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第二章　女娲之病

·女娲·母亲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女娲是伏羲的妻子，伏羲不仅教人们结网捕鱼，还创立八卦和五行，女娲不仅抟土造人，还炼石补天。在传统文化里，女娲创造了人类，当天灾到来时，她“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引自《淮南子·览冥训》）

在佛教传入中国前，中国人已经有了自己心目中的观音菩萨，她就是女娲！

中国人对母性的景仰，不仅普遍体现于神话传说，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不例外——我们把自己的学校称为母校，把自己的祖国称为妈妈，把祖国的语言称为母语，把黄河、长江称为母亲河，女人出嫁后把自己的家称为娘家……总之，中国人习惯把母亲放在嘴边，就连请客吃饭，大家也要坐在同一个饭桌上，吃同一个盘子里的饭菜，因为这样就如同把所有不认识的人都变成兄弟姐妹（同吃一个母亲的奶）。

有许多伟人赞美自己的母亲，朱德曾经在他留下不多的文字中写过一篇《我的母亲》。古代的圣人和英雄更把母亲比喻为圣母，如《三字经》里的“惜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以此告诉后人：孟子通过母亲的行为才学会反省，进而成为儒家第二号圣人。岳飞更是忍受着刺字之痛，告诉人们如何把忠孝结合起来。成吉思汗，如果没有母亲经常在他耳边唠叨那句“你的心胸要像草原一样宽广”，他也不可能超越自我，统一草原，成为称霸欧、亚、非三洲的一代天骄。庄妃虽不是康熙的母亲，但也因曾贵为皇母，而为康熙盛世的创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就连俄国的高尔基，也以“母亲”为名写出了举世闻名的长篇小说。

毋庸置疑，每一位母亲都曾经是女孩儿，她们被老天创造伊始，也许各怀使命，或者早有红线老人为她们牵好了姻缘。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早就有“女娲补天”的传说，情节虽然离奇，可就如同《圣经》一样，故事背后往往是真正的含义。女娲炼石补天，旨为老天爷会有漏洞（过失），才惹得女娲，这位传说中伏羲的妻子费尽了心思来弥补。

以中国为例，河姆渡氏族和半坡氏族分别代表了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的文明起源。河姆渡时期，人们学会了种水稻；半坡时期，人们学会了种粟，还发明了弓箭，并学会狩猎、取火……也就是说，中国的“两河流域”诞生的母系氏族社会，基本掌握了人类（华夏民族）吃、穿、住的生存技能。后来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也就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便产生了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就不会有从禅让制到世袭制的等级分化，也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阶级矛盾，这矛盾正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必然。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天比起大地来，似乎是有些过失。不过，云是动的，风是吹的，雨是落的……老天哪有不动的？不动的只有大地，无论是电闪雷鸣，或风吹日晒，大地似乎都“无动于衷”，都无条件接受。因此，母亲一方面被抬举为女神，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这种名誉，必须守候在家里，“等着”老天有漏洞去弥补，古今中外，凡有男女之处，这出戏从来没有真正谢幕！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那么从中可见，无论是创造漏洞者，或是弥补漏洞者，不都是女娲的不同方面吗？也只有从不同的角度看，女娲才成了生动的女人。千百年来，为了塑造女娲，多少女子为之背负着各种名声？而最付出的女娲，不得不属于那些不愁嫁的“皇帝的女儿”。

记得在《康熙大帝》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北部边疆的游牧民族经常南下骚扰中原，于是，康熙决定以和亲政策安抚他们，便把最小的女儿蓝齐儿格格送到敌人的大汗手里。尽管女儿非常不情愿，虽然皇后心如刀绞，虽然作为父亲的康熙皇帝欲哭无泪，虽然举朝大臣捶胸顿足……蓝齐儿格格还是穿上了嫁衣，作为大清的厚礼，只身赶往边疆。

