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中国反文化形式报告
伍 中国反文化形式报告
柏定国 周 静
作为国家“软实力”象征的文化产业，在信息全球化时代对于各个国家的战略地位显得越发重要，而出现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反文化现象不仅阻碍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而且还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当前对于反文化现象的研究很多只是停留在概念本身，抑或只是结合某一个领域来研究反文化现象，并没有从一个全面、系统的角度出发，全面分析反文化现象出现的原因以及对于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的影响，更加没有从一个形式化的角度去分析文化产业中的反文化现象。因此，对于文化产业中反文化的形式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时间不长，却在政策的大力扶持下，特别是2009年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后，文化产业俨然已经上升为具有国家战略高度的产业。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悠久的民俗传统，文化资源也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但客观地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中国文化产业不仅起步较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偏低，而且民族文化传承以及价值观念输出的能力也极其有限。中国文化产业面临更加复杂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提出：“近年来，某些文化项目和行为，不是更好地保护了民族文化和资源，更有效地促进文化的积累和更有利于文化传承，而是不断地破坏文化资源的传承路径，消耗文化积累，甚至颠覆民族最基本的文化价值观念，所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优质文化含量越来越低，文化产业走向了反文化一端。”
文化产业伴生反文化，是全球文化工业和信息资本主义时代上层建筑“崩塌”之后又归于物质基础的结果。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物的“媒介化”使文化产业成为了一种以创造利润为核心，以市场化运作为操作模式的产业，这就决定了文化产业的商业化本质特征。“文化产品的生产和运营完全以市场获利为法则，这种特点决定了其根本特征是商业化，与传统的文化相比，文化产业具有一种纯粹的商业性。”尽管文化产品所变现出来的形式具有多样性，但最终表现在机械上却是完全相同的标准化产品，个体之间没有差别。“每个人都似乎是自发地按照他事先通过象征确定的水平来衡量作品的，按照为他们那种类型的所生产的群众的作品范畴来衡量作品的”，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被类型化了。“文化无处不在，它仿佛从上层建筑中渗透出来，又渗入并掌握了经济基础，开始对经济和日常生活体验二者进行统治。”本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通过标准化的机器生产所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使文化个性意义得到消解，下沉为一种物质基础，同时反过来又操控了人们的选择和自由。“人不在感受到他是自己的力量和丰富感情以及品质的拥有者，他感到自己只是一个贫乏的‘物’，依赖于自身之外的力量，他向这些外界力量投射出他生存的实质。”人发生了异化。同时批量化生产的各种文化产品和娱乐不断丧失文化内涵，进而出现反文化的现象。
文化作为一种意义的体现，有其自身发展的空间。这种空间应为一种共同的存在，即为“公共空间”。“文化立基于一社群在特殊时空中新展开的生活世界所隐含的意义体系。无论我们将该时空脉络理解为主体的意向性前后环视的复合模态，或该社群的存在可能性的展现场域，其意义体系的展现总离不开本有的历史性与其生活空间。”而文化产业的发展，挤占了文化作为这种意义场域的空间，文化产业的盈利性也磨损了文化作为一种意义体系的价值，因此，文化产业发展中所体现出来的反文化现象是文化本身的所生存的意义空间被挤占后的结果，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也就是说，反文化不是特殊的存在，而是与文化相伴出现的。“我们看到文化是以活生生的形态流传于世的。它有时阻滞或停止在途中，它常常偏入歧途，这歧途就把疲惫的它引向后退，引向它救援以前已经走过的地方。”反文化与文化的这种并存性和不可消解性决定了反文化存在的必然性，而研究文化产业中的反文化性也正是因为这样才具有了积极的意义。
文化产业中出现的这种反文化现象，国内外许多学者已经发觉并做了一些针对性的研究，而对于文化产业中出现的反文化现象的各种成因和理论根源的探析则涉及得较少，仅从某一个方面作为切入点进行了探讨。对于文化产业的反文化性从全局上做一个形式研究则基本上是空白的。将文化产业的反文化性做一个形式上的定性研究对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反文化性的研究有着深远意义，也有助于应对反文化性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二、“反文化”研究现状
“反文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提出以及被研究，与西方20世纪60年代那场青年运动息息相关。“反文化”首次出现，是在1969年美国历史学教授西奥多·罗斯扎克的那本《反文化的诞生：反思技术社会及其年轻人的反叛》一书中。在这本书中，西奥多·罗斯扎克第一次使用了“反文化”这一概念。在书中作者认为：“反文化是嬉皮辍学者和学生中的激进分子这两个分裂的群体中的契合点。”在他的定义中，“反文化”是指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青年之中并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的一切抗议活动。它包含了校园民主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反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等方面的“新左派”政治革命，也包括了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士文化及神秘主义、自我主义的复兴等的文化革命，实质上是激进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域反叛运动的总称。西奥多·罗斯扎克把“反文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提出来，实际上是把对反文化的研究引入到了文化异化的研究领域，为之后的反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而在之后的研究中，反文化的指称有了一定程度的拓展，更多的用来指代反对主文化的亚文化。项国兰在《俄罗斯学者谈反文化及亚文化群问题》中指出：“在当代文化学和社会学中，反文化概念至少有两个含义。首先，反文化用来表示一种社会文化方针，它反对在具体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基本原则；其次，可以把这个词与60年代的青年亚文化群视为统一，亚文化群对当代文化持批评态度并且把当代文化视为‘祖先的文化’而加以否定。”卡里姆斯基在《“反文化”与人的问题》中指出：“‘反文化’这个并不恰当的名词通常用来表示一种折中的哲学和主要是青年非顺从注意的整个世界观。”与之前学者相较，卡里姆斯基将反文化的内涵扩展到了意义层面，进一步地诠释了“反文化”的内涵。贝格尔在他的《反文化生存下来了》一书中强调，尽管20世纪60年代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在其巅峰之后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但是反文化所具有的价值和理想并没有消失反而是吸取了更多的思想养分后融入了西方当代文化的血肉之中。构成了现在西方当代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社会学家弥尔顿·英格在《变化中世界的问题（一本比较读物）》认为反文化从核心上讲，就是对传统文化准则的背离和否定，其最主要内容就是抵制和抗拒传统文化准则的。而他的《反文化——乱世的希望与危机》则肯定了反文化对主导文化有矫枉扶正的价值并能为创造一个别开生面的文化天地而努力。对于反文化的价值，学者开始从正反两方面来进行研究了。迈克尔·布雷克的《越轨青年文化比较》从反文化的职能角度肯定了反文化对于匡扶和清除文化发展中所出现的腐质和负价值从而实现文化的价值增值方面的积极意义，而并不是将反文化置于文化的对立面来一味地进行批判。他认为“或多或少不同程度的不负责任的青年文化与强调职责、服从和生产劳动的成人观念存在着冲突”。
