡尔把他送去。玛卡尔套好雪橇，穿上衣服，就同那过路人一起喝茶。过路人一面喝茶，一面告诉他要回家成亲，随身带着在莫斯科挣到的五百卢布。玛卡尔听了这话，就走到院子里，找了一把斧子藏在雪橇草垫下。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斧子，”他讲道，“只听得有个声音对我说：‘带上斧子。’我就把斧子带上。我们坐上雪橇出发。一路走去，什么事也没有。我也把那斧子给忘了。直到离村子不远，只剩下六俄里路，我们的雪橇离开村道，走上大路，往山坡上爬去。我就从雪橇上下来，跟在后面，这时他又低声对我说：‘你还在犹豫什么呀？你一到山上，大路上就有人，前头就是村子。他就会带着钱走掉。要干，现在就得动手，还等什么呀？’我弯下腰，装作整理一下雪橇上铺着的草，那斧子仿佛自动跳到我手里。他回过头来对我一看，说：‘你要干什么？’我抡起斧子，想把他一家伙劈死，可他这人挺机灵，霍地跳下雪橇，一把抓住我的手，说：‘混蛋，你想干什么？……’他把我推倒在雪地上，我也不还手，听他摆布。他用腰带捆住我的双手，把我扔在雪橇上。他就把我送到区警察局。我就坐了牢，后来开庭审判。我们的村社替我说好话，说我是个好人，从来没有做过坏事。我的东家也替我说好话。可是我们没有钱请律师，我就被判了四年苦役。”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人要搭救同乡。他明明知道，这事有生命危险，但他还是把犯人中的秘密告诉了聂赫留朵夫，万一人家知道这事是他干的，准会把他活活勒死。

11

政治犯住两个小房间，门外是一截同外界隔离的过道。聂赫留朵夫走进这部分过道，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西蒙松。西蒙松身穿短上衣，手里拿着一块松木，蹲在炉子跟前。炉门被热气吸进去，不断颤动。

西蒙松一看见聂赫留朵夫，没有站起来，只从两道浓眉下抬起眼睛，并同他握手。

“您来了，我很高兴，我正要跟您见面呢！”他凝视着聂赫留朵夫的眼睛，现出意味深长的样子说。

“什么事啊？”聂赫留朵夫问。

“回头告诉您。现在我走不开。”

西蒙松继续生炉子，应用他那套尽量减少热能损耗的原理。

聂赫留朵夫刚要从一扇门里进去，玛丝洛娃却从另一扇门里出来。她手拿扫帚，弯着腰，正在把一大堆垃圾往炉子那边扫。玛丝洛娃身穿白色短上衣，裙子下摆掖在腰里，脚穿长统袜，头上为了挡灰，齐眉包着一块白头巾。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挺直腰，脸涨得通红，神态活泼，放下扫帚，在裙子上擦擦手，笔直站在他面前。

“您在收拾房间吗？”聂赫留朵夫一面说，一面同她握手。

“是啊，这是我的老行当，”她说着微微一笑。“这儿脏得简直不像话。我们打扫了又打扫，还是弄不干净。怎么样，我那条毛毯干了吗？”她问西蒙松。

“差不多干了。”西蒙松说，用一种使聂赫留朵夫惊讶的异样目光瞧着她。

“哦，那我回头来拿，我那件皮袄也要拿来烤烤干。我们的人都在这里面。”她对聂赫留朵夫说，指指靠近的门，自己却往另一个门走去。

聂赫留朵夫推开门，走进一个不大的牢房。牢房里，板铺上点着一盏小小的铁皮灯，光线微弱。牢房里很阴冷，空中弥漫着灰尘、潮气和烟草味。铁皮灯只照亮一小圈地方，板铺处在阴影中，墙上跳动着影子。

在这个不大的牢房里，除了两个掌管伙食的男犯出去取开水和食物外，所有的人都在。聂赫留朵夫的老相识薇拉也在这里。她更加又瘦又黄，睁着一双惊惶不安的大眼睛，额上暴起一根很粗的青筋，头发剪得很短，身穿一件灰短袄。她坐在一张摊开的报纸前面，报纸上撒满烟草。她正紧张地把烟草往纸筒里装。

这里还有一个聂赫留朵夫觉得极其可爱的女政治犯——艾米丽雅。她负责掌管内务，给他的印象是，即使处境极其艰苦，也具有女性持家的本领，并且富有魅力。这会儿她坐在灯旁，卷起衣袖，用她那双晒得黑黑的灵巧而好看的手擦干大小杯子，把它们放在板铺的手巾上。艾米丽雅年轻，并不漂亮，但聪明而温和，笑起来显得快乐、活泼和迷人。现在她就用这样的笑容迎接聂赫留朵夫。

“我们还以为您已经回俄罗斯，不再来了呢！”她说。

这里还有谢基尼娜。她坐在较远的阴暗角落里，正在为一个淡黄头发的小女孩做着什么事。那女孩用悦耳的童音咿咿呀呀地说个不停。

“您来了，真是太好了。见到玛丝洛娃啦？”谢基尼娜问聂赫留朵夫。“您瞧，我们这儿来了个多好的小客人哪。”她指指小女孩说。

克雷里卓夫也在这里。他盘腿坐在远处角落里的板铺上，脚穿毡靴，脸容消瘦苍白，弯着腰，双手揣在皮袄袖管里，浑身发抖，用他那双害热病的眼睛瞅着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正想到他跟前去，忽然看见房门右边坐着一个淡棕色鬈发的男犯。这男犯戴着眼镜，身穿橡胶上衣，一面整理口袋里的东西，一面跟相貌俊美、脸带笑容的格拉别茨谈话。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革命者诺伏德伏罗夫。聂赫留朵夫连忙同他招呼。聂赫留朵夫所以特别忙着跟他招呼，因为在这批政治犯中，他就不喜欢这个人。诺伏德伏罗夫闪动浅蓝色眼睛，透过眼镜瞅着聂赫留朵夫，接着皱起眉头，伸出一只瘦长的手来同他握手。

“怎么样，旅行愉快吗？”他说，显然带着嘲弄的口气。

“是啊，有趣的事可不少！”聂赫留朵夫回答，装作没有听出他的嘲弄，把它当作亲切的表示。他说完，就往克雷里卓夫那边走去。

聂赫留朵夫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但心里对诺伏德伏罗夫却远不是没有芥蒂的。诺伏德伏罗夫说的话，以及他招人不快的意图，破坏了聂赫留朵夫的情绪。他感到沮丧和气恼。

“您身体怎么样？”他握着克雷里卓夫冰凉的哆嗦的手说。

“没什么，就是身子暖不过来，衣服都湿透了，”克雷里卓夫说着，慌忙把手揣到皮袄袖管里。“这里也冷得要死。您瞧，窗子都破了。”他指指铁栅外面玻璃窗上的两个窟窿。“您怎么一直不来？”

“他们不让我进来，长官严得很。今天这一个还算和气。”

“哼，好一个还算和气的长官！”克雷里卓夫说。“您问问谢基尼娜，他今天早晨干了什么事。”

谢基尼娜没有站起来，讲了今天早晨从旅站出发前那个小女孩的事。

“照我看来，必须提出集体抗议，”薇拉断然说，同时胆怯而迟疑地瞧瞧这个人，又瞧瞧那个人，“西蒙松提过抗议了，但这还不够。”

“还提什么抗议？”克雷里卓夫恼怒地皱着眉头说。显然，薇拉的装腔作势和神经质早就使他反感了。“您是来找玛丝洛娃的吧？”他对聂赫留朵夫说。“她一直在干活，打扫。我们男的这一间她打扫好了，现在打扫女的那一间去了。就是跳蚤扫不掉，咬得人不得安生。谢基尼娜在那边干什么呀？”他扬扬头示意谢基尼娜那个角落，问。

“她在给养女梳头呢。”艾米丽雅说。

“她不会把虱子弄到我们身上来吧？”克雷里卓夫问。

“不会，不会，我很留神。现在她可干净了。”谢基尼娜说。“您把她带去吧，”她对艾米丽雅说，“我去帮帮玛丝洛娃。给她送块毛毯去。”

艾米丽雅接过女孩，带着母性的慈爱把她两条胖嘟嘟的光胳膊贴在自己胸口，让她坐在膝盖上，又给她一小块糖。

谢基尼娜出去了，那两个取开水和食物的男人紧接着回到牢房里。

12

进来的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是青年，个儿不高，身体干瘦，穿一件有面子的皮袄，脚登一双高筒皮靴。他步伐轻快地走进来，手里提着两壶热气腾腾的开水，胳肢窝里夹着一块用头巾包着的面包。

“哦，原来是我们的公爵来了。”他说着将茶壶放在茶杯中间，把面包交给玛丝洛娃[9]。“我们买到些好东西。”他说着脱掉皮袄，把它从大家头顶上扔到板铺角上。“玛尔凯买了牛奶和鸡蛋，今天简直可以开舞会了。艾米丽雅总是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他笑眯眯地瞧着艾米丽雅说。“来，现在你来沏茶吧！”他对她说。

这人的外表、动作、腔调和眼神都洋溢着生气和欢乐。进来的另一个人，个儿也不高，瘦骨棱棱，灰白的脸上颧骨很高，生有一双距离很宽的好看的淡绿色眼睛和两片薄薄的嘴唇。他同前面那个人正好相反，神态忧郁，精神萎靡。他身上穿着一件旧的棉大衣，靴子外面套着套鞋，手里提着两个瓦罐和两只树皮篮。他把东西放在艾米丽雅面前，对聂赫留朵夫只点了点头，但眼睛一直瞅着他。然后勉强向他伸出一只汗湿的手，慢吞吞地把食物从篮子里取出来放好。

这两个政治犯都是平民出身：第一个是农民纳巴托夫，第二个是工人玛尔凯。玛尔凯参加革命活动时已是个三十五岁的中年人；纳巴托夫却是十八岁时参加的。纳巴托夫先是在乡村小学读书，因成绩优良进了中学，并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活，中学毕业时得金质奖章，但他没有进大学，还在念七年级的时候就决心到他出身的平民中间去，去教育被遗忘的弟兄。他真的这样做了：先到一个乡里当文书，不久就因向农民朗读小册子和在农民中间创办生产消费合作社而被捕。第一次他坐了八个月牢，出狱后暗中仍受到监视。他一出狱，就到另一个省的一个乡里，在那里当了教员，仍旧搞那些活动。他再次被捕。这次他被关了一年零两个月，在狱中更加强了革命信念。

他第二次出狱后，被流放到彼尔姆省。他从那里逃跑了。他又一次被捕，又坐了七个月牢，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他在那里又因拒绝向新沙皇宣誓效忠，被判流放雅库茨克区。因此他成年后有一半日子倒是在监狱和流放中度过的。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丝毫没有使他变得暴躁，也没有损耗他的精力，反而使他更加精神焕发。他喜爱活动，胃口奇好，永远精力旺盛，生气勃勃，干这干那，忙个不停。不论做什么事，他从不后悔，也不海阔天空地胡思乱想，而总是把全部智慧、机灵和经验用在现实生活中。他出了监狱，总是为自己确定的目标奋斗，也就是教育和团结以农村平民为主的劳动者。一旦坐了牢，他仍旧精力旺盛、脚踏实地地同外界保持联系，并且就现有条件尽量把生活安排好，不仅为他自己，而且为集体。他首先是个村社社员，总是以村社利益为重。他自己一无所求，安贫乐穷，但处处为集体谋利益，并且可以废寝忘食地工作，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工作。他出身农民，勤劳机灵，干活利落，善于控制情绪，待人彬彬有礼，不但能照顾人家的情绪，而且能尊重人家的意见。他的老母亲是个寡妇，不识字，满脑子迷信。纳巴托夫一直照顾她，没有坐牢时常去看她。他每次回家，总是仔细了解她的生活，帮她干活，并且同他以前的伙伴，那些农村青年，来往频繁。他跟他们一起吸劣等烟草卷成的狗腿烟[10]，同他们比武斗拳，向他们宣传，说他们都受了骗，应该从这种骗局中醒悟过来。每逢他思索或说明革命会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时，他这个平民出身的人，总认为人民的生活条件将与原来相似，只不过将拥有土地，而且不会再有地主和官僚。他认为，革命不应该改变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他同诺伏德伏罗夫和诺伏德伏罗夫的信徒玛尔凯的看法不同。照他看来，不应该摧毁这座他所热爱的美丽、坚固、宏伟的古老大厦，只要把里面的房间重新分配一下就行了。

对待宗教，他也采取十足的农民态度。他从来不思索虚无缥缈的问题，不考虑万物的本源，也不猜度阴间的生活。他和阿拉哥[11]一样看待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只是他至今还认为没有必要提出这种假设。世界是怎样创造的，究竟是摩西说的对，还是达尔文说的对，他根本不关心。他的同志们认为达尔文学说极其重要，他却觉得这种学说同六天创造世界一样，无非是思想游戏罢了。

他对世界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因为他面前总是摆着人怎样才能在世界上生活得更好的问题。关于来世的生活他从不考虑。他内心深处有一种从祖先传下来并为种田人所共有的坚定信念，那就是世间一切动物和植物永远不会消灭，它们只是经常从一种形式转变成另一种形式，例如粪肥变成谷子，谷子变成母鸡，蝌蚪变成青蛙，青虫变成蝴蝶，橡实变成橡树，人也不会消灭，只不过发生变化罢了。他有这样的信念，因此总是无所畏惧，甚至高高兴兴地面对死亡，并且坚强地忍受各种导致死亡的痛苦，但他不喜欢也不善于谈论这一类问题。他热爱工作，总是忙于事务，并且推动同志们也致力于实际工作。

