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秦汉隶书

第三章　秦汉隶书

第一节　隶书简介

隶书是相对于篆书而言的，隶书之名源于东汉。隶书是由篆书渐次演变而来，据说是秦人程邈所创。隶书又分“秦隶”与“汉隶”。“秦隶”结体浑圆，相近与篆文，多用方笔，又称之为“古隶”。“汉隶”世人又称为“八分”体，变圆曲为方直，结体宽扁，逆笔突进，波磔呈露，此种字体在汉代演变完成，故称为“汉隶”。

秦、西汉至东汉初的这段时期，为“古隶”通用时期，传世碑刻文字有秦量、秦权、汉代陶陵鼎盖铭、鲁灵光殿走刻、五凤二年刻、莱子侯刻、祀二公山碑、开通褒斜道刻等。1975年12月在湖北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震惊了考古学界和书法界。它的出土，使现代书法家们大开眼界，亦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真正秦隶的资料。秦隶在结体上有自己特殊的时代特征，既有后世隶书的特征，又包含了篆书的特点。古人说“篆之捷隶也”，这是很有道理的。从“快”这一意义上说，秦简为毛笔墨书，只有毛笔的运用、篆书的快写，才真正把中国书法向隶书的方向推进。

两汉时期是我国文字发展史上关键的时期，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东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完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是隶书。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其不但笔法日臻纯熟，而且书体也风格多样。刘勰《文心雕龙·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因此，到了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从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可以再现当时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另外，行书、真书也已萌芽。此时期，随着书体的不断成熟和种类的不断增多，使我国的书法艺术呈现了多样的风貌，同时也为以后晋代行草和狂草的出现和流行开辟了道路。

后汉200多年间，所有碑碣多采用的是“八分”字体。这一段时期是“八分”体的全盛时期。传世的拓本约有100余种，东汉年间的碑碣主要有石门颂、乙瑛、礼器、孔宙、华山、史晨、西狭颂、熹平石经、韩仁、尹宙、曹全、张迁诸碑。这些碑的字体，有纵长茂密者，有宽平疏落者，有朴茂雄万者，有骏爽疏宕者，有高浑凝整者，有华艳秀丽者，有丰厚温润者，无不各极其态，琳琅满目，蔚为大观。但如仅就“八分”规矩来说，应以乙瑛、史晨、曹全诸碑较为严谨，西狭、张迁、石门颂为隶中的篆、楷、行三体代表作。以上诸碑，皆为世人所喜爱、临习。

第二节　隶书的特点

隶书的出现是我国文字发展史上又一次大的改革，也是我国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使我国的书法艺术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为楷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到东汉时，撇、捺等点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具有书法艺术美。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

相传隶书为秦末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画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画，更便于书写。在秦代，隶人不是囚犯，而指胥吏，即掌管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被叫作佐书。隶书在汉朝最为盛行，成为主要书体。初创时期的秦隶，仍留有许多篆意，后不断发展加工、改变，打破周秦以来的书写传统，逐步奠定了楷书的基础。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统一下，使汉代隶书逐步发展定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书体。

隶书的主要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隶书是小篆的省易写法，正如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所说：“隶书者，篆之捷也。”隶书的捷是改篆书圆转的笔画为方折，变弧线为直线，并截断了篆书的笔画，行笔中有停顿和换笔。这些原因造成了隶书方正的体势，为方块形的汉字奠定了基础。隶书还由于点画俯仰呼应的产生和波势挑法的确立，产生出了一波三折、蚕头雁尾的横和分张外拓的撇捺，成为隶书最有特征的笔画。隶书由篆书的纵势逐渐转向横势，形成了中宫紧密、重心偏低、字形宽扁的特点。在隶书对篆书的简化过程中，发生了很多讹变，造成隶书一个字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写法，这种现象称为异构。从书法的角度来看，异构丰富了字形的变化。在汉字形体的演变过程中，隶书既有篆隶嬗变的痕迹，也受到了汉代草书的影响，还出现了楷书的萌芽，所以在结体和用笔上篆韵、草情、楷法都有。

