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叙述历史》序

《环境史: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叙述历史》序

环境史研究“异军突起”，是千年之交史学发展的一件大事。作为历史学门类下一种新学术，环境史研究迅速兴起的大背景，首先是20世纪中叶以来日益加剧的全球环境生态危机。因此，它从一开始就是基于强烈的现实关怀，而非仅为学术而学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科学技术、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迅速推进，在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追求中，人类文明以空前的速率全面提升。然而与此同时，森林破坏、土地荒漠化、物种锐减、环境污染、气候恶化……众多环境生态问题不断暴露，不断隳坏我们的家园，造成愈来愈频繁而且剧烈的灾难;工业文明高度依赖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煤、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都对人类安全和经济持续发展构成了日益严峻的挑战。1962年，现代环境保护主义思想先驱蕾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痛陈大量使用DDT等杀虫剂所造成的“失乐园”之殇，对滥用现代科技的恶果提出了严重警告;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题为《增长的极限》的著名报告，以科学方法全面论述工业—资本主义主导的“传统发展模式”之不可持续性和经济增长存在极限。此后，绿色、环保运动风起云涌，迅速席卷全球，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国际关系和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为了给濒临坍塌的文明大厦寻找医治解救的良方，人类第一次全面反省自己环境思想和行为，思想学术界更是对以往藐视自然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疯狂掠夺资源以追逐市场利润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科技工具之滥用和迷信展开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形成了空前广阔而强劲的绿色、环保思想浪潮。

在这个巨大浪潮中，历史学家自然无法置身事外和沉默不语。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人类现实难题和未来命运的深层关切，表现出积极的社会服务精神。就在罗马俱乐部的科学家们进行他们卓越研究的同时，一位名叫纳什的美国历史教授于1970年首度开设了环境史课程，随后又发表文章正式提出“环境史”的概念^[1]，成为这个新史学领域在西方的肇端。

近四十年来，环境史研究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迅速，如今已然独立成“学”，大批学者介入这一研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学者不仅研究本国、本地区的环境史，而且关注亚洲、非洲和南美的环境史^[2]，甚至探讨极地、海洋环境史，相关研究日益具有全球视野，成果蔚为大观。其中有多位学者致力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出版了多部论著;许多著名大学设立了专门机构，开设了专业课程并培养研究生;不少国家还成立了环境史学会，编辑出版了专门期刊。近十年来的一系列重要国际学术会议证明:环境史研究快速进入了国际历史科学主流。在2000年奥斯陆召开的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环境史的新进展”首次被列为一个分组讨论议题。到了2005年的悉尼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历史上的人和自然”(Humankind and Nature in History)则成为会议的第一个主题，与会学者专门讨论了“生态史:新理论和新方法”(Eco-history: New Theories and Approaches)、“自然灾害及其应对”(Natural Disasters and How They have been DealtWith)和“自然科学、历史和人类图像”(Natural Sci-ences，History and the Image of Humankind)等三个方面重要的问题^[3]。基于环境史在全球迅速发展的形势，第一次世界环境史学大会(1st World Congres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WCEH 2009)亦于2009年8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4]，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560位学者，以“地方生计与全球挑战:理解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为主题，开展了广泛的探讨和交流。

中国学人开始关注和探讨环境历史问题，同样缘于全社会对日益严峻的环境资源形势的普遍忧虑与关切。在他们的课题立项申请、研究报告和论著中，为当代环境保护事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与参考意见，非常自然地成为说明研究目标和意义的习惯话语。这说明:中国环境史研究同样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积极的社会服务意识。