在这批犯人中，另一个来自民间的政治犯玛尔凯的气质就完全不同。他十五岁当上工人，开始吸烟喝酒，以排遣心头朦朦胧胧感觉到的屈辱。他第一次感到这种屈辱，是过圣诞节的时候。当时他们做童工的被带到工厂老板娘装饰好的圣诞树跟前，他和同伴们得到的礼物是只值一戈比的小笛、一个苹果、一个用金纸包的核桃和一个干无花果，可是老板的儿女得到的，都是些奇妙的玩具，他后来才知道价值在五十卢布以上。他二十岁那年，有位著名的女革命家到他们厂里做工，她发现玛尔凯超人的才能，就送书和小册子给他看，并且同他谈话，向他解释他处于这种悲惨境地的原因和改善生活的办法。一旦他明白自己和别人能从这种受压迫的处境中获得解放，他就越发觉得这种不合理的处境是极其残酷极其可怕的。他不仅强烈要求解放，而且要求惩罚造成和维护这种不合理局面的人。人家说，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知识，玛尔凯就废寝忘食地追求知识。他不清楚，怎样依靠知识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但他相信，知识既然能使他懂得他的处境是不合理的，那么知识也就能消除这种不合理现象。再说，有了知识，也可以使他显得比别人高明。他因此戒绝烟酒，一有空就读书，而他自从当上仓库管理员以后，空闲的时间就更多了。

女革命家教他读书，对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的特异能力感到惊讶。两年中间，他学会了代数、几何和他特别喜爱的历史，涉猎了各种文学作品和评论著作，特别是社会主义著作。

后来女革命家被捕，玛尔凯一起被捕，因为在他家里搜出了禁书。他坐了牢，后来又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他在那里认识了诺伏德伏罗夫，又读了许多革命书籍，并且记在心里，更加坚定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放期满，他领导一次大罢工，最后砸烂了工厂，打死了厂长。他再次被捕，判处褫夺公权，流放西伯利亚。

他对宗教也像对现行经济制度那样，抱否定态度。一旦看出他从小信奉的宗教的荒唐无稽，他就毅然把它抛弃，开头不免有点顾虑，后来却觉得轻松愉快。从此以后，他仿佛要为自己和祖祖辈辈所受的欺骗进行报复，一有机会总要尖刻地嘲笑教士和教条。

长期来他养成禁欲习惯，对物质的要求极低。他像一切从小劳动惯的人那样，肌肉发达，不论干什么体力活都能胜任愉快，得心应手。他十分珍惜时间，在监狱里和旅站上始终努力学习。他现在正在钻研马克思著作第一卷[12]，小心地把这书藏在袋子里，当作无价之宝。他对同志们都比较疏远，冷淡，唯独对诺伏德伏罗夫特别崇拜。不论诺伏德伏罗夫发表什么意见，他都认为是无可争辩的真理。

他对女人抱着无法克制的轻蔑态度，认为女人是一切正经工作的障碍。不过他同情玛丝洛娃，待她亲切，认为她是下层阶级受上层阶级剥削的一个实例。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不喜欢聂赫留朵夫，不同他交谈，不同他握手，除非聂赫留朵夫先同他打招呼，他才伸出手去同他握一下。

13

炉子生好，房间里暖和起来。茶烧开了，倒在玻璃杯和带把的杯子里，加上牛奶，变成白色。面包圈、精白粉面包、普通面包、煮老的鸡蛋、牛奶、牛头、牛蹄都摆了出来。大家凑着那个当桌子用的板铺吃喝，谈天。艾米丽雅坐在木箱上，给大家倒茶。其余的人都围着她，只有克雷里卓夫不在。他脱掉湿漉漉的皮袄，用烤干的毛毯裹着身子，躺在铺上，跟聂赫留朵夫谈话。

经历了一天又冷又湿的长途跋涉，他们发现这地方又脏又乱，就不辞辛劳把它收拾整齐。如今吃了些好东西，喝了热茶，大家都觉得精神焕发，心情愉快。

隔墙传来刑事犯跺脚、叫嚷和咒骂的声音，提醒他们外面是个什么世界。这样，待在屋里就感到格外舒适。他们仿佛处在大海的孤岛上，不会受到周围屈辱和痛苦浪潮的侵袭，因此情绪昂扬，兴高采烈。他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对他们的处境和前途则避而不谈。除此以外，他们也像一般青年男女那样，朝夕相处，自然产生错综复杂的爱情，有情投意合的，也有勉强结合的。几乎每个人都在谈恋爱。诺伏德伏罗夫迷恋长得漂亮而又总是笑脸相迎的格拉别茨。格拉别茨原是个高等女校的学生，年纪很轻，思想单纯，对革命漠不关心。但她也受到时代潮流的冲击，卷入某个案件，被判处流放。入狱以前，她生活上的主要兴趣就是博得男人的欢心。后来在受审期间，在监狱里，在流放途中，这种兴趣始终保持不变。如今在流放途中，由于诺伏德伏罗夫迷恋她，她感到安慰，同时也爱上了他。薇拉是个多情的女人，但引不起人家对她的爱情。不过，她一会儿爱上纳巴托夫，一会儿爱上诺伏德伏罗夫，总是指望对方也能对她发生感情。克雷里卓夫对谢基尼娜的态度近似恋爱。他像一般男人爱女人那样爱她，但他知道她的恋爱观，就用友谊和感激来掩盖自己的真情，而他之所以感激她，是因为她对他照顾得特别周到。纳巴托夫和艾米丽雅之间的爱情关系十分微妙。就像谢基尼娜是个十分贞洁的处女那样，艾米丽雅是个对丈夫十分忠贞的妻子。

艾米丽雅十六岁念中学的时候，就爱上彼得堡大学学生兰采夫；十九岁那年就同他结婚，当时他还在大学念书。她丈夫四年级的时候，卷进学潮，被驱逐出彼得堡，从此成了革命者。她就放弃医学院课程，跟丈夫一起出走，也成了革命者。如果她的丈夫在她心目中不是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她也不会爱上他；如果她没有爱上他，自然也不会嫁给他了。既然她爱上她认为的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同他结了婚，她自然就按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那个人的看法来理解生活和生活的目的。他起初认为生活就是读书，她也就这样看待生活。后来他成了革命者，她也就成了革命者。她能有力证明，现行制度不合理，人人有责任反对它，并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那种制度下，个性可以获得自由发展，等等。她自以为确实这样想，这样感觉，其实只是把丈夫的想法看作绝对真理。她所追求的，无非就是在精神上同丈夫和谐一致，水乳交融。只有这样，她在精神上才感到满足。

她同丈夫离别，同她的孩子离别——孩子由她母亲领去抚养——感到痛苦。但分手时她坚强而镇定，因为知道她忍受这种痛苦是为了丈夫，为了事业——那个事业无疑是正义的，因为她丈夫在为它奋斗。她在精神上永远同丈夫在一起。她以前没有爱过任何人，如今除了丈夫，也不可能爱上任何人。然而纳巴托夫对她的一片诚意和纯洁的爱却打动了她的心，使她不能平静。他为人正直而坚强，又是她丈夫的朋友，竭力像对待姐妹那样对待她，可是他对她的感情却超过兄妹情谊。这使他们两人都感到不安，但却使他们目前艰苦的生活变得好过些。

因此，在这个小集体里，同恋爱完全不沾边的，只有谢基尼娜和玛尔凯两人。

14

聂赫留朵夫通常总是在喝过茶、吃完饭以后同玛丝洛娃单独谈话。这会儿，他坐在克雷里卓夫旁边，同他聊天，心里也作着这样的打算。聂赫留朵夫顺便告诉他玛卡尔向他提出的要求，还讲了玛卡尔犯罪的经过。克雷里卓夫目光炯炯地盯着聂赫留朵夫的脸，用心听他讲。

“是啊，”克雷里卓夫忽然说，“我常常这样想：我们同他们一起赶路，肩并肩地一起赶路——‘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我们不辞辛劳长途跋涉，就是为了他们。不过，我们并不认识他们，也不想认识他们。他们呢，更糟糕，他们还恨我们，把我们看作敌人。瞧，这有多可怕。”

“这有什么可怕，”诺伏德伏罗夫一直听着他们谈话，这时插嘴说，“群众总是只崇拜权力，”他用尖锐刺耳的声音说，“政府掌权，他们崇拜政府，仇恨我们。一旦我们掌了权，他们就会崇拜我们了……”

这时隔墙突然传来一阵咒骂声、撞墙声、锁链的哐啷声、尖叫声和呐喊声。有人在挨打，有人在叫喊：“救命啊！”

“您瞧，他们这帮野兽！我们怎么能同他们交朋友呢？”诺伏德伏罗夫平静地说。

“你说他们是野兽。可是你听听，刚才聂赫留朵夫讲给我们听的那件事吧，”克雷里卓夫怒气冲冲地说，接着就讲了玛卡尔怎样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同乡，“这非但不是野兽干得出来的事，简直是侠义行为。”

“你也真是太多情了！”诺伏德伏罗夫挖苦说，“我们很难理解他们的情绪和他们的动机。你以为这是他心肠好，说不定他是在嫉妒那个苦役犯呢。”

“你怎么总是不愿看到人家身上一点好的地方呢！”谢基尼娜突然激动地说（她对谁都你我相称）。

“不存在的东西是无法看到的。”

“人家不惜冒横死的危险，怎么还说不存在呢？”

“我想，”诺伏德伏罗夫说，“我们要是想干我们的事业，”玛尔凯本来在灯下看书，这时放下书，也留神地听他的老师说话，“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胡思乱想，而应该面对现实。应该尽全力为群众工作，但不要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群众是我们工作的对象，但只要他们一天像现在这样浑浑噩噩，他们就一天不能成为我们的同志，”他像发表演说似的讲道。“就因为这个缘故，在我们还没有帮助他们完成发展过程以前，要指望他们来帮助我们，那纯粹是幻想。”

“什么发展过程？”克雷里卓夫脸涨得通红，说，“我们常说，我们反对飞扬跋扈和骄横霸道，难道这不就是最可怕的霸道吗？”

“根本不是什么霸道，”诺伏德伏罗夫冷静地回答，“我只是说，我知道人民应该走哪条路，并且能向他们指出这条路。”

“可是你凭什么相信你指出的道路是正确的？难道这不就是产生过宗教裁判所[13]和大革命屠杀的那种霸道吗？他们当年也认为那是符合科学的唯一正确道路呢。”

“他们迷失方向，并不能证明我也迷失方向。再说，思想家的空想同经济学的数字是两回事。”

诺伏德伏罗夫的声音震动了整个牢房。只有他一个人在说话，其余的人都不做声。

“老是争论个没完没了的！”诺伏德伏罗夫停了停，谢基尼娜就说。

“那么您对这事有什么看法呢？”聂赫留朵夫问谢基尼娜。

“我认为克雷里卓夫说得对，不该把我们的观点强加到人民头上。”

“那么你呢，卡秋莎？”聂赫留朵夫笑眯眯地问，等玛丝洛娃回答，但又担心她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

“我认为老百姓总是受欺负，”她脸涨得通红，说，“老百姓太受欺负了。”

“说得对，玛丝洛娃，说得对，”纳巴托夫叫道，“老百姓尽受欺负。可不能再让他们受欺负了。我们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这可把革命任务想得太奇怪了！”诺伏德伏罗夫说，接着不再作声，只气冲冲地吸着烟。

“跟他真是谈不拢！”克雷里卓夫低声说，接着也不再作声。

“最好还是别谈。”聂赫留朵夫说。

15

尽管诺伏德伏罗夫很受所有革命者的尊敬，尽管他很有学问，并被认为很聪明，聂赫留朵夫却认为他这种革命者的品德远不如一般人。这个人的智力——好比分子——是大的，但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却大大超过他的智力。

这个人在精神上同西蒙松正好截然相反。西蒙松具有男子汉的气质，他们这类人的行动总是由自己的思想所指导，由自己的思想所决定。诺伏德伏罗夫却具有女性的气质，他这一类人所考虑的，是怎样达到由感情决定的目标，以及怎样证明由感情引起的行动是正确的。

尽管诺伏德伏罗夫能把他的全部革命活动讲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聂赫留朵夫却认为他只是出于虚荣心，无非想出人投地罢了。起初，凭着他善于领会别人的思想并加以准确表达的能力，他在高度重视这种能力的教师和学生中间（在中学、大学和硕士学位进修班）真的名列前茅，出人投地，他感到很得意。可是等他领到文凭，离开学校后，就无法再出人投地了。后来，正如不喜欢诺伏德伏罗夫的克雷里卓夫对聂赫留朵夫说的，为了在新的环境里再出人头地，他就突然改变观点，以一个渐进的自由派，摇身一变而成为红色的民意党人。由于他天生缺乏怀疑和踌躇这种道德和审美方面的特点，他很快就在革命者的圈子里获得党的领导人的地位，这样他的虚荣心也就得到了满足。他一旦选定方向，就不再怀疑，不再踌躇，因此相信自己决不会犯错误。他认为一切事情都十分简单明了，从来没有什么疑问。由于他的观点狭隘、片面，一切事情确实显得简单明了。照他的话说，人只要有逻辑头脑就行。他的自信心实在太强，因此人家对他要么敬而远之，要么唯命是从。他的活动是在年轻人中间开展的，他们往往把他的极度自信当作深谋远虑和真知灼见。这样，大多数人都听从他的指挥，他在革命者的圈子里也就取得了很高的威信。他的活动就是准备暴动，通过暴动取得政权，然后召开重要会议，并在会上通过由他拟定的纲领。他充分相信这个纲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必须执行。

同志们因为他大胆果断而尊敬他，但并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任何人，把一切杰出人物都看成是自己的对手，并且总是想用老猴对待小猴那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恨不得剥夺人家的一切智慧和一切才能，免得他们妨碍他表现才能。只有对那些崇拜他的人，他才好意相待。现在在流放途中，他对待接受他宣传的工人玛尔凯，对待倾心于他的薇拉和相貌美丽的格拉别茨就是这样。他虽然口头上也主张解决妇女问题，但心底里却认为女人都是愚蠢的，猥琐的，除了他所热恋的女人之外，譬如他现在所爱的格拉别茨。只有那些女人才不同凡响，她们的优点也只有他一人能够发现。

他认为男女关系也像其他一切问题那样简单明了，只要承认恋爱自由，就算彻底解决问题。

他有过一个非正式的妻子，还有过一个正式的妻子，但后来同正式的妻子脱离了关系，认为他们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现在他又打算同格拉别茨缔结新的自由婚姻。