汉碑隶书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字最初经过书丹时是用笔写出，然后再由石工镌刻。即使是技艺十分精湛的石工，也不可能将原来的笔意完全表现出来。所以汉碑隶书的点画都往往有含蓄凝重之感，不像墨迹上的字笔画那样纤巧，笔锋的使转不如墨迹上的那样清晰。汉碑由于年代久远，因剥蚀而产生的特殊效果，形成了汉碑隶书独有的韵味。可是作为学习汉碑的人，还是应当透过刀锋见笔锋，探求其内在的运笔技巧和艺术风格。

第三节　“飞白书”之祖——蔡邕

一、蔡邕小传

蔡邕（公元132－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末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不但是有名的书法家，而且还是著名的琴家。同时又兼通诗词文章、数学、天文。

蔡邕最初为司徒桥玄属下的一个小官，出补平河长。东汉灵帝时，召任郎中，校书于东汉国家图书馆——东观，升迁为议郎。后因弹劾宦官，遭诬陷，流放朔方。遇赦后，不敢归里，亡命江湖十余年。献帝时，董卓专权，强令邕入都为侍御史，拜左中郎将。迁都长安后，封高阳乡侯。董卓遭诛后，他亦被捕，死于狱中。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蔡中郎”。

蔡邕年少时从师于太傅胡广，自幼博学多识。精通经史，喜好数术、天文，妙操音律，擅鼓琴、绘画，擅长辞章，精工篆隶，尤以隶书著称，有“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古今”之誉（唐张怀瓘《书断》）。南朝梁武帝亦称其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古今书人优劣评》）。

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等正定儒家经本六经文字。蔡邕认为这些经籍中，由于俗儒穿凿附会，文字误谬甚多，为了不贻误后学，而奏请正定这些经文。诏允后，蔡邕亲自书丹于碑，命工匠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共有碑46块，这些碑称《鸿都石经》，亦称《熹平石经》。

太学旧址在今洛阳市，碑立于太学门前。据说石经立后，每天观看及摹写人坐的车有1000多辆。

相传蔡邕又曾于鸿都门，见工匠用扫白粉的帚在墙上写字，受到启发，从而创立了“飞白书”。这种书体，笔画中丝丝露白，似用枯笔写成，为一种独特的书体，唐张怀瓘《书断》评论蔡邕飞白书时说：“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蔡邕不仅是东汉的大书法家，而且是汉代书法理论的集大成者，传世书论有《篆势》《笔赋》《笔论》《九势》等。尤其是《笔论》和《九势》，在中国书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笔论》开篇就提出“书者，散也”的著名论断，论述了书法抒发情怀的艺术本质，以及书家创作时应有的精神状态。随后则论及书法作品应取法、表现大自然中各种生动、美好的物象，强调书法艺术应讲求形象美。《九势》首先提出了“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的重要思想，揭示了书法美的哲学根据，阐发了汉字结构本身所蕴含的美感因素。接着，他又阐述了八种运笔规则，要求通过运笔来表现生动有力的笔势，故亦有题作《九势八字诀》的。蔡氏的这些重要思想和观点，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为中国书法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蔡邕因负盛名，所以后世把一些碑刻和论著附合成蔡邕名义的伪作也不少。据说其真迹在唐时已经罕见。

二、书家故事——蔡邕创飞白

东汉的蔡邕是有名的才子，他不但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一名出色的书法家，相传“飞白书”就是他独创的。什么叫“飞白书”呢？看完这个故事相信大家就知道了。

蔡邕不像一些读书人喜欢将自己关在屋子里潜心苦思、足不出户地写文章，他非常喜欢出门旅行，为的是捕捉灵感，丰富阅历。这一天，他把写好的文章送到皇家藏书的鸿都门去。那儿的人架子挺大，谁来了都得在门外等上一阵。蔡邕正在等候接见的时候，见有几个工匠正用扫帚蘸着石灰水在刷墙。他就站在一边看了起来。

