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 中国古代玻璃制造技术的产生及成分配方
8.2 古代玻璃中西交流的史料
西方玻璃的传入是随着中西交往的开通、文化技术的交流而实现的。有史料和考古证明，中西文化交流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时间，大致可以推定在公元前11世纪，即中国商、周之交。两汉时期，“丝绸之路”已成为中原文明和中亚、西亚文明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载入世界文明史的史册。干福熹在《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49]一书中写道，“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法，中外来往的通道约有以下4条：① 北方（草原）通道；② 西北（沙漠）通道；③ 西南（佛教）通道；④ 南方（海上）通道”。这是对历史的肯定。丝绸之路当时影响两汉甚至一直到盛唐时期的文化、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另如《汉书·西域传第六十六》所述，当时出现了“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及“赂遣赠送，万里相奉”的盛景。所以，史称张骞“凿空”[50]开拓中西交通、促进中外交流，实属“前古未闻也”。
8.2.1 “丝绸之路”——中西交流的主要通道
西汉时，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即今新疆乃至中亚地区，曾被称作西域。如《汉书·西域传第六十六》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即当时与西域陆路交通主要有南、北两路。南路是从敦煌经鄯善（今新疆若羌东北）、莎车等地，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到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中部）、安息（波斯，今伊朗），再往西，达条支（今波斯湾）、大秦（即罗马帝国，今地中海东部一带）等。北路是从敦煌经车师前王庭（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越葱岭，到大宛（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中游地区），再往西南，经安息，而西达大秦。
史载，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都城的市场上，见到了大月氏的毛毡、大秦国的海西布、安息国的五色罽（罽即古代一种毛织品），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市场上竟有汉代四川的邛竹杖和蜀布。这些都是由大夏商人从身毒国（今印度）贩来的。由此推知，早在张骞出使西域前从蜀地就有道路可通往身毒、大夏等国。所以，张骞从南路经羌族地区东返，几经周折于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下同）。
张骞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的情况，包括他在大夏时得知的由蜀地西南取道身毒可以通往大夏一事。正如《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中所记载的，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于是建议汉武帝开通西南夷道。这就是“蜀、身毒国道”，亦被称为“西南（佛教）丝绸之路”。汉武帝时期经过11年的努力，才找到“蜀、身毒国道”的大致方向。
江玉祥[51]撰文提出：“这条古道的川滇段有两途：一是‘古牦牛道’（即汉‘零关道’‘西夷道’，唐‘清溪关道’），从成都出发，经双流、新津、邛崃、名山、雅安、荥经、汉源、越西、喜德、冕宁、西昌，到达会理县境以后，折向西南行，由黎溪的鱼鲊—拉鲊渡口过金沙江，经攀枝花市至云南大姚，最后到达大理地区。另一途，从成都出发，沿岷江而下，经彭山、乐山、犍为至宜宾，再沿秦‘五尺道’（即古楚道，汉‘南夷道’，隋唐‘石门道’‘牂牁道’）南行，经高县、筠莲，向西折入横江河谷，经豆沙关、大关、昭通、曲靖而抵昆明地区，再从昆明至大理。从大理，经缅甸，至印度的道路（即汉‘博南道’‘永昌道’，唐‘西洱、天竺道’）又有三条。”
此外还有如《汉书·地理志第八下》记载的西南入海航路：“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行船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
“黄支国”是古代一国名，约位于今印度马德拉斯西南的康普腊姆附近，或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亚齐附近。汉武帝和王莽时期，黄支国同中国有使节往来。“属黄门”为官署名，在《汉书·霍光传》中颜师古有注：“黄门之署，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