诺伏德伏罗夫瞧不起聂赫留朵夫，认为他在对待玛丝洛娃的问题上“装腔作势”；特别是因为在看待现行制度的缺点和纠正办法上，竟敢跟他诺伏德伏罗夫不一样，甚至敢于有他自己的想法，公爵老爷的想法，愚蠢的想法。聂赫留朵夫尽管一路上心情很好，但知道诺伏德伏罗夫对他抱这样的态度，也无可奈何，只得采取以眼还眼的态度，怎么也无法克制对他的极度反感。

16

隔壁牢房里传来长官的说话声。大家都安静下来，接着队长带着两名押解兵走进房间。这是来点名的。队长指着每一个人，计算着人数。他指到聂赫留朵夫时，就和颜悦色地赔笑说：

“公爵，现在点过名可不能再待着了。您得走了。”

聂赫留朵夫懂得这话的意思，走到他跟前，把事先准备好的三卢布钞票塞在他手里。

“嘿，拿您有什么办法呢！您就再坐一会儿吧。”

队长刚要出去，另外有个军士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又高又瘦的男犯。那男犯留着一把稀疏的胡子，一只眼睛底下有淤伤。

“我是来看我那个小丫头的。”那个男犯说。

“啊，爸爸来了！”忽然响起了孩子响亮的声音，接着就有一个浅黄头发的小脑袋从艾米丽雅身后探出来。艾米丽雅正在跟谢基尼娜和玛丝洛娃一起用艾米丽雅捐出来的一条裙子给小女孩做新衣。

“是我，孩子，是我！”布卓夫金亲切地说。

“她在这儿挺好，”谢基尼娜说，同情地瞧着布卓夫金那张被打伤的脸，“把她留在我们这儿吧。”

“太太她们在给我做新衣裳呢。”女孩指给父亲看艾米丽雅手里的针线活，说。“可好看啦，真漂亮！”她含糊不清地说。

“你愿意在我们这儿过夜吗？”艾米丽雅抚爱着女孩说。

“愿意。爸爸也留下来。”

艾米丽雅脸上泛起笑容。

“爸爸可不行。”她说。“那么就把她留在这儿吧！”她转身对做父亲的说。

“好，那就留下吧。”站在门口的队长说，说完就跟军士一起走了出去。

等押解人员一出去，纳巴托夫就走到布卓夫金跟前，拍拍他的肩膀说：

“喂，老兄，你们那里的卡尔玛诺夫真的要同别人调包吗？”

布卓夫金和蔼可亲的脸容突然变得很忧郁，他的眼睛似乎蒙上了一层白翳。

“我们没听说。大概不会吧。”他说。说话的时候眼睛上仿佛仍旧蒙着一层白翳，接着又对女儿说：“哦，阿克秀特卡，你就跟太太她们一起在这儿享福吧！”说完就连忙走出去。

“这事他全知道，他们果然调包了，”纳巴托夫说。“那您现在怎么办呢？”

“我到城里去告诉长官。他们两个人的模样我都认得。”聂赫留朵夫说。

大家都不做声，显然担心再发生争吵。

西蒙松双手枕在脑后，一直默默地躺在角落里的板铺上。这会儿突然坐起来，下了床，小心翼翼地绕过坐着的人们，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现在您可以听我说几句吗？”

“当然可以。”聂赫留朵夫说着站起来，想跟他出去。

卡秋莎瞟了一眼聂赫留朵夫，眼睛同他的目光相遇，他顿时涨红了脸，仿佛摸不着头脑似地摇摇头。

“我有这样一件事要跟您谈谈。”聂赫留朵夫跟着西蒙松来到过道里，西蒙松开口说。在过道里，刑事犯那边的喧嚣和说话声听得特别清楚。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西蒙松却毫不在意。

“我知道您跟玛丝洛娃的关系，”他用他那双善良的眼睛留神地直盯着聂赫留朵夫的脸，继续说，“所以我认为有责任……”他说到这里不得不停下来，因为牢房门口有两个声音同时叫起来：

“我对你说，笨蛋，这不是我的！”一个声音嚷道。

“巴不得呛死你这魔鬼！”另一个沙哑的声音说。

这时候，谢基尼娜来到过道里。

“这里怎么能谈话呢？”她说，“你们到那间屋里去吧，那儿只有薇拉一个人。”她说着就在前面带路，把他们带到隔壁一个很小的，显然是单身牢房里，那房间如今专门拨给女政治犯住宿。薇拉躺在板铺上，头蒙在被子里。

“她害偏头痛，睡着了，听不见的，我走了！”谢基尼娜说。

“不，你别走！”西蒙松说，“我没有什么秘密要瞒着别人，更不要说瞒你了。”

“嗯，好吧！”谢基尼娜说，像孩子一般扭动整个身子，坐到板铺深处，准备听他们谈话。她那双羔羊般的美丽眼睛瞧着远处。

“我有这样一件事，”西蒙松重又说，“我知道您跟玛丝洛娃的关系，所以我认为有责任向您说明我对她的态度。”

“究竟是什么事啊？”聂赫留朵夫问，不由得很欣赏西蒙松跟他说话的那种坦率诚恳的态度。

“就是我想跟玛丝洛娃结婚……”

“真没想到！”谢基尼娜眼睛盯住西蒙松，说。

“……我决定要求她做我的妻子。”西蒙松继续说。

“我能帮什么忙呢？这事得由她自己做主。”聂赫留朵夫说。

“是的，不过这事她不得到您的同意是不能决定的。”

“为什么？”

“因为在您跟她的关系没有完全明确以前，她是不能做出什么选择的。”

“从我这方面说，事情早就明确了。我愿意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同时减轻她的苦难，但我绝不希望使她受到什么约束。”

“对，可是她不愿接受您的牺牲。”

“根本谈不上牺牲。”

“不过我知道她这个主意是绝不动摇的。”

“哦，那么有什么必要找我谈这件事呢？”聂赫留朵夫说。

“她要您也同意这一点。”

“可是，我怎么能同意不做我应该做的事呢？我只能说一句：我是不自由的，可她享有自由。”

西蒙松沉思起来，不做声。

“好的，我就这样对她说。您别以为我迷上她了，”西蒙松继续说，“我爱她，因为她是个少见的好人，却受尽了折磨。我对她一无所求，但我真想帮助她，减轻她的苦难……”

聂赫留朵夫听见西蒙松声音发抖，不由得感到惊讶。

“……减轻她的苦难，”西蒙松继续说。“要是她不愿接受您的帮助，那就让她接受我的帮助吧。只要她同意，我就要求把我调到她监禁的地方去。四年又不是一辈子。我愿意待在她身边，这样也许可以减轻些她的苦难……”他又激动得说不下去。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聂赫留朵夫说，“她能找到像您这样的保护人，我很高兴……”

“喏，这就是我所要知道的，”西蒙松继续说，“我想知道，既然您爱她，愿她幸福，您认为她跟我结婚会幸福吗？”

“一定会的！”聂赫留朵夫斩钉截铁地说。

“这事全得由她做主，我只希望这个受尽苦难的心灵能得到喘息。”西蒙松说，带着孩子般天真的神情瞧着聂赫留朵夫。这样的神情出现在这个平时脸色阴沉的人的脸上，那是很意外的。

西蒙松站起来，抓住聂赫留朵夫的一只手，把脸凑到他跟前，羞怯地微笑着，吻了吻他。

“那我就这样去告诉她。”西蒙松说着走了。

17

“哦，怎么搞的？”谢基尼娜说。“他在谈恋爱了，真的在谈恋爱了。嘿，西蒙松简直像个孩子，居然这样傻头傻脑地谈起恋爱来，这可是万万想不到的。真是太奇怪了，说实在的，也是太可悲了！”她叹了一口气，结束说。

“那么，卡秋莎呢？您想她会怎样对待这件事？”聂赫留朵夫问。

“她吗？”谢基尼娜停了停，显然在考虑怎样尽可能恰当地回答这个问题。“她吗？您要知道，尽管她以前有过那样的经历，人倒是挺本分的……也很能体贴人……她爱您，真心爱您，她要是能为您做件好事，哪怕是从消极方面考虑，只要您不再受她的拖累，她就感到很高兴了。对她来说，跟您结婚将是一种可怕的堕落，比以前干的什么事都更堕落，因此她决不会同意。再说，您在她身边，反而使她感到不安。”

“那怎么办呢？我得离开这儿吗？”聂赫留朵夫说。

谢基尼娜天真地微微一笑。

“是的，多多少少得这么办。”

“多多少少，我怎么能多多少少离开这儿呢？”

“我这是胡说了。不过，她的事，我想告诉您，她大概看出他那种狂热的爱有点荒唐（他其实还没有向她表白过），所以又喜又惊。不瞒您说，这种事我是不在行的，但我觉得，他的感情虽然比较含蓄，也不外乎男人的那种感情。他说这种爱情使他精神上变得高尚，又说它是柏拉图式的。但我看，这种爱情即使与众不同，它的基础还是肮脏的……就像诺伏德伏罗夫对格拉别茨那样。”

谢基尼娜一谈到她心爱的题目，就离开了本题。

“那么，我究竟该怎么办呢？”聂赫留朵夫问。

“我想您得对她说一说。把事情都讲讲清楚总是好的。您同她谈一谈，我去把她叫来。好吗？”谢基尼娜说。

“那就麻烦您了。”聂赫留朵夫说。谢基尼娜走了出去。(https://www.daowen.com)

聂赫留朵夫独自留在小小的牢房里，听着薇拉轻微的呼吸声，偶尔还夹杂着呻吟，以及隔着两个房门，从刑事犯那里不断传来的喧闹声，他心头涌起一种古怪的感情。

西蒙松对他说了那番话，解除了他自愿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在他意志脆弱的时刻是沉重而别扭的，但此刻他的心情不仅并不轻松，甚至感到痛苦。他的内心还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西蒙松的求婚使他独特的高尚行为无法实现，使他的自我牺牲在他自己眼里和别人眼里降低了价值：既然这样一个跟她毫无关系的人都愿意跟她同甘共苦，那么他的牺牲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也许这里还有一种普通的妒意，因为他已经惯于领受她对他的爱，无法容忍她再爱别人。再说，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他的计划：在她服刑期间同她生活在一起。她要是嫁给西蒙松，他待在这里就没有必要，他就得重新考虑生活计划。他还没来得及琢磨自己的心情，房门突然开了，传来刑事犯更嘈杂的喧哗（今天他们那里出了一件不平常的事），紧接着玛丝洛娃走了进来。

她快步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是谢基尼娜叫我来的。”玛丝洛娃在他身边站住，说。

“是的，我有话要跟您说。您请坐。西蒙松跟我谈过话了。”

玛丝洛娃双手放在膝盖上，坐下来，样子很镇定，但聂赫留朵夫一提到西蒙松的名字，她的脸就涨得通红。

“他跟您说了些什么？”她问。

“他告诉我，他想跟您结婚。”

玛丝洛娃的脸顿时皱起来，现出痛苦的神色。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垂下了眼睛。

“他要征得我的同意，或者听听我的想法。我说这事全得由您做主，由您决定。”

“哦，这是怎么一回事？何必这样呢？”她说，用那种一向使聂赫留朵夫特别动心的斜睨瞧了瞧他的眼睛。他们默默地对视了几秒钟。这种目光对双方都含义深长。

“这事应当由您决定。”聂赫留朵夫又说了一遍。

“我有什么可决定的？”玛丝洛娃说，“一切都早已决定了。”

“不，您应当决定接受不接受西蒙松的求婚。”聂赫留朵夫说。

“像我这样一个苦役犯怎么能做人家的老婆？我何必把西蒙松也给毁了呢？”她皱起眉头说。

“嗯，要是能获得特赦呢？”聂赫留朵夫说。

“哎，您别管我。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了。”她说着站起来，走了出去。

18

聂赫留朵夫跟着玛丝洛娃回到男犯牢房，看见那里人人都很激动。纳巴托夫平时到处走动，同每个人交往，留心观察各种动静，这会儿给大家带来一个惊人消息：他在墙上发现被判苦役的革命家彼特林写的条子。大家都以为彼特林早已到了卡拉河流域，如今发现他不久前才同刑事犯一起路过此地。

“8月17日我单独同刑事犯一起上路。涅维罗夫原先跟我一起，可他在喀山疯人院里上吊了。我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希望万事如意。”他在条子里这样写着。

大家都在讨论彼特林的处境和涅维罗夫自杀的原因。克雷里卓夫却聚精会神，一声不吭，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直瞪着前方。

“我丈夫对我说过，涅维罗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时就精神错乱，看见鬼魂。”艾米丽雅说。

“是啊，他是个诗人，是个幻想家，这样的人蹲单身牢房是受不了的，”诺伏德伏罗夫说。“我蹲单身牢房的时候，就不让自己胡思乱想，总是最有条有理地安排时间，因此总能熬过去。”

“有什么不好熬的？叫我蹲牢房，我总是挺高兴的，”纳巴托夫激昂地说，显然想驱散阴郁的气氛。“本来总有点提心吊胆，唯恐自己被捕，牵累别人，坏了事业；一旦坐牢，就什么责任都不用负，可以歇一口气。你就坐下来抽抽烟吧。”

“你跟他很熟吗？”谢基尼娜不安地打量着克雷里卓夫那张顿时变色的瘦脸，问道。

“涅维罗夫是个幻想家！”克雷里卓夫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仿佛他刚叫嚷或者歌唱了好一阵。“涅维罗夫这个人哪，就像我们的门房说的那样，天下少见……对了……这是个像水晶一样通体透明的人。是啊，他不仅不会撒谎，甚至不会做假。他不仅脸皮薄，浑身上下就像被剥掉皮似的，每根神经都暴露在外面。是啊……他的个性复杂得很，可不是那种……唉，说这些有什么用！……”他沉默了一阵。“我们争论究竟该怎么办，”他怒气冲冲地皱着眉头说，“是先教育人民，再改变生活方式呢，还是先改变生活方式，再教育人民。再有，我们争论该怎样斗争：开展和平宣传，还是采用恐怖手段？是啊，我们老是争论不休。可他们并不争论，他们懂得该怎么办。死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而且都是多么好的好人，但他们不在乎！相反，他们巴不得好人都死掉。对了，赫尔岑说，十二月党人一被取缔，整个社会的水平就下降了。哼，怎么能不下降呢！后来，连赫尔岑和他那辈人都被取缔了。如今又轮到涅维罗夫这些人……”