一开始，他不过是为了消磨一下时光。可看着看着，他就看出点“门道儿”来了。只见工匠一扫帚下去，墙上出现了一道白印。由于扫帚苗比较稀，蘸不了多少石灰水，墙面又不太光滑，所以一扫帚下去，白道里仍有些地方露出墙皮来。蔡邕一看，眼前不由一亮。他想，以往写字用笔蘸足了墨汁，一笔下去，笔道全是黑的。要是像工匠刷墙一样，让黑笔道里露出些帛或纸来，那不是更加生动自然吗？想到这儿，他一下来了兴趣，交上文章，马上奔回家去。

蔡邕回到家里，顾不上休息，准备好笔墨纸砚。想着工匠刷墙时的情景，提笔就开始写。谁知当时想着很容易，实际写起来就犯难了，怎么也写不出想象的那种感觉来。一开始不是露不出纸来，就是露出来的部分太生硬了。但是但凡有些成就的人都会有一种执著劲。蔡邕就是这样，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最后，终于在蘸墨多少、用力大小和行笔速度各方面，掌握好了分寸，写出了黑色中隐隐露白的笔道，使字变得飘逸飞动，别有韵味。

蔡邕独创的这种写法，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并很快就推广开来，并成为“飞白书”。直到今天，还被书法家们所应用。

第四节　秦汉隶书作品欣赏

一、秦古隶

二、云梦睡虎地秦简

在纸张发明以前，中国古代书写材料除少数纺织品外，主要是简牍，一般为竹、木片。1975年发掘出土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成书于战国晚期至秦统一初期。从简中可以看出其脱胎于秦篆，形体中仍保存有大量的母体痕迹，篆隶混杂，秦隶在破坏、肢解秦篆的书写方式中，攲斜相依，肥瘦相间，节奏鲜明平稳，笔画饱满生动，气势连贯，形成质朴而秀朗的书风，尽管仍留有大量的篆书圆笔中锋的笔法。汉代隶书中的掠笔、波挑、不同形态点的笔法等在简中都已出现，部分简上还有明显的连笔意识。与石刻文字相比，此简更直接体现了毛笔运动的丰富性。《云梦睡虎地秦简》是研究隶书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资料。

三、鲁孝王刻石

鲁孝王刻石又名《五凤二年刻石》。共13字，曰：“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公元前56年刻，纵38．4厘米，横73．6厘米。存于山东曲阜孔庙。此石于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重修曲阜孔庙时，得自鲁灵光殿基西南30步之太子钓鱼池。灵光殿建于汉景帝之子鲁共王刘余之世。

《鲁孝王刻石》为现存最早的西汉刻石之一。此石自明清以来迭经著录。西汉前期（武帝以前）的隶书，承袭秦隶，篆隶夹杂。由《鲁孝王刻石》可以看出，其结体尚不够方整，无明显波势，用笔圆转且篆意较浓，其“年”字长脚与出土的这一时期的汉简（如《流沙坠简》）同趣。明赵崡《石墨镌华》云：“西汉石刻传者极少，此字简质古朴。”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谓其“浑沦朴古，隶法之未雕凿者也。”清方朔《枕经金石跋》云：“字凡十三，无一字不浑成高古，以视东汉诸碑，有如登泰岱而观傲崃诸峰，直足俯视睥睨也。”

此刻石拓本传世者以明拓较多，字口虽残泐，但尚完整。清初拓字渐细瘦，但无裂痕。近拓多裂纹，字也不太好辨认。

四、居延汉简

【释文】　华商尉史周育当为君牛不相当杀廿予恩己决恩不

在居延汉简纪年简中，最早者是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者是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额济纳旗文物所现尚存一枚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太康四年七月”纪年简。

居延汉简书写时间跨度达270多年，内容极其丰富，对研究汉代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法律、民族、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状况等，发挥着补史、证史和史书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五、夏阳扶荔宫砖文

1960年在陕西省韩城县西汉扶荔宫出土，距司马迁墓很近，砖上文字为“夏阳扶荔宫合壁与天地无极”。夏阳为韩城古名，扶荔宫是汉武帝的避暑名宫之一。此砖据考是宫内遗物。