其实，这一幕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历朝开国伊始，许多公主们都自然地成为弥补战争遗疮的“外交大使”，她们被远嫁到边塞，以稳定那里的单于、大汗——有的远嫁到匈奴、突厥，有的到吐蕃……她们没有权力选择自己的归宿，只是担负着外交使命，替父皇去稳定边境，以避免再有刀兵之灾。在她们眼里，老公很可能是野蛮的敌人……但她们只身奔赴“狼窝”，不仅具有牺牲精神，也要有巨大的勇气，而且要忘记自己的存在。她们甚至无权选择死亡，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承受，为了国家，而放弃自己的身心。因为她们知道，自己的出嫁，也许可以避免至少两代人的战争，那么这段时间，家乡的百姓可以平安地生儿育女，男耕女织，尽享天伦，而且父皇也可以积蓄国力……

她们是父皇“皇恩浩荡”的实施者，是父皇外交政策的延伸。反过来再看看她们的父母，难道就真的忍心把自己的骨肉嫁给那些野蛮的敌人？如果是正常的人，在看着女儿远嫁的那一刻肯定都有一种切肤之痛，并把此痛化为生产力，以振兴国家！这就是明君区别于臣民之处，如果没有他们全家的付出和牺牲，哪里有整个国家的安居乐业，甚至就算把女儿嫁光，让太子死光，都有可能避免不了战争的发生。

明君之所以这样，也是为了保证他的子民——那些百姓的安居乐业。诚然，我们不否认有些君主的确不作为，以特殊的皇权贪婪纵欲、祸国殃民，那是一些亡国之君，但他们绝不能代表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而尽职尽责的贤君圣主。

·四大美女

让我们再把话题扯回来，看看这些女娲的榜样：西施曾经被越王当作礼物送予吴王，虽然后来跟范蠡私奔，但也为越国的复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貂蝉为了复兴汉室，以婢女之躯将自己置于董卓和吕布之间，大计终成，替汉室除掉奸逆；王昭君背负着汉初的外交使命，为了稳定边疆，嫁给单于；杨贵妃虽在唐玄宗逃亡的途中被赐死，却也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唐王朝背负了衰败的罪责：她既为开元盛世创造了漏洞，又以自己的死弥补了这个漏洞。

另外，还有一位伟大的女性为世人所景仰，她就是文成公主，因为她带着父王的使命，把中原文化中的精髓带入藏地——而中国历史上，汉朝和唐朝被公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极盛时期，那么这个辉煌，前提就是稳定，没有战争。因此，她们正像女娲一样，为中华文明奠定了基石。更确切地说，没有她们，就没有中国历史的发展。

但她们的“业绩”“功过”，在现在看来，似乎只限于出塞和离间，而历史是一环扣一环，其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若没有她们的作为，便没有今世之一切，她们同样是历史的缔造者。

这些圣女为中国人树立了一个个榜样，致使每一个女孩子从小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就让这些美丽的传说伴随身心，包括她们的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也不自觉地流露出这种大义、忠贞和自我牺牲。这使得她们在潜意识中有一项与国外女子的不同之处：为了成为圣女，要时刻准备着放弃自己的选择。

因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为了封建礼教中男婚女嫁的前提条件，其实这种婚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顾全了家族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结构的相对平衡，使家族与家族之间形成以血脉为核心的关系网，也使刑法中的“株连九族”成为可能，但也保证了大一统社会形态的稳定格局。

特别是这种婚姻模式被帝王故事渲染，并一代代流传下来，久而久之，成为中国人传统美德的一部分，也自然内化为夫妻相处之道。然而，当情感必须服从于大局，当大局必须替代你情我愿时，自由的天性便被弱化和忽视。因为它不允许男女之间自由选择配偶，这就对人性构成压抑，然而在许多古代名著中却将这种压抑合法化。

比如在《水浒传》里，无论是宋江还是武松，皆因杀掉“荡妇”而吃了官司，也成为了豪杰。林冲的老婆因宁死不从高衙内而成为女中楷模，而宣扬自由恋爱的《红楼梦》却一度被列为禁书。

当女性从小便被这种民族传统“催眠”后，自然会表现出与之相符的行为和思维。因而，就连现代电视剧中，也把那些顾大局、不惜委屈自己的儿媳或母亲抬举为女性典范。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渴望》中的刘惠芳、《喜盈门》中的二儿媳、《戈壁母亲》中的母亲等那么受人欢迎和同情了。

反观西方社会，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上百年厮杀的起源竟是为了争夺一个已婚女人（海伦）；贞德之所以被称为圣女，也不是以“外交大使”的面貌出现，而是为法国扭转了百年战争的败局。