应该注意的是，“璧流离”从何而来？西汉时期，实际上对外交往不仅有陆上的“丝绸之路”，而且同时开通了南洋航路，即被称为“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远达南印度洋航线，所以，由汉朝廷“黄门署”派人，携带着黄金和各色丝绸前往“黄支国”等换取“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以供天子”。从而说明当时玻璃已作为贸易商品通过各种渠道输入中国。
这正是班固在他的《汉书》的两个部分（即“地理志”和“西域传”）中，都记述有“璧流离”及其来源地。“西域传”所记述的是出在“罽宾国”（见本章8.1.2节）；而“地理志”中却从西南入海，由“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在南印度的“黄支国”，用黄金和丝绸换取。因此可以认为，“璧流离”虽为同一物，但是在交通通道方面，则一为陆上丝绸之路，二为海上航路。可见，西方传入的玻璃主要产地还是在大秦。“师古曰：‘魏略云：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盖自然之物，彩泽光润，逾于众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销（冶）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尤虚脆不贞，实非真物”。这里“孟言青色”就是指孟康注释过“流离青色如玉”。
8.2.2 西方传入的玻璃制品和技术
从史料上看，这个时期“玻璃”来自西方的大量记载，同时，也看到有涉及玻璃的有关器物的记述。
西汉刘歆所撰《西京杂记》[52]中记载：“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玛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日”。“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达照，毛发不得藏焉”。
东汉班固在《汉武故事》[53]中也提到：“武帝好神仙，起神屋，扉悉以白琉璃作之，光明洞彻。”
关于“琉璃窗扉”的记载还有不少史料，如晋王嘉的《拾遗记》[54]、唐王棨的《琉璃窗赋》等。此外还有碗、盘、杯、盏、瓶之类琉璃器皿的记述，如西晋张隐在《文士传》中写有：“潘尼与同僚饮，主人有琉璃碗，使客赋之，尼於座立成。”文中“潘尼”当时即兴“於座立成”的《琉璃碗赋》已辑入《潘太常集》[55]中。还有，在《世说新语·纰漏第三十四》[56]中，“王敦出丑”说的是：“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王敦就把澡豆倒到水中吃起来，说是干饭，“众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唐房玄龄的《晋书·崔洪传》[57]中描述了用瑠璃锺（琉璃盅）行酒：“洪口不言货财，手不执珠玉。汝南王亮常宴公卿，以瑠璃锺行酒。酒及洪，洪不执。亮问其故。对曰：‘虑有执玉不趋之义故尔。’”这时西方传入的玻璃制品，已经成为上层人物的手中之宝器。这则“崔洪传”之例中，“洪”连珠玉都不拿，玻璃酒杯也是不肯接的，否则就有“执玉不趋之义”的顾虑了。可见，西汉以后地中海沿岸一带的玻璃制品已大量传入中国，这标志着中西文化贸易的交流有了相当的发展，并被考古发掘所证明。
从玻璃器物的输入到玻璃技术的传入，更进一步证明了当时玻璃制品的需求，同时，也反映了玻璃技术的中西交流使中国自制玻璃有了新的发展，尤其西方的玻璃吹制法的传入，使得中国玻璃器皿种类和相关的化学成分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论仙》[58]中讲到，“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 这说明，当时在中国南方的两广交趾一带已经能够运用西方传入的技术制作玻璃碗之类的器皿。到了5世纪南北朝时，从波斯来了玻璃制造工匠，引进了玻璃吹制技术。北齐魏收所编撰的《魏书·西域》[59]中记载：“大月氏国，……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这段记述肯定了在“世祖时”，大月氏国工匠来京都制造玻璃，当然其技术是由西方带来的，玻璃制品的品质“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对于“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的理解，应该认为由于引进了西方的玻璃技术，尤其引进了吹制技术后，玻璃制品已向人们生活的实用方面发展，而不只是汉时或汉前仅作为装饰品，所以珍贵程度确实逐步下降，也就是说自制的玻璃器皿如碗、瓶、盘、杯等，应该比作装饰的“珠宝”要贱，而且也比西方进口的玻璃制品便宜多了。
1世纪东汉初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一直到了唐中期的800年间，大量佛教经籍传入并译成汉文。这些佛教经籍中出现了不少与玻璃有关的名词，如吠瑠璃、鞞瑠璃、鞞头梨等（表8.1）。所以，隋唐时期的玻璃制品有一个明显特点，即出现了与佛教有关的大量舍利玻璃瓶。