六、武威王杖诏令册

此册约成于西汉成帝时期。它提供了汉代王杖诏书的格式，显示了诏书书体的特点。其字形普遍方正整饬，结体宽博，有官方文书矜持的风度。

七、马王堆帛书

《马王堆帛书》为西汉人墨迹。马王堆帛书非一人一时所书，风格各异，有的秀美婉约，字体和成熟的汉隶相近，大约属晚期作品；有的古拙老辣，字体篆意浓厚，行距较清晰，字或大或小，平正或攲斜，呈现一种洒脱自如的意趣。由此可见汉隶从篆向隶演变轨迹。

八、子游残碑

《子游残碑》刻于汉元初二年（公元115年）六月，隶书。碑断为二，此为下截“允字子游”残石，存78字。

《子游残碑》为著名的“安阳残石四种”之一，于清嘉庆三年（1798年）四月出土于安阳丰乐镇之西门豹祠旁，旋移至孔庙，后复移置洛阳存古阁，今藏安阳文化馆。民国二年（1913年）于安阳又出土此碑之上截，即“贤良方正”残石，今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

此碑是东汉早期隶书精品，为汉隶体系中境界较高的作品，结字方扁茂密，用笔圆劲浑厚，布局则疏朗有致。康有为评其书：“有浑厚之形而气态浓深，笔颇而骏，殆《张黑女碑》所从出也。”认为此碑开《张黑女墓志》和六朝石刻的先河。

九、石门颂

《石门颂》是东汉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汉中太守王升撰文，为顺帝初年的司隶校尉杨孟所写的一篇颂词。全称《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刻在陕西褒城褒斜道南端石门隧道西壁之上，通高261厘米，宽205厘米。书体为汉隶，刻书22行，满行31字。1967年因在石门所在地修建大型水库，乃将此摩崖从崖壁上凿出，1971年迁至汉中市博物馆，保存至今。

《石门颂》摩崖是我国著名汉刻之一，它与洛阳《郙阁颂》、甘肃成县《西狭颂》并称为“汉三颂”，全文共655字，全面、详细地记述了东汉顺帝时期司隶校尉杨孟文上疏请求修褒斜道及修通褒斜道的经过。

此摩崖书法古拙自然，富于变化。每笔起处以毫端逆锋，含蓄蕴藉；中间运行遒缓，肃穆敦厚；收笔复以回锋，圆劲流畅。通篇字势挥洒自如，奇趣逸宕，素有“隶中草书”之称。杨守敬《平碑记》说：“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

《石门颂》是东汉隶书的极品，又是摩崖石刻的代表作。它对后来的书法艺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人们称之为国之瑰宝。清代张祖翼评说：“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海》封面“辞海”二字，就取自于《石门颂》。

十、乙瑛碑

《乙瑛碑》全称为《汉鲁相乙瑛置孔庙百石卒史碑》，刻于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六月，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东庑。此碑工整匀适，组织严密，笔法极有法度，粗细统一，间架结构皆十分注意，全幅秀逸清丽，尤其雁尾的姿态非常优美，是汉隶趋于规范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翁方纲称其：“骨肉匀适，情交流畅。”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评：“朴翔健出，开后来隽刻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

十一、礼器碑

礼器碑字体为汉代隶书。全称为《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故又名《韩敕碑》，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刻，在曲阜孔庙，此碑字体工整方纵，大小匀称，左规右矩，法度森严。用笔瘦劲刚健，轻重富于变化，捺脚特别粗壮，尖挑出锋十分清晰，是汉隶中典型的厚重，雁尾极为精彩。书势气韵沉静肃穆，典雅秀丽。翁方纲夸其为“汉隶中第一”。此碑对以后唐代楷法的形成影响很大。

十二、华山碑

《华山碑》全称《西岳华山庙碑》，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四月刻，此碑与《礼器碑》一样被誉为汉隶中典范，结字堂堂正正，字、行距齐整，波磔秀美。清代朱彝尊评此碑说：“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唯延熹《华山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金石文字跋尾》）。刘熙载也说：“汉碑萧散如韩敕、孔宙，严密如衡方、张迁，皆隶之盛也，若华山庙碑，磅礴郁积，流漓顿挫，意味尤不可穷极。”（《艺概》）

