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厄普代克：与荒诞结婚

当代作家。生于宾夕法尼亚洲，哈佛大学毕业后去英国学习一年，后任《纽约人》编辑，现为专业作家。他的作品曾多次获奖，有的被搬上银幕。

迄今为止，厄普代克已发表作品三十余种，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四部兔子系列小说：《兔子，跑吧》（1960）、《兔子归来》（1971）、《兔子富了》（1981）和《兔子安歇了》 （1990）。它们通过外号叫“兔子”的主人公，忠实而精确地再现了美国社会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深刻变化，成为反映美国中产阶级风尚的史诗般作品。

厄普代克除了写小说与诗外，还经常发表散文，包括书评。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收在2025年出版的《捡拾集》里。

《山茱萸树》选自厄普代克的《分类散文》，是他的一组童年回忆。

那位破产的人跳舞。或许，在其他某些场合，他还唱歌。他肯定在餐馆破钞，付小费大方得很。那么，在什么意义上说，他破产了呢？

他宣布破产了呀。他宣布自己破产了。他从城里回来，焦躁不安，面色苍白，抱怨说他不得不一连多少个钟点地和律师们办交涉。然后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饮料。如果他破产了，他怎么为那杯饮料中的酒付账呢？

我们不好意思去问。破产是个神圣的境况，像神学家可能会说的那样，那是超越于种种状况之外的状况，想对之进行调查了解无疑是一种亵渎，有如通灵术，我们只知道他进入了该境地，生活在我们所不及的地方，在与我们不同的境况中。

他在古布雷恩联合救济基金会的舞会上跳舞。他的脚跟踢得老高。聚光灯的光芒抚摸着他的肩膀，先是淡紫色的，而后转为金色。他妻子双肩裸露，颈部优美，头发像灿烂的金属丝编织的蜂窝。她从哪儿来钱支付理发师，让他们又是梳理，又是卷烫，把她调弄得如此光艳夺目？我们不敢问，但是简直没法把眼睛从那对翩翩起舞的夫妇身上移开。

破产的人给自己买了摩托车，他打算骑摩托车去圣巴巴拉，往返路途上露几手车技。圣巴巴拉有他一个破了产的姐妹。一路上，在匹兹堡、南本德、道奇城、圣菲和帕姆斯普林等地，还有一些生意上的细节需要了断，处于破产状况是个扩张的过程；会不断地产生出新的疆界。

我们都想和破产者的妻子跳舞，性感的健康气息如草地上的雾从她身上飞旋而出，她穿着一双配有卡拉库尔羊皮带的水晶鞋，从头到脚都熠熠生辉。“您是怎么设法维持如此的派——”我们喃喃地把自己的非礼的问题淹没在她的上衣花饰里，她的胸脯起伏，时金时紫，正依偎在我们的领带处。

破产的人被推选出任显要公职，但他拒绝了，因为生意太繁忙。人们可以在街上见到他四处奔忙，看去极为重要的文件从他手中飞飘而落。他因短欠巨额款项而受到起诉。如今，他只穿最新潮的衣服——男女通用的连衫裤，能够拆下的瓷制衬领，敞露不扣的外套。他也光顾为他太太做头发的那家理发店。他的孩子们个个体壮膘肥。

我们为什么要嫉妒他——一个破产的人呢？因为他发现了有关美国的一桩秘密，而这是我们早就应当知晓的。他发现了我们所未注意到的一个前提，我们采访时，他的答话是简短的，自信的，说话时霎霎眼睛，不时恰到好处地压低他那优美的男中音，仿佛是在密谋，令人十分愉悦。

问：您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得知自己破产了？

答：我想自打我一出生，我就知道自己在朝那个方向奔。我没像其他婴儿那样又哭又闹。

间：您看是否有可能使自己不破产呢？

答：一旦宣布破产，联邦法律、州立法和地方立法便联合起来破坏你的破产状况。有些财产被免于征税，另一些受到保护。为了维持破产，必须进行新投资，必须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必须时时刻刻注意经济指标，否则整个事情就不妙了，保持破产可不是懒汉的游戏。

问：您对我们这些没破产的人有什么劝告吗？

答：（那样眨眨眼）你们尽管伤心去吧。

采访结束了，其他约会接踵而来，他和他的家人必须在“查表员福利野餐会”上好好露一面，他们笑着，互相喂葡萄吃，孩子们在深深的草丛中蹒跚，身穿私立学校制服，破产者的妻子看起来开始发福了，阳光在她的肩膀上投下斑斑亮点。只有他仍然见棱见角，好似青铜塑像，他在套环游戏中夺魁，并在拔河赛中充当得胜一方的队长。比赛的另一方都是些穿灰衣服的有偿债能力的小业主，他们跌倒在地，翻进了沟里，他宽宏大量地向他们伸出了一只巨大的援手。经过口头表决，他被选进当地新教教会联委会，并第一个品尝查表员联合会两百周年纪念分层巧克力蛋糕。