国内对反文化的研究则到了20世纪90年代，而许多更为详尽的研究则出现在近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国学者对于反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主流文化的对立面。大多将反文化描述为社会上的各种罪恶、丑陋、虚假、阴暗、欺骗等所有负面的现象。认为反文化就是一种相对于主流文化的“负面文化”，因此很多人将其看成是一种独特的亚文化。陈一放的《超越与危机》，高丙中的《居住在文化空间里的土族》，郑杭生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主文化和反文化》和张儒士《牢牢把握前进方向 大力推进文化建设》都对反文化做了论述。高丙中还在他的文章《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变迁》中对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做了集中论述，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区别进行了梳理。综合起来，陈一放认为“反文化由特定的价值和范式出发发展出一套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艺术，形成一种具有理论号召力和艺术表现力的亚文化。”高丙中认为“反文化是一种在性质上与主导文化极端矛盾的亚文化。”郑杭生认为“背离、否定主文化的亚文化就是反文化。”张士儒把反文化定义为：“‘反文化’又称反主流文化，它处于主流文化的对立面，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思想信仰、生活习俗、行为规范等方面处处向主流文化挑战。”李丽从在专著《扰动文化的逆流——对反文化想象的哲学思考》中从哲学的角度对反文化做出了比较综合的论述，对于反文化，她是这样定义的：“反文化是对社会现象提出挑战或呈现相反发展趋势的人类活动及其对象化的结果，是人类文化乐章中不和谐的音符。但反文化不等于反主文化，它是一般意义上的概念，不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存在，而是贯穿于社会历史的全程。它强调的是与文化发展方向相左和对社会积累起来的正价值的减损及其造成的有序化的降低。”
对于文化产业中反文化性问题，大致是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被人们所意识到并进一步地对其进行研究。齐海英的《网络文化传播中的反文化现象的解读》指出“网络文化也暗藏着堕落的危机和灾祸的危机，它有可能导致新的权利统治形式和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可能会导致道德水准和审美趣味的降低”，分析了网络文化中反文化各种模式的特征、成因以及对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反思。邓俊超在《点击反文化现象》中指出“中国文学艺术界出现‘反文化’现象泛滥，这种泛滥和传媒又密切结合，相辅相成，形成一个强大的引力场，社会的许多方面都被卷入其中”，对文学艺术界的反文化现象进行了梳理。刘峥、贾文彤在《体育领域反文化问题研究》一文中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切入对体育领域出现的反文化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就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原因探究，指出“体育文化即连续又间断的特性为反文化提供内在生长点，体育制度有限性，现有社会整合机制缺失是其产生的外在原因”。王春英的《浅析反文化对主导文化的建构和消解》则从反文化与主导文化关系的角度出发提出“反文化并非‘文化逆流’、‘文化倒退’，而是与主导文化相对存在的范畴，要以主导文化与人类文化的进步指向相契合与否来界定其价值。”柏定国在首届中国珠海“文化传播院长论坛”（2010年5月）提出了文化产业具有“反文化性”。而在《论文化产业中的反文化性》一文中界定了文化产业反文化性的概念，并分析了其出现的原因和发展文化产业应坚持的方向。陈鹏在《文化产业的反文化性研究》中提出“反文化发生既有文化自身内部的原因也有社会环境和人的原因”。
三、文化产业反文化性及其特征
文化产业反文化现象的出现同文化产品的内在属性分不开。“文化产品一旦被制造出来，便会以商品或同一性产品的形式流通，在流通的同时发生自我流动和变化。”而这种流动性可能是无意识的，也可能是人为创造的，但是这种流动所造成的文化产品的文化内涵的流失就是一种反文化。
（一）文化的“物化”
在斯科特·拉什和西莉亚·卢瑞看来，全球文化工业时代，一度作为表征的文化开始统治经济和日常生活，文化被“物化”。文化一旦归于物质基础，就表现出一定的物的特性，原先属于物的“意像”就变成了“物质图像”，文化作为精神层面的意义已经丧失，进而出现反文化的倾向。
全球化工业时代所带来的文化工业全新的运作方式是造成这种物化的原因，相比霍克海默、阿多诺的经典文化工业时代，全球文化工业时代文化工业的运作方式不再是同一、固定和确定的，而是不断换位、转化和变形的，在这种流通中，文化对象自身就具有了动力，价值在这种流动过程中得以附加其上。这种过程，使得原来只具有意义价值的文化媒介本身具有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媒介被物化了。电影变成了电脑游戏供人们玩乐和消遣，品牌变成了品牌环境、占领机场并改变商店、路边广告牌以及城市中心的结构；卡通人物变成了玩具收藏品和服装。《玩具总动员》的相关服饰样式、商品和玩具等周边产品的生产已经远比电影本身更加流行。
全球文化工业时代，之前只基于意义层面上的文化被“物化”，是文化产业出现反文化性的根源。这种现象是伴随文化产业的发展而出现的，是一种新的情况，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我国出现的文化产业的反文化性与其所述的又有一定的不同，表现出一些特殊性。
（二）文化产业反文化性的特殊性
文化产业出现的反文化现象与文化本身内在的特点、矛盾、自我的周期性变化以及文化所具有的自我修正功能是分不开的。但是在文化产业大发展时期，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反文化现象与文化发展史上所研究的反文化现象有着本质区别，即文化产业的反文化性不仅仅是基于一种与主流价值观相对的立场的反文化性，反文化出现的原因也不仅仅是基于文化自身内在的原因。同时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出现的反文化现象不能完全套用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标准化、同一化的机械复制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文化产品所具有的内在精神价值的消失的观点来评价，也不能直接用斯科特·拉什和西莉亚·卢瑞的全球文化工业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化产业出现的反文化现象是一种在文化工业大发展时代，人们对于文化过度的经济诉求所导致的，经济趋利的极端化是推动反文化的主要动力。全球文化工业理论认为造成文化物化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工业时代文化产业的自身禀赋和内在逻辑，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来源。而我国文化产业中出现的反文化现象则更多的是独立于文化产业的外部因素主导下的结果。