十三、孔宙碑

《孔宙碑》全称《汉泰山都尉孔宙碑》。汉延熹七年（公元164年）立，隶书，15行，满行28字，存山东曲阜孔庙。额篆书（阳文）“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2行10字。碑阴额篆书（阳文）“门生故吏名”五字，下隶书题名三列。

碑主人孔宙，字季将，孔融之父，孔彪之兄，孔子第十九代孙。历官郎中、都昌长、元城令、泰山都尉，卒于延熹六年正月，年六十有一。死后，门生故吏勒铭颂其德。该碑自欧阳修《集古录》收载之后，代有著录，对后世影响较大。其书风属方整秀润一路，与《史晨》《乙瑛》《华山碑》诸碑相近。结字中宫绵密，左右开张，横画甚长，波磔分明，用笔圆转遒丽，有篆书意味。碑阴字尤方正蕴藉，与碑阳之字非出一人之手。明清以来，金石书家多称誉之。明郭宗昌《金石史》谓：“其书尚存分法，且结体古逸，殊不易造。……汉碑阴字多潦倒，此独超逸古雅，非魏人所及。”清初朱彝尊云：“《孔宙碑》属流丽一派，书法纵逸飞动，神趣高妙。”（《曝光亭集》）翁方纲谓：“碑与碑阴书出二手者，独是碑耳。然皆汉隶之员醇美者。”（《两汉金石记》）万经谓：“规矩整齐，一笔不苟，而姿态却自横溢。有《卒史》（《史晨》）之雄健而去其板滞，化《韩敕》（《礼器》）之方辐而有其清真。”（《汉魏碑考》）郭尚先称其“结体宽博而绵密，是贞观诸大家所祖。褚中令（遂良）勒笔皆长，亦滥觞于是。”还说：“近人每以《豫州从事碑》（《尹宙》）与此并称‘二宙’，实则《尹宙碑》不及远甚。其结体运笔已开《受禅》《大飨》二石意矣。”（《芳坚馆题跋》）杨守敬跋其碑云：“波磔并出，八分正宗；无一字不飞动，仍无一字不规矩。视《杨孟文颂》之开阖动宕、不拘于格者，又不同矣。然皆各极其妙，未易轩轾也。”

十四、鲜于璜碑

《鲜于璜碑》全称为《汉故雁门太守鲜于璜碑》，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刻。此碑结字宽扁丰厚，整齐划一，用笔瘦硬有力，骨肉雄浑，棱角之处方笔森挺，可谓斩钉截铁，已开北魏切笔之先河，但不失秀俊。整幅气势浑穆刚劲，有茂密丰伟之感，近《张迁碑》，是汉隶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十五、史晨碑

《史晨碑》碑体两面刻字，又名《史晨前后碑》，前碑全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后碑全称《史晨飨孔庙碑》。灵帝二年（公元169年）立，今在山东曲阜孔庙。书法工整，造型丰美多姿，波挑神采飞逸，章法疏密匀适，结构谨严而气韵灵动，蕴藉跌宕，笔法笔意二者俱全。清代万经在《分隶偶存》中评论说：“修饬紧密，矩度森严，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在卒吏（《乙瑛碑》）、韩敕（《礼器碑》）之右。”杨守敬《平碑记》也说：“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

十六、衡方碑

《衡方碑》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九月立，原在山东汶上县，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汶水泛决，碑陷，后邑人重立，今在山东泰安岱庙。此碑字体方拙朴实，以拙取胜，间架稳实厚重，如虎卧阕下。笔画端正粗壮，笔笔如磐石，折角棱条分明，有严峻之态。章法行密字满，于平正之中存攲斜之变。翁方纲说：“是碑书体宽绰而阔，密处不甚留隙地，似开后来颜鲁公正书之渐。”（《两汉金石记》）杨守敬《平碑记》也说：“此碑古健丰腴，北齐人书多从此出，当不在《华山碑》之下。”清代著名书法家伊秉绶隶书即源于此。

