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清代乡镇志书研究的社会关系

清代乡镇志书研究的社会关系

时间:2023-10-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社会关系的标准来看,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群体又可分为四种不同人际关系圈层的类型,其中“亲友同好”与“乡里先后”的群体类型占多数。以此类标准划分的编纂者群体类型,其特征与清代乡镇志书编纂方式的确定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以上两则案例属于友朋同好合作、共同编修志书的情形。

清代乡镇志书研究的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的标准来看,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群体又可分为四种不同人际关系圈层的类型,其中“亲友同好”与“乡里先后”的群体类型占多数。以此类标准划分的编纂者群体类型,其特征与清代乡镇志书编纂方式的确定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1.父子(叔侄)师生

据著者统计,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群体中属于父子关系者有五对,属于叔侄关系者两对,属于师生关系者两对(李天植、王寅旭;方溶、万亚兰)。其基本特征是子弟承父师之业,在时代上前后相续,于同一地区的志书编纂,以续纂或者增纂的形式推陈出新。例如陈尚隆曾纂雍正《陈墓镇志》(已佚),其子陈树榖续纂为乾隆《陈墓镇志》十六卷;余懋曾续补光绪《梅里志》十八卷,其子余霖又续纂为宣统《梅里备志》八卷;陈元模编有康熙《淞南志》十六卷,其子陈云煌纂为乾隆《淞南续志》二卷,等等。此外叔侄关系也属于此类型,例如李天植(即李确)曾纂有康熙《乍浦九山志》二卷(已佚),清康熙四年成书,其侄李蔗村于清康熙十二年纂成《乍浦九山续志》;濮侣庄曾订补康熙《濮川志略》,其侄濮龙锡纂为康熙《增订濮川志略》,都是叔侄编纂者群体的代表。

2.亲友同好

这一群体类型的基本特征是共同合作编纂,分工协作、各司其职,或为分纂篇目,或为增订辑补,或为刊印事务奔波,编纂者通过共同努力,各尽其责,最终完成志书的编修。例如光绪《罗店镇志》,即由王树棻主修、潘履祥总纂、朱诒祥与钱枏分纂志书,其分工方式与清代官修府州县志的编纂流程较为类似,这或许是因为王树棻时任知县,因而将官修志书的流程引入乡镇志书的编纂当中,使得这部志书的编纂不免带有了一丝官修的色彩。又如清雍正十二年夏,程国昶与里人忏因居士邵灿“广诹博访,考遗文于断碣荒墟,询逸事于市乡耆旧,网罗搜剔”[40],共同查访文献资料并进行整理考订,合作编纂雍正《泾里志》。以上两则案例属于友朋同好合作、共同编修志书的情形。至于亲戚间合作纂修乡镇志书的案例,如有陈树德曾辑“(嘉庆)《安亭志[稿]》,于两邑孝节、艺文多所阐发”,[41]其甥孙岱“以留心文献为己任,搜存补亡,阅五年辑《安亭人物志》三卷粗讫,遂捐馆舍,不溃于成”,[42]此后陈树德将两人的志稿合并进行改删,分辑新志书的“沿革”等部分十七卷,而以孙岱所纂旧稿为新志的“人物传”,在两部志稿的基础上,因以成嘉庆《安亭志》。这是较为多见的乡镇志书编纂形式。(www.daowen.com)