西方文化产业的发展经历了“文化工业”到“全球文化工业”的累积，是一种正常的产业发展之路。而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则是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起步，随后迅速全面扩张开来的，可以说是一种“后发型”的产业发展路径。“中国文化产业在1985年以前是起步阶段，1985年到1992年之间是一个逐步扩展的过程，1992年以后则是全面扩张阶段了。”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相比美国或者欧洲文化产业上百年的成熟的发展模式有一定的差距，再加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和中国的国情，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同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有着不同。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产业不仅承担着繁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强综合国力的重任，还要承担着引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维护民族文化安全的重任，即文化产业的事业性和产业性并举的重任。“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一开始就带有文化复兴和产业振兴的双重任务”，正是因为这样的双重任务，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首先应该是文化的发展，在发展文化产业的时候必须要负起相应的文化责任。而近年来出现在我国的反文化现象就是这种文化责任感的缺失所导致的文化产业整个领域不同程度的“失范”和“逾矩”，造成这种情况的外部因素则是经济化的政府，利益集团化的媒体和反意义构建的文化资本的“合谋”。
（三）文化产业反文化性的基本特征
反文化是一种正面价值的减损，是一种秩序的倒退，作为一种现象，这是其本质特征。文化产业中的反文化性基于产业化的大背景下又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由于对于反文化的基本特征的研究并不多，在总结前人所做的研究之上，结合文化产业的发展实情，本文对文化产业反文化性的基本特征做了一个提炼。
1．反文化的经济性
如果反文化的倒序和正面价值的减损是它的本质特征，那么在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时期，对文化过度的经济诉求，极致的趋利心态则是文化产业反文化性重要的特征之一。
反文化的这种趋利性反映在文化产业上，并不单单是某个层次或者某个领域，它是涉及整个产业范围、不同层次的群体现象。在我国，对于文化产业的鼓吹，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诉求，人们注重的是文化产业所能带来的GDP效益。纵观近十几年我国文化产业的“走出去”战略，无论是从立意还是具体的操作路径来看，都是基于文化产业强国的“经济霸权”思想，而不是真正的“文化强国”的思路。各级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和显著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切实际胡乱兴建一些旅游文化项目，同时又在不同程度地消耗和破坏现有的文化积累。各类媒介也在“收视率至上”的导向下不负责任地“跟风”各种低俗、毫无质量可言的节目，甚至借助新兴的媒体制作各种“新闻热点”和虚假信息。相比传统文化工业化时代的文化产品生产的类型化，如今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倾向于差异化，在讲究“眼球经济”的当下，只要有利可图，文化资本都能敏锐地“嗅”到，当然这跟资本自身的趋利性是密切相关的。
由经济化的政府、利益化的媒体集团和反意义构建的资本所形成的对经济诉求极力推崇的理念也渗透到文化产业自身理论的建设上，人们在构建文化产业的评价体系，确立文化产业学科建设时，也有过度商业化、经济化的倾向。文化产业自身的理论建设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导向标”。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学科，应该秉承一种基于文化意义上的产业对于民族、国家乃至整个社会发展长远影响的理念，更多地把文化产业的发展引向文化意义的维度，让文化产业能够持续发展下去。
2．反文化的隐蔽性
反文化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但通常它是披着文化的外衣，打着发展文化，创新文化的旗号，一直在与文化对抗。文化的外形不过是其为了自身的立足粉饰自身、混淆视听、掩人耳目的手段。现实生活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炙手可热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实则是打着文化的旗号，对各种传统的文化资源进行肆意的过度开发和非法开发。而在城市建设里，一栋栋的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将埋藏在城市地底下的历史一次性抹掉，以建设为名破坏为实的各种样式的旧城改造，将承载历史文化的各种古迹遗址顷刻间毁于一旦，永远无法恢复。而正是这种制造出来的虚假的文化合理性正在逐步地将我国的文化推向“反文化”的序列。
反文化的隐蔽性另一层表现就是生成方式的渐变，反文化对于文化的破坏性有时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要经过持续的变幻和转化才能暴露其本性。以文化产业发展的“低俗化”倾向为例，这种低俗化观念所导致的文化产品的文化质量的下降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相对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来讲是微小的、细枝末节的，不会对文化产业的整体系统产生强大的冲击，但是任由这种倾向在文化产业里泛滥，慢慢地，文化产业就会借助其渗透到人们生活各个方面的特点显露其本质的破坏性来，使这种低级的价值倾向渗透到其他的业态领域，给其他行业的发展也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3．反文化的复杂性
文化作为一种比较稳定的形态，各种不同的文化就有自己固定的形式和典型的特征，而不同的反文化中都有其相应的反文化形式。如宗教中的各种邪教，人类社会中各种病态的社会关系。文化有其各自的形态，自然它们就有固定的特征和内涵，而反文化就是要打破这种固定的态势。各种打着“中西融合”的文化表演，只是将两种文化胡乱地拼凑在一起，未经过甄别便被随意篡改的各种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打破了固有的历史形态结构，也颠覆了人们基本的历史价值观。反文化的复杂性还表现在作为一种人的主体性活动，凝聚着人的目的、价值和动机。而人在进行主体性活动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预先的判断，是有意识的活动，但有些行为是非出于主观故意或自觉行为，本以为是保护文化遗产，那知由于违反了文化发展的规律反而造成了文化的破坏。在一些文物保护和开发的过程中，将一些文物从本身的藏所移至各类博物馆进行保护的时候，由于技术的有限或者程序的失误，就会出现各种毁坏文物的现象。而这种对文物的破坏的行为是非主观意愿造成的。同时在宣扬和发展某一种文化业态和价值观念时，可能会无意识造成另一种文化业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的逐渐萎缩和消失，这种文化资源的减损就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