十七、西狭颂

《西狭颂》摩崖刻石，位于甘肃省成县县城西南约15公里处天井山下的丰泉峡，石刻纵约300厘米，高约210厘米，由《黾池五瑞图》、《西狭颂》正文、题名共三部分组成，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因为在此刻石颂文正中之顶部竖刻有“惠安西表”四字篆额，故又名《惠安西表》。又因《黾池五瑞图》中有“黄龙”二字刻于全图及其他题字之上，乡民又将《西狭颂》俗称为《黄龙碑》。该碑刻镌于东汉灵帝建宁四年（公元171年），碑主李翕史书无传，刻石主要记述了李翕生平及屡任地方行政长官之政绩，以及其率民修通西狭古道，为民造福之德政。东汉书法家仇靖撰文。碑文末刻有书写者“仇靖”二字，开创书家落款之例。

《西狭颂》正文阴刻竖写汉隶大字共20行，共385字，每字约7厘米见方。“惠安西表”四字篆额，每字约11厘米见方。纵观全篇文字，俱清晰可辨。尤其是其通篇文字基本完好无损，均可辨认，为汉碑之上乘。清代著名学者杨守敬在《评碑记》中称此碑“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尤可宝重。”《西狭颂》结构方正，雄浑高古，行气整肃，且带篆意。清梁启超《碑帖跋》评：“雄迈而静穆，汉隶正则也。”可谓汉隶之珍品。因这里地处僻远，游人罕至，在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将近千年的时间都未能为人们所知晓。一直到北宋末年，这方刻石才被发现。北宋文学家曾巩《南丰集》中的《元丰题跋》，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对于此碑最早的文字评述。此碑在北宋末年为人们重新发现以后，随着拓本的流传，名声日隆，至清朝末年对其著录者几近40余家。《西狭颂》与《石门颂》《郙阁颂》合称《汉三颂》。但《石门颂》《郙阁颂》其碑文部分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破损。目前唯有《西狭颂》面貌依旧，像《西狭颂》这样历经近2000年而碑面不见一处裂纹的实为罕见。《西狭颂》之所以能够完好如初地保存至今，其中有此地较为偏僻、人为干扰的因素较少等原因之外，与当年碑石建造者在选址方面的良苦用心亦不无相关。《西狭颂》刻于悬崖上，碑面朝东南方向，由于碑刻雕镌于凹陷的山体崖面中，上有凸起的山石遮挡，从而使碑石避免了雨水的直接冲刷，减少了阳光的照射，整方刻石在将近2000的漫长岁月中基本未受到自然风蚀的破坏影响。

十八、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主要由蔡邕等人用隶书体写成，陈兴等人刻于64块碑石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熹平石经》与三国魏正始年间刻《正始石经》、唐文宗开成二年刻《开成石经》并称为我国古代著名的三大石经。

石经碑面无纵横界格，是一字隶书直下行文，故也称“一体石经”。每石行数、每行字数各不相同。经文自右至左，每经自为起讫，先表后里，每经的每篇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占一行。根据王国维考证，每碑一面约35行，每行75字左右，为标准的四分体隶书，每10字约合“建初尺”一尺许。

这部石经刻成后不久，董卓毁洛阳宫庙，太学荒废，石经屡遭破坏，原碑已不复存在。后又几次迁徙，至唐贞观初，几乎毁坏殆尽。自宋代以来时有石经残石出土，后世陆续在河南洛阳、陕西西安两地发现一些零碎残石。这些极为珍贵的残石除收藏于西安碑林、上海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台湾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外，有的已流到国外。另外，日本中村不折氏书道博物馆亦收藏残石数块。

熹平石经有精严端庄的庙堂气象，出自名家，在历史上影响较大，但受限于校正经文和规范文字的实用目的，未能在艺术性上作更多的追求。字形多方正，笔画粗细、间架疏密、部首比例及字形大小，均布置匀称，中规中矩，一丝不苟，故失去不少天然情趣，少含蕴的天然书风。