客观地说，中国学者明确打出“环境史”这个学术旗帜是最近十年中的事情，直到1999年，“环境史”才作为一个专门史学术语正式被介绍到我国^[5]。但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农林生物史和气象史等领域有关环境历史问题的研究早已开始，今天被视作“环境史”的不少问题甚至早在20世纪前期就陆续有成果发表，有些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例如竺可桢的气候变迁史研究、史念海的黄土高原变迁研究、侯仁之的沙漠变迁研究等。20世纪80—90年代，有不少学术期刊陆续刊载了相关专题论文，并有一批专门著作出版。其时，围绕区域开发(包括山区、平原和边地)、农牧变化与环境变迁的关系，气候、动植物种和河湖变迁等问题，相继形成了若干集中的关注点。关于历史上的环境保护思想与政策也推出了多部专著。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学者对当代环境恶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高度关切。随着国外环境史论著陆续被介绍进来，中国学者进一步拓宽了视野，开始思考如何采用这个新的学术思路开拓中国史研究的新领域，建构中国环境史学。2005年8月，来自八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位学者在南开大学聚会，讨论环境与社会的历史互动关系，建构中国环境史学科体系被正式提上了日程，从此之后，环境史学术聚会接连召开，课题立项骤增，论著成批涌现，学科建构的配套工作亦相继展开，多所高校成立了环境史研究机构、设置了研究生培养专业(方向)，课程、教材和网站建设等等亦陆续开始，环境史研究迅速成为新的学术热点^[6]。

毫无疑问，环境史研究迅速成为学术热点，除了研究者自身的努力外，还有赖于多方面的扶助和支持。这里，我要带着诚挚的敬意，特别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这就是:众家重要学术期刊对环境史的特殊关注。它们的编辑出版者，具有卓越的学术远见和强烈的责任感，没有嫌弃这一新生学术的稚嫩，而是以极大热情积极支持和精心呵护，不断划出十分珍贵的版面发表相关论文，有多家杂志甚至竞相开辟了“环境史研究”专栏，定期推出最新成果，有计划地组织专题讨论，一时间成为史学领域中的一道亮丽景观。在学界对环境史尚存疑惑、误解的情况下，他们为这个学术资历尚浅、业绩考核压力大的年轻研究群体专门搭建了考绩制度所承认的成果展示和学术交流平台，弥补了目前难以申办环境史专门刊物的缺憾，解决了相关成果发表的困难，这对于中国环境史学的兴起，特别是其研究队伍的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学术研究》正是这些成绩卓著、令人敬佩的期刊中之一员。自2006年以来，该刊先后发表了约30多篇环境史论文，在推动中国环境史研究起步方面功不可没。呈献于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这些论文的选集，它凝集了研究者和编辑者的心血与愿望，承载着世纪之交的一段学术史，记录了中国环境史蹒跚起步的足迹。蒙编者不弃，问序于我，故斗胆就拜读诸位同仁宏论后所产生的感想赘言几句，以期抛砖引玉。

首先，中国环境史研究进一步发展需进行更有系统的学术设计。本书题为《环境史: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叙述历史》，标明了环境史的学术归属和性质:它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是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方式和角度，重点是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恰当地凝练了此前学人关于环境史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和主题目标的讨论成果。编者将所收录的论文分别划入“环境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环境史视阈下的中华文明”和“环境史视阈下的世界历史”三个标题之下，看似笼统、拘谨，其实很恰当，既与本书内容相符，亦与目前研究状况相符，今后研究工作仍不外乎这三大板块。只是，我们尚需进一步加强环境史的学理探讨，以便进行更加合理、更加系统化的学术设计。