4．反文化的反社会倾向
反文化作为与文化相对的一种序，其所倡导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与正文化格格不入。在文化发展的稳定期，反文化以动作幅度很小的方式缓慢地甚至是隐蔽地侵蚀正统文化领域；而在文化发展的转型期、冲突期，各种反文化势力则“趁乱”迅速集结、扩张，对整个社会表现出极强的破坏性。随着全球化工业时代的到来，西方社会对于我国有意识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的价值信仰的混乱。反映在文化产业上就是对于外来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引进方面。为了追求效应，对于文化制品和文化服务不加甄别地盲目引进的同时，也将一些不良的价值观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好莱坞”电影所宣扬的极端英雄主义和个人主义观念对我国所宣扬的集体主义、重视个人对于国家的牺牲精神的主流文化理念是一种极大的冲击，而工业经济思维下的功利主义观念对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思想也构成极大的威胁。这些与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格格不入的价值倾向借助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文化产业发展迅猛又混乱的局面，乘势结合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对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固有的文化价值观念的颠覆，而这种颠覆所引起的社会思想的混乱将有可能蔓延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的动乱而使社会发展走向反社会的道路。
5．反文化的非主流性
反文化对部分社会主体有很强的同化作用，但是始终不是社会的主流。人们要看到文化产业发展出现的各种反文化现象并不能代表文化产业的全部，它只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方面，人们更应该看到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基于经济发展上的文化作为“软实力”的作用。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开发保护我国的民族文化资源和文化传统上的积极作用。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在于其将文化转换为一种力量，使得我们在保护民族文化安全方面走得长远。
四、文化产业的反文化形式
文化产业出现反文化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反文化出现的原因也跟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学者从宏观上对于反文化发生的机制进行过内外两方面的分析。而总结我国文化产业中的反文化现象的出现，主要跟文化自身、利益驱动和社会影响的作用分不开。而利益驱动则是文化产业反文化最始的动力。针对这三个方面的因素作用，将文化产业的反文化形式进行一个分类，具体研究各种形式的特征、发生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一）自反式的反文化
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沉淀的累积物，有着特定的内质性，这种内质性即是各种类型的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标准，也是维持文化发展和自我完整性的重要因素。而这种内质性会随着整个文化系统的变动而做出相应调整。自反式反文化是指造成文化走向反文化倾向的力量于文化本身。是文化自身的特点、文化变化的周期性、文化内在逻辑结构的缺陷、矛盾所导致的文化走向反文化的一种反文化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大致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化异化，二是文化断层。
1．文化异化
在文化中，核心的因素是人，文化的异化其实就是人的异化。黑格尔曾深刻指出：“‘文化’传统……通过一切变化的因而过去了的东西，结成一条神圣的链子，把前代的创获给我们保存下来，并传给我们。但这种传统并不是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仍然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这段话鲜明地表明了文化也是有生命的，有自身发展的变化周期和规律。很多时候，文化无视这种变化的周期性或者这种变化周期性一时不能适应事物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为了能继续存在，就有可能以另一种形式呈现或者直接消亡，从而出现文化的异化。
尽管现在的科学技术、工艺技术比古代先进很多，但是中国传统的很多手工艺品，像陶瓷工艺品、纺织品，还有古代的“木乃伊”技术，因为受原料和内在工艺水平的限制，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当代，我们也无法复制出与当时状况一样的文物，所谓“盛极必衰”，文化同社会发展一样也有其自身的周期规律。当文化不能适应这种规律，就会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中国的茶文化可谓源远流长，中国茶的品种、制茶工艺、茶道的精深可谓是其他任何国家所不能及的。发展到现在，中国茶楼很多，茶的种类也在不断地发掘和开发，但中国这么多种类的茶加之几千年的茶文化竟抵不过一个“立顿”，一个小的包装袋，标准化的工艺生产就将传承了近几千年的茶文化内涵淡化了。文化工业的这种标准化、类型化，消解了一切的个性，腐蚀了文化创造生机的可能，使文化发展最终走向异化。
文化异化的反文化不仅仅使文化发展放弃了原有的形式，还有可能将文化的发展带入到僵滞的状态，一旦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化，这种文化形式就会随之消失。现代社会的横向传播借助其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使原本的一些文化传统的路径遭到破坏，网络所带来的这种直观的触觉和视觉的冲击改变了人们以前对于空间和时间概念的理解，人们很难再想象“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场景，人们也很难再体会到古人那种离愁别绪的悲痛。而近年来随着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人们的非物质文化的发展和保护在文化产业发展利好形式下却日益萎缩。以方言为代表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其内在的地域依赖性和特定的传播方式，使得本为自身独特优势的艺术魅力因为在现代社会找不到合适的传承路径正逐渐地被吞噬并且趋向消亡。文化的积累保存了人类发展的历史，同时它自身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作为“人的异化”的文化异化还有可能对人自身造成破坏。文化作为社会发展进化的高级产物——人自身的生存和存在方式有着特定的自然和系统定律，在文化的自身内部系统内，也会自动产生促使文化发展变化的因子，而文化异化对于自身标准的固执坚持，常常使人们对其他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带有本能的排斥性，对于由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所引起的文化的更新，特别是对于原有基本价值的转换，熟视无睹，不能接受，使得原本的文化价值系统不能得到及时的修正，丧失了自我修正的机会，导致趋向进步和发展的各种机制反而转化为限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自反力量。
