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对私营企业来讲，公私合营在当时的确是大势所趋，水到渠成。因为外部环境有工商、税收、原料和销售方面的推动，内部有工人监督，带动你走这条路。我认清了这条路，思想上也没有包袱，心情舒畅地迎接对资改造，就成为一个积极分子。“五反”小组，我是立功小组组长，以后当上纳税小组副组长。以后工商检查、学习，我都积极参与。我对荣誉看得比一切都重要，可能与从小争强好胜的性格有关吧。至于有的人说资本家在大合营时“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的情况，我只听说过，没有看见过。

迎接公私合营时，上海工商业的领导人物起了示范带头作用。据当时担任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的周而复回忆，1955年10月29日到中南海颐年堂出席毛主席召集的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荣毅仁先生已是公私合营申新棉纺总公司的总经理了。他听了毛主席讲话，十分激动，希望自己成为工商界掌握自己命运的核心分子。在陈叔通和李烛尘谈了意见后，他便紧接着对毛主席说了自己的决心：我们珍视我们的企业，但是如果只看到自己的企业，抱住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站起来了，在国际上翻了身，还要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这中间有我一份力量。所以，我的企业虽然已经公私合营，我并不满意，我还要走上全民所有制。我有决心和信心，站在进步的一面。我一定要逐步前进，逐步过渡，直到取消私有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

现在回过头来看，对私改造应该讲是成功的，当然从整个工作开展情况来看，工作过粗过急的问题也是存在的，但是我个人经历中没有这种感觉，自己的信念就是跟共产党走。公私合营时，我厂作为典型，从厂长到车间主任、大组长、小组长各个层面都安排了私方人员，体现了党的对资改造的政策。我个人在“五反”运动结束之后，逐步半脱产到工商联兼职，只管资金和产品出厂检查。1954年我当上市人大代表，一直当到“文革”前。“文革”结束后，又当了一届。1983年以后我被安排到市政协当副秘书长。

1955年12月17日的上海市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陈毅市长作了工作报告，重点谈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陈市长在人代会上的报告讲了七个钟头。他没有稿子，我作为代表坐在前排，看得清清楚楚，就是一张纸上写了几行提纲，看一眼，又滔滔不绝。对工商界，他强调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关于富不出三代，陈市长举了很多例子，像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盛宣怀。陈市长讲话之前，市委统战部在南京西路722号开过一次传达国务院会议精神的会议，出席会议的都是上海的大资本家，我只是个小人物，挤在里面接受点教育，讲的都是资产阶级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www.daowen.com)

富不出三代的情况，我亲眼看到，我的家庭也是这样。我祖父辛劳创业开厂，又买了许多房子。家里有客人来，要面子，排场蛮大的。平时自己过日子，连吃块酱汁肉也当作一件大事。到了下一代，我父亲衣食无忧抽大烟，终身一事无成，一辈子依赖祖父生活。还有个叔叔也不成器，婶婶整天忙于搓麻将、看绍兴戏（越剧）、吃大菜，对子女放任自流，都没有出息。所以我对自己子女的教育抓得很紧，经常拿这样的例子教育他们，要靠自己奋斗，现在他们都很有成就，大儿子是哈佛大学硕士，现为美国教育中心总监，小儿子是俄勒冈大学的终身教授。如今的一些“富二代”，父母太溺爱，吃不起苦，缺少奋斗精神。

回忆解放初期，我在政治上较为幼稚，不够成熟。在组织教育下，我积极支持国家发展经济，放弃高额利润。在行业里，第一家参加包销任务，初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在公私合营高潮时，在团市委领导下，发动组织工商界青年积极协助宣传公私合营的优越性。与此同时，党给了我很多荣誉，成为市人大代表、青年积极分子、民建中央委员等，有很多机会见到中央领导同志，并聆听他们的讲话。周恩来总理接见我们时都是非常亲切的。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党的态度也是从惧怕变为敬仰。

这些年是组织引领我进步，认识新社会，树立人生目标，始终不移地“听、跟、走”，即使“文革”期间遭批斗、下放劳动，也不改初衷。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形势教育和各项为国为民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多党合作制度使我顺应历史潮流，积极配合，欢快地走过了从工商业者转变为国家企业干部、工商联干部、政协干部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