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用画笔来捕捉世界，我想改变它！”

——艺术家达·芬奇

在巴尔干半岛东端，有一个气势恢宏的城市，北、东、南三面环海，只有西侧与陆地相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自君士坦丁大帝东迁以来，这里就是东罗马帝国的国都——君士坦丁堡。

1453年的一个清晨，君士坦丁堡的上空突然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全城笼罩在一片战火之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全身束甲，手持利剑，率20万大军和300艘战船御驾亲征，旌旗遮天蔽日，围困了这座古城。

“真主啊，我一定要拿下这座基督教的圣城，把它献给您，作为全世界穆斯林的中心。”穆罕默德虔诚地祈祷。

炮轰、海战、地道、云梯……51天的激战之后，城堡终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英勇的战士们，虔诚的穆斯林们，我给你们一座建筑宏伟、人口众多的城市，真主将赐予你们无人可比的财富。现在，把火绑到你们的枪头上，冲进去吧！”穆罕默德二世高呼。

此时，君士坦丁十一世正在宫内收拾东西准备逃跑。

他看了自己的王国最后一眼，这是延续了1000多年的东罗马帝国，世界三大帝国之一。

现在，这里到处飘扬着土耳其人的旗帜了。

皇帝陛下脱去华丽的衣服，带着随从往宫外逃去，路上突然看到几个土耳其士兵抱着一大堆抢劫的财宝向前奔跑，破碎的艺术品散落了一地。

那些都是东罗马皇室传承千年的珍宝啊！

这一刻，王族的血液突然在他的身体里沸腾，这个昏庸胆小的皇帝，这个试图拿所有国土跟土耳其人换取首都安宁的皇帝，这个城一破就不顾一切抱头鼠窜的皇帝，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了君王的尊严。他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用王的宝剑把那几个强盗刺倒在地。

然而正当他转身要离开的时候，被一个土耳其士兵从后背一刀砍倒。

他倒下时最后一眼看到的，是被烈火焚烧的希腊古画。

1453年，东罗马帝国覆灭，皇帝被杀死，壮丽奢华的宫殿付之一炬，历代相传的艺术珍品化为灰烬。所有的基督教偶像都被从教堂里搬了出来，换上了伊斯兰教的神龛，全城最大的圣索菲亚教堂改建为清真寺。

从此，这座城市更名为——伊斯坦布尔。

几个月前，在土耳其人日夜不停地向君士坦丁堡进逼时，有一群东罗马帝国的学者，为了躲避战火，举家迁往西欧。

这些人一路向西，来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城定居下来。为了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在大学者克里梭罗拉斯的带领下，在佛罗伦萨办了一所学校，取名“希腊学院”。

他们没有想到在黑暗的中世纪中点亮了思想的烛光。

在这所学校里授课的都是东罗马的学者，讲授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历史和文学。生活在中世纪的欧洲人，95%都是文盲，除了教士们讲的《圣经》外，他们从来没接触过其他的故事，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古希腊经典这么优美的文学艺术，这么丰富的学术思想。

如同我们今天突然看到互联网思维大开眼界一样，一大群佛罗伦萨当地的青年纷纷赶来听讲，并在这所学校里成长为爱好古典文学艺术的学者。从此，以佛罗伦萨为中心，“希腊学院”的影响扩大到了整个意大利半岛，形成了一股“希腊热”。慢慢地，这股热潮又扩散到了法国、德国、西班牙、尼德兰和英国，整个西欧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这件事，教科书里说得挺宏大，什么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文学、戏剧、哲学、政治、宗教，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培根、马丁·路德、哥白尼，好像是个日夜不停地召开的盛大的达沃斯论坛。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学者也就是组织一些兴趣小组，最多算个现在的微信群，大家没事聚在一起闲聊，文学群、美术群、音乐群、天文群、数学群、物理群……

我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总觉得文艺复兴时代的这些学者们争来争去的都是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壁画里的神该不该穿衣服，圣母雕像应该是什么表情，几百年前的献土文件是真是假，等等。

历史好像遮住了一些东西，我们只能在历史的蛛丝马迹里去寻找线索。

这些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和戏剧家看似完全不搭界，但在他们争论的问题中，好像有两个字是一致的——“人”和“神”。他们争的东西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世界到底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神”为中心。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所谓的文艺复兴，跟我们今天说恢复传统文化是两码事，人家当时其实就是因为教会的思想控制不利于资产阶级拓展市场，想要推动新思想。不过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这些今天看来是大神级的人物，当年都只是如兔哥一样的小网红。他们自己提的新思想没人服气，所以只能从古代的典籍中找，挖出先贤的一句半句跟自己的思想贴边的话，然后说：“你看！亚里士多德也是这么认为的！”(www.daowen.com)

这个方法其实中国也有，叫作“托古改制”，康有为曾写过一本《孔子改制考》，就是这个意思。我说要变法，大家各有各的意见，七嘴八舌，达不成一致，但是如果考证出变法这件事是孔子他老人家说的，你们难道还敢对孔圣人有意见不成？