2．文化断层
文化作为一种序的集合，它的发展是即连续又间断的，文化具有延续性，同时也有面临文化断层的一面，所谓文化断层是基于文化发展中的各种变体之间，过去和现在，应然和已然之间所出现的差距和断裂。文化断层是文化延续性和间断性发展的必然现象，而正是文化断层的出现，让文化产业出现反文化现象。
文化的这种延续性所形成的文化积累为人们提供了应对各种情况的行为准则和规律，这些行为准则和规律以固有的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这是文化延续性积极意义的一面。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延续性所形成的固定的准则和规律，带有某种确定性和不易变更性，当这种行为准则和规律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现实环境时，确定性和不易变更性所产生的自我封闭性就会同新环境要求的新观念和新准则发生碰撞和冲突。“有些文化行为，如果走向极端的话，就会使一个特定社会生存机会减少……要么固守这些习俗，最终和这些习俗同归于尽，要么使这些习俗被取代，使人能继续生存下去”，为了使社会能正常运转下去，新出现的文化观念和行为必然会对旧的观念和行为进行“合理的裁剪和改造”。这种改造如果是合理的话就会继续引领社会的发展，如果不合理的话便会产生消极的后果并阻碍文化和社会的继续发展，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阻碍所造就的文化的“应然”状态和“已然”状态的不对应，这种“已然”相对于“应然”而言，就是一种文化的落后即文化发展的反文化性。
同时，文化的间断也会导致反文化的发生。文化是对过去事实和规律的记载，这些事实和规律为人们当下的生活提供参照，当是当社会发展出现新情况、新现象时，现有的准则和规律由于自身的延续性的局限，无法应对新环境下的情况，现有的文化就会被抛弃，“当文化显得对满足我们的需要无能为力，对我们的问题应而不答，使我们的热情备受怀疑，使我们的自我认同含含糊糊的时候，它也许会被一脚踢开——或者说，深受这种变化感染的那些人将会做出极大的努力来抛弃”现有的文化被抛弃，新的文化秩序又还未建立起来，这样就会出现文化空白，这种空白如果没有及时补上，各种反文化现象和因子就会乘虚而入，为反文化的滋生创造机会。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之后出现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集体经济的制度影响还没有消失，而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又不够完善，就导致了基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文化产业的市场化发展时出现各种混乱局面，由于体制的限制，文化产业的发展的活力不足，而在某些领域，由于监管的缺失和落后，各种反文化现象层出不穷。而“文化大革命”中对于文化积累的强行中断造成的民族价值传承的中断，对于今天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各种反文化的价值观念的出现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
（二）利益驱动式的反文化
文化产业出现反文化性的原初要害是一种利益的驱动，这种利益或是出于政治，或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也有可能只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利益推动的主体则主要是经济化的政府、利益集团化的媒体、反意义构建的文化资本和社会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利益驱动式的反文化不仅出现在文化产业的某一领域、某个特定的层次，而是一种全方位、自上而下的失衡。
1．利益化政府推动的反文化
文化不仅是经济的推动力，更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未来世界的竞争将是基于经济后盾上的文化实力之间的碰撞和竞争。利益驱动的反文化是指一些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冲动和压力下一味地追求文化的经济性而忽视了文化的价值意义所引起反文化。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地渗透到文化产业的发展领域，以至于一些地方政府在发展文化产业时产生各种文化投机心理，彰显出经济自觉性的极致膨胀和文化自觉性的相对滞后，这些乱象的产生就是典型的功利主义驱动下导致的文化背反，这种过分强调和倚重文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价值取向，必然会导致很多社会问题和各种反文化现象。
伴随着政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风行，各地政府在发展经济的时候，都喜欢搭上文化这趟顺风车。近年来，各地出现的名人故里之争就是最好的体现。从真实的到虚拟的，从正面的到反面的，只要有点名气，各地就争抢资源。在“寻根旅游”的推动下，各地对于中华文化发源地的争夺的现象频繁见诸各大报纸和网络媒体。其中对于炎帝故里的争夺就涉及“四省五地”，投资总额突破了百亿元。而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湖南省新晃县不顾年财政收入1．1亿元的现状，宣称将投资50亿元重建“夜郎国”。四川省江油市和湖北省安陆市为了争夺李白故里，各显神通，纷纷砸下大项目、大资金，不惜动用全市力量。江油市在国家工商总局将“李白故里”注册为商标，同时投资8亿元推动相关八个项目的建设；而安陆市也投资8 000万元打造“白照山风景区”。如果说对于名人故里的争夺还是借着文化的名义来发展经济，那么对于各种虚假的人物甚至反面的人物的资源争夺则完全是在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下的反文化行为。福建省顺昌县称找到了孙悟空的墓地，山东省考证出了泰山就是“花果山”原型，江苏省连云港市则表示水帘洞就在当地的花果山里，山西省娄烦县的文物旅游部门已经决定开发建设“花果山孙大圣故里风景区”。还有山东省阳谷县、临清县和安徽省黄山市对于“西门庆”故里的争夺，这一系列的文化产业项目的上马都是打着保护文化的名号，竞相抢夺经济大饼的表现。这种盲目式的发展是对文化遗产资源的破坏性开发，会造成文化资源和遗产的流失，同时也会形成资源的浪费，地方政府文化产业发展已经走向了一种先破坏真文物再制造假文物的恶性循环。
利益政府推动的反文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文化产业园区的“假大空”现象。很多地方政府在“文化强省”、“文化强市”战略的鼓推下，纷纷开发文化产业园区，而很多仓促上马的产业园区发展缺乏明确的产业规划，以拼地、拼资源为发展方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出现了圈钱圈地的怪现象。地方利用产业优惠政策、资金扶持政策一方面圈钱，另一方面就是利用文化产业园区的名义获得审批权后，在园区内大量兴建房子，变相地发展成了房地产项目。