要么为女人决斗，要么要女人做主，但无论如何，这些女人在历史变迁中承担着人（而不是物）的角色。这就导致了他们在工业革命时期出现了有如《简·爱》那样的男女平等观念。而具有相似经历的杨门女将和花木兰，前者是替夫（父）出征，旨在“弥补男人的缺失”；后者的前提亦是“替父从军”，但最后也是“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最终还是要归于女人的贤良。

众所周知，当一项制度本身走向它自己的极端时，必然会适得其反趋于解体。男女之事亦然，当女性的“牺牲自由”和“礼品（物化）角色”越来越极端化，女人“被物化”的状态也使得人性的反弹力越发增强。武则天虽然以养男宠的极端方式而为女儿身挣得一席女权至上的空间，但也无法摆脱李氏王朝的颠覆。慈禧虽然以杀掉顾命八大臣而一泄心中的怨恨，但她也从未敢于真正登基而自封万岁。于是，女性主义的反弹以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文化运动为开端，慢慢为自己“解开了裹脚布”，穿着校服走入学堂，她们开始接受知识，了解外面的世界。

·三座大山

在现代人看来，《早春二月》和《雷雨》等并没有反映出太多的浪漫色彩，但包括《祝福》和《家》之类的作品，皆为女权主义找到“反弹”的证据。那个时期虽然只是个过渡，但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解放”的口号下，女性们再不能容忍自己顶着“三座大山”，做最底层的人了，她们就像笼子里的鸟，一下子被放了出来，开始寻找自己的天地！

对现在接近中年的这一代人而言，他们的母亲便是这一代解放女性的写照。从此，才真正涉入我们所了解的“母亲”的话题。然而，我们不能不讨论的是，我们的母亲，也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女性，她们也是顺着上述历史长河“流”过来的。因此，在她们的潜意识深处，依然保留着上述内容。就算把她们比喻为已经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那些鸟，这些鸟与她们的祖先——那些裹脚的“始祖鸟”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她们能够吃到自己选择的食物，可从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习性。

捕鸟者都有过这种经验：把鸟爱吃的食物，或小米，或小虫放在一个空地上，上边以一根木棍支上罩子，木棍用细绳系住，绳子的另一端被捕鸟者牵在手里。他们只需等待贪吃的鸟去吃食，便用力一拉这绳子，罩子就会把鸟扣住，从此，这只鸟就会失去自由。

这虽是个游戏，但也可以当成试验，它说明鸟往往为了得到食物而丢掉自由。然而，食物要吃，自由也要得，这使得“食、色”难以两全。

这就是这一代母亲的心态：一方面，她们沐浴到自由的春风，对自由恋爱渴求，甚至可以让她们和父母作对，她们管这叫“冲破封建牢笼”；可另一方面，她们也曾在“笼子”里生活过，具体而言，就是她们的母亲大都是在那个封建牢笼里把她们养大的，牢笼象征着相当一部分的安全感，也就是她们骨子里隐含的“生存观念”。因此，她们依然要干涉下一代的婚姻，甚至有些要替孩子做主，进而对她们的孩子形成束缚，为了挣脱这个束缚，她们的孩子也许又会走入“自由解放”的极端，又一次兑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格言。

·受惊吓的母亲

这一代母亲大都看过《早春二月》《青春之歌》和《青春万岁》，那些新时代的女性形象，至今成为她们心中的偶像。对这些偶像角色的体会，她们不单是从衣着和知识层面，还有这些知识女性在爱情、同情、理想、立场之间的斗争、矛盾与无奈。

拿同情来说，就是母性与妻性的矛盾，母性以同情为主，同时有管理和承担的一面；而妻性则是以尊重为主，同时有自由和分担的含义。母性以自我牺牲为前提，而妻性则以相互欣赏为条件。母性带有尊严，因此强调规矩；妻性带有尊重，因此强调自由。这二者在中国妇女，特别是上述提到的这一代母亲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分别。

案例：

李大姐是我在心理讲座中认识的，她的家长里短，至今使我记忆犹新。

她今年65岁，成天对老伴牢骚满腹，说他们已经退休，什么“没出息”“一事无成”之类的言语已成为她抱怨老伴儿的口头禅。她经常是一边做着家务一边唠叨，就算对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儿子，她也是放心不下，什么“早点儿回来，省着我惦记”“别在外面给我惹祸”“少跟某某人来往”之类的话成为她跟儿子之间的交流方式。