“人是消灭不光的，”纳巴托夫激昂地说，“总有人会留下来的。”

“不，要是我们姑息他们的话，就不会有人留下来，”克雷里卓夫提高嗓门，不让人家打断他的话，说。“给我一支烟。”

“抽烟对你可不好哇，阿纳托里，”谢基尼娜说，“请你别抽了。”

“哼，你别管！”他怒气冲冲地说，吸起烟来，但立刻咳嗽，恶心得像要呕吐。他吐了一口唾沫，继续说：“我们干得不对头，是啊，不对头。不要光发发议论，应该把所有的人都团结起来……去把他们消灭掉。就是这样。”

“不过他们也都是人哪！”聂赫留朵夫说。

“不，他们不是人，只要干得出他们干的那种事，就不是人……嗯，听说有人发明了炸弹和飞艇。我说，我们要坐着飞艇飞上天，在他们头上扔炸弹，把他们像臭虫一样统统消灭掉……是啊，因为……”他正要说下去，可是忽然脸涨得通红，咳得更厉害，接着吐出鲜血来。

纳巴托夫跑到外面去取雪。谢基尼娜拿来缬草酊给他吃，可是他闭上眼睛，伸出一只苍白的瘦手把她推开，沉重而急促地喘着气。等到雪和凉水使他稍微镇静下来，大家扶他睡好，聂赫留朵夫就同大家告辞，跟那个早就来接他的军士一起回去。

刑事犯这时都已安静，大多睡着了。尽管牢房里板铺上和板铺下都睡了人，过道里也睡了人，还是容纳不下所有的囚犯，因此有一部分就头枕着包裹，身上盖着潮湿的囚袍，睡在走廊地板上。

从牢房门里，从走廊里，都有打鼾声、呻吟声和梦呓声传出来。到处可以看见身上盖着囚袍的身体，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只有在刑事犯的单身牢房里，有几个人没有睡，他们在墙角围着一个蜡烛头坐着，一看见士兵走过，就把它熄灭。有一个老头儿坐在走廊的灯下，光着身子捉衬衫上的虱子。政治犯牢房里病菌弥漫的空气，同这里臭气熏天的恶浊空气相比，似乎干净多了。那盏冒烟的油灯看上去仿佛在雾中发亮。人在这里呼吸都感到困难。穿过这条走廊，要不踩着或者绊着睡着的人必须先看清前面什么地方可以落脚，然后再找下一步落脚的地方。有三个人显然在走廊里也没有找到空地方，只得躺在门廊里，靠近一个从裂缝里渗出粪汁来的臭烘烘的便桶。其中一个是聂赫留朵夫在旅途上常常见到的痴老头。另外有个十岁的男孩，他躺在两个男犯中间，一只手托着脸颊，头枕在一个男犯的腿上。

聂赫留朵夫走出大门，停住脚步，挺起胸脯，久久地使劲呼吸着冰凉的空气。

19

户外星光灿烂。聂赫留朵夫沿着上了冻、只有少数几处还有泥泞的道路回到客店，敲敲没有灯光的窗子，肩膀宽阔的茶房光着脚出来给他开门，放他进门廊。从门廊右首的披屋里发出马车夫响亮的鼾声；前面院子里传来许多马匹咀嚼燕麦的声音。左边有一道门，通向一间干净的正房。在这个干净的正房里弥漫着苦艾和汗酸的味儿，隔板后面，不知谁的强壮肺部发出均匀的鼾声，神像前面点着一盏红玻璃罩的神灯。聂赫留朵夫脱去衣服，把方格毛毯铺在漆布面子的沙发上，放好皮枕头，躺下来，头脑里重温着这一天的见闻。在聂赫留朵夫今天看到的各种景象中，最可怕的是那个头枕着男犯大腿、躺在便桶里渗出的粪汁中的男孩。

今晚他同西蒙松和卡秋莎的谈话虽然很意外，而且关系重大，但他不再考虑这件事。他同这件事的关系太复杂了，前途很难逆料，因此索性不去想它。然而他越来越生动地想起那些不幸的人，他们在恶浊的空气里喘息，在便桶渗出的粪汁中睡觉，特别是那个睡在男犯腿上的天真孩子的影子一直萦回在他的脑海里。

知道远处有人在折磨另一些人，使他们受到各种腐蚀、非人的屈辱和苦难，这是一回事。在三个月中连续不断地目睹一些人腐蚀和折磨另一些人，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聂赫留朵夫现在就有这样的体会。他在这三个月中不断地问自己：“到底是我疯了，所以才看到人家看不到的事，还是做出我所看到那些事的人疯了？”不过，既然做出那些惊人和可怕的事的人（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多）都心安理得，满心相信他们的行为不仅必要，而且十分有益，那就不能说他们是疯子；但他也无法自认为疯子，因为觉得自己头脑清楚。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一直感到困惑不解。

这三个月的见闻，使聂赫留朵夫得出这样的印象：一些人利用法院和行政机关，从自由人中间抓走一批最神经质、最激烈、最容易冲动、最有才气和最坚强的人。这批人不像人家那么狡猾和小心，对社会却不比享有自由的人更有罪，更危险。首先，这批人被关在牢里，被迫流放，服苦役，成年累月无所事事，衣食无虞，但脱离自然，脱离家庭，脱离劳动，也就是脱离人类的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是一。第二，他们在那里遭到种种莫须有的屈辱，例如戴上镣铐，剃阴阳头，穿上可耻的囚服，也就是被剥夺了过良好生活的主要动力：舆论影响、羞耻心和自尊心。第三，他们经常有丧命的危险，因为监禁地疫病流行，再加劳累过度，横遭毒打，至于中暑、水淹、火灾，那就更不用说了。处身在这样的环境里，就连品德最高尚、心地最善良的人，也会出于自卫的本能干出惨无人道的事来，并且会原谅别人干那样的事。第四，他们被迫同那些生活极端腐化（尤其是处身在这样的环境里）的淫棍、凶手和歹徒朝夕相处，于是极端腐化分子对还没有完全腐化的人，就像酵母对面团一样，起了发酵作用。最后，第五，凡是身受这种影响的人，无不通过各种最有力的方式——通过人家强加到他们头上的惨无人道的行为，例如虐待儿童、妇女、老人，殴打，用树条或皮鞭抽打，奖励凡是活捉或击毙逃犯的人，拆散夫妻，促使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与人私通，枪毙，绞刑等方式——使人懂得一个道理：各种暴行、酷行、兽行，只要对政府有利，不仅不会遭到禁止，反会得到政府的许可，而这类暴行加在丧失自由、贫困不幸的人身上，那就更是合法的了。

所有这些办法仿佛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以便制造在其他条件下不可能产生的极端腐化和罪恶，并且把它最大规模地传布到全民中去。“简直像规定任务似的，要用最有成效的方式尽量多腐蚀一些人。”聂赫留朵夫分析监狱和流放途中的见闻，想。年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极度腐蚀，等他们腐化透了，又被释放出狱，以便把他们在监狱里沾染的恶习传布到全民中间去。

在秋明、叶卡捷琳堡和托木斯克等地的监狱里，在流放旅站上，聂赫留朵夫看到这个由社会本身提出的目标正在顺利地达到。本来具有俄国社会道德、农民道德、基督教道德的普通人，如今都放弃那些道德，而接受了监狱里所流行的道德，主要认为一切对人的凌辱、暴行和残杀，只要有利可图，都是可以容许的。凡是在监狱里待过的人，通过切身体会都深深懂得，教会和道德大师所宣扬的尊重人和怜悯人的道德，在实际生活中都已被废弃，因此无需遵循。聂赫留朵夫在他所认识的犯人身上都看到了这一点，不论是费多罗夫，玛卡尔，还是塔拉斯。塔拉斯在流放途中同犯人们一起待了两个月，他那道德沦丧的观点使聂赫留朵夫大为吃惊。聂赫留朵夫一路上听人说，有些流浪汉往原始森林逃跑，还怂恿同伴跟他们一起跑，然后把他们杀死，吃他们的肉。他亲眼看见一个人被控犯了这种罪，而且自己直认不讳。最骇人听闻的是，这类吃人事件并非绝无仅有，而是一再发生。

只有经监狱和流放地特殊培养而产生的恶习，才能使一个俄罗斯人堕落成为无法无天的流浪汉，他们的思想甚至超过尼采的最新学说，对什么事都没有顾虑，真是百无禁忌，并且把这种理论传布给犯人，然后再扩散到全体人民中去。

目前这一切行为，照书本里的解释，完全是为了制止罪行，实施警戒，改造罪犯，依法惩办。但在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存在上述这四种作用。这样做不仅不能制止罪行，反而传布罪行。这样做不仅不能实施警戒，反而鼓励犯罪，许多人就像流浪汉那样自愿投狱。这样做不仅不能改造罪犯，反而把各种恶习系统地传染给别人。政府的处分不仅不能减少报复，反而在人民中间培养这种情绪。

“那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聂赫留朵夫问自己，但是找不到答案。

最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一切并非意外，也不是由于误会，不是偶尔一遭，而是几百年来司空见惯的现象，差别只在于以前是对犯人削鼻子割耳朵，后来在犯人身上打烙印，拴在铁杆子上，现在则用脚镣手铐，运送犯人不用大车而用轮船火车。

政府官员对聂赫留朵夫说，那些使他气愤的事都是由于监禁和流放地设备不完善造成的，一旦新式监狱建成，情况就会得到纠正。这种解释不能使他满意，因为使他气愤的并非监禁地完善不完善的问题。他读过塔尔德的著作，那里谈到改良监狱装有电铃，使用电刑，而那种经过改良的暴行却使他更加气愤。

使聂赫留朵夫气愤的，主要是法院和政府机关里坐着一批官僚，他们领取从人民头上搜刮来的高薪，查阅由同一类官僚出于同一类动机所写成的法典，把凡是违反他们所制定的法律的行为纳入各种法律条文，然后根据这些条文把人送到他们看不见的地方，而那些人在残酷粗暴的典狱长、看守和法警的肆意虐待下，成千上万地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死亡。

聂赫留朵夫进一步了解了监狱和旅站的情况后，看出犯人中间蔓延的恶习：酗酒、赌博、暴行和其他骇人听闻的罪行，包括人吃人在内，都不是偶然现象，也不像那些头脑僵化的学者为了袒护政府而硬说他们是退化、犯罪型或者畸形发展，而是人可以惩罚人这种谬论造成的必然后果。聂赫留朵夫看出，人吃人这种事不是起源于原始森林，而是起源于政府各部、各委和各局，只不过最后在原始森林里结束罢了。他看出，像他姐夫那样的人，以及所有的法官和其他文官，从民事执行吏到大臣，他们根本不关心平时挂在嘴上的正义和人民福利，他们人人追求的无非是卢布，那种由于他们出力造成腐化和苦难因而赏给他们的卢布。这是显而易见的。

“难道这一切都是由于误会吗？怎样才能使那些官僚不再干他们现在所干的事？情愿照样发给他们薪金，甚至外加奖金……”聂赫留朵夫想。他在这样思考中听到鸡啼第二遍，尽管他的身体一动，跳蚤就像喷泉一样纷纷落到身上，他还是沉酣地睡着了。

20

聂赫留朵夫醒来时，马车夫都早已上路。老板娘喝够了茶，用手绢擦擦汗淋淋的粗脖子，走进房间来说，旅站上有个士兵送来一封信。信是谢基尼娜写的。她说克雷里卓夫这次发病比他们预料的更严重。“我们一度想把他留下，自己也留下来陪他，可是没有得到许可。我们就带着他上路，可是怕他路上出事。请您到城里去疏通一下，要是能让他留下，我们当中也留下一个人来陪他。如果因此需要我嫁给他，那我也情愿。”

聂赫留朵夫打发跑堂的到驿站去叫马车，自己赶紧收拾行李。他还没有喝完第二杯茶，就有一辆带铃铛的三驾驿车来到大门前。驿车车轮在冰冻的泥地上滚动，就像在石板路上那样隆隆作响。聂赫留朵夫给粗脖子的老板娘付清了账，匆匆走出门，在马车软座上坐下，吩咐车夫尽可能快赶，一心想追上那批犯人。他在离牧场大门不远处果然赶上了他们的大车。大车载着袋子和病人，在冰冻的泥地上辘辘行进。押解官不在这里，他赶到前头去了。士兵们显然喝过酒，兴致勃勃地谈天说地，跟着车队，走在路的两边。车辆很多。前头的大车每辆坐着六个刑事犯，很拥挤。后头的大车每辆坐着三个人，都是政治犯。最后一辆大车上坐着诺伏德伏罗夫、格拉别茨和玛尔凯。倒数第二辆上坐着艾米丽雅、纳巴托夫和一个害风湿症的虚弱女人。谢基尼娜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她了。倒数第三辆铺着干草和枕头，上面躺着克雷里卓夫。谢基尼娜就坐在他旁边的驭座上。聂赫留朵夫吩咐车夫在克雷里卓夫旁边停下来，自己向他走去。一个酒意十足的押解兵向聂赫留朵夫摆摆手，但聂赫留朵夫不理他，径自走到大车跟前，拉住大车的木柱，在旁边走着。克雷里卓夫身穿土皮袄，头戴羔皮帽，嘴上包着一块手绢，看上去更加消瘦和苍白。他那双好看的眼睛显得更大更亮。他的身子在大车上微微摇晃，眼睛盯着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问他健康状况，他只是闭上眼睛，生气地摇摇头。他的全部精力显然因大车颠簸消耗光了。谢基尼娜坐在大车另一边。她向聂赫留朵夫意味深长地使了个眼色，表示对克雷里卓夫的情况很忧虑，接着就用快乐的声调说起话来。

