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几年来，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在缅甸研究方面异军突起，成果迭出，已推出缅甸研究丛书之一李晨阳博士的《军人政权与缅甸现代化进程研究（1962—2006）》（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有限公司，2009）和之二的《缅甸历史论集——兼评＜琉璃宫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举办了多次关于缅甸问题的学术研讨会。

最近，该所又将推出祝湘辉博士的著作《山区少数民族与现代缅甸联邦的建立》由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这是该所学者在缅甸研究方面取得的又一项令人欣慰的成果。我在浏览之余，写下了以下这些感受，也算是一篇序文吧!

首先，我感到祝湘辉博士选择了一个缅甸研究中迄今还较少做过深入研究而又难度很大、很有挑战性的重要课题，体现了青年学者勇于探索缅甸历史和现实中重大问题的勇气，也显示了他在这一问题上取得的成绩。说很少研究，正如他在该书中所说的，“近些年来，中国学者对于缅甸的研究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于缅甸少数民族的研究成果则不多见。这是由于缅甸社会本身的封闭性，以及其经济落后所造成的外部世界对缅甸的不了解和忽略所致”。对缅甸少数民族研究尤其是少数民族与缅甸历史发展关系问题的研究，仍然是中国缅甸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对于各少数民族一般情况（诸如历史概况、语言文学、风俗习惯）的介绍，近几年来较为偏重的是对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与缅甸政府的关系以及他们所控制地区（缅甸政府在1989年以后再与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达成和解后所设立的特区）的研究。但是，对于深层次的问题，诸如缅甸山区少数民族与现代缅甸国家的形成那样的重大问题尚不见有人作过有深度的学术探讨。

说这一研究具有挑战性，是因为缅甸少数民族与缅甸联邦的建立，以及与独立以来缅甸的发展，是一个极为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在我看来，当代缅甸的少数民族问题，如果不从历史的深层次进行研究，不从缅甸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高度研究少数民族近现代历史与现代缅甸国家关系的问题，就难以刨根究底，取得全面、深刻的认识。缅甸少数民族与现代缅甸国家形成关系中首要问题，就是缅甸山区少数民族与1948年1月建立的缅甸现代联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祝湘辉博士的这部著作准确地把握了这一关键问题，并对这一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指出了正是由于缅甸几个人口最多、所居住地区最广大的主要的山区少数民族领袖在1947年2月与缅甸独立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昂山达成《彬龙协定》，以及在同年缅甸制宪会议制定的1947年缅甸联邦宪法的基础上，多民族的缅甸现代国家——缅甸联邦才得以顺利建立。

《彬龙协定》的实质是与会各方就“山区少数民族内政的完全自治”和加入缅甸联邦达成了共识，而缅甸1947年宪法还规定了掸邦、克耶邦这样的少数民族邦在十年后可以通过全民公决方式决定是继续留在缅甸联邦还是脱离联邦。因此，对于《彬龙协定》和1947年宪法，缅甸国内外的看法和评价也是不同的。就联邦得以建成而言，《彬龙协定》为缅甸联邦的建立奠定了第一块也是最重要的基石，但当时缅甸各方达成《彬龙协定》这样一个意义深远但内容独特的协定，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涉及缅甸山区少数民族的历史尤其是英国统治时期的殖民化进程、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山区少数民族政治制度的发展、山区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它的特点，以及山区少数民族对联邦认同感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祝湘辉博士根据大量的史料尤其是缅文资料，运用历史学个案研究方法，结合民族学的理论，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作了相当系统的论述，提出了他本人的看法。因此，这是这部著作对于深化山区少数民族与缅甸现代化民族国家形成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所作出的贡献。

