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县民国史稿：深入认识乾县历史

《乾县民国史稿》序

赵馥洁

我虽然多次去过乾县，但与乾县的文字结缘只有两次。一次是读史学家赵俪生先生的回忆录《篱槿堂自叙》，赵先生回顾了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乾县中学从教两年半的情景，并记述了乾县的风俗民情和当时的政治态势。另一次就是读强文祥先生的《乾县民国史稿》。两次文字缘给我的感受同中有异。所同者，文字作者都是在乾县生活过的，而且我都认识。读相识者的作品总有一种亲切感，总会唤起文字之外的桩桩记忆和种种联想。所异者，两部著作性质不同，一是回忆录，一是历史书，因而所感所获颇多异趣。如果说，读赵俪生先生的回忆主要能使我能通过他的记述而进一步了解先生其人，那么强文祥先生的著作则能使我比较充分而深入地认识乾县了。

强文祥先生的《乾县民国史稿》之所以能使我较充分而深入地认识乾县，主要在于它的鲜明特色。据我粗读所感，它的突出特色在于：

这是一部全面系统的书。该书记述民国时期的乾县史，是从纵横两个维度展开的。在纵向维度上，以时间为经，叙写了从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个世纪乾县的历史变迁；在横向维度上，以社会为纬，记述了民国时期乾县的经济、教育、文化和风俗。这种纵横交织、时空互补、经纬结合的结构，其首要优点是能全面呈现乾县的社会历史面貌，从而使读者能全面系统地认识乾县。而且，这在断代史体例上也是一种革新。

这是一部实事求是的书。真实性是史书的生命，是史著学术价值的基础。《乾县民国史稿》以尊重客观事实为写作准则，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撰著依据。凡事件、人物、历史过程、社会风貌的叙述，皆言必有据，文必求实；凡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事件的论断，皆寓论于史，寄意于事。绝无托诸空言之叙说，亦无观念先行之评判，而且还通过对史实的反思，提出了诸如“士绅政治”“乡里社会”等独到的学术观点。这种实事求是的品格一方面得之于作者的史识、史德，另一方面取决于对文献、资料的大量采掘、研读、思考和利用。据我所知，文祥先生为此付出了多年辛勤的劳动。

这是一部生动活泼的书。强文祥先生既是一位官员，又是一位作家，写作和发表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其文学才华也在这部史著中有充分体现。该书不但文字表达准确晓畅、鲜明生动，笔端时带感情，而且对历史过程的记叙、社会景象的描绘、历史事件的陈述、历史人物的介绍，着力于具体，注重其细节，脉络清晰，形象生动，绘声绘色，活灵活现，使人有亲临其境、亲睹其景、亲见其人之感。对于一部史书而言，做到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https://www.daowen.com)

这是一部富有人文情怀的书。《乾县民国史稿》是一部县史，县治虽远离国家中枢，远离政治上层，但却紧连乡村，贴近平民。所以写县史比写国史、省史需要更浓厚的平民意识和百姓情怀。强文祥先生对此非常自觉。他说，这部县史着眼于“记述与老百姓密切联系的领域”，意欲“更多更生动地显现底层社会的色彩”。基于这种认识，全书中处处体现着对人的生存命运的关切，特别是对普通百姓生存命运的关切；处处蕴涵着对贫苦人民生活境遇的关怀，特别是对贫苦农民生活境遇的关怀。而且，不仅关注过去，还关心现在和未来，期望通过书中对旧时代丑恶腐败的鞭挞，对革命者大义大勇的赞颂，发挥评析兴衰成败、总结历史经验、弘扬优良传统、整饬社会风气的现实作用。这种珍视人、关爱人、尊重人，以史为镜、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诚然为作者的桑梓之情所系，但更重要的是文祥先生历史见识、人文素养、道德境界的沛然涌流。

写县史本身就是创举，何况写得如此出色。我相信，这部特色鲜明的书必定会在中国县史的编写上展示其学术价值，必定会在帮助人们对乾县、对陕西的深入认识上呈现其重大意义，也必定会在培育热爱故乡故土、弘扬优良传统、优化民俗民风的德行教化上发挥其积极作用。

著书难，著史书更难，它不但要求作者有才、有学，更要求作者有德、有识。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提出史学家应有“才、学、识三长”，清代史论家章学诚主张史学家应有“德、识、才、学四长”。“才”指能力，“学”指知识，“德”指道德，而“识”就是以世界观、历史观为核心的历史智慧。无论是编写国史、省史还是县史，都需要编著者“德、识、才、学”兼备。我以为强文祥先生真正兼备了这些素养，这不仅是我在读《乾县民国史稿》时明确感觉到的，也是我在与强先生交往中真切感受到的。在我看来，强文祥先生是一位平易而旷达、正直而坦诚、博学而多才、义正而情长的人，为官而无矫饰之气，为文而无虚浮之风，我既乐读其书，更乐交其人，故亦乐为之序。谨勉力而冒昧地写出了上面一些话，以赞此书之价值，以助此书之流传云尔。不知作者和读者以为可否？

2025年10月15日于西北政法大学静致斋

(作者系陕西省社科联名誉主席、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