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缙章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我是天津觉民中学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这时我校同学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串连了几个比较进步的同学，动员全校同学参加了十二月十八日的全市学生示威大游行，并于游行后举行全市罢课。这一年寒假期间，平津学联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到农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接着地下党组织发起建立了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并在各校发展组织。觉民中学有十来个人参加了民先。此后，我校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即以民先为核心进一步深入地开展起来。如一九三六年“五·二八”大游行，暑期下乡开展义务教育及其他抗日宣传活动，觉民中学都积极参加了。在这些活动中，同学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爱国主义的觉悟有很大提高，抗日救亡的信念日益强烈。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日寇侵占了天津。爱国学生决不甘心当亡国奴，纷纷逃出天津。地下的中共天津市委指示商职学校的刘济光（后名刘瑞方），组织逃出来的同学约有二十五人左右，组成“天津流亡学生抗敌后援会南下请愿宣传队”，在杨柳青集合后，步行南下。我们沿津浦铁路到达了唐官屯，略事休息，开了一个会，研究了今后行动方向，推举了代表，第二天继续南行。这时，津浦路火车仅通行到沧州，我们步行到沧州后，经向车站交涉，乘回程运兵空车南下。记得我们坐的是敞车，上车不久天下大雨，把每个人的衣服都淋湿了，但我们每个人都怀着一颗火热的心，高唱抗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悲壮慷慨的歌声惊动了沿途群众，同时我们每到一站都向群众作抗日宣传。到济南以后，山东反动当局阻止我们南下，以无票乘车的罪名，把我们扣留。我们派出代表到山东省政府找韩复榘交涉，韩派他的军法处长和我们谈判，不许我们宣传抗日，怕引来日本飞机轰炸，并说：“你们要抗日，用汽车送你们前线去！”后经再三交涉，才允许乘空车皮南下。车到徐州后又被阻，我们自动找到运兵回程的空车皮坐上，最后终于到了浦口。

国民党南京政府在我们这批天津流亡学生来到南京时，派人把我们接到一个“招待站”，名为招待，实际把我们软禁起来，每人还发了五元法币。经过对我们进行了几天的考察，才被送到南京一个中学里住下来。到南京后，刘济光与中共南京市委取得联系，决定暂在南京停留，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我们曾访问国民党抗日将领冯玉祥、白崇禧等，发动募捐，参加救护训练。后来平津流亡学生陆续到达南京，我们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组织学生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国民党当局并不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要求，反而派陈立夫等来演讲，宣传“读书救国”，同时还指派一些特务打入学生组织中进行捣乱。经过大约一个月的反复斗争，上海沦陷，南京吃紧，国民党当局对流亡学生提出四条出路，进行疏散：（1）分配到国民党军队去参加前方工作；（2）参加后援工作；（3）到后方升学；（4）回家。根据地下的中共南京市委的指示，我们以“回家”的名义，有组织地分配到华北各地抗日前线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我和商职学校的可与之，还有山东一个青年工人齐百岗被分配到太原，有的介绍到延安学习。(www.daowen.com)

我们到太原时正是八路军北上抗日的时候，我们每天到车站参加迎送工作，并在太原师范听了彭雪枫同志讲抗日游击战争的报告，还听过肖克同志和李公朴教授的讲话。后来我们经中共太原市委介绍，到河北省去工作和学习。

（一九八〇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