“那军官大概感到不好意思了，”她大声说，好让聂赫留朵夫在辘辘的车轮声中听清她的话，“他们给布卓夫金去了手铐。现在他自己抱着女儿，卡秋莎和西蒙松跟他们一块儿赶路，薇拉接替了我的位子，也跟他们在一起。”

克雷里卓夫指着谢基尼娜说了一句话，可是谁也听不清。他皱起眉头，显然在忍住咳嗽，接着摇摇头。聂赫留朵夫把头凑过去，想听清他的话。于是克雷里卓夫从手绢里露出嘴来，喃喃地说：

“现在好多了。只要不着凉就行。”

聂赫留朵夫肯定地点点头，同谢基尼娜交换了一个眼色。

“哦，三个天体的问题怎样了？”克雷里卓夫又喃喃地说，吃力地苦笑了一下。“不容易解决吧？”

聂赫留朵夫不明白他的话，谢基尼娜就向他解释说，这原是一个确定日、月、地球三个天体关系的著名数学问题，克雷里卓夫开玩笑，把聂赫留朵夫、卡秋莎和西蒙松的关系比作那个问题。克雷里卓夫点点头，表示谢基尼娜正确地解释了他的玩笑。

“解决这问题的关键不在我。”聂赫留朵夫说。

“您接到我的信了？这事您肯办吗？”谢基尼娜问。

“我一定去办。”聂赫留朵夫说。他发现克雷里卓夫脸上有点不高兴，就回到自己的马车那里，在凹陷的车座上坐下，双手扶住马车两侧，因为道路坎坷不平，车子颠簸得很厉害。他开始追赶身穿囚服囚袍、戴脚镣和双人手铐的囚犯队伍。这个队伍伸展有一俄里长。聂赫留朵夫认出道路另一边有卡秋莎的蓝头巾、薇拉的黑大衣和西蒙松的短上衣、绒线帽和扎着带子的白羊毛袜。西蒙松跟妇女们并排走着，嘴里起劲地讲着什么事。

妇女们看见聂赫留朵夫，都向他点头招呼，西蒙松彬彬有礼地举了举帽子。聂赫留朵夫同他们没有话要说，就没有停车，一直赶到他们前头去。他的马车又来到坚固的大路上，走得快多了，但为了超车，得不时离开大路，绕过长长的车队，赶到前头去。

这条车辙纵横的大路通到一座阴暗的针叶树林。道路两旁，桦树和落叶松还没有落叶，现出耀眼的土黄色。这段路走了一半，树林就没有了，道路两边都是田野，出现了修道院的金十字架和圆顶。天气放晴了，云都消散了，太阳高高地升到树林上空，潮湿的树叶、水塘、圆顶和教堂的十字架都在阳光下熠熠发亮。右前方，在灰蒙蒙的天边，现出白乎乎的远山。聂赫留朵夫的三驾马车来到城郊一个大村子。村街上满是人：有俄罗斯人，也有戴着古怪帽子、穿着古怪服装的少数民族。喝醉酒的和没有喝过酒的男男女女群集在商铺、饭店、酒馆和货车旁边，吵吵嚷嚷。城市显然不远了。

车夫给了右边骖马一鞭子，紧了紧缰绳，侧身坐在驭座上，好让缰绳往右边收。他显然想显显身手，把马车赶得在大街上飞跑，也不放慢速度，一直跑到河边的渡口。这时渡船正在水流湍急的河心，从那边划过来。这边渡口大约有二十辆大车等着过河。聂赫留朵夫没有等很多工夫。渡船远远地划到上游，又被急流冲下来，不多一会儿就靠拢木板搭成的码头。

几个船夫都生得身材高大，肩膀宽阔，肌肉发达。他们穿着羊皮袄和长筒靴，默默无言，熟练地甩出缆索，套在木桩上，放下船板，让停在船上的车辆上岸，再把候船的车辆装到船上，让渡船装满车辆和马匹。宽阔湍急的河水拍打着渡船的两舷，把缆索绷紧。等渡船装满旅客，聂赫留朵夫的车子和卸下的马匹，在周围大车的拥挤下，在渡船边上停住，船夫就关上船板，也不理睬没有上船的旅客的要求，解开缆索开船。渡船上一片寂静，但听得船夫沉重的脚步声和马匹倒换蹄子踩响船板的声音。

21

聂赫留朵夫站在渡船边上，眼睛望着宽阔湍急的河水。两个形象在他的头脑里交替出现着：一个是垂死的克雷里卓夫。他满脸怒容，脑袋被大车颠得直摇晃；一个是精神抖擞地同西蒙松一起在路边走着的卡秋莎。一个形象使他沉重而悲伤，那就是濒临死亡而不愿死去的克雷里卓夫。另一个形象是生气勃勃的卡秋莎，她获得西蒙松这样好人的爱，走上了稳当可靠的善的道路，这本是件喜事，但聂赫留朵夫却觉得难受，而且无法克服这样的感觉。

城里教堂的大铜钟敲响了，颤动的钟声荡漾在水面上。站在聂赫留朵夫身旁的马车夫和所有赶大车的一个个脱下帽子，在胸前画了十字。只有站在栏杆旁的一个个儿不高、头发蓬乱的老头儿没有画十字，只是抬起头来，眼睛直盯着聂赫留朵夫，而聂赫留朵夫起初并没有注意到他。这老头儿身穿一件打过补丁的短褂和一条粗呢裤，脚蹬一双补过的长筒靴。他的肩上背着一个不大的口袋，头上戴着一顶破皮帽。

“老头子，你怎么不做祷告？”聂赫留朵夫的马车夫戴上帽子，拉拉正，问他说。“莫非你不是基督徒吗？”

“叫我向谁祷告？”头发蓬乱的老头儿生硬地还嘴说。他说得很快，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当然是向上帝啰！”马车夫含嘲带讽地说。

“那你倒指给我看看，他在哪儿？上帝在哪儿？”

老头儿的神气那么严肃坚决，马车夫觉得他是在同一个刚强的人打交道，有点心慌，但表面上不动声色，竭力不让老人的话堵住自己的嘴，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就连忙回答说：

“在哪儿？当然是在天上。”

“那你去过那儿吗？”

“去过也罢，没去过也罢，反正大家都知道该向上帝祷告吧。”

“谁也没在什么地方见过上帝。那是活在上帝心里的独生子宣告的。”老头儿恶狠狠地皱起眉头，急急地说。

“看样子你不是基督徒，你是个洞穴教徒。你就向洞穴祷告吧！”马车夫说，把马鞭柄插到腰里，扶正骖马的皮套。

有人笑起来。

“那么，老大爷，你信什么教呢？”站在船边大车旁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问。

“我什么教也不信。除了自己，我谁也不信，谁也不信。”老头儿还是又快又果断地回答。

“一个人怎么可以相信自己呢？”聂赫留朵夫插嘴说，“这样会做错事的。”

“我这辈子从没做过错事。”老头儿把头一扬，断然地回答。

“世界上怎么会有各种宗教呢？”聂赫留朵夫问。

“世界上有各种宗教，就因为人都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我以前也相信过人，结果像走进原始森林一样迷了路。我完全迷失方向，再也找不到出路。有人信旧教，有人信新教，有人信安息会，有人信鞭身教，有人信教堂派，有人信非教堂派，有人信奥地利教派，有人信莫罗勘教，有人信阉割派。各种教派都夸自己好。其实他们都像瞎眼的狗崽子一样，在地上乱爬。信仰很多，可是灵魂只有一个。你也有，我也有，他也有。大家只要相信自己的灵魂，就能同舟共济。只要人人保持本色，就能齐心协力。”

老头儿说得很响，不住地往四下里打量，显然希望有更多的人听他说话。

“哦，您这样说教有好久了吗？”聂赫留朵夫问他。

“我吗？好久了。我已受了二十三年的迫害。”

“怎么个迫害法？”

“他们迫害我，就像当年迫害基督那样。他们把我抓去吃官司，又送到教士那儿，送到读书人那儿，送到法利赛人那儿。他们还把我送到疯人院。可是他们拿我毫无办法，因为我是个自由人。他们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他们以为我会给自己取个名字，可我什么名字也不要。我放弃一切，我没有名字，没有居留地，没有祖国，什么也没有。我就是我。我叫什么名字？我叫人。人家问我：‘你多大岁数？’我说我从来不数，也无法数，因为我过去、现在、将来永远存在。人家问我：‘那么你的父母是谁？’我说，我没有父母，只有上帝和大地。上帝是我父亲，大地是我母亲。人家问我：‘你承认不承认皇上？’我为什么不承认。他是他自己的皇上，我是我自己的皇上。他们说：‘简直没法跟你说话。’我说，我又没求你跟我说话。他们就是这样折磨人。”

“那么您现在到哪儿去？”聂赫留朵夫问。

“听天由命。有活我就干活，没有活我就要饭。”老头儿发现渡船就要靠岸，得意洋洋地扫了一眼所有听他讲话的人，结束说。

渡船在对岸停住了。聂赫留朵夫掏出钱包，给老头儿一点钱。老头儿拒绝了。

“这我不拿。面包我拿的。”他说。

“哦，对不起。”

“没什么对不起的。你又没有得罪我。其实，要得罪我也办不到，”老头儿说着，动手把放下的口袋背到肩上。这时聂赫留朵夫的驿车已套上马，上了岸。

“老爷，您还有胃口跟他费话，”马车夫等聂赫留朵夫给了身强力壮的船夫酒钱，坐上车，就对他说。“哼，这个流浪汉不正派！”

22

马车上了斜坡，车夫转过身来问道：“送您到哪一家旅馆哪？”

“哪一家好些？”

“最好的要数西伯利亚旅馆了。要不玖可夫旅馆也不错。”

“那就随便吧。”

马车夫又侧身坐上驭座，加速赶车。这个城市也同所有俄国城市一样，有带阁楼的房子和绿色的屋顶，有一座大教堂，有小铺子，大街上有大商店，甚至还有警察。只不过房屋几乎都是木头造的，街道没有铺石子。到了最热闹的街道，车夫就把车停在一家旅馆门口。可是这家旅馆没有空房间，只得到另一家。这另一家旅馆还有一个空房间。这样，聂赫留朵夫两个月来才第一次来到他生活惯的清洁舒服的环境里。尽管聂赫留朵夫租用的房间算不上奢侈，但在经历了驿车、客店和旅站的生活以后还是感到十分舒适。他得首先清除身上的虱子，因为自从他进出旅站以来，从来没有彻底清除过。他安置好行李，立刻到澡堂子洗澡，然后换上城里人装束，穿了浆硬的衬衫、压皱的长裤、礼服和大衣，出去拜会当地长官。旅馆看门人叫来一辆街头马车。那是一辆吱嘎作响的四轮马车，套着一匹膘肥力壮的吉尔吉斯高头大马。车夫把聂赫留朵夫送到一所富丽的大厦门前，门口站着几个卫兵和警察。宅前宅后都是花园，园里的白杨和桦树的叶子都已凋落，露出光秃的树枝，但其中夹杂着的枞树、松树和冷杉却枝叶茂密，苍绿可爱。

将军身体不舒服，不见客。聂赫留朵夫还是要求听差把他的名片送进去。听差回来，带来满意的答复：

“将军有请。”

前厅、听差、传令兵、楼梯和擦得亮光光的铺着镶木地板的客厅都同彼得堡差不多，只是肮脏些，古板些。聂赫留朵夫被带到书房里。

将军脸孔浮肿，鼻子像土豆，额上有几个疙瘩，头顶光秃，眼睛底下挂着眼袋，是个多血质的人。他身穿一件鞑靼式绸袍，手拿一支香烟，坐在那里用一只带银托的玻璃杯喝茶。

“您好，阁下！我穿着睡袍见客，请不要见怪，不过总比不见好，”他说，拉起长袍盖住他那后颈上堆起几道胖肉的粗脖子。“我身体不太好，没有出门。什么风把您吹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城来了？”

“我是随一批犯人来的，其中有个人跟我关系密切，”聂赫留朵夫说。“我现在来求阁下帮忙，部分就是为了这个人，另外还有一件事。”

将军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呷了一口茶，把香烟在孔雀石烟灰碟上揿灭了，用他那双狭小浮肿、炯炯有神的眼睛盯住聂赫留朵夫，一本正经地听着。他只打断聂赫留朵夫一次，问他要不要吸烟。

有些有学问的军人，往往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可以同他们的职业调和。这位将军就是那种人。但他生性聪明善良，不久就发觉这是根本不可能调和的。为了解除经常出现的内心苦恼，他越来越沉湎于军人中盛行的酗酒恶习，如今在担任了三十五年军职以后，他就成了医生们所谓的嗜酒成癖者。他浑身细胞都渗透了酒精。他什么酒都喝，只要能觉得醺醺然就好。喝酒已成为他生活的绝对需要，不喝酒他就无法过日子。每天他到傍晚总是喝得烂醉，但这种状态他已习惯，因此走路不会摇晃，说话也不至于太不成体统。即使说出什么蠢话来，由于他地位显赫，人家反而会把它当作警世格言。只有在聂赫留朵夫找他的那种早晨时光，他才像个头脑清醒的人，能听懂人家的话，证实他那句心爱的谚语：“喝酒不糊涂，难能又可贵。”最高当局知道他是个酒鬼，但他受的教育毕竟比别人多一点（尽管他的学识仍停留在酗酒成癖前的水平），而且为人胆大、灵活、威严，即使喝醉酒也不会丧失身份，因此让他一直留在这个显要的位子上。

聂赫留朵夫告诉他，他所关心的人是个女的，她被错判了罪，为她的事已递了御状。

“哦！那又怎么样？”将军说。

“彼得堡方面答应我，有关这女人命运的消息至迟这个月通知我，通知书将寄到这里……”

将军依旧盯住聂赫留朵夫，伸出指头很短的手，按了按桌上的铃，然后嘴里喷着烟，特别响亮地清了清喉咙，又默默地听下去。

“因此我有个要求，如果可能的话，在没有收到那个状子的批复以前暂时把她留在此地。”

这时候，一个穿军服的听差，勤务兵，走了进来。

“你去问一下，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起来了没有，”将军对勤务兵说，“另外再送点茶来。那么，您还有什么事吗？”将军问聂赫留朵夫。