祝湘辉博士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最近几年缅甸研究中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一项成果，不仅使我们对掸族、克钦族、钦族等缅甸重要的山区少数民族近代历史发展及其与缅甸联邦建立的关系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历史地深入地认识和从理论上探讨缅甸少数民族问题与现代缅甸民族国家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关系。作者通过对山区少数民族与现代缅甸联邦建立进程的探讨所提出的五个方面的结论和在结束语中对于解决缅甸民族问题提出的见解，也是很有见地的。当然，如果能再增加一章对独立以来缅甸山区少数民族问题和缅甸国家的发展作一个论述，尤其是对《彬龙协定》和1947年宪法有关少数民族的条款在缅甸独立以后的数十年间何以没有得到贯彻，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得以贯彻，作一个简要的分析，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可能会更为完整，作者所提出的这些结论和见解也可能会更有说服力。因为仅仅从分析山区少数民族与缅甸联邦国家形成的历史（1826—1948年）要得出这些结论和见解，依据毕竟还不够充分。(https://www.daowen.com)

此外，这部著作所探讨的问题毕竟是现代缅甸历史发展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其涉及的内容而言还可以从其他一些重要的方面再作些探讨。我感到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近代缅甸民族解放运动的特点（主要由缅族主导），及其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另一方面是近代缅甸缅族聚居地区（即所谓“缅甸本土”）和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即所谓“边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缅甸近代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对缅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统一的缅甸现代民族国家形成，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也是涉及山区少数民族与缅甸现代国家形成和发展中两个重要的方面。当然，祝博士的著作有他的视角、理论和方法，主要从山区少数民族近代历史的角度探讨，自有其道理。一篇博士论文也难以穷尽、未必需要涉及这样一个大问题的所有方面。

祝湘辉博士的这部著作深化了我们对缅甸民族问题和现代国家形成和发展关系的认识，也使得我再一次深感，我们在重视对当代缅甸、当前缅甸问题研究的同时，不能忽视了对缅甸历史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缅甸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重视当代问题、当前问题的研究无疑是现实的需要，而且往往显得更为紧迫，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缅甸的现实问题相当复杂，一些问题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东南亚的其他一些问题也是如此），如果对这些问题缺乏较为全面、深入和有理论高度的研究，势必影响到我国缅甸研究的总体水平，影响到对当代问题的研究；没有对历史问题的深厚研究作为基础，对诸如缅甸当代少数民族问题及其与缅甸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这样的大问题，对缅甸政治发展的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当代问题，也是讲不清道不明的。而在对于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方面，我认为高等院校和专门的社科研究机构责无旁贷。这就需要一些专家学者分工或合作展开专题研究，深入研究。就与祝湘辉博士的这部著作相关的课题而言，对于缅甸先后颁布的几部宪法的比较研究，就既是一个基础性的重大研究课题，也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课题，而且，这样的研究课题并不只是一个法学研究的课题。缅甸何以会有1947、1974、2008年三部宪法，这三部宪法在许多方面何以有如此不同的内容，他们对独立以来的缅甸历史发展进程包括民族关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显然是我们认识当代缅甸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样重大的问题就不是仅仅从法学研究的角度能够说得清楚的，而必须结合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的研究，才能有一个透彻的理解。

因此，对于缅甸研究，我认为需要在关注重大现实问题的同时，切实重视基础性的研究，保障一部分学有专攻、业有专长的研究人员有足够的时间和必要的条件，潜心研究有重大影响的课题，深入开展对缅甸历史和现实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基础性或基础性和应用性并重的研究，形成自己的学术领域，有自己的学术园地，真正成为某一方面、领域的专家。这样的研究，可以是某一学科的，也可以是综合性的，可以是某一个学者单独进行的，也可以是几个学者合作做的。这样，中国的缅甸研究一定能更上一层楼。新中国的缅甸研究已走过了60年，队伍已较过去任何一个时期壮大，尤其是一批既懂英、缅文，又有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学术功底的中青年学者已在学术研究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已完全有条件朝这个方向发展。对于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我认为也应作如是观。

是为序。

　　　贺圣达　　　

2010年7月30日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