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溃败的政治与制度逻辑
既然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导致道德溃败，甚至可能鼓励美德与品格，那么如何解释目前中国很多领域的道德溃败呢？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霍尔巴赫都认为，一个国家的道德状况、社会风尚和文明礼仪，很大程度上是由该国的政治状况、制度安排和政府行为塑造的。美国学者科迪维拉的著作则干脆以《国家的性格：政治怎样制造和破坏繁荣、家庭和文明礼貌》为标题。这一理论视角值得借鉴。
首先，道德风尚会受到法治程度的直接影响。如果非法市场行为不受惩戒，就是鼓励这种行为，结果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其根源则在于法治的缺位。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法治。从世界经验来看，没有哪一个法治缺位的国家能够塑造优良的公民道德、企业伦理和社会风尚。
因此，不是市场经济本身导致道德溃败，而是不讲规则的市场经济、处处都讲“潜规则”的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溃败。如果一个制售假药的企业可以逃避严厉的惩罚，企业主不会因此倾家荡产或面临牢狱之灾，甚至通过关系和贿赂还能继续经营，客观上就是树立了“坏孩子”的榜样。长期来看，哪里没有法治哪里就没有道德。
其次，道德风尚会受到政府干预市场活动的影响。政府管制过密，企业负担过重，政府支配资源过多，几乎注定会危及道德风尚。管制过密和税负过重，会诱使或迫使企业违规经营。一旦企业选择违规经营，就倾向于规避一切可能的监管，并与监管部门官员形成复杂的交易关系。这会严重地腐蚀政商关系。
政府支配资源过多，容易导致“寻租”泛滥。对那些通过贿赂就能获得巨额订单的企业来说，他们的主要经营策略就是寻租。最近的“刘志军案”、“丁书苗案”都证实了这一点。这样的企业主对公平竞争、提高质量、创新技术和改善效率通常并无多少兴趣，其经营关键就是“与政治联姻”。如果这些做法大行其道，美德不仅无法获得竞争优势，甚至还难以立足。正如美国著名腐败研究学者艾克曼所说的，“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腐败是基本的生存策略”。
最后，官员行为和政府风尚本身就是社会道德的“风向标”。在古老的帝国，君主所崇尚的往往是其臣民所崇尚的。如果君主喜欢歌功颂德和豪华排场，阿谀奉承和奢侈之风就会迅速流行。在当代很多国家，官员行为和政府风尚仍然左右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在已经公开披露的动辄上万元，甚至数万元一桌的宴请中，都有政府官员的身影。如果在官场——普通人眼中的“上流社会”，奢侈作风被认为是身份显赫的象征，那么要在民间社会塑造节俭与审慎的美德看来难度很大。如果奢侈意味着显赫，那么节俭就意味着卑微。目前奢侈之风日盛，无疑也受到了官场风尚的影响。(https://www.daowen.com)
此外，如果政治权力能量巨大且完全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运作，就更容易塑造一种等级森严的氛围，而不是一种自由、平等和协商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上级更容易变得独断专行和高高在上，他们往往热衷于是否令人敬畏；下级更容易变得趋炎附势和阿谀奉承，他们往往热衷于博得上级的欢心。这种官场风尚一旦形成，往往会快速传染。这与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公民道德背道而驰。官场风尚还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官员与企业、与社会打交道的方式，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尚。这是塑造道德风尚的另一种机制。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认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是信用。”信用的基础是诚实。那么，政治是否会影响一国的诚实程度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简单地说，国家的政治秩序和合法性是否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之上？政府的实际政策与其宣称目标是否相吻合？政府官员是否普遍地做到表里如一与言行一致？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是否真实可信？教育系统是否真的鼓励每个学生养成诚实的品格？新闻媒体是否能真实客观地公开报道这个国家每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确定无疑的肯定回答，诚实的品格才得到真正的鼓励。否则，诚实将会成为一种罕见的品质，“说真话”反而成为需要勇气的事情。如果是这样，就不得不让人产生这样的忧虑：私人谎言可能只是公共领域谎言的继续，企业造假可能不过是政治领域造假的延伸。只有公共领域的普遍诚实，才有可能塑造一个国家的诚实品格。
按照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的看法，道德对罗马共和国兴起和罗马帝国衰亡都至关重要。在兴盛的罗马共和时代，“荣誉，还有美德，是共和国的宗旨”；而在衰落的罗马帝国晚期，“堕落的继承人之间互相竞争的，不是谁的才德更为出众，而是谁更沉溺于无聊的奢靡”。吉本认为，道德溃败正是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重要因素。后世应当引以为戒！
市场经济固然会影响一国的道德状况，但其影响未必就是负面的。相反，市场经济完全有可能与美德共存。与市场相比，政治状况、制度安排和政府行为对道德风尚的影响更大。一个社会倘若出现了普遍的道德溃败，与其说是市场的结果，不如说是政治的结果。
（原载于《经济观察报》2012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