“我还有一个要求，”聂赫留朵夫说，“牵涉到这批犯人中的一个政治犯。”

“哦，是这么回事！”将军意味深长地点点头说。

“他病得很厉害，人都快死了。得把他留在这儿的医院里。有一名女政治犯愿意留下来照顾他。”

“她不是他的亲属吧？”

“不是，但只要能让她留下来照顾他，她准备嫁给他。”

将军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直盯着聂赫留朵夫，默默地听着，显然想用这种目光逼得对方局促不安。他不住地吸着烟。

等聂赫留朵夫讲完，他从桌上拿起一本书，迅速地舔湿手指，翻动书页，找到有关结婚的条款，看了一遍。

“她判的是什么刑？”他抬起眼睛问。

“她判的是苦役。”

“哦，要是判了这种刑，即使结了婚，也不能改善待遇。”

“可是您要知道……”

“请您让我把话说完。即使一个自由人同她结了婚，她照样得服满她的刑。这儿有个问题：谁判的刑更重，是他呢，还是她？”

“他们两人都判了苦役。”

“嘿，那倒是门当户对了！”将军笑着说。“他什么待遇，她也什么待遇。他有病可以留下来，”他继续说，“而且当然会设法尽量减轻他的痛苦。不过她即使嫁给他，也不能留在此地……”

“将军夫人正在喝咖啡。”勤务兵报告说。

将军点点头，继续说：

“不过再让我考虑一下。他们叫什么名字？请您写在这儿。”

聂赫留朵夫写下他们的名字。

“这事我也无能为力。”将军听到聂赫留朵夫要求同病人见面，这样说。“对您我当然不会怀疑，”他说，“您关心他，关心别的人，您又有钱。在我们这里确实钱能通神。上面要我彻底消灭贿赂。可如今大家都在接受贿赂，怎么消灭得了？官位越小，贿赂收得越多。唉，他在五千俄里外受贿，怎么查得出来？他在那边是个土皇帝，就像我在这儿一样，”他说到这里笑了起来。“不过您大概常跟政治犯见面吧，您给了钱，他们就放您进去，是吗？”他笑嘻嘻地说。“是怎么回事吧？”

“是的，确实是这样。”

“我明白您非这样做不可。您想见见那个政治犯。您可怜他。于是典狱长或者押解兵就接受贿赂，因为他的薪水只有那么几个钱，他得养家糊口，非接受贿赂不可。我要是处在他的地位或者您的地位，我也会那么办的。可就我的地位来说，我不能容许自己违反最严格的法律条文，要不我也是个人，也会动恻隐之心的。可我是个执法官，凭一定条件才得到信任，我不能辜负这种信任。好吧，这事就到此为止。那么，现在您给我讲讲，你们京城里有些什么新闻？”

于是将军就开始发问，同时自己也发表意见，分明既想听听新闻，又想显示自己的知识和人道主义精神。

23

“哦，请问您在哪里下榻？在玖可夫旅馆吗？哦，那地方真是糟透了。回头您到我这儿来吃饭吧，”将军一面送走聂赫留朵夫，一面说，“下午五点钟。您会说英语吗？”

“会，会说。”

“哦，那太好了。不瞒您说，我们这儿来了一个英国人，是个旅行家。他在研究西伯利亚流放和监狱的情况。今天他要到我们这儿来吃饭，您也来吧。我们五点钟开饭，我妻子要求严格遵守时间。至于怎样处理那个女人，还有那个病人，我下午给您答复。也许可以留下一个人来照顾他。”

聂赫留朵夫辞别将军，心情特别振奋，就乘车到邮政局去。

邮政局设在一个低矮的拱顶房间里。几名邮务员坐在斜面办公桌后，把邮件分发给聚集在那里的人群。一个邮务员歪着脑袋，熟练地把一个个信封拉到面前，不停地打上邮戳。聂赫留朵夫没有久等，他一说出名字，就有一大堆邮件交到他手里。其中有汇款，有几封信，有几本书，还有最近一期的《祖国纪事》[14]。聂赫留朵夫收下信，走到木板长凳那边。长凳上坐着一个士兵，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正在等着领什么东西。聂赫留朵夫在他旁边坐下，翻阅收到的信。其中有一封是挂号信，信封很讲究，上面还盖有字迹清楚的鲜红火漆印。他拆开信封，看到信是谢列宁写的，还附着一份公文，血顿时涌上脸孔，心脏也缩紧了。这就是关于卡秋莎案的批复。是个怎样的批复？难道是驳回吗？聂赫留朵夫匆匆看了一下字迹很小、难以辨认、但笔力刚健的信，不由得高兴地舒了一口气。批复是令人满意的。

“亲爱的朋友！”谢列宁写道，“你上次同我的谈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关于玛丝洛娃一案，你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仔细查阅了这个案件，看出她受到不白之冤，确实令人愤慨。这事只能由你递交状子的上诉委员会来改正。我协助了他们裁决这个案件，现随信寄上减刑公文的副本，地址是叶卡吉琳娜·伊凡诺夫娜伯爵夫人给我的。公文正本已送往她当初受审的监禁地，即将转到西伯利亚总署。我赶紧把这个喜讯告诉你。友好地握你的手。你的谢列宁。”

公文内容如下：“皇帝陛下受理上告御状办公厅。案由某某号，案卷某某号。某某科，某年，某月，某日。奉皇帝陛下受理上告御状办公厅主任令，兹特通知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皇帝陛下披阅玛丝洛娃御状，体恤下情，恩准所请，着将该犯所判苦役改为流放，在西伯利亚较近处执行。”

这是一个大喜讯。凡是聂赫留朵夫希望为卡秋莎和自己做到的事，如今都已实现了。不错，她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他同她的关系也变得复杂了。以前她是个苦役犯，他提出要同她结婚，也只能徒具形式，至多稍稍改善她的处境罢了。如今可没有什么东西妨碍他们生活在一起了。可是聂赫留朵夫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再说，她同西蒙松的关系又怎么办呢？她昨天那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要是她同意跟西蒙松结合，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些问题他怎么也搞不清楚，就索性不去想它们。“这一切以后都会清楚的，”他想，“现在得赶快去同她见面，把这个喜讯告诉她，把她释放出来。”他以为凭到手的副本就足以办到这一点。他走出邮政局，吩咐车夫把他送到监狱。

尽管将军没有准许上午探监，聂赫留朵夫凭经验知道，在上级长官那里绝对办不到的事，在下级官员那里倒很容易办到，因此决定先到监狱去一下，把这个喜讯告诉卡秋莎，也许就可以把她释放出来，同时打听一下克雷里卓夫的健康状况，并把将军的话转告他和谢基尼娜。

典狱长身材魁伟，威风凛凛，留着唇髭和一直长到嘴角的络腮胡子。他接待聂赫留朵夫很严厉，直率地声称，未经长官批准，他不能让任何人进去探监。聂赫留朵夫说，他在京城里也常去探监。典狱长听了回答说：

“这很可能，但我不能容许这样做。”他说这话时的口气仿佛还表示：“你们这些京城里来的老爷，准以为可以吓唬我们，弄得我们束手无策，可我们虽然身居西伯利亚，也知道严守法纪，还会给你们点颜色瞧瞧。”

皇帝陛下办公厅发的公文副本对典狱长也不起作用。他断然拒绝放聂赫留朵夫进监狱。聂赫留朵夫天真地以为他一出示公文副本，玛丝洛娃就可以当场获得释放，不料典狱长只轻蔑地微微一笑，声称要释放任何人犯，必须有他顶头上司的命令。他所能答应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可以通知玛丝洛娃，说她已获得减刑，一旦接到上级批文，就会立刻把她释放，不会耽搁一个钟头。

关于克雷里卓夫的健康，他也拒绝提供任何情况。他说他连有没有这样一个犯人都不清楚。聂赫留朵夫一无所获，只得坐上马车回旅馆。

典狱长所以这样严厉，主要是因为监狱里收容了比平常多一倍的犯人，拥挤不堪，而且伤寒流行。聂赫留朵夫的马车夫路上告诉他说：“监狱里人死得很多。那边流行瘟疫。每天都有二十人被埋葬。”

24

聂赫留朵夫虽然在监狱里碰了壁，但他还是兴奋地乘车去省长办公室，查问玛丝洛娃的减刑公文有没有到达。公文还没有到，因此聂赫留朵夫一回到旅馆，毫不耽搁，立刻写信把这事告诉谢列宁和律师。他写完信，看了看表，已经是去将军家赴宴的时候了。

在路上他又想到，不知道卡秋莎对她的减刑会有什么想法。她将被规定居留在什么地方？他将怎样跟她一起生活？西蒙松将怎么办？她对他究竟抱什么态度？聂赫留朵夫想起她精神上的变化，同时也想起了她的往事。

“必须把那些事忘记，一笔勾销。”他想，连忙把有关她的念头从头脑里驱除掉。“到时候都会见分晓的。”他自言自语，接着考虑他该对将军说些什么。

将军家的宴会十分豪华，显示出富豪和达官的生活排场。这种排场是聂赫留朵夫所习惯的，但他已长期丧失奢侈的享受，甚至连最起码的舒适条件都没有，因此这样的宴会就使他格外愉快。

女主人是位彼得堡的老派贵夫人，在尼古拉宫廷里做过女官，法语讲得很流利，讲俄语反而有点别扭。她总是身子挺得笔直，两手不论做什么事，臂肘总是贴住腰部。她尊敬丈夫，态度文静而有点忧郁；对待客人异常亲切，但程度因人而异。她把聂赫留朵夫当作自己人，待他特别殷勤，奉承他而使人不易察觉。这使聂赫留朵夫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尊贵，从而感到洋洋得意。她使他觉得西伯利亚之行虽然古怪，却是高尚的，而且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将军夫人这种微妙的奉承和将军家里豪华的生活，使聂赫留朵夫陶醉于漂亮的陈设、美味的食品以及同教养有素的人们愉快周旋之中，仿佛这段时期的生活是一场梦，如今梦醒了，他又回到现实中来。

在筵席上就座的，除了将军的女儿和她丈夫以及将军的副官等家里人，还有一个英国人、一个开采金矿的商人和一个从西伯利亚边城来的省长。聂赫留朵夫觉得这些人都和蔼可亲。

那个英国人身体强壮，脸色红润，法语讲得很差，但英语讲得像演说家一般优美动听。他见多识广，讲到美国、印度、日本和西伯利亚的见闻，使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有趣的人。

开采金矿的年轻商人，原是个农民的儿子，如今穿着一身在伦敦定制的燕尾服，衬衫袖子上配着钻石纽扣，家里藏书丰富，为慈善事业捐过很多钱，信奉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给聂赫留朵夫留下愉快的印象。他是欧洲文化通过教育接种到健康农民身上的一个好标本。

那个边城的省长，原来就是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时闹得满城风雨的某局局长[15]。这人长得胖乎乎的，生有稀疏的鬈发和一双温和的浅蓝色眼睛，下身特别肥胖，两只保养得很好的白嫩手上戴满戒指，脸上浮着使人愉快的微笑。男主人特别赏识这位省长，因为在大批惯于受贿的官员中间，唯独他不接受贿赂。女主人热爱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她之所以看重这位省长，因为他也是个出色的音乐家，常常同她四手联弹。聂赫留朵夫今天心情特别愉快，连这个人也没使他反感。

副官精力充沛，情绪极好，下巴刮得发青。他处处为人效劳，殷勤的态度很招人喜爱。

不过，聂赫留朵夫最喜爱的还是将军的女儿和她的丈夫这对年轻夫妇。将军的女儿长得并不美，但生性忠厚，全部身心都用在她的头两个孩子身上。她与她丈夫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婚，为此同父母长期争吵过。她丈夫是个自由主义者，在莫斯科大学获得副博士学位，天资聪明，为人谦逊，在官府做统计工作。他特别关心非俄罗斯人问题，喜爱他们，竭力要把他们从绝种的危险中拯救出来。

人人对聂赫留朵夫都很亲切殷勤，而且因为能同他这样一位有趣的新伙伴结交，感到很高兴。将军身穿军服，脖子上挂着白十字章，出来主持宴会。他对聂赫留朵夫像对老朋友似地打了个招呼，立刻邀请客人们吃冷盘喝伏特加。将军问聂赫留朵夫从他家出去后做了些什么，聂赫留朵夫说他到过邮政局，知道早晨谈起的那个人已得到减刑，同时再次要求将军准许他探监。

将军对吃饭时谈公事，显然很不满意，他皱起眉头，一言不发。

“您要来点伏特加吗？”他转身用法语招呼那个走过来的英国人。英国人喝干一杯伏特加，说他今天参观过大教堂和一座工厂，还希望参观一所大的解犯监狱。

“那正好，”将军对聂赫留朵夫说，“你们可以一起去。您给他们开张通行证。”他对副官说。

“您希望什么时候去？”聂赫留朵夫问英国人。

“我愿意晚上去参观监狱，”英国人说，“所有的人都在监狱里，事先不作准备，一切都保持本来面目。”

“哦，他想看看个中妙处吗？那就让他看吧。我写过呈文，可是他们不听我的话。那就让他们通过外国报纸去领教吧，”将军说着走到餐桌旁，女主人招待客人们入席。

聂赫留朵夫坐在女主人和英国人中间。他对面坐着将军的女儿和某局前任局长。

筵席上谈话时断时续，一会儿谈到印度——那是英国人首先谈到的，一会儿谈到法国人远征东京[16]——将军对这事严加谴责，一会儿谈到西伯利亚普遍流行的欺诈和受贿行为。对这些谈话，聂赫留朵夫都不太感兴趣。

不过，饭后大家到客厅里喝咖啡，聂赫留朵夫跟英国人和女主人谈到格拉斯顿[17]时，却谈得津津有味。他觉得自己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使他们很感兴趣。聂赫留朵夫吃了一顿好饭，喝了一些美酒，这会儿坐在柔软的沙发上，一面喝咖啡，一面同和蔼可亲、教养有素的人谈话，心里越来越高兴。而当女主人应英国人的要求，跟前任局长一起弹奏他们弹得很熟练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时，聂赫留朵夫产生一种好久没有过的自我陶醉的感觉，仿佛现在才意识到他是个多么好的好人。