由于环境史是伴随着当代绿色环保运动而兴起的，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因此自然而然地让人感觉具有“应用史学”或“公共史学”的某些性质。然而，正如美国著名环境史家沃斯特所说:“环境史是……基于道德目的而产生的，背后带有强烈的政治义务，但随着它的成熟，也成为一种学术事业，不是任何简单的或单一的道德或政治项目日程所推动的。它的基本目标已转变为加深我们对这样一些问题认识，即人类在时间过程中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自然环境，反过来如何受到了环境的影响，以及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7]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中外历史学者所理解的环境史，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变化，大家逐渐认识到:环境史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再是为解决当代环境问题提供具体对策———尽管了解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是环境史研究的题中之义，并且环境史家有时的确能够给政府和公众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它的主要责任是透过时间的纵深，系统梳理人与自然关系变化的轨迹并揭示其规律，帮助人们反省以往在认识自然和与自然交往之中所发生的偏差，更加理性、周全地应对环境问题，而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环境史的初期研究，主要考察构成“环境”的那些主要自然因素(例如气候、土地、森林、动物、水资源等等)的变迁，并且经常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在人类活动的作用下，生态环境不断退化甚至恶化。这样的结论固然具有一定根据，却很偏颇，令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合理性产生深度怀疑，对人类文明的前景产生消极悲观的情绪。如果我们超越简单的批判和责难，将人类系统和自然系统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全面的历史观察，则将清楚地看到: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有山明水秀、林草蓊郁和鸟语花香，而是同时存在着毒虫、猛兽、瘴疠……各种自然威胁;人类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曾面临这样或那样的环境困扰;当代所面临的环境生态困局并非一夜之间陡然形成的，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工业化、资本主义，而是在人与自然交往的漫长历程中“积渐所至”。如今人们感到忧心的不少环境生态问题，比如植被破坏、水土流失、荒漠化、物种减少、生物入侵、气候和地质灾害等，早在农业时代就已发生，其中有些还属于自然运动的一部分，不能都简单地归咎于人类活动。环境史研究需要透过时间的纵深，回到历史的情境，客观地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实际过程和情态。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深刻、理性地认识当代生态问题的本质，并重新认识人类的历史;只有这样，才不致陷入消极的历史宿命论，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去调整人类行为，摆正人类在大自然中的位置。

如此一来，环境史研究就不能始终局限于考察构成“环境”的那些自然因素的变迁，仅仅针对气候、土地、森林、动物、水资源等等结构性要素设计几组问题作专题性探讨，而是要从历史观念到操作技术都进行一套系统的设计，构建出比较完整的学理架构、思想方法乃至概念术语。应当说，在这方面，西方学者早于我们开展工作。像美国学者沃斯特(Donald Worster)、休斯(J．Donald Hughes)等人，不仅身体力行地做了精彩的实证研究，而且不断求索环境史的理论方法，对环境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方法和目标做了不少理论阐述。相比而言，我们的探讨则相当薄弱。正如本书所反映的，近年来，有一批从事外国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积极介绍国外成果，增进我们对境外相关研究的了解，为建构中国环境史学提供了“他山之石”。不过，西方学者的思想理论，乃是基于其自身的学术传统和环境现实，我们应当学习却不能完全照搬。学人需要根据本国实际和史学传统，提出“中国的”环境史命题，创建“中国的”理论方法体系，以便更好地向世界提供“中国的”环境历史经验。总之，中国环境史学进一步发展，需进行更加系统的学理探索和学术设计，因为拥有比较成熟的理论、方法和概念体系，乃是环境史研究成为一门独立学术的必要条件之一。

其次，研究中国环境史，既需充分继承前人成果，亦需努力摆脱前人窠臼，别开生面，自成体系。如前所言，虽然中国环境史研究起步较晚，但农林生物史、历史地理学等领域的学者早已做了大量相关探索，成果非常丰富。我们今天所开展的许多课题，包括本书第二部分所涉及的那些论题，其实早就开始讨论。当我们怀着新的学术企图，树起了环境史这面旗帜，就必须在充分学习、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分梳环境史与不同学科相关研究之异同，努力转换视角，开拓新思路和新论题，更新论证方法和表述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显出环境史的专业性和特殊价值，而避免造成“头上安头，床上架床”的误解。个人认为:今后研究，一方面需要增强生命意识，树立生态系统观念、关注生态历史过程和强化生态关系分析;另一方面尚需大力开拓新的课题，特别是加强环境与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有机结合，积极切入传统史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同时大力开展海洋、工业、城市和近现代环境史研究。(https://www.daowen.com)

尽管目前中国环境史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还存在着诸多困难和迷惑，但我们对它的前景持有非常乐观的态度，因为在中国开展这一研究具有不少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幅员辽阔，环境复杂多样，不同区域差异显著，演变过程各不相同，呈现出繁复众多的生态历史面貌，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与之相比;中国民族众多，文化多元一体，既具统一性又具多样性，不同民族和地区在利用资源、适应环境方面形成了多种模式和传统，地域差异和时代差异错杂交叠，拥有众多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生动历史样例;中华文明历史绵长，拥有数千年不曾中断的文献记录和越来越丰富的考古资料，相关历史信息资源贮量巨大，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望其项背;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的历史阶段，在发展与保护之间存在着极其尖锐的矛盾，问题之复杂恐亦超过所有其他国家，不仅直接关乎本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而且影响整个世界，这是发展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强大动力。在这个新兴史学领域，中国学者有条件、有能力与西方平等对话，乃至走在世界前列。