8.2.3 先秦时期中西交流的探讨
汉通西域开拓了中原与中亚、西亚的交通，已被历史所肯定。在研究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时，对于考古工作不断发掘出土的大量先秦时期的玻璃器物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对中国古代玻璃技术起源问题作深入的探究，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先秦中西交往的必要，研究古代玻璃早于西汉西北“丝绸之路”的可能。已有书籍和资料研究了这方面的问题，认为中原与中亚、西亚地区的交流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已经开始，并且逐渐具有相当的规模。
上面（8.2.1节）已提到西南（佛教）丝绸之路，有人认为可能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中国当时正处于东周及战国中期（前770—前256）。1936年考古学家在今阿富汗喀布尔以北60 km处发掘出亚历山大城（约建成于公元前4世纪）时，曾在一处城堡中发现许多中国的纺织品，其中包括丝绸织品。由于西北的“丝绸之路”尚未开通，所以，这些丝绸很可能是从成都经“西南丝绸之路”运到印巴次大陆，然后转手到中亚地区。对此亦可以推断，古代中国作为装饰品的玻璃及珠宝等，与丝绸一样，应该首先是从“西南丝绸之路”上开始进行交流的。
据《晋书·束皙传》记载，西晋初年，汲群人不准盗发了一座战国魏王的陵墓，“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这就是著名的“汲冢竹书”的出土，其中《穆天子传》一书共五篇，记述“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周穆王率官兵，驾乘八骏，从处于河洛之地的宗周出发，经由河宗，阳纡之山，西夏氏，河首，群玉山等地，一路西行来到西王母的邦国，与西王母互致交好之辞，宴饮唱和，并一同登山刻石，又继续向西北行，千里驰行，然后返回宗周，其往返行程大约三万五千里，前后经历了约两年，大致已经到达中亚吉尔吉斯斯坦的草原地区。《史记·周本纪第四》中“昭王之子满，是为穆王”，即指穆王姬满。《穆天子传》卷四：“……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庙乃里西之数曰自宗周湹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纡西至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自舂山以西至赤乌氏舂山三百里东北还至于群玉之山截舂山以北自群玉之山以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羽千有九百里口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厘一万四千里乃还东南后至于阳纡七千里归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数三万有五千里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庙”，这就是原文的记载。依此看来，周穆王西行有可能就是最早记录了中原与西域交往的历史事实。从时间上分析，周穆王起程于“庚辰”年，按干支纪年推算应为公元前941年，返回的年份为“吉日甲申”年，也就是公元前937年。有学者提出比此年代还要早的，“据记载，公元前985年，周穆王带着白圭、玄璧、绫罗绸缎等礼物，来到美丽的青海湖畔，会见了西王母……”[60]，而行程三万五千里。也有学者认为周穆王西行，最西边可能到达欧洲中部地区。岑仲勉在《中外史地考证》[61]的“《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中认为，“《穆传》西征里数，往路共分七段计之，惟返路则只分两段，……自西北大旷原还至阳纤七千里者，荒外之里数也。自阳纤还至宗周三千里也，内地之里数也”。因此可以认为“而穆王自今欧洲中原还归河套乌刺特旗北，其道里乃约略相符”。成书于西汉的《山海经·西山经》[62]中记述有“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即指天帝下界的都邑。这里所说的“昆仑之丘”，很可能就是现在的巴颜喀拉山。还有“玉山”，传说是西王母居住之地，这与周穆王“升采石之山，……使民铸以成器于黑水之上”有什么相连之处，就需要再作进一步探讨了。
8.3 中国古代玻璃制造技术的产生及成分配方
在本章8.1节从史料分析古代玻璃的名称中，已涉及古代玻璃的制造问题，亦引用了诸如《穆天子传》《论衡》等古籍，说明中国古代玻璃的制造技术是有历史记载的，而且玻璃器的形态特征多与中国古代社会的装饰、礼器及民族文化体现等有直接关系。
从尊重历史、研究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史料中关于玻璃制造技术的产生、成分及玻璃器形态特征的记述，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的历史事实。
