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维尔是最早意识到当占有性激情从附属于宗教和政治的目标和理想中解放出来时，社会向现代性转变的思想家之一。^[1]他深度地卷入了作为早期现代的重大论题之一的关于奢侈的论争之中，挑战了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的界限，使得奢侈的形象发生了巨大转变。由于将奢侈，以及与奢侈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骄傲、虚荣、贪欲、嫉妒等传统上被认为是恶的和自我中心（egoism）的激情放在经济社会体系的中心位置，但是又没有完全抛弃传统的严格主义（rigorism）将美德等同于完全的自我拒斥这一观念，曼德维尔以“私人恶德，公共利益”这一极具张力的悖论冲击了人们的头脑。这一悖论不仅因为声称大多数人在追求财富和享乐上是虚伪的，更因为声称造就勤勉、财富和强大的是人类不可根除的恶习而不是美德，使得曼德维尔自己成为众矢之的。^[2]

但是无论曼德维尔生前和死后遭受何种骂名和误解，他都深深地影响了之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使得之后的思想家无论持有何种严格主义的立场，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修改自己的立场，不再坚持认为唯一的有德的行为就是无私的奉献。他们不得不更少地坚持道德行为中的纯粹理性元素，而允许人的自利动机（interested motive）更多地发挥作用。尽管之前的达德利·诺思（Dudley North）、尼古拉斯·巴尔本（Nicholas Barbon）等人关于奢侈和人的财富欲已经有所辩护，但是在曼德维尔之前没有谁像他一样对奢侈和不受限制的自我放纵进行过如此精巧的辩护。^[3]在曼德维尔的巨大影响下，曼德维尔之后的思想家已经不再拒斥自利的正当性，而是说明商业社会中仍然需要美德和道德，或者仍然具有美德和道德。^[4]由于曼德维尔对传统的奢侈观和禁奢法的挑战，禁欲主义或者严格主义的消费观和财富观也变得难以维系。而之后的任何一个政治经济学家都需要重新考虑人的消费活动和物质欲望的道德和经济含义。受到曼德维尔影响或者站出来反对他的人，可以开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哈奇森、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休谟、斯密、卢梭……简而言之，曼德维尔将商业与德性对立起来的做法迫使当时的社会理论家们重新思考自己所处的社会。^[5]

需要强调的是，曼德维尔不仅看到人的占有性激情和物质欲望有助于促进经济繁荣，而且看到即便人的激情和欲望完全是自我中心的，人却还是可以以某种方式构成群居的社会。这也就是说他看到上述激情中存在一种派生的社会性。曼德维尔并不是恶的盲目鼓吹者，他并没有像斯密所指责的那样简单地将私人之恶等同于公共利益。在将现代社会看成按照激情的冲动而行事的个人之集结的前提下，曼德维尔寻求的是发现激情相互制衡和自发调节、通向稳定和繁荣的机制。^[6]因此，曼德维尔不是在简单地鼓吹恶，而是对传统上关于私人道德和公共福利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的看法进行了质疑。如托马斯·A.霍恩（Thomas A.Horne）所指出的，一直到18世纪，社会理论家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共识，这就是社会有机体的恰当运作需要德性，也就是认识公共利益并且为之而行动的能力在社会中的广泛分布，与之相应，社会组织的目标是培养和创造有德性的人。^[7]然而，在《蜜蜂的寓言》中，曼德维尔试图发现的恰恰是这一事实是如何可能的，即传统上被认为是恶从而必须加以压制的骄傲和贪欲等激情，何以能够成为人的社会性的来源，并为一个社会的秩序和繁荣提供基础和动力。因此，曼德维尔实际上提供了不同于传统的基于欲望和激情的社会性理论。而在这一意义上，曼德维尔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的流行意见进行了脱敏，使得持这种流行意见的人认识到传统上被称为恶的激情本身没有多么可怕，未必不可以至少在有限的意义上成为一个社会的基石。正如霍恩所指出的，曼德维尔的观点的真正重要性并不在于承认自利的重要性，而在于试图不求助于道德动力，完全基于人的自利行为提供一个融贯的关于社会运作和发展的理论。^[8](www.daowen.com)

曼德维尔的这一尝试并不能说是完全成功的。毕竟，尽管曼德维尔所描述的社会具有很多美好的表面特征，但是就像曼德维尔笔下所描述的“巨大瓷罐”，表面上看起来精美无比，但是打开一看，里面只有灰尘和蜘蛛网。曼德维尔对社会肌理的这种解剖显然很难为读者所接受。此外，曼德维尔的商业社会理论没有完全突破重商主义的限制，也没有为穷人留下一个充分的位置。但是曼德维尔的尝试无疑是可贵的。实际上，曼德维尔可以被看成在休谟之前尝试在道德和社会理论中引入实验推理方法的研究者之一。当曼德维尔使用欲望、骄傲、虚荣等自我中心的激情解释商业社会的运转的时候，他至少在方法论上具有示范性的作用，毕竟他描绘了基于情感和人际互动而自发衍生发展的社会秩序图景。尽管这一图景不无缺陷，但相对自洽，从而，曼德维尔成功地揭示出社会实际上可以基于激情和情感本身的逻辑自发地运转，而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政治和宗教机构的强力干预。^[9]曼德维尔式社会的几点重要特点——物质繁荣、国家强盛、穷人获得工作、技艺进步等都是之后的社会理论所需要考量和安排的元素。实际上，任何一个不完全接受基督教禁欲主义而带有世俗化色彩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欧洲之前的公民人文主义或者共和主义传统社会观，偏向于重视人的物质福祉的观点都不得不重视曼德维尔给出的社会图景。正如爱德华·亨德特（Edward Hundert）所指出的，曼德维尔为18世纪的知识分子们提供了一幅草图，从中可以画出关于社会而非只是经济的不同地图。^[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