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生存型创业动机、发展型创业动机以及文化差异在海外商业网络关系和海外社会网络关系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路径中产生的调节机制。本研究在上述模型2的基础上分别加入“生存型动机”和“发展型动机”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检验这两种不同的创业动机所产生调节作用。
首先,在上述模型2的基础上,在模型3中加入“生存型创业动机”调节变量,并根据温忠麟(2005)[5]的做法,计算两个交互项(“海外商业网络×生存型动机”和“海外社会网络×生存型动机”)分别加入模型4和模型5。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在计算交互项时,我们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都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再次通过层次回归分析,得到结果(见表7-9):生存型创业动机在海外商业网络关系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路径中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模型4,回归系数β＝－0.211**),因此H3a得到验证支持;生存型创业动机在海外社会网络关系对创业绩效影响路径中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模型5,回归系数β＝－0.188**),因此H3b得到检验支持。同时,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生存型创业动机在海外商业网络关系、海外社会网络关系对创业绩效影响路径中起到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以生存型创业动机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后的值为高生存型创业动机调节和低生存型创业动机调节,以此绘制生存型创业动机调节作用的简单斜率图,如图7-2和图7-3所示。生存型创业动机同时削弱了海外商业网络关系及海外社会网络关系对创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因此,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3a和H3b。
图7-2 生存型创业动机在海外商业网络关系与创业绩效间的调节作用
图7-3 生存型创业动机在海外社会网络关系与创业绩效间的调节作用
其次,本研究同样在上述模型2的基础上,在模型6中加入“发展型创业动机”调节变量,计算相应的交互项加入模型7和模型8。再次通过层次回归分析,得到结果(见表7-9):发展型创业动机在海外商业网络关系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路径中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模型7,回归系数β＝0.305***),因此H4a得到验证支持;发展型创业动机在海外社会网络关系对创业绩效影响路径中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模型8,回归系数β＝0.314***),因此H4b得到检验支持。同样地,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发展型创业动机在海外商业网络关系、海外社会网络关系对创业绩效影响路径中起到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以发展型创业动机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后的值为高发展型创业动机调节和低发展型创业动机调节,以此绘制发展型创业动机调节作用的简单斜率图,如图7-4和图7-5所示。发展型创业动机同时增强了海外商业网络关系及海外社会网络关系对创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因此,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4a和H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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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发展型创业动机在海外商业网络关系与创业绩效间的调节作用
图7-5 发展型创业动机在海外社会网络关系与创业绩效间的调节作用
最后,本研究同样在上述模型2的基础上,在模型9中加入“文化差异”调节变量,计算相应的交互项加入模型10和模型11。通过层次回归分析,得到结果(见表7-9):文化差异在海外商业网络关系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路径中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模型10,回归系数β＝－0.189**),因此H5a得到验证支持;文化差异在海外社会网络关系对创业绩效影响路径中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模型11,回归系数β＝－0.147*),因此H5b得到检验支持。同时,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文化差异在海外商业网络关系、海外社会网络关系对创业绩效影响路径中起到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以文化差异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后的值为高文化差异调节和低文化差异调节,以此绘制文化差异调节作用的简单斜率图,如图7-6和图7-7所示。文化差异同时削弱了海外商业网络关系及海外社会网络关系对创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因此,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5a和H5b。
图7-6 文化差异在海外商业网络关系与创业绩效间的调节作用
图7-7 文化差异在海外社会网络关系与创业绩效间的调节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