战国时期成书的《穆天子传》卷四记载：“辛巳天子东征，有采石之山，凡好石之器于是出。升山取采石，铸以成器于黑水之上。”这段故事应该出于西周时期，描述了“取采石”而“铸以成器”的生产活动。
西汉刘安著的《淮南子·览冥训》[63]中记述：“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难以想象的是，远古时代能用五色矿石炼出与“青天”相近的材料。
以上史料提及“取采石”和“炼五色石”，一个是“铸以成器”，另一个是“以补苍天”，这样的生产活动是否可以看作与熔炼玻璃有关呢？当然，以下东汉王充所论，更能体现当时玻璃制造的事例了。
王充在《论衡·率性篇》中提到：“《禹贡》曰‘璆琳琅玕’者，此则土地所生，真玉珠也。……
“然而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
“然而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
“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
这几段论述，以唯物主义思想证明了“天道有真伪”的观点，同时也明确地记述了，当时人工制造的“材料”可以“作五色之玉”，可以“作珠”，还可以“作阳燧”。这样的“材料”做成的“五色玉”光泽晶莹，与真玉没有差别；做成的“珠”精致光亮，和真的一样；做成的“阳燧”，经过磨砺后的镜面很光亮，“仰以向日”，可以“取火于天”。
从现在的技术观点看，王充所论及的“材料”和“实物”，正是“玻璃”的仿玉器：“玻璃”的珠和“玻璃”的阳燧。王充同时还提出要取得这种“材料”的“实物”，就是通过“消炼（烁）五石（加药）”的方法来实现。这是王充主观上从唯物论角度总结了东汉以前（也即《论衡》成书前）的社会实践，论证了他的辩证思想；同时客观上记载了古代玻璃制造技术。中国在战国至汉时期，主要的玻璃制品有珠、管、环、璧、耳珰、剑饰、阳燧及各种镶嵌“玻璃”的器物等，因此王充的论述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
在现代考古发掘中，不断出土了许多先秦和西汉时期的部分玻璃器物，如战国、西汉时期的琉璃璧、耳环、耳珰、剑饰和印章等，这些似乎只有中国古代才有的器物和纹饰（云纹、谷纹、蟠螭纹、面兽纹、柿蒂纹等），体现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特征。
《淮南子·览冥训》中有“随侯之珠，和氏之璧”之说，与王充之论基本吻合。璧是中国传统的重要器物之一，也是用于“礼仪”的一种饰物。从新石器晚期至汉代的约3 000年间，用玉璧作随葬品成为当时社会的习俗。战国时期的玻璃璧，不论从形态、颜色还是纹饰都与玉璧相似，所以“比之真玉，光不殊别”了。随珠在历史上很有名，在《庄子·让王》[64]中就有“随珠弹雀”之典故。玻璃珠应该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相当广泛，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玻璃中就有镶嵌玻璃珠，到了战国中晚期，蜻蜓眼玻璃珠很快就发展成为常见的器物，而且很多典型的中国风格的玻璃器物也随之出现。因此，不能不认为与中国古代玻璃制造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有直接关系，这些被现代考古发掘工作完全得到了证实。
安家瑶在《玻璃器史话》[65]中提到，“战国中晚期，即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镶嵌玻璃珠的出土地点遍布全国，相对集中于湖南、河南和湖北三省。与春秋末战国初不同，这一时期的镶嵌玻璃珠不仅出土于墓主身份较高的大墓，也出土于普通百姓的墓葬。例如河南辉县固围村1号墓、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是大型墓葬，但是湖南资兴旧市和陕西咸阳黄家沟的战国墓葬都是中小型墓葬”。该书中还提到“战国中晚期镶嵌玻璃珠的化学成分与春秋末战国初的珠子有很大变化”，已经是以氧化铅（PbO）和氧化钡（BaO）作助熔剂的铅钡玻璃，这是中国古代玻璃中独特的一种。
王充所说的“五色之玉”“珠”和“阳燧”，可以肯定是人造的玻璃材料。至于提到“消炼五石”的方法，是由“道人”或“道士之教至”，这可以认为就是当时从事炼丹的道人所为。东汉炼丹家狐刚子所撰写的《五金粉图诀》[66]（又称《粉图经》），就是介绍以金属铅煎炼铅丹的专著。《五金粉图诀》中的“制铅丹法”讲道：“铅十斤，铁杯中销铄令作青砂。铁盆中，铁鎚研腾，取黄汁，新瓦中暴取粉黄，和玄精汁为团，如鸡子，阴干，镣炉中销取铅精，铁杯中猛火还销铄一伏时，即铅丹。”
用铅的矿石炼丹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分道家的重要活动，目的在于企图通过饮用修炼的各种丹药，求得长生不老。因此，很有可能由于这些道人们在其反复炼制金丹的过程中，发现了用铅矿石和石英砂为原料，经过焙烧得到了光洁晶莹、质地如玉的材料，这很自然被认为就是玻璃材料的产生及其技术的出现。