如同今天好多企业家都在问我工业4.0如何落地，其实这本来就没有意义，是个伪问题。理念从来就不需要落地，而是解决实际问题往往需要理念提供一个帽子做支撑。

那个年代是农业社会，要法先王——效法古人才有人信服。而现在已经是互联网社会，主流文化是法后世——符合未来的趋势才有人信服。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当下该如何搞工业4.0。你就看一下目前面对的最大现实问题是什么，解决这个问题有哪些障碍，然后从工业4.0的理论里寻找支持，然后你就用这个理论来对内统一思想、对外吸引资源，大事可成矣。

用最大的概念做最简单的事，你干那个“点”，4和0让更擅长的人去干，这才是工业4.0落地的秘密。

又扯远了，我们可是一本严肃的科技读物！所以还是得回到当时的佛罗伦萨去，艺术家受到了教会和封建领主的迫害，所以不得不借古讽今，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这个逻辑看起来是没错的。

不过在这个逻辑下，好像还有一些说不通的历史事实，就是文艺复兴中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是教会和封建贵族供养的。甚至教皇尼古拉五世和朱利乌斯二世，二者本人就是文艺复兴的倡导者和大力推动者！

这说明当时不仅仅是一些新兴资产阶级在思考人与神的关系，而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在思考，“人”和“神”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那么问题来了，西欧人以前干什么去了？东罗马覆灭以前也有很多学者来过这里，怎么那会儿大家谁也不动脑子，偏偏这个时间又开始思考了呢？

他们以前还真是没法思考。

我们先要看基督教会是怎么统治整个欧洲的。

教会其实只是个宗教活动场所，类比在中国，也就是个烧香拜佛的小庙，这么看来，教会怎么可能让整个欧洲俯首听命，甚至能左右君主的王位呢？咱们中国的少林寺号称武林中的泰山北斗，72绝技名震江湖，也没听说哪位少林方丈敢废立皇帝。别说我们这种严肃的科技读物了，连小说里都不敢这么编！

问题在于欧洲教会手里有书，而老百姓手里没有。

到这里我必须告诉你，知识就是力量啊!

欧洲人虽然都信奉基督教，但是《圣经》却不是人人都能有一本的。因为当时欧洲没有纸，所以文字只能写在羊皮卷上，而且每一本都需要识字的人手抄，成本很高，且时间久了字迹就会模糊得难以辨认。所以当时的基督徒们是没有渠道自学《圣经》的，只能去教堂听神职人员来讲经。首先，你看不到圣经原文；其次，就算你看到了，那些模糊的字迹也没法辨认。你只能去请教神父。

久而久之，神职人员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就变得不可动摇了。此外，因为没有便宜的传播媒介，所以普通人即使有了新思想，也无法写成书大范围地传播出去，只能跟身边的张三李四讲讲，成不了理论体系。

13世纪，中国的造纸术开始大范围传入欧洲。到了14世纪初，意大利成为欧洲造纸术传播的重要基地，纸张开始大量生产，价格随之下降，圣经》开始广泛流传于老百姓中间。读书这种以前只有神职人员和贵族才能干的事情，现在寻常百姓都可以了。这个时候，世俗社会的地位越来越高，学者们开始弃用晦涩的拉丁文，而改用通俗的语言来写作，专门为一般民众撰写的白话书籍也应运而生。

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知识的去中心化，第一次思想的互联互通，知识不再是只能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之间的涓涓细流，而是通过书籍大范围的传播，成为一股洪流，流向了欧洲大陆。

这股洪流最初只是让民众能够协同学习，而民众协同学习后创造的新智慧又反过来影响了教廷和贵族，所有人都开始觉醒，大家开始一起思考和探讨“人”和“神”的关系。所以也许并没有什么邪恶势力的存在，也没有什么斗争与被斗争、禁锢与被禁锢。

我更愿意相信，文艺复兴的真相是，那一代觉醒的先贤们，对人类未来方向的思考。

我们的祖先从石器时代开始就躲在山洞里，面对着神秘的自然，人的力量微不足道。我们对未知世界有很多恐惧，又把这些恐惧集合起来，固化为一个虚拟的人格，这就是“神”。

神告诉我们不能走出山洞，外面危险，所以我们就世世代代待在山洞里，因为这样安全。后来神又告诉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种地，我们就从来不想种地以外还能干点什么。这个神的禁锢，从来就不是来自于教皇和封建领主，它来我们自己的内心，是对稳定和经验的依赖，是对未知和挑战的恐惧。

这个“神”，其实就是农业文明的根基——对稳定的追求、对未知的恐惧、对前辈的崇拜，正是它们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到底能不能再往前一步，用人类的科学技术和创造力深刻地重塑这个世界呢？

文艺复兴的先贤们对这个问题思索了百年之后，给出了他们铿锵有力的答案：

前进吧，我们无须再畏惧自然的力量，我们要驾驭这股力量。利用这股力量，我们终将改变这个世界。

新航路的开辟打开了外部市场，创造了巨大的商品需求；文艺复兴扫平了人类内心的障碍，为全社会做好了人才准备。在农业社会徘徊了数千年的人类，终于开始公开挑战自然的威信，在接下来的300年里，我们即将创造一个连神都为之惊叹的世界——用工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