在地方政府对经济自觉极致推崇的前提下，各种打着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产业项目都是变相地在谋取经济利益最大化。这些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文化产业的文化品格，造成了文化产业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以经济利益为原初发展动力的文化产业发展思路和模式将导致文化建设的扭曲。而以经济价值取代文化价值忽视文化带给人的精神追求将促使文化失去自我只能依附于经济自身成为其获利的工具和借口。各种功利化、庸俗化的文化在经济利益的掩护下大肆泛滥，这既是对文化产业的破坏也是对文化的反动。
2．文化资本暴利“掘金”的反文化
布迪厄在他的《资本的形式》中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文化资本”的基本含义。“文化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具体的文化资源，但从本质上说却是人类劳动成果和文化成果的积累，并且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与金钱和经济资本相同的作用。”文化资本是一种跟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和无形的资产的综合。这种资产不同于一般的实体性经济中的资产概念，并非一个实体性概念，文化资本的增值是通过自身内在的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和社会效益所产生的价值增值。基于文化对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和辐射力，文化资本的增值有时要远远大于其他资本所产生的效益。当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经济资本所能带来的资本增值达到极限值时，社会要持续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依靠文化资本的推动。
全球工业化时代所造成的媒介的物化，为文化资本的增值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文化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具有增值的特征，文化资本进入市场后，在市场逻辑的指导下，遵循的是资本的逻辑，其内在的资本逻辑消解掉了其文化逻辑，其本质是反意义构建的，这种反意义构建的文化资本在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时代借助各种新的资本运作方式更加广泛和深入地消解文化的意义价值。
在新的资本运作形式的推动下，文化资本借助产权交易和上市疯狂地进行着“圈钱运动”。曾经在一片欢呼和叫好声中催生的文化产权交易所在刚刚起步后就面临着来自各方的质疑声。文化产权交易所数量猛增、艺术品份额化操作漏洞频出，平台作用不够等等问题都引起了业内人士的焦虑。而这其中危害性最大的则是文化产权交易所变相成为交易商，成为文化资本进行“圈钱运动”、牟取暴利、迅速累积财富的平台。
文化产权交易所作为一个文化艺术产品实现其价值的平台，其最大的价值在它所倡导的“独立、公平、公正”的公信力，但现实情况是，本应作为独立第四方的文化产权交易所出现了严重的定位不清晰，很多作为平台的文化产权交易所冲到了市场最前线，扮演着交易商的角色。文化产权交易不是股市，但胜似股市。2011年1月26日，天津文化产权交易所发行的《黄河咆哮》和《燕赛秋》两只艺术品股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股价就暴涨17倍之多，客户从最初交易的300户发展到4 786户，这种火爆程度连A市的不少牛股也望尘莫及。而文化产权交易所通过参照股市收取客户佣金的办法，让文化产权交易所获得巨额利润，通过私自更改合同、不断变换交易规则、变更股权主体，又使原本不应涉及经营的文化产权交易所也利用这个平台从事文物经营活动，变相地牟取暴利，文化产权交易所变成了文化资本控制下的“吸金”机器。这种艺术品份额交易的形式不失为一种文化和艺术创作者的劳动创意成果价值实现的创新尝试，但是这种将艺术品硬性分割成很多部分并用金钱来衡量其价值大小的行为本身也是一种对作品意义的消解，同时借助各种炒作使其与原本的价值和意义相去甚远的行为将使得艺术品丧失其本身具有的价值。
资本具有的本能的增殖性和趋利性是文化资本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必然趋势。但是在现今社会，人们利用全新的资本操作方式，不断地借文化的名义进行各种变相的“掘金”行为都是在人为地暴利诱惑下的行为。这种全新的资本运作方式加速了资本逻辑对文化逻辑的取代，资本将文化变成了纯粹的物，供人利用，丧失了其本身具有的文化意义，使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和经营商也舍弃了其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这种反意义构建的文化资本的胡乱扩张给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它将有可能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偏离文化的轨道，走向反文化的道路。
3．媒体唯利是图的反文化
全球文化工业时代，媒介本身已经不单纯是一种信息传播的载体和渠道，它已经被完全物化了，拥有物的属性，具备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媒介的这种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获得就是当今媒体唯利是图所推动的反文化的内在动力。
在信息化、全球化所带来的新媒体时代，各种新兴技术和新的传播方式的出现所引起媒体自身领域的变革，给媒体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让一些媒体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倍感压力。为了谋得生存，追求更好的经济效应，一些媒体抛弃了应有的媒介素养，在以“收视率至上”观念的导向下，传播各种虚假的信息、制造各种“舆论焦点”来吸引眼球、赚取收视率和广告费。同时，作为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媒体也利用自身所拥有的传播优势地位同各种资本利益集团进行价值交换。
媒体只要有利益可图，就能把各种文化资源挖掘出来并通过传媒的肆意炒作，变成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条件改善，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养身类的节目在各大电视荧屏上闪亮着。凭着对中国传统医学及养生之道的断章取义和肆意夸大，借助所谓“专家”的“专业知识”的点评，再经过电视媒体的传播，这种被曲解和放大的传统文化被扩散到社会，扰乱人的生活，对人的生命造成威胁，同时也造成对中国传统医学和养生文化的破坏。“悟本堂”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证。在这种经济目标导向下所制作出的虚假节目和虚假广告只是媒体用来扩大影响，获得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一种中介。在资本利益的推动下，各大电视台的节目制作导向也倾向于市场化、利益化了。各种传媒已经丢掉了媒体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所应坚守的公共性。“谍战片”风行，大家蜂拥投资“谍战片”；“穿越剧”火爆，大家又转向“穿越剧”；相亲节目收视率火爆，大家又你方唱罢我登场。这种没有深度、同质化的产品创作不仅毫无质量和精神价值可言，还会给人们带来虚假的满足，削弱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这种文化产品生产的越多，越是一种对现有文化资源的消耗和破坏。
现代传媒的发展给人们参与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特别是新传媒借助自身技术和传播上的优势消解了传统精英和权威对于话语权的掌控，能够让全民都参与到社会话题中来并迅速掀起文化狂欢的浪潮。例如新传媒如微博、微信大大拓宽了人们的表达渠道，但这种新的传媒也会因为在媒介唯利是图驱动下造成人们文化意识茫然和精神世界的空虚，从而反过来促使各种反文化现象的生成。像“芙蓉姐姐”、“凤姐”、“马诺”现象以及对于各种经典意义的颠覆行为的出现和渲染对人们的固有的价值观念形成巨大的冲击，颠覆了人们传统意识中的既定的价值观念，造成价值领域的失范，这就是一种对文化的反动。