她的老伴儿早就习惯了不开口，就算说话，也是表白自己的头疼脑热。当然，听到这些话，李女士也会上火着急，也会暂时闭嘴，而把抱怨转移为侍候老伴儿。可她的儿子就不那么会来事儿了，一听到母亲唠叨，就会以反感和无奈的口气说：“妈，您就少说两句吧！”

李大姐和老伴儿在年轻时，是在自由恋爱的感召下结合的，那时他们同在一个单位，彼此看到对方身上的优点，有了好感之后被领导得知，便出面做媒成全了他们的婚姻。按说这桩姻缘该是他们彼此的“得意之作”。可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李大姐因成分不好而被打成右派，她的丈夫出身工人阶级，为了表明立场，与她划清界限，这使得李大姐十分伤心。不得不在心里思忖：他本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当年自己看上他，本是他的造化，现在自己倒成了被专政的对象，连他也会落井下石。

但那时她已有身孕，经常挺着大肚子写思想汇报或出去挨斗。为此，她更感到自己委屈，每每孤独绝望的时候，只能和肚子里的孩子说话。也可以说，这个孩子是伴随着母亲的眼泪出生的。于是，她把儿子当成唯一可靠的生命寄托，在感情上已经超过了丈夫。虽然平反后他们夫妻没有因记恨前嫌而反目成仇，然而，那段经历给她造成的心灵创伤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虽然时过境迁，这份悲怨仍然时时冲击着他们的夫妻关系。(https://www.daowen.com)

于是，她成天唠叨个没完，把对儿子的寄托转化为“总怕他出事”。她根本没有从当年的委屈中捞到平衡，那个伤口使得她成了个怨妇。

·政治婚姻

抛开政治运动，再看看他们的结合。李女士出身富家，属大家闺秀，用现在的话说，她曾经是成功人士的女儿。因此在骨子里有一种自负，同时，在新思想的感召下，对劳动人民怀有深深的同情，并伴有“向无产阶级靠拢”“向封建势力开炮”和“改造自己思想”的先进立场。在这些环境产物的背后，是一种“上对下”的同情和拯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救世主情结”。其实说白了，她把“穷小子的丈夫”当成被自己拯救的“乞丐”，如此，无论在物质或精神层面，自己当然成了贵族。一个贵族看得起乞丐，并以婚姻为代价表达她最大的诚意，虽然有些失衡，但在大环境的感召下，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但因为人性差异，为他们的将来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当然，政治运动激活了他们之间的本质矛盾，但这颗种子真的在她的肚子里萌发，并以儿子的身份权衡在他们夫妻之间，形成了名正言顺的“第三者”——儿子成为母亲唯一的生活寄托，并替父亲满足了母亲对亲情的渴求。因此，母亲对儿子的爱超过对丈夫。于是老伴儿不得不经常以“闹场小病”来提醒她的关注，同时儿子也因“不堪重负”而让妈妈少说两句。

说到根源，是李女士还是姑娘的时候，把母性和妻性混淆了。在选择配偶时，她的同情占到了上风，在观念里人为地与丈夫产生了高低贵贱，其实早在那时，她就已经与丈夫划清了界限。这种以母性代替妻性的心态，普遍存在于那一代的女性当中。当然，她们之中不一定都是大家闺秀，也许是个大学生，也许成分正好相反，也许长得漂亮些，也许……但她们很多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既想扮演王昭君，去承担某种大义的使命，又要解放自己，以响应刚刚兴起，但远不成熟的妇女解放。

因此她们不纯粹，搞得自己到后来与老伴儿的关系成了“既离不了（封建的保守意识），又合不成（缺乏平等关系）”的既成事实。这就不像勃朗特笔下的简·爱对罗切斯特的态度——早在工业革命时代，这位英国女作家就在她的作品里大胆地说出“你我在上帝面前，灵魂是平等的”。因此，她们的解放是彻底而纯粹的，因而在结合和分手之际，心态也是坦然的。她们决不允许自己活在似是而非的矛盾当中，要么就好合，要么就好散。当整个社会对此形成共识的时候，大多数人在面对恋爱，以及婚姻家庭中的负面冲突时，都会自然地做到彼此理解，彼此成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冷静、理智。这从我们平时所看的欧美电影中就不难体会出，大部分单亲子女，没有像我们一样：让单亲现实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难以抹去的阴影。