从目前有关资料看，玻璃技术的起源来自中国早期的炼丹术的说法还是比较多的，与王充的论述基本吻合。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古代中国科学对世界的影响》[67]一文中提到：“我们称呼他们为炼金术家而非炼丹术士。炼丹术士这名词指只对长生不老有兴趣的人；而炼金术家的兴趣却是炼金和仿制珠宝。” 这说明有一些炼丹的“炼金术家”为了得到仿制珠宝，进行炼丹活动，这与王充所述的情况——“作五色之玉”和“以药作珠”基本符合，反映了当时道士们“销铄”珠玉的活动，可能正是导致玻璃出现的来源之一。
唐赵耐庵在其《涌泉匮法》[68]中谈制作“药金”“药银”时便提到：“万法多门，乾汞则一，……有‘关药’数种，有玻璃关、……”。其中所谓“关”的通俗的说法就是“点化药”（即助熔剂），“玻璃关”大概就是指黄丹（Pb3O4）、草木灰（K2CO3）、硝石（KNO3）等作为玻璃的助熔剂。
下面列举几则与玻璃配方有关的史料。
（1） 唐孙思邈在《太清丹经要诀》[69]中的“造玉泉眼药方”：
“取水精二两，末之。
“取铅成炼者（熟铅Pb）二斤，熔之。以此药丸如桐子大，投中，搅之为真白矣。”
这里所说的“水精”应是石英（SiO2），用石英和金属铅熔炼出来的材料应该就是玻璃，这种配方的玻璃为铅玻璃（SiO2—Pb）。
（2） 唐《金华玉液大丹》[70]中的“琉璃液”配方：
“铅黄华半斤，加硝二两、硼二两，大（火）扇作汁。”
按这个配方所制成的玻璃，显然不仅含有K2O，而且还有B2O3，即成为PbO—K2O—B2O3—SiO2系统。
根据《丹方鉴原》[71]称：硼砂出果州（今四川南充），因路途艰险，交通不便，只有少数炼丹家使用，所以“琉璃液”这种配方未能推广，以至失传。
（3） 为熔制玻璃，先炼制“黄丹”：
唐炼丹术专著《丹房镜源》[72]的“硝黄法”和明《本草纲目》的“硝矾法”都有炼制“黄丹”的记述。
“硝黄法”：“凡造丹，用铅一斤，硫二两，硝一两。先熔铅成汁，下醋点之，滚沸时下硫一小块，续下硝少许，沸点再点醋，依前下少许硝，沸尽黄亦尽。炒为末，成黄丹。”
明刘基编《多能鄙事》[73]中记述的“炼琉璃方”：“黑锡（即铅）四两、硝三两、白矾二两、白石二两。捣飞极细。以锅用炭火熔前三物，和之。”
这其实就是“硝矾法”：用硝石、明矾与金属铅“合炒”即为“熔前三物”，然后再与白石“和之”，熔成玻璃。
（4） 《天工开物》[74]的“珠玉篇”中记载的玻璃制造配方是：“合化硝、铅，珠、铜线穿合者为琉璃灯，捏片为琉璃瓶袋。”
（5） 正因为炼金术家与炼丹术士在活动的目的上有差别，所以也可从一些炼丹术的史料中看到非铅的玻璃制造配方。上面提到的《太清丹经要诀》所说的“造玉泉眼药方”是指熔制铅玻璃的配方，而在同一本书中所记述的“造玉法”完全就是熔制钾钙玻璃的配方：
“取大蛤蒲捣为末，细研之，取一斤纳竹筒中，复纳硝石，密固之，纳左味中，二十日成水后，取石英半斤，捣作末，投筒中即凝，好炭炭火，火之令赤，即成白玉。”
这个配方得到的玻璃为钾钙玻璃，因为“蛤蒲”是一种贝壳，其主要成分为CaCO3；“左味”即为醋，含有醋酸（CH3COOH）；硝石为硝酸钾（KNO3）；还有石英（SiO2）。这样的化学成分进行熔炼，在“火之令赤”的温度下，得到的“白玉”就是玻璃。
由于古代炼丹术士的社会实践，虽然起始的目的不同，但是后来发现了“新的东西”，并且成为一门新的技术，这是符合技术发展的普遍规律的。一项新技术的产生，往往包含在原有的成熟技术中，玻璃技术的产生应该也是这样。所以，炼丹术士在其中的贡献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关于玻璃制造技术的来源，除“炼丹说”外，还有“青釉烧制说”“青铜冶炼说”等。
在本章8.1节中，提到除玻璃（亦称料器）外，还有天然宝石及低温铅釉均称“琉璃”，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的铅玻璃器和陶釉器皿都是经过较低温烧造；其原料中都有铅的成分；工艺相近，外观、色泽又极为相似的缘故。
《隋书·何稠传》[75]中记述：“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时中国久绝瑠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何稠用“绿瓷”作瑠璃，这与铅釉作琉璃可能很相近。在宋代《营造法式》中也明确记述了琉璃的用料配方：“每黄丹三斤，用铜末三两、洛河石一斤。”据考洛河石为白色石料，SiO2含量达96.81%，是一种相当纯的石英料。
玻璃起源于冶铜生产，最早的玻璃是作为冶铜副产品出现的，这完全是基于青铜冶炼技术早在中国殷商时期就已成熟，玻璃技术的产生在其基础上而被发现。
关于玻璃的起源问题，已在科技界和考古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大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相信随着考古的新发现和科技检验手段的更加完善，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会得到更科学的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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