4．社会力量推动的反文化
利益驱动的文化产业反文化并不仅限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同时也有基于个人名利或自我价值彰显等其他利益因素的驱动。文化产业因为门类广，产品种类多，涉及人们生活各方面，为社会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同时因为社会力量的参与，文化产业才出现繁花似锦的繁荣面貌。但是一些不良的社会专家和民众人士在名利的驱使下信口雌黄发表了大量与事实和规律不相符的言论，扰乱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正确思路，更是充当了反文化现象泛滥的幕后推手。
曾经的专家风光无限，人们尊敬、敬仰。如今一说到专家，人们总会联系到“砖家”。原本指拥有精湛的知识背景，思想睿智，对社会和民众高度负责，敢于担当的各类精英群体，如今却变成了人们眼中为了名利，顶着“专家”帽子，为各利益集团代言，鼓噪张目的一类人。全国政协委员刘江龙在提交的《关于将“雷锋精神”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案》中，提出将“雷锋精神”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刘江龙指出，“雷锋精神”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在发挥影响，受到了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人们的赞赏和推崇。他举例说，美国西点军校的学生守则上印有雷锋的名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美国西点军校公共关系办公室发言人则印证了截然不同的情况，西点军校没有雷锋的任何画像和雕塑，雷锋语录也没有印在任何正式的学院版物中。全国政协委员、陶然居饮食集团董事长严琦提议为了社会的稳定，为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关闭所有政府网吧，由政府主办公共网吧。赵保乐委员提议，对微博用户进行信用分级，用加红V和黑V的方法以示区分。对那些营造了公平正义、宣传了崇高信仰、为构建和谐社会鼓舞人心并有较高文化品位、弘扬正气的好微博加红V，而对颠倒黑白、散布不实信息等微博用户加黑V予以惩戒。每年的两会期间，各种雷人的提案和言论层出不穷，一些代表利用代表身份胡乱建言献策，将人们赋予的权利变成了牟取个人名利的机器。这些言论的出现，更多的是一种哗众取宠，而并非是出于为国家发展和民众的利益考虑，也扰乱了文化产业正常的发展思路。
在文学艺术领域，各种学术抄袭、虚假的学术创新现象不断泛滥，著名学者汪宏华自称利用了“哲学和衍生学”的研究方法，发现《红楼梦》里的探春嫁给了一个“酷爱男风”的变态狂，而妙春可能变成了名妓。《西游记》里的唐僧师徒四人其实是孙悟空为了对抗如来，用了“四相分身术”。还有专家利用研究历史，得出了诸葛亮是破坏国家统一的分裂分子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研究成果”。种种依靠猜想和非法链接产生的学术失衡现象逐渐地由学术范围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使学术本身的严谨性和权威性受到挑战，在社会中制造了信任危机和信仰危机，人们不再信任科学和权威，变得没有价值道德和价值信仰，形成了各种扭曲的价值观。
社会大众这种私欲倾泻、漠视心态也在助推着文化产业的反文化。网络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革，在网络时代，人们乐于将自己的私生活放到公共领域任人围观，甚至为了出名、吸引更多的注意力，不惜背着骂名，刻意宣扬一些与主流价值观相对的思想来博取关注度。
社会领域各方力量、各个阶层自上而下的利益诉求加快了文化产业的反文化的进程，这种趋利性的范围全覆盖现象将有可能颠覆原本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强国的初衷，使文化产业走向反文化。
（三）反叛社会式的反文化
全球文化工业发展对社会发展的一个致命的威胁就是将文化下层为一种物质基础，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意义和价值坚守已经被文化工业的持续发展不断地颠覆，文化产业越发展，就越走向反文化。从文化产业反文化的影响来看，文化产业的反文化可以分为价值多元化反文化和价值颠覆型反文化。
1．价值多元化反文化
“文化价值表现为文化的肯定或否定意向，代表着一定的基本旨趣。”价值多元化的反文化是指文化发展趋向反文化性的内在动力来自于文化价值本身的多重指向性。价值观念的多重指向并非直接促成反文化的出现，因为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发展是价值观念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人们在对于各种观念的取舍之时并非就想到了这种取舍将给文化价值观带来的后果。价值多元化的反文化是因为人们在价值取舍时由于对某一种价值的“取”所导致的对另一种价值的“舍”所引起的。所取的价值观并不一定是趋向于低级，媚俗和反向的，只是由于这种选择所造成的对一些原本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传统被疏忽，民族的一些基本观念被忽略，形成的文化内涵的减损，这种文化上的损失相对于民族文化基本价值观念的传承和保护来讲就是一种反动。这种反文化形式可以说是一种无意识状态下产生的。
造成这种反文化形式出现的原因有二：一是随着全球化、网络化的发展，不同文化价值之间相互影响、渗透，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现代传播方式对世界范围内进行肆意扩张和渗透。二是不同的时代，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断变化，人们的价值和行为观念也会不断衍生出新的观念和价值趋向。
《喜羊羊和灰太狼》的成功源于其成功的营销，同时也跟其受众范围的延伸不无关系。女性各个幻想能当“红太狼”，找一个像“灰太狼”一样的老公，老公有任何过错就拳脚相加，而自己做任何事情都是对的。网上甚至还出现了《嫁人就嫁灰太狼》的歌曲。人们对于“灰太狼”努力赚钱养家，对家庭、对孩子负责，对妻子百依百顺的品德大加颂扬。试想退回去十几年，这种情况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在中国传统的道德美德标准中，对女性品德要求最典型的便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温顺、贤淑、孝亲、持家”成为女性的标签。“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则成为这些标签的浓缩。2010年，网络上流传的女性新标准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开得起好车，买得起好房，斗得过小三，打得过流氓”。随着全球文化工业的发展，各种思想价值观念特别是在西方社会关于女性解放和女权思想的渗透下，女性对于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改变。这种新的价值标准的出现显示新时代女性独立、自主的价值追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这种价值倾向的逐渐盛行弱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女性的这种温顺、贤良的美好品德的定位，可能在经历一个更长的时期后，这种基本的价值观念就会逐渐退出主流价值观中，造成文化价值观的流失。而借助于文化产品的大众传播将加速这种内在品质的消失。文化价值多元化对于文化产业反文化的影响显示出某种隐蔽性，这种破坏力要从一个长远的时期才能看得出来。
