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政府提供廉价面包吗？
当一个社会的选民有更高比例能够超越直觉而从理性角度判断公共政策的利弊时，该国的公共政策质量就可能会更高。所以，民众的认知能力的确关系到民主政体下公共政策的质量，因而也关系到民主政体的绩效和民主本身的质量。
直觉与理性通常是两回事。先说一个例子。最近几年，全球粮食价格在金融危机之后又出现了较大的恢复性上涨，使得很多国家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有人提议政府设立廉价食品商店，以显著低于市场价格或半价供应粮食与面包，旨在改善普通民众与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质量，那么你会赞同这样的社会福利方案吗？有些人可能会犹豫，但我猜测有不少人会不假思索地给这样的社会福利项目投下赞成票。一种比较流行的见解可能是，政府以公共财政力量设立廉价食品商品，以销售廉价食品方式来补贴普通民众与低收入阶层，算得上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难道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吗？
但问题是，这种直觉意义上的好事可能经不起理性的推敲。事实上，廉价面包背后的逻辑没有那么简单。对于此类影响很多人生活的公共政策，不仅要考虑其正面效应，同样应该评估其潜在成本。政府以公共资金设立廉价食品商店的做法，首先会对原先的粮食与面包市场造成冲击，甚至会引发对正常市场经营者的“挤出效应”。一些本来仅以正常利润，甚至微薄利润经营的食品商店，可能因为政府廉价食品店的竞争而面临亏损或倒闭。其实，即便过去以市场化方式经营的食品商店，通常并不会有暴利，因为这是一个竞争充分的普通消费品行业。所以，政府设立廉价食品商店的直接后果是，会在食品市场上造成政府对市场的替代。
另一个问题是，政府食品商店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粮食与面包，通常都会产生经营赤字。政府必须要通过提供财政补贴的方法来弥补这种经营赤字。大家应该能够理解，政府设立的廉价食品商店不太可能比市场化的食品商店更有效率。所以，政府大概只会通过两个办法来解决廉价食品商店的财政补贴：要么是增加税收，要么就是增加财政赤字与政府公债。从长远来看，公债仍然要依赖于税收。这样，这种廉价食品商店的设立，实质上是政府通过增税获得额外收入，来向普通民众或低收入阶层供应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食品。所以，当民众用折扣价格购买粮食与面包时，他们以为占到了便宜，或者从政府那里获取了好处，但其实是一种假象，因为整个社会应缴纳的税收负担增加了，而这种税收的增加会以各种方式转嫁到普通民众的身上。
此外，可以想象的是，如果这种由政府设立的廉价食品商店成为主流，市场化的粮食与面包商店因为缺少价格优势而退出市场的话，那么长期当中可能还会带来别的问题。比如，廉价商店的食品质量能否达到此前市场竞争的均衡水平？食品的味道是否依然甜美可口？廉价食品从数量上能否充足供应？这些可能都会成为问题。要知道，整个市场的激励结构完全改变了，政府经营已经取代了市场竞争。根据经验，当政府垄断某个市场时，最后消费者的满意度通常都不会很高，要么是产品质量不能令人满意，要么是导致消费者排队效应的短缺经济。
上面的粗略分析，大概已经推翻了不少人原先乐意为政府设立廉价食品店点赞的直觉。经过简单的逻辑分析，大家会看到这只是一个意图善良但后果糟糕的社会福利方案。既然这种方案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那么还会有政府真的这么干吗？实际上，还真有国家实施过这样的社会福利项目，当然效果确实不佳。一个近期的例子是拉丁美洲已故政治强人乌戈·查韦斯曾经在委内瑞拉发起过类似的项目。他先后以不同方式在委内瑞拉兴建廉价食品商店与超市，同时还限定了普通商店很多食品的零售价格。结果是，如今的委内瑞拉已经出现严重的食品短缺、猖獗的黑市交易和高额的通货膨胀。事实上，政府试图通过廉价食品商店来取代市场、讨好民众的模式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甚至使整个经济最终完全扭曲。在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背景下，委内瑞拉很有可能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https://www.daowen.com)
这个例子说明，在政府是否应该提供廉价面包的问题上，直觉与逻辑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而在很多其他公共政策领域上，人们的直觉也可能都与事情的真实逻辑发生背离。比如，很多国家都实施了最低工资法。不少人的直觉是，这部法律应该能保护弱势就业群体的利益，但实际上该法只会使劳动技能较低的群体就业变得更加困难，反而会提高弱势就业群体的失业率。但由于公众认知的问题，很多国家仍然制定和通过了最低工资法。比如，法国这样的国家实行了条件严苛的就业保障政策。很多人的直觉是，这样的政策应该能保护劳工阶层就业，并使其被解雇时能获得更丰厚的赔偿，但该法实际上使得企业在雇佣员工时更加谨慎，从而缩减了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规模。换句话说，如果不是这样严格的就业保障政策，企业在经济形势向好时会更加自如地扩大雇佣员工的规模。再比如，一些发达国家对有子女的单亲家庭提供丰厚的抚养补助。很多人的直觉是，这一政策应该能减轻单亲家庭的负担、有利于单亲家庭子女的成长，但客观上这一补助政策会导致更多的单亲家庭，反而引发一个社会中更多的家庭问题与少年儿童问题。对单亲家庭提供可观的经济补助，相当于给离婚提供了经济激励，而对再婚构成了实际上的经济惩罚。当然，这并非这项政策的初衷。
笔者的本义并非要反对所有的政府干预，而是说任何政府干预都要经得起逻辑层面的分析，至少不应该违背一项政策的初衷。如果一项公共政策导致了与其设计初衷完全相反的后果，这大概是政策制定者与利益相关群体都不愿看到的。
从廉价食品店到单亲家庭补助的公共政策案例都说明，人们对一项公共政策的直觉与这项公共政策的实际后果可能差异很大。当然，直觉是人类的一项重要天赋。很多时候，直觉是人类在信息不完全的状态下简化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但是，当我们用直觉来判断一项公共政策时却经常容易发生失误。事实上，很多公共政策只有依赖严谨的逻辑分析和对经验事实的观察，才能判断其真实的后果。
在民主国家，由于公共政策的达成高度依赖于政治家与普通民众的互动，所以普通民众对公共政策的倾向往往会影响一项决策的走向。在重要议题上，究竟何种公共政策议案会被提出？何种公共政策更受欢迎？何种议案更容易成为立法？这都跟普通民众对这些公共政策的直觉与理性认知有关。而很多时候，好的公共政策并非来自直觉，而是来自基于理性的逻辑分析。当一个社会的选民有更高比例能够超越直觉而从理性角度判断公共政策的利弊时，该国的公共政策质量就可能会更高。所以，民众的认知能力的确关系到民主政体下公共政策的质量，因而也关系到民主政体的绩效和民主本身的质量。
在一些民主国家，貌似短期对民众有利但长期不可持续的政策更容易受到民众的欢迎；但在另一些民主国家，对长期经济增长和塑造国家竞争力有利的政策更容易受到民众的欢迎。这种民众认知能力的差异，造成了不同国家公共政策的巨大分野，甚至决定民主政体的不同命运。对一国民众而言，只有更多地依赖理性与逻辑分析，而非直觉，才能在重大公共政策上做出更有可能正确的抉择。今天，希腊就处在一场严重的民主治理危机当中，责任不唯独在于该国政治家远见与领导力的不足，也在于手握选票的民众未能在正确或错误的公共政策与政治纲领之间做出有利的选择。
（原载于《东方早报》2015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