再次，树立全球史观，从全球文明历史的大视野中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是生态进化和社会进化的共同结果，从最广泛的生态学意义上说，它是地球生态系统的衍生物。世界各地的生态环境千差万别，不同国家、民族针对各自环境形成了不同的适应模式和文化传统，这是人类文明多元发展的主要基础。但是，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之演变皆具有毋庸置疑的整体性和共同性。诚然，作为世界东方的一个特殊地理单元，中国东南有海洋限隔，西北有高山大漠阻挡，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自成一统，古老华夏文明因而独立演进和绵延发展。然而中国自然—经济—社会系统从来并非完全封闭和与外隔绝，即便是在人迹杳渺、人类活动微弱的远古时代，因大气环流、动物迁徙等等自然运动，中国与周边乃至更广泛的区域，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生态联系。文明诞生以后，人类远程活动交往不断频繁，不同区域之间的生态联系不断密切，大航海时代，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更不断融成了一体。在一系列重大历史脉动中，不同区域、民族始终彼此互动、互相影响，其背后则伴随着一系列生态变迁:或是重大社会变动的推手———如气候变迁影响游牧民族活动，引发农耕—游牧两大世界规模宏大的冲突，从而显著改变亚欧大陆的历史进程，或是人类活动的后果———如迁徙、贸易、战争、外交、宗教等等人类活动，促进动植物种交流、细菌病毒传播和资源利用方式与技术的传播，并造成了生态环境的连锁响应。明代以后美洲作物的传播推广对中国人口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即是一个明显实例。最近百余年来，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环境风险亦日益走向一体化，许多环境生态问题不再专属某个地区、国家和民族，地球上的每个角落都是息息相关，中国环境历史变化更加无法摆脱外部世界的影响。

因此，中国学者开展环境史研究，固应立足于本国，亦需放开视野，研究了解世界。只有从文明与自然协同演化的全球过程中，从多元文明—环境关系模式及其演化过程的联系与对比中，才能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准确地揭示中国环境历史的特殊性。这需要朝着两个方向大力开拓:一是将中国环境史放到全球文明史进程中加以思考;二是加强外国环境史研究，为认识本国环境史问题提供外部参照。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中国学人除了积极译介海外环境史理论方法之外，正在逐步开展对外国环境史的研究，已经推出了不少高水平成果，相信今后还将不断有更多优秀论著问世。

编者将中外环境史研究成果汇入同一论集，固然是基于刊载文章的实际情况，但显然亦包含了引导中外环境史比较、会通研究之意图，这是非常值得赞赏的，本书亦因此成为中国大陆所出版的第一部中外并重的环境史学论集。

【注释】

[1]R．Nash，“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New Teaching Frontier”，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41，no．3(Aug．1972)，p．363．

[2]具体情形，可参阅:J．R．MCNEILL，Observation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Theme Issue 42(December 2003)，5～43．

[3]关于这次会议的详细报道，可参见姜芃等:《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纪实》，《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王晴佳:《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研究新潮》，《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4]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可参阅《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所刊发的系列评述，王利华:《全球学术版图上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之后的几点思考》(已收入本书)、梅雪芹、毛达:《应对“地方生计和全球挑战”的学术盛会———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记述与展望》、包茂红:《国际环境史研究的新动向———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俯瞰》。

[5]曾华璧:《论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迷思:以美国的论著为例之探讨》，《台大历史学报》第23期(1999)。

[6]《光明日报》理论部、《学术月刊》编辑部联合发布“2006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评选结果，列有“环境史研究异军突起”;2007年的十大学术热点中又列有“对‘生态文明’的多元解读”，包括环境史的相关研究。

[7]Donald Worster，The Ends of the Earth，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