价值观念多元化另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私欲的肆意扩张。2010年5月16日深夜，知名投资人王功权在新浪微博上发表了原创歌词《私奔之歌》，随后宣称“各位亲友，各位同事，我放弃一切，和王琴私奔了”。本属于个人隐私的事情经微博的效应变成了一场“公奔”。这种现象的出现体现了在信息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今天，人们对个人利益和价值的注重，重视保护个性的独立和自由，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是同时这种价值取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婚恋观和家庭观念又构成有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传统文化对于社会责任感的强调，也将疏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削弱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这层面上看，这是文化的反文化。
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们了解其他文化形态和文明、不断地完善和提升自身文化内质的重要途径，也是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走出去”的理论根源。但是在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的当下，对于一些民族基本价值观念和传统文化要有意识的保护，尽量减少由于价值的多元化选择所形成的价值“被淘汰”的局面的发生，从而保护文化的民族性。
2．价值颠覆型反文化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他艰深晦涩的哲学著作中借用游戏的例子说明了两种死亡。“一种死亡是失去生命；第二种死亡会失去整个游戏。”同游戏一样，文化的第二次死亡，就是文化作为符号意义的死亡。价值颠覆性反文化与价值多元化反文化的出现有类似的地方，都同全球化时代下的各种信息和价值观念的交互冲击分不开。价值多元化反文化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是人们刻意为之，而是取舍过程本身所造成的文化损失。价值颠覆性型反文化则是人们刻意为之的结果，人们基于政治、经济或其他利益目的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各种反文化意义的渗透，这种渗透将直接消解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意义，甚至颠覆人们对是非曲直的基本判断以及人性，这种反文化发展带给民族和整个社会的打击是致命的。
价值颠覆性型反文化的出现更多的是各社会组织和利益团体基于利益合谋下的产物。一些不良的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基于个人的私利，突破道德和伦理底线，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任意的文化资源和产品进行改造。为了吸引游客目光，一些城市将本该引以为耻的事情拿来炒作，例如山东某县就打出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偷情景点的招牌，这种败坏道德风俗和影响民族形象的事迹在各种利益集团的合谋下竟然也公然摆上台面宣扬。对于经典文化和人物结构和消解是这种价值颠覆式反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Q版语文》将《背影》中的老父亲写成是因为懒得走路才从铁轨爬过去，还被“红袖章”抓住了罚款；孔乙己是因为偷光盘而被打断了腿；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因为开价太高而卖不出去才冷死的。上海现代人剧社演出的《Q版辣妹打面缸》话剧，竟将世代传颂的包青天篡改成一个跑官卖官、调戏青楼女子、敲诈勒索民财的“淫棍”。有的专家，利用百家讲坛美化制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大屠杀的清朝统治者。从康熙到慈禧，一个个皇帝，后妃被从坟墓中挖出，浓妆艳抹粉墨登场，一个比一个神圣仁慈、高大完美，颐指气使风光无限地占据着荧屏，演绎着历史。这种以低俗的“价值观”去迎合部分大众的行为，是资本和某些利益集团合谋的结果，这不仅是对已有的文化成果和积累的一种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它颠覆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对整个社会基本的是非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冲击，造成了文化作为意义层面的死亡。这是文化产业反文化最严重的后果，是发展文化产业要极力避免的。
五、结 论
文化产业的发展伴随着反文化，人们对它的研究和关注也一直在持续着。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和其自身所面临的结构转型和升级问题的压力，反文化问题渐渐变得突出并成为阻碍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绊脚石。在我国文化产业反文化现象具体表现为“三俗文化”，它所引起的文化格调的降低和歪曲的文化价值观所带来的文化积累和传承的破坏是难以估计的。而反文化倾向所带来的对民族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的颠覆的副作用是整个文化产业发展最为重大的损失。
结合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审视反文化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文化产业的反文化形式做自反式反文化、利益驱动式反文化和反叛社会式的反文化的三种分类有自身的局限性，无论是哪种界定方法，总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反文化形式。因为反文化产生的过程本身十分复杂，未来的发展方向更是难以把握。但在反文化已经在文化产业中出现，如何应对并把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是目前的重要任务。无论是从政府治理的加强和政策法规制定的完善方面，还是从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创新探索和文化产业学科建设、价值评估体系的重构方面，我们都在努力地使文化产业发展向着更加合理、科学的道路上发展。
今天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不全是反文化所引起的，在探讨反文化的时候不能一味地将其置于文化产业的对立面，对其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强烈的敌意，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今天竭尽所能反对和抑制反文化性会不会在不远的将来反过来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朝阳产业”正日益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国家和社会各界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这是良好的一面，同时由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我们的生活也渐渐地融入其中，它正从各个方面改变和影响着现有的生活秩序和结构，未来到底怎样发展，我们无法预料。
面对未来，我们只能保持冷静，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