那架大钢琴音色优美，交响曲又弹得很出色。至少喜欢和熟悉这支交响曲的聂赫留朵夫有这样的感觉。他听着优美的行板，感到鼻子发酸，对自己的各种高尚行为十分感动。

聂赫留朵夫感谢女主人的盛情招待，说这样的快乐他好久没有享受过了。他正要告辞，不料女主人的女儿神情果断地走到他跟前，涨红了脸说：

“您刚才问起我那两个孩子，您愿意去看看吗？”

“她总以为人家都想看看她的孩子呢！”做母亲的看到女儿如此天真不懂事，微笑着说。“人家公爵才不感兴趣呢。”

“不，正好相反，我很感兴趣，很感兴趣，”聂赫留朵夫被这种洋溢的母爱所感动，说。“请吧，请您带我去看看。”

“居然把公爵都领去看她的小娃娃了，”将军正同他的女婿、金矿主和副官一起打牌，从牌桌那边笑着叫起来，“您去吧，去尽尽义务吧。”

少妇想到客人马上要对她的孩子进行评判，显然很激动，就快步把聂赫留朵夫领到里屋。他们来到第三个房间。那个房间很高，糊着白色墙纸，点着一盏小灯，灯上扣着一个深色灯罩。房间里并排放着两张小床，中间坐着一个颧骨很高、模样忠厚、身穿白披肩的奶妈，看上去像是个西伯利亚人。奶妈站起来，向他们鞠躬。做母亲的向第一张小床弯下身去，床上安静地睡着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张开小嘴，长长的鬈发披散在枕头上。

“喏，这就是卡嘉，”做母亲的说，拉拉天蓝条纹的线毯，把从毯子底下伸出来的一只雪白小脚盖好。“好看吗？她才两岁呢。”

“太美了！”

“这是华秀克，是他外公起的名。他可完全是另一种模样了。他是个西伯利亚人。不是吗？”

“是个很可爱的孩子。”聂赫留朵夫看着背朝天睡的胖娃娃，说。

“是吗？”做母亲的得意洋洋地笑着说。

聂赫留朵夫想起脚镣手铐、阴阳头、殴打、淫乱，想起垂死的克雷里卓夫，想起卡秋莎和她的全部身世。他心里十分羡慕，真巴不得多享受享受这里优雅的幸福。

他几次三番称赞这两个孩子，多少满足了贪婪地听着赞辞的母亲，然后跟着她回到客厅。英国人已在客厅里等他，准备一起乘车去监狱。聂赫留朵夫跟一家老少告了别，同英国人一起来到将军府的大门口。

天气变了。鹅毛大雪漫天飞舞，盖没了道路，盖没了屋顶，盖没了花园里的树木，盖没了门前的台阶，盖没了马车，盖没了马背。英国人自己有一辆轻便马车，聂赫留朵夫就吩咐英国人的车夫把车驾到监狱里去。他自己坐上四轮马车，因为要去履行一项不愉快的义务，感到心情沉重。就这样他坐在柔软的马车上，跟在英国人后面，在雪地上剧烈颠簸着，往监狱驶去。

25

阴森森的监狱，门前站着岗哨，门口点着风灯，尽管蒙着一层洁白的雪幕，使大门、屋顶和墙壁都显出一片雪白，尽管监狱正面一排排窗子灯火通明，它给聂赫留朵夫的印象却比早晨更加阴森。

威风凛凛的典狱长走到大门口，凑近门灯，看了看聂赫留朵夫和英国人的通行证，困惑不解地耸耸强壮的肩膀，但还是执行命令，邀请这两位来访者跟他进去。他先领他们走进院子，然后走进右边的门，沿着楼梯走上办公室。他请他们坐下，问他们有什么事要他效劳。他听说聂赫留朵夫要跟玛丝洛娃见面，就派看守去把她找来，自己则准备回答英国人通过聂赫留朵夫的翻译向他提出的问题。

“这座监狱照规定可以容纳多少人？”英国人问。“现在关着多少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多少儿童？有多少苦役犯，多少流放犯，多少自愿跟着来的？有多少害病的？”

聂赫留朵夫嘴里给英国人和典狱长作着翻译，脑子里并没思考他们话里的意思。他想到即将同卡秋莎见面，不禁有点紧张。他给英国人翻译到一半，听见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办公室的门开了，像以往历次探监那样，先是一个看守走进来，接着是身穿囚服、头包头巾的卡秋莎。他一见卡秋莎，立刻感到心情沉重。

“我要生活，我要家庭、孩子，我要过人的生活。”当卡秋莎没有抬起眼睛，快步走进房间里时，聂赫留朵夫头脑里掠过这样的念头。

他站起来，迎着她走了几步。他觉得她的脸色严肃而痛苦，就像上次她责备他时那样。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她的手指痉挛地卷着衣服的边。她一会儿对他望望，一会儿垂下眼睛。

“减刑批准了，您知道吗？”聂赫留朵夫说。

“知道了，看守告诉我了。”

“这样，只要等公文一到，您高兴住哪里去就可以住哪里去了。让我们来考虑一下……”

她赶紧打断他的话：

“我有什么可考虑的？西蒙松到哪里，我就跟他到哪里。”

她尽管十分激动，却抬起眼睛来瞧着聂赫留朵夫，这两句话说得又快又清楚，仿佛事先准备好似的。

“哦，是这样！”聂赫留朵夫说。

“嗯，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倘若他要跟我一块儿生活，”她发觉说溜了嘴，连忙住口，然后纠正自己的话说，“倘若他要我待在他身边，我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指望呢？我应该认为这是我的福气。我还图个什么呢？……”

“也许她真的爱上西蒙松，根本不要我为她作什么牺牲；也许她仍旧爱我，拒绝我是为了我好，不惜破釜沉舟，把自己的命运同西蒙松结合在一起。二者必居其一。”聂赫留朵夫想，不禁感到害臊。他觉得自己脸红了。

“要是您爱他……”他说。

“什么爱不爱的！那一套我早已丢掉了。不过，西蒙松这人确实和别人不同。”

“是啊，那当然，”聂赫留朵夫又说，“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我想……”

她又打断他的话，仿佛生怕他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或者生怕她来不及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

“嗯，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要是我做的不合您的心意，那您就原谅我吧！”她用她那斜睨的目光神秘地瞧着他的眼睛，说。“嗯，看来只好这样办了。您自己也得生活呀。”

她说的正好是他刚才所想的，但此刻他已不这样想，他的思想和感情已完全变了。他不仅感到害臊，而且感到惋惜，惋惜他从此失去了她。

“我真没料到会这样。”他说。

“您何必再待在这儿受罪呢？您受罪也受得够了。”她说，怪样地微微一笑。

“我并没有受罪，我过得挺好。要是可能的话，我还愿意为您出力呢。”

“我们，”她说“我们”两个字时对聂赫留朵夫瞅了一眼，“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您为我出的力已经够多了。要不是您……”她想说些什么，可是声音发抖了。

“您不用谢我，不用。”聂赫留朵夫说。

“何必算账呢？我们的账上帝会算的。”她说，那双乌黑的眼睛泪光闪闪。

“您是个多好的女人哪！”他说。

“我好？”她含着眼泪说，凄苦的微笑使她容光焕发。

“您好了吗？”[18]这时英国人问。

“马上就好。”[19]聂赫留朵夫回答。接着他向卡秋莎打听克雷里卓夫的情况。

她强自镇定下来，平静地把她所知道的情况告诉他：克雷里卓夫路上身体很虚弱，一到这里就被送进医院。谢基尼娜很不放心，要求到医院去照顾他，可是没有获得准许。

“那么我该走了吧？”她发现英国人在等聂赫留朵夫，就说。

“我现在不同您告别，我还要跟您见面的。”聂赫留朵夫说。

“请您原谅！”她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从她古怪的斜睨的眼神里，从她说“请您原谅”而不说“那么我们分手了”时伤感的微笑中，聂赫留朵夫明白，她作出决定的原因是后一种。她爱他，认为自己同他结合，就会毁掉他的一生，而她跟西蒙松一起走开，就可以使他恢复自由。现在她由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而感到高兴，同时又由于要跟他分手而觉得惆怅。

她握了握他的手，慌忙转身走出办公室。

聂赫留朵夫回头瞅了一眼英国人，准备跟他一起走，可是英国人正在笔记本里记着什么。聂赫留朵夫不去打断他，在靠墙的木榻上坐下来，忽然感到无比疲劳。他所以疲劳，不是由于夜里失眠，不是由于旅途辛苦，也不是由于心情激动，而是由于他对整个生活感到厌倦。他靠着木榻的背，闭上眼睛，顿时沉沉睡去，像死人一般。

“怎么样，现在去看看牢房好吗？”典狱长问道。

聂赫留朵夫醒过来，看到自己竟在这里睡着了，不禁感到惊讶。英国人已写完笔记，很想参观牢房。聂赫留朵夫就疲劳而茫然地跟着他走去。

26

典狱长、英国人和聂赫留朵夫在几个看守的陪同下，穿过门廊和臭得令人作呕的过道，走进第一间苦役犯牢房。在过道里，他们看见两个男犯直对着地板小便，不禁吃了一惊。牢房中央放着一排板床，犯人都已睡了。里面大约有七十个人。他们躺在那儿，头挨着头，身子挨着身子。参观的人一进来，个个都从床上跳下来，铁链哐啷发响，他们站在床边，新剃的阴阳头闪闪发亮。只有两个人躺着没有起来。一个是年轻人，脸色通红，显然在发烧；另一个是老头儿，嘴里不住地呻吟着。

英国人问，那个年轻人是不是病了很久。典狱长说他是今天早晨才发病的，至于那个老头儿，闹胃病已有好久，可是没有地方安顿，因为医院早就住满人了。英国人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他想对这些人讲几句话，要求聂赫留朵夫替他当翻译。原来英国人这次旅行，除了要写一篇反映西伯利亚流放和监禁地的文章，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宣讲通过信仰和赎罪来拯救灵魂的道理。

“请您告诉他们，基督怜悯他们，爱他们，而且为他们死去，”他说。“如果他们相信这道理，他们就可以得救。”他讲话的时候，全体犯人都挺直身子，双手贴住裤缝，默默地站在板床前面。“请您告诉他们，”他结束说，“在这本书里所有的道理都有。这儿有识字的吗？”

原来这里有二十多人识字。英国人从手提包里取出几本精装的《新约全书》。于是就有几只肌肉发达、生有坚硬黑指甲的大手，从粗麻布衬衫袖口里伸出来，争先恐后地来要书。英国人在这个牢房里发了两本福音书，然后往下一个牢房走去。

下一个牢房情况也一样。里边也是那样气闷，那样恶臭；前面，两个窗子中间同样挂着圣像；左边放着一个便桶；犯人也都那样身子挨着身子，拥挤地躺在那里；他们同样都从床上跳下来，挺直身子站在那儿；同样也有三个人起不了床。其中两个勉强爬起来，坐在床上，还有一个躺着不动，对进来的人连看都不看一眼。这三个人都有病。英国人又同样讲了道，同样发给他们两本福音书。

从第三个牢房里传出来叫嚷声和吵闹声。典狱长敲敲门，叫道：“立正！”房门一打开，全体犯人也都挺直身子站在床边，除了几个病人和两个打架的人以外。那两个打架的人，满脸怒容，扭在一起，这个抓住那个的头发，那个揪住这个的胡子。直到看守跑到他们跟前，他们才松手。一个被打破鼻子，鼻子里直流鼻涕和血，他不住用外衣袖子擦着；另一个拉去被对方拔下的一根根胡子。

“班长！”典狱长恶狠狠地叫道。

一个身强力壮、相貌端正的人走了出来。

“怎么也管不住他们，长官。”班长眼睛里露出快乐的笑意，说。

“那就让我来对付他们。”典狱长皱着眉头说。

“他们为什么事打架？”[20]英国人问。

聂赫留朵夫就问班长，他们为什么事打架。

“为了一块包脚布，他错拿了别人的包脚布，”班长仍旧笑着说。“这个推了一下，那个就还了一拳。”

聂赫留朵夫告诉了英国人。

“我想对他们说几句话。”英国人对典狱长说。

聂赫留朵夫把这句话翻译过来。典狱长说：“行！”于是英国人就拿出他那本皮面精装的福音书来。

“麻烦您给我翻译一下，”他对聂赫留朵夫说，“你们吵嘴，打架，可是为我们而死的基督，却给我们提出另一种办法来解决争端。您问问他们，知道不知道按基督教义该怎样对待欺负我们的人？”

聂赫留朵夫把英国人的话和问题翻译了一遍。

“告诉长官，听凭长官发落，对吗？”有一个人斜睨着威严的典狱长，试探着说。

“揍他一顿，他就不会再欺负人了。”另一个说。

有几个人笑着表示赞成。聂赫留朵夫把他们的回答翻译给英国人听。

“请您告诉他们，按基督教义行事正好相反；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英国人一面说，一面做出把脸送给人家打的样子。

聂赫留朵夫作了翻译。

“最好让他自己尝一尝。”有人说。

“要是他两边都挨了揍，那还可以拿什么给人家打呢？”有个病人躺在床上说。

“那就让他把你打个稀巴烂。”

“嘿，那就来试一试吧！”后面有个人说，快乐地笑起来。整个牢房里爆发出一片难以控制的大笑。就连那个挨打的人也一面流血，吐痰，一面哈哈大笑。连几个病人也笑了。

英国人不动声色，要求聂赫留朵夫转告他们，有些事看来似乎办不到，但信徒能够办到，而且轻而易举。

“您问问他们喝不喝酒。”

“喝的，老爷。”一个人说，接着又是一片嗤鼻声和大笑声。

这个牢房里有四名病人。英国人问，为什么不把病人集中在一个牢房里。典狱长回答说，他们自己不愿意。这些病人害的都不是传染病，而且有一名医士照料他们，给他们治疗。

“他有一个多星期没露面了。”有人说。

典狱长没有理他，就把客人带到下一个牢房。又是打开房门，又是全体起床，肃静无声，又是英国人发福音书。在第五个牢房，第六个牢房，在过道右边，在过道左边，个个牢房里都是同样的景象。