·老伴儿

针对李大姐及其老伴儿的具体情况，我请她学会赞扬老伴儿：“今天累吗？我知道你在外面不容易，成天看别人脸色，可这个家全是你一个人在支撑，不管外面怎么看你，在我眼里，你就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说这番话当然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合，同时，最好端杯热茶或拿个热毛巾递给老伴儿，在语言、行为和情绪上尽一个妻子的责任，满足老伴儿的心灵需求。

三个月下来，老伴儿的身体大有好转，成天乐滋滋地工作，也特别爱回家，和李大姐、儿子的话也多了起来。

案例：

王女士也是我在为社区办心理讲座时认识的，她年近70，18年前老伴儿去世，后来她一直守寡，虽然有好心的同事、朋友曾提醒过她重新组建家庭，更有好心人婉转地向她提亲，却都被她断然谢绝。她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女人不像男人，男人都没良心，老伴儿一去世就忙着找老婆”或“没办法，女人都天生的命苦，对婚姻都忠诚……”

王女士有一个儿子，父亲去世时他刚上初中，现在，他已经步入而立之年。他对母亲的状态从为难到适应。但他表示从不反对母亲再为他找个爸爸，可母亲每每听到儿子劝她，都一边感叹，一边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旨在让儿子打消这个念头。

儿子劝母亲，一方面是替母亲着想，担心老人的孤独；另一方面，也有解脱自己的意思。因为母亲的守寡状态，势必不符合一个正常家庭的格局（一夫一妻）。因此，儿子在某种程度上就要替代父亲来陪伴母亲，形成“假相夫妻”（儿子扮演代理父亲的角色），因为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最基本要素，“夫妻为本”的规则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儿子有点不堪重负，这重负并不一定指物质上的，主要是来自于精神上的。比如他在和妻子相处时，势必要抽出许多精力和时间来替死去的父亲陪伴母亲，就算母亲嘴上说“不需要”，可母子关系天然地会让这种缺失得以弥补。这就在他们小夫妻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第三者”。

·新女性，旧观念

但王女士可没想这么多，她只是一味地恪守那个贞节观念。为了满足这个观念，她心安理得地埋葬了自己的人性需求，并将之转移到对儿子的牵挂上，当然，她也许把它称为疼爱。可从本质上，是以观念代替了人性。

论起来，王女士也算是新时代的妇女，为何会有如此守旧的观念？因为，她很小的时候就被自己母亲的那些历史故事“催眠”了，在那些故事里，她知道“好女不嫁二男”，也知道了潘金莲与西门庆有染后的下场，这下场不仅是被杀戮，而且是遗臭万年！

当然，王女士不可能有害武大郎之心，但她的潜意识里，早就把那些贞节烈女视为女人的楷模，因此，她也要让自己成为母亲要求的和自己认同的女性典范。

这就是历史的长河，虽然流到今天，但这河中的水质仍存留着“被物化的泥沙”。这并不是说意识形态的改变没有意义，只不过，人性的解放相对滞后，二者之间并不能画等号。

我告诉王女士，如果希望身体好，就要多参加社区组织的老年活动。一方面，这会让她多运动，另一方面，她可在活动中认识许多老年朋友，增加她的交际面，转移她的思路，缓解儿子的压力，也避免老年孤独症的发生。

·贞节牌坊

曾经听到一个故事：过去有一个女人在刚结婚不久，丈夫就死了，按“好女不嫁二男”的说法，她虽然年方二十，却已打消了再婚的念头。再者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再嫁人本身就是可笑也可耻的事情。

然而，正值芳龄的她终于感到寂寞难耐，于是，她每天都会准备一个篮子，里面装满了红豆，睡觉前，特别是当自己有那种欲望时，就“啪”地把篮子打翻，然后摸着黑拣豆子，把它们一个个地装回篮子内……直到天快亮时，豆子可能也拣得差不多了。