3.乡里先后

这指的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乡里士人根据志书旧稿不断进行增补辑纂、以臻于完善的编纂历程。例如清代金山庠生曹相骏,曾辑有嘉庆《枫溪小志》(已佚)。后来里人陈宗溥“尝获曹相骏(嘉庆)《枫溪小志稿》,以略而不备,积廿年之久,增葺大半”[43],则为同治《清风泾志》。及至清光绪年间,里人叶世熊因“曹雪庄、陈竹士二先生(嘉庆、同治)《枫泾小志》遗稿未刊,熊偕许光墉、费沄,将旧稿增辑付梓,一乡掌故赖不湮没。”[44]所增辑者即为光绪《枫泾小志》。由叶世熊主其事,尚有里人许光墉“分纂(光绪)《枫泾小志》,并助资付印”[45],费沄对于志书的编修,“亦与有力焉。”[46]又如明末清初士人潘尔夔,因客居南浔,编纂顺治《浔溪文献》四卷,“镇之有志自尔夔始,是后夏光远、陈可升、庄学德、张鸿寯、方熊、方焘、董肇镗屡次增订,汇为一编,尔夔原本遂不复可识别矣。”[47]这里所谓的“屡次增订,汇为一编”,系指在此之后,陆续有夏光远增辑的康熙《浔溪文献》(按:即康熙《增辑南浔志》,已佚)[48];陈可升所著乾隆《浔溪文献》一册,“一名《浔南掌故》,又名[乾隆]《南浔续志》”[49];庄学德所纂编纂乾隆《浔溪文献》、张鸿寯所著乾隆《南浔文献志》(按:即乾隆《重增南浔志》),以及方熊编纂的乾隆《南浔文献志》二卷问世,在不同时期由乡里士人陆续编纂增辑,至于乾隆《南浔文献志》后出转精。由此可见,一部乡镇志书的最终定型或者后出转精,都要经历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通过不同时代的编纂者的努力,或者增补,或者修订,经由每个阶段的努力,最终使得这部志书不断升级更新,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准。这种编纂志书的方式同样展现了一定地域中的乡土认同感以及修志者对于乡邦文化延续的一种责任所系。

4.家族延续修志

如同经学史上有某一家族数代专治一经(例如清代仪征刘氏四代人专治《左传》,经学传家)、传承家学的美谈一样,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群体中也存在着某些家族几代人“修志传承”的情形。经过查考确认,清代各地共有8个家族具备“修志传承”的特质,形成了一种较为特殊的编纂者群体类型。其中主要集中在清代江浙地区(6个),较为著名的有吴江仲氏家族数代纂修《盛湖志》、江阴叶氏家族四代人次第编纂《杨舍堡城志》、盛大镛与陆宿海祖孙跨三代纂修《江湾里志》等。[50]以清代吴江仲氏家族为例,明末清初仲沈洙,著述丰富、学问渊博,“讲学浙西,从游日众。……其学大旨在守程朱之说,不为异端所惑。”[51]编纂顺治《盛湖志》二卷(已佚)。及至其孙辈仲栻、仲枢,在旧志基础上增纂为康熙《盛湖志》;仲枢胞侄仲周霈,又增纂为乾隆《盛湖志》行世。迨清同治年间,仲周霈之玄孙仲廷机,又编纂有同治《盛湖志》十四卷(已佚)。此后其家族成员仲虎腾亦曾续纂光绪《盛湖志补》四卷。又如江阴叶氏家族,祖父叶廷甲学有渊源,“抱经卢氏、清如郑氏,俱治经有法,[廷甲]并师事之。……生平雅好典籍,构静观楼,置书五万余卷。有名臣遗老著述未布者,必梓行之。”[52]编纂乾隆《杨舍堡城志初稿》,已佚。其长孙叶长龄,系清代著名学者李兆洛的弟子,“家故有静观楼,庋藏群籍甲全邑。……江、戴、钱、阮之绪,罔不兼综毕贯”[53]可见也是一位学有所承者,他在祖辈志稿的基础上,编纂《杨舍堡城志稿》,其子叶钟敏又重辑为光绪《杨舍堡城志稿》十四卷行世。通观这些“家族修志”编纂者群体的基本特征,乃是富于藏书、学有所自的书香门第,祖辈皆注重地方文献的传承,编纂有志书稿本,因而后代能够在祖辈基础上陆续增纂编订,推陈出新,形成“志学传承、数代修志”的佳话,这也是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群体中一个较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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