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序

收入本集的三十多篇文章，是我最近十多年研习历史的部分作业，其中绝大多数已经公开发表，只有两篇不曾刊出。内容拉拉杂杂，不成系统，贴上“环境史”这个标签，严格地说并不十分贴切，有的甚至同我本人所设想的“环境史”亦有较大距离。但它们关注的问题都涉及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则毋庸置疑。

跟国内许多同仁一样，我开始思考一些如今被归入“环境史”的问题时，这个新史学名词尚未传到中国大陆。早年因为学习农业史，我曾听过几门自然科学课程，浏览过一些生态学著作，包括文科学生较易读懂的文化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社会生物学和生态经济学等。在南京农业大学集体宿舍“蚁居”多年，周围都是农学、生物学、土壤学等专业的青年教师，每天闲聊些与历史、人文、社会毫不相干的自然科学话题。那段日子很艰苦，现在回忆起来仍感到有些苦涩，但却接触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经历了一次洗脑过程。开始阅读生态学书籍时，我产生过莫名其妙的兴奋，认为不少思想理论完全可能用来解释历史。有段日子，思绪成天漫无目标地神游在历史与自然之间。正所谓“无知者无畏”，由于零星拣到了一点新鲜知识，兴趣便开始转向历史上的自然事物和现象，一度雄心勃勃想要从人的生物属性和自然环境因素出发重新解说中国史，于是利用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所珍藏的大量动植物文献(分类手抄资料，同行称为“红本子”)，开始写些不伦不类的文章。

其实，这种“四不像”的研究算是哪门子学问?是否有出路?我曾经十分茫然，长期找不到归属感。直到博士论文答辩时，有师友对我说:这种做法与海外刚刚兴起的“环境史”较为接近。经此提点，我便开始注意搜寻一些环境史论著，从中受到了不少启发，并获得了一些“英雄所见略同”的快意，于是有意识地朝它靠拢，包括由最初习惯使用“生态史”到接受约定俗成、更加通行的“环境史”。此后一面了解国外环境史研究的脉络和动态，探寻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可能性，一面试着采用生态学话语做些具体研究，企图摸索出不同于前人(特别是历史地理学家和农业史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收入本集的文章大体反映了我在这段时间的摸索过程。(https://www.daowen.com)

由于生性愚钝懒散，又遇各种困扰纷沓而至，境况尴尬，中间又插入了几项不得不承担的编撰任务，我多年不曾获得过一份澄静的心境专门研习环境史，既未能系统地思考中国环境史的理论问题，亦不能贡献有学术深度的实证成果。拜读同行师友不断推出的精彩新作，我常常自惭形秽，慨叹无奈。零碎积攒下来的这些文字，多半是在考评制度驱迫之下仓促写就，其中偏颇、疏漏甚多，难以自圆其说，并且，断续撰写这些文章前后已逾十年，期间不断受到同仁启发，想法也有不少改变，故各篇之间不免前后抵牾、重复累赘。如此情形仍然结集出版，固以敝帚自珍，更因结项所需不得不为，诚恐污人耳目、让人掩鼻也!

聊以自我安慰的是，目前还没有一部中国环境史专门教材出版，这个集子或许能给选修中国环境史课程的学生们提供一个方便批评的对象。出于这种考虑，编入本集的文章，在“学理求索”、“专题探讨”和“学术评述”三个分类标题下，大体按照发表年份排列。已经发表的文章，除发现常识性错误、文句明显不通和注释格式之外基本不做改动。从自私角度说，这是为了保留一段个人求学的真实历史;从教学方面说，兴许更有利于同学们以我为戒，不再重复本人曾经走过的弯路和曾经犯过的错误。

2011年8月于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