她几十年如一日地用这种方法打发着时间，目的只有一个：转移自己的欲望，避免那个“邪念”每天袭扰自己，于是，终于到她死去，也没有再接触过第二个男人。因此，当地为她立起了贞节牌坊——这就是她想要的，她用一生的忍耐赢得了这个荣誉。

听完故事，也许你会大发感慨，也许会谴责封建教条，然而，也许你也是一位贞节牌坊的忠实维护者，事实证明，我们大多数人仍然没有走出这个阴影。

的确，现代妇女离婚、丧偶后可以再嫁，人们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出格。可是，如果对方得知这女人结过婚，还有可能带个孩子，如果你是一个正在征婚的男人，又会对这女人有怎样的评估？对，我用的是评估，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女人都有所谓的身价。

处女情结、从一而终、黄花闺女、待字闺中，女人的年龄和身体似乎与她们的身价成反比，也就是说，年龄越大，身价越低，生过孩子的女人，差不多也就没什么再挑选的余地，很少有男人能够接受这种女人，当然，男人会用很委婉的语言为自己的想法辩解。然而可悲的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女人仍然被部分物化，因为只有物品才具有新鲜和陈旧的属性。

·被物化的人性——“二手”女人

案例：

有一对男女总因为琐事吵架，究其原因，是因为这女人结过婚，男人说她总想着前夫，女人说男人心眼儿太小，鸡蛋里找骨头。

其实男方的父母早就不同意这门婚事，特别是婆婆，曾极力反对儿子和这个二婚女人结合。但不知为什么，一向听话的儿子，当年就是什么都不顾了，从“地下同居”到名正言顺，弄得一向好面子的父母老脸没处搁，只得默认这门亲事。然而过了门儿，婆婆一见到媳妇，气就不打一处来，平时冷言冷语，背地里摇头叹气。总之，她死活看不上儿媳。于是常导致婆媳战争，可每每二人争执，儿子总不站在媳妇一边，逐渐地，他也怪罪起妻子来，于是妻子越发感到委屈，经常一个人伤心落泪。

其实事情并不复杂，这位婆婆过去就出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所以她从小就比较自卑（讨厌自己的性别），生了儿子后，全家人（包括她自己）才开始对她另眼相看，于是她把儿子当成自己的精神支柱，无形中对儿子操控过度。这就导致了两种结果：第一，母子过分依赖，所以儿子长期没有娶妻，直到后来又找了个二婚的女人（有母亲的属性）；第二，儿子总想尽力摆脱母亲的掌控，所以任母亲如何反对，他就是要与二婚的女人结合。

事实上，重男轻女的观念已经将婆婆物化（不接受自己的性别），婆婆为了挣脱这个绳索，用生儿子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无形中把儿子物化（被操控对象）。由于他们都从原生家庭中只得到了被物化的经验，所以也自然地将媳妇物化。

可能谈到这里有许多人不太理解物化的概念，那么，我为这对小夫妻进行的心理游戏可能会说明些问题。

在调解现场，我把一个包装盒交给男方，请他送给妻子，说这里面是他为妻子准备的礼物，并教他一会儿对妻子要说的话。妻子当着众人接过先生的盒子，打开后，里面装着一个旧头花，男人说：“这头花虽被别人戴过，可今天，我想亲手把它戴在你头上，也许它已经旧了，可在我心里，它仍然是最美丽的！”

妻子哭了，抽泣着背过身，让先生为她扎上头花。

这里面有两个细节，第一，那个包装盒已经被拆开了（不是新的商品），像商店里的二手货；第二，头花是旧的，也是这种象征。

这就是被物化——只有商品才有新鲜与陈旧之分，人不该有这种属性。如果谁把对方的过往看得那么严重，或是把对方管得死死的，不让他／她自由地呼吸（包括夫妻之间或亲子之间），或是生怕伴侣与其他异性接触，那就叫把对方物化，事实证明，被物化的反弹力相当大，从青春期叛逆到婚后的敌对，这种反弹现象比比皆是。

被物化的反义词是被尊重，尊重不仅表现为文明礼貌，更体现为接纳对方的存在现实，没有观念，没有教条，爱他／她只有一个理由，因为他／她就是他／她。

不物化自己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自主。自主就是自己选择生活，它是属于自己的权利，任何人无权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