他们从苦役犯的牢房走到流放犯的牢房，从流放犯的牢房走到村社判刑农民的牢房，再到自愿跟随犯人的家属房间。到处都是同样的情况，到处都是受冻的人，挨饿的人，无所事事的人，染上疾病的人，受尽凌辱的人，丧失自由的人，就像畜生一样。

英国人发完一定数量的福音书，不再发了，甚至不再讲道了。难堪的景象，尤其是使人窒息的空气，显然耗尽了他的精力。他从这个牢房到那个牢房，听着典狱长对每个牢房的情况介绍，只是随口说一句：“行了。”[21]聂赫留朵夫像梦游一般踉踉跄跄地走着，感到精疲力竭，心灰意懒，但又没有勇气中途退出，离开这地方。

27

在流放犯的一个牢房里，聂赫留朵夫看见早晨在渡船上见过的怪老头，不由得感到惊奇。这个老头儿，头发蓬乱，满脸皱纹，上身只穿一件肩头磨破的灰色脏衬衫，下身穿着同样破旧的长裤，赤脚坐在板床旁边的地板上，目光严厉而疑惑地瞧着进来的人。他那皮包骨头的身子从脏衬衫的破洞里露出来，显得虚弱可怜，但神色比在渡船上更加专注，更富有生气。犯人们也像别的牢房里那样，看见长官进来，都跳下床，挺直身子站着；可是老头儿却坐着不动。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双眉愤怒地皱起来。

“站起来！”典狱长对他喝道。

老头儿一动不动，只是轻蔑地微微一笑。

“只有你的奴仆见到你才站起来。我可不是你的奴仆。瞧你头上还有烙印……”老头儿指着典狱长的前额说。

“什——么？”典狱长向他逼近一步，威胁说。

“我认识这个人，”聂赫留朵夫慌忙对典狱长说，“为什么逮捕他？”

“警察局因为他没有身份证，把他送来了。我们要求他们别把这种人送来，可他们还是送来。”典狱长怒气冲冲地斜睨着老头儿说。

“看来你也是个反基督的家伙吧？”老头儿对聂赫留朵夫说。

“不，我是来参观的。”聂赫留朵夫说。

“哦，你们来见识见识反基督的家伙怎样折磨人吗？那就看吧。他们把人抓起来，在铁笼子里关了整整一大批。人应当靠辛勤劳动过活，可他们把人都锁起来，像养猪一般养着，不让干活，弄得人都变成畜生了。”

“他在说什么？”英国人问。

聂赫留朵夫说，老头儿责备典狱长把人都关起来。

“您问问他，照他看来应该怎样对付不遵守法律的人？”英国人说。

聂赫留朵夫把这个问题翻译了一遍。

老头儿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怪样地笑起来。

“法律！”他鄙夷不屑地跟着说了一遍，“那些反基督的家伙先抢劫大家，霸占所有的土地，夺取人家的财产，统统归他们所有，把凡是反对他们的人都打死。然后他们再定出法律来，说是不准抢劫，不准杀人。他们早就应该定出这样的法律来了。”

聂赫留朵夫把这些话翻译了一遍。英国人微微一笑。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对付小偷和杀人犯呢，您问问他。”

聂赫留朵夫又作了翻译。老头儿严厉地皱起眉头。

“告诉他，叫他先除掉身上反基督的烙印，这样他就不会再遇到小偷和杀人犯了。你就这样告诉他。”

“他疯了。”[22]英国人听了聂赫留朵夫给他翻译的老头儿的话，说，接着耸耸肩膀，走出牢房。

“你干你的事，可别去管人家。各人管各人的事。谁该受惩罚，谁可以得到宽恕，上帝都知道，可不用我们操心。”老头儿说。“自己做自己的长官，这样就不需要什么长官了。走开，走开！”他补充说，生气地皱起眉头，眼睛炯炯有神地瞅着待在牢房里迟疑不决的聂赫留朵夫。“反基督的奴仆怎样拿人喂虱子，你看得也够了。走吧，走吧！”

聂赫留朵夫走到过道里，英国人和典狱长却在一间门开着的空牢房门口站住了。英国人问这个牢房是做什么用的。典狱长说，这是停尸室。

“哦！”英国人听了聂赫留朵夫的翻译说，并要求进去看一看。

停尸室是一间不大的普通牢房。墙上点着一盏小灯，暗淡地照着屋角的几个背包和一堆木柴，也照着右边板床上的四具尸体。第一具尸体穿着麻布衬衫和麻布衬裤，身材高大，留着山羊胡子，剃着阴阳头。这具尸体已经僵硬，两只发青的手原来一定交叉在胸前，现在已经分开；两只光脚也分开，脚掌竖起。旁边躺着一个老妇人。她穿着白裙白袄，没包头巾，留着一条短短的稀疏辫子，瘦小的脸又黄又皱，鼻子很尖。老妇人旁边还有一具男尸，穿着紫色衣服。这颜色使聂赫留朵夫一怔。

他走近前去，仔细看看那具尸体。

往上翘起的山羊胡子，挺拔好看的鼻子，白净的高高前额，稀疏的鬈发，这些特征是他所熟悉的。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昨天他还看见这张脸是激愤和痛苦的，今天却变得宁静、安详而且美得出奇。

是的，他就是克雷里卓夫，至少是他物质生命留下的遗迹。

“他受苦受难是为了什么？他活着又为了什么？这些问题他现在明白了吗？”聂赫留朵夫想，觉得这些问题无法解答，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有。他感到痛苦。

聂赫留朵夫没有跟英国人告别，就要求看守把他领到院子里。他觉得今晚经历的一切必须独自好好思考一下，就坐上马车回旅馆。

28

回到旅馆，聂赫留朵夫没有上床睡觉，而在房间里久久地来回踱步。他跟卡秋莎的事已经结束。她不再需要他，这使他感到伤心和羞愧。不过此刻使他痛苦的倒不是这件事。另外有一件事不仅没有结束，而且空前剧烈地折磨着他，要他有所行动。

在这段时间里，特别是今天在这座可怕的监狱里目睹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罪恶，那毁了亲爱的克雷里卓夫的种种罪恶，正泛滥成灾，不仅看不到战胜它的可能，甚至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战胜。

他的头脑里浮起千百个人的影子，他们被冷酷的将军、检察官、典狱长关在病菌弥漫的恶浊空气里，受尽凌辱。他想起自由不羁、痛骂长官的怪老头被看做疯子。他还想起含恨而死的克雷里卓夫夹在其他几具尸体中间，相貌俊美，脸色蜡黄。究竟是他聂赫留朵夫疯了，还是那些自以为头脑清醒而干出那些勾当来的人疯了？这个老问题此刻又更加执拗地出现在他面前，要求他解答。

他来回走得有点累了，脑子也思索得有点累了，就在靠近灯光的沙发上坐下来，随手打开英国人送给他留作纪念的福音书，那是他刚才清理口袋时丢在桌上的。“据说什么问题都可以在那里找到答案，”他想着翻开福音书，开始读他翻到的一页。那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一　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二　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

三　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四　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对了，对了，确实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到自己只有在谦卑的时候才能领略生活的宁静和欢乐。

五　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六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为什么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在什么地方接待？‘凡为我的名’是什么意思？”聂赫留朵夫问自己，觉得这些话很不好懂。“还有，为什么要把大磨石拴在颈项上，还要沉在深海里？不，这话有点不对头，不确切，不清楚。”他想到他生平读过好几次福音书，总是遇到这种莫名其妙的地方，因而读不下去。他又读完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和第十节。这几节讲到将人绊倒，讲到他们必须进入永生，讲到把人丢在地狱的火里作为惩罚，讲到孩子的使者常见天父的面。“可惜这些话很不连贯，”他想，“但还能看出其中有些好东西。”

十一　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

十二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么？

十三　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

十四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

“是的，他们的灭亡并非出自天父的意志，但他们在成百上千地死去。而且没有办法拯救他们。”聂赫留朵夫想。

二十一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

二十二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二十三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

二十四　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

二十五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二十六　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二十七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二十八　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

二十九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

三十　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三十一　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三十二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三十三　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么？

“难道只不过是这么一回事吗？”聂赫留朵夫读完这些字句，忽然大声说。接着有个声音在他心里回答说：“对，只不过是这么一回事。”

于是聂赫留朵夫也遇到了一切追求精神生活的人常常遇到的情况。那就是他起初觉得古怪、荒诞甚至可笑的思想，不断被生活所证实，有朝一日他忽然发现这原是个极其平凡的无可怀疑的真理。现在他懂得了一点：要克服使人们饱受苦难的骇人听闻的罪恶，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总是有罪的，因此既不该惩罚别人，也无法纠正别人。现在他才明白，他在各地监狱里亲眼目睹的一切骇人听闻的罪恶，以及制造这种罪恶的人所表现的泰然自若的态度，都是由于他们想做一件做不到的事：他们自己有罪，却想去纠正罪恶。腐化堕落的人想去纠正腐化堕落的人，并想用生硬的方法达到目的，结果是缺钱而贪财的人就以这种无理惩罚人和纠正人作为职业，自己却极度腐化堕落，同时又不断腐蚀受尽折磨的人。现在他才明白，他亲眼目睹的一切惨事是怎么产生的，怎样才能加以消灭。他找不到的答案，原来就是基督对彼得说的那段话：要永远饶恕一切人，要无数次地饶恕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无罪的人，可以惩罚或者纠正别人。

“事情总不会那么简单吧！”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但同时又明白，这种与他本来的习惯相反的说法，尽管初看起来古怪，却无疑是正确的解答，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是这样。“怎样对待作恶的人？难道可以放任他们不加惩罚吗？”这一类常见的反驳，如今已不会使他感到为难了。倘若惩罚能减少罪行，改造罪犯，那么，这样的反驳还有点道理。但事实证明情况正好相反，一部分人无权改造另一部分人，那么唯一合理的办法，就是停止做这种非但无益而且有害、甚至是残忍荒谬的事。“几百年来你们一直惩办你们认为有罪的人。结果怎么样？这种人有没有绝迹呢？并没有绝迹，人数反而增加，因为不仅添了一批因受惩罚而变得腐化的罪犯，还添了一批因审判和惩罚别人而自己堕落的人，也就是审判官、检察官、侦讯官和狱吏。”聂赫留朵夫现在明白，社会和社会秩序所以能维持，并不是因为有那些受法律保护的罪犯在审判和惩罚别人，而是因为尽管存在这种腐败的现象，人们毕竟还是相怜相爱的。

聂赫留朵夫希望在这同一本福音书里找到能证实这种思想的文字，就把它从头读起。他读着一向使他感动的《登山训众》[23]，今天才第一次看出这段训诫并非抽象的美好思想，提出的大部分要求也并不过分而难以实现，而是简单明了切实可行的戒律。一旦实行这些戒律（而这是完全办得到的），人类社会就能确立崭新的秩序，到那时不仅使聂赫留朵夫极其愤慨的种种暴行都会自然消灭，而且人类至高无上的幸福——在地上建立天国——也能实现。

那些戒律总共有五条。

第一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六节）就是人不仅不可杀人，而且不可对弟兄动怒，不可轻视别人，骂人家是“拉加”[24]。倘若同人家发生争吵，就应该在向上帝奉献礼物以前，也就是祷告以前同他和好。

第二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七节到第三十二节）就是人不仅不可奸淫，而且不可贪恋女色。一旦同一个妇女结成夫妇，就要对她永不变心。

第三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三节到第三十七节）就是人在允诺什么的时候不可起誓。

第四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到第四十二节）就是人不仅不可以眼还眼，而且当有人打你的右脸时，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要宽恕别人对你的欺侮，温顺地加以忍受。不论人家求你什么，都不可拒绝。

第五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三节到第四十八节）就是人不仅不可恨仇敌，打仇敌，而且要爱仇敌，帮助仇敌，为仇敌效劳。

聂赫留朵夫凝视着那盏油灯的光，想得出神。他想到生活里的种种丑恶现象，又设想要是人们能接受这些箴规，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怎样。于是他的心充满了一种好久没有感受到的喜悦，仿佛经历了长期的劳累和痛苦以后忽然获得了宁静和自由。

他通宵没有睡觉。他像许许多多读福音书的人那样，读着读着，第一次忽然领会了以前读过多次却没有注意到的字句的含义。他像海绵吸水那样，拼命吸取面前这本书里重要而令人喜悦的道理。他读到的一切似乎都是熟悉的，似乎把他早已知道却没有充分领会和相信的道理重新加以证实，使他彻底领悟。现在他领悟了，相信了。

不过，他不仅领悟和相信，人们履行这些戒律就能得到至高无上的幸福，他还领悟和相信人人只要履行这些戒律就行，不必再做别的，人生唯一合理的意义就在于此。凡是违背这些戒律的就是错误，立刻会招来惩罚。这是从全部教义归纳出来的道理，而关于葡萄园的比喻[25]尤其有说服力。园户被派到葡萄园替园主工作，他们却把那园看作他们的私产，仿佛园里的一切都是为他们置办的，他们忘记了园主，杀害了凡是向他们提到园主、提到他们对园主应尽义务的人，认为他们有权在那个园里享乐。

“我们的所作所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我们活在世界上抱着一种荒谬的信念，以为我们自己就是生活的主人，人生在世就是为了享乐。这显然是荒谬的。要知道，既然我们被派到世界上来，那是出于某人的意志，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是我们断定我们活着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显然，我们不会有好下场，就像那不执行园主意志的园户那样。主人的意志就表现在那些戒律里。只要人们执行那些戒律，人间就会建立起天堂，人们就能获得至高无上的幸福。”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26]可是我们却先要求这些东西，而且显然没有求到手。

“看来这就是我的终身事业。做完一件，再做一件。”

从这天晚上起，聂赫留朵夫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不仅因为他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还因为从这时起他所遭遇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具有一种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意义。至于他生活中的这个新阶段将怎样结束，将来自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