原石久佚，传世所谓旧拓者皆宋、明重刻本。自宋洪适在《隶释》中著录石经拓本以来，历代有人传拓收集石经残字以校勘经文、研究文字书法之用。可考者如宋代胡宗愈之成都西楼本、洪适之会稽蓬莱阁本、石熙明之越州本，明代靖江王府本，清代如皋姜任修本、海盐张燕昌石鼓亭本、陕西申兆定关中碑林本等。

十九、尹宙碑

东汉熹平六年（公元177年）四月立。此碑书法笔法圆健，与楷相近。古代书家给予较高的评价，“无一字不生动，无一字不规矩”。《尹宙碑》是汉隶高峰期的碑刻之一。

二十、白石神君碑

《白石神君碑》刻于东汉年间，阴文篆额题《白石神君碑》。有碑阴题名。碑原在河北元氏县西北三十里封龙山下之苏庄白石神君庙，后移至县学。《金石萃编》载：“碑高五尺四寸半，宽三尺三寸，字共16行，满行35字。碑阴3列，上列在额后4行，中列12行，下列11行。”

此碑结法方正，字形稍长，用笔清劲，波磔明显，属于谨严整饬一路。对此碑是否为汉人所书，历来有争议，对其书法的评价也不尽同。宋洪适《隶释》云：“汉人分隶，固有不工者，或拙或怪，皆有古意。此碑虽布置整齐，略无纤毫汉字气骨，全与魏晋间碑相若。虽有光和纪年，或后人用旧文再刻者。”清翁方纲认为：“是碑书法专主于方整，在汉隶中为最洁齐者。然风骨遒劲，似尤在《校官碑》隶法之上，不得以其近似六朝、唐人而概疑之。”万经《分隶偶存》以碑末有慕容前燕元玺三年（公元354年）题记，也认为“元玺去光和百七十余年，中间未必重刻。若元玺以后人，又必不肯并题名字摹之也。”郭尚先《芳坚馆题跋》说：“《白石神君碑》有疑为汉碑而后人重勒者，然观程疵书，清劲简远，则此碑断非晋人所为。汉人书原非一体可尽，即此碑结法，要自谨严也。”杨守敬跋云：“……余按此碑在汉隶中诚为最下者，然亦安知非魏晋滥觞？”

二十一、张迁碑

《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东汉碑刻。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立，在今山东东平县。字体严密方整而多变化，于朴厚中见劲媚。用笔以方笔为主，方劲沉着、力气雄健。碑阴的题名，书法更是流畅自然，为书家所称道。

二十二、朝侯小子残石

《朝侯小子残石》出土于陕西长安县。出土时间一说为1911年，也有说1981年。先后归闫甘园、周进收藏，今藏故宫博物院。《朝侯小子残石》碑阳存14行，行15字，碑阴漫漶存10字。残石首行有“朝侯之小子”等字，故得名。残石年月无存，曾有人定为西汉刻石，但观其书法，是成熟的隶书风格，应是东汉时期的作品，字体秀美飘逸。笔法劲健。秦文锦评谕此残石说：“书体在《孔宙》《史晨》之间，逊其浑厚而劲利过之，亦妙刻也”。在现存为数很多的汉代残石之中，《朝侯小子残石》的书法属于“上品”。

二十三、《韩仁铭》碑额

东汉隶书碑刻。石碑篆额题《汉循吏故闻熹长韩仁铭》。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立于荥阳。金正大五年（1228年），被荥阳县令李天翼发现，清康熙年间一度失所，后重新发现，移置荥阳县署。碑石已断，只存上截，《金石萃编》载：“石高六尺九寸，宽三尺八寸，字凡八行，每行存字十九。”书法“优绰郁拔，端然如铜斛玉律，不可亵视”。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称此碑篆额：“十字长短随势为之，王虚舟谓不规规就方整，故行间茂密是也。此与《张迁碑》额皆汉篆之最得势者。”传世拓本以“为窂君谓京”等字未损者为旧。德古斋有砖摹本，易辨。

二十四、刘君残碑

二十五、阳泉使者舍熏炉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