这使我们觉得有如芒刺在背。我们想摧毁这个机灵的小丑。他一再地逃脱了法网，越蹦越高，而我们其他的人却被法律层层束缚；他有如蜘蛛般轻捷地沿着索缆攀旋而上，升到剧场穹顶处的耀眼的聚光灯焦点里，身穿闪闪发光的秋千服，好像是出现在澳大利亚土人的神圣仪式上的脸上涂着白粉的小丑，时出时入，嘲弄着那仪式。我们散布丑恶的流言，我们嘟嘟囔囔地说他根本就没破产，他像英镑和美元一样地牢靠，他的破产是假的。他听到了流言，在百分之百布纤维制造的、以凸浮图案印着名衔的信笺上写了个条子向我们挑战，叫我们到西梅因街谷物交易所的拐角处，在赛路斯·申南尼根——那位在内战中大发战争财的主儿——的铁塑像之下和他见面。我们接受了挑战。我们紧张得直想呕吐。我们去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脸怯懦畏缩，由于心怀种种小肚鸡肠的念头而显得痛苦不堪。

天亮了。因为没有汽车停放，西梅因街显得宽阔无比，破产的人的肩膀部分地遮挡住了太阳。他不慌不忙地走着，转身，迅速地将手插下，把两个裤兜的衬布都拉出来，当然啦，里面空空如也。我们也在衣袋里摸索，观看的人群的欢呼声淹没了钱币的丁当声。破产的人散发着科隆香水、烟草和林地紫罗兰的气味，他以其典型的宽宏大量的气度拥抱了我们，以示保护，否则的话，我们简直会被撕掠得五马分尸了。

在衣帽间里，我们听到破产的人在唱歌，他的男中音把墙上的瓷砖纷纷震落，有如一泻难收地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他刚刚打了个负67杆，把原先的赛场记录颠了个个儿。

他步步高升，因为他超越在外，他不按规矩玩牌，他在空中筑建楼阁，他使美国发展，他的利益关系日渐增多，他和阿拉伯的石油密切相关。还有牙买加的铝土矿。还有南极洲的冰冻。他为许多的律师提供工作机会，他骑上摩托车，身后拖着成千的债权人，把他们带到地平线以外，带到他们从未梦想过的地方。

他证明了，死后确实另有洞天。

黄梅译

童年

我出世的时候，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在大白房子旁边的空地上种了一棵山茱萸树。整个童年时代，我们一直住在这房子里。我很小就晓得这棵树和我同年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树就是我。可是我从来没有对它仔细地观察过，今天就连花瓣的颜色也拿不准，树的轮廓并不比自己的影子更清晰。树就是我的影子；假如树死了，假如不再占宅旁空地一块地方——其实这树一年年长大，越来越繁茂——我就会感到失去了福佑，就像失去了光明的福佑一样。

虽然我不能要求你看得比我自己过去看得还清楚，但是说起这棵树似乎使我幼时的庭园情景又历历在目。院子里怪好闻的青草味，湿漉漉的，似乎又扑鼻而来。青草刚刚割下。妈妈推着割草机，上面挂着一只开口帆布袋。外婆把零散的草耙拢来，归成一堆一堆的。这些小小的青草堆，里外浸润着露珠。外公站在一旁，吸着雪茄烟，左手握住右手肘，样子挺潇洒。唇髭下面袅袅飘起蓝色的烟雾，消散在暮霭沉沉的夜空中，那空气似雾非雾，沁人心脾，是宾夕法尼亚洲特有的。爸爸在镇上办公，不在家。他办起事来认认真真。在学校教书又兼任教堂执事，但也是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想起这棵山茱萸，就想起我家鸡棚顶上有着淡淡小斑点的石棉瓦。鸡棚在院子最尽头，正对着一条小径。我们有一间谷仓，自己没有汽车，就租给人家做汽车间用。鸡棚和谷仓间有一条窄窄的夹道。外公拿出他乡下人偷巧使懒的脾气，就在那儿随地小便。我这个小孩，穿过这窄窄的隐蔽夹道走出我家院子到外面学校操场去的时候，也如法炮制过。小便一淋下去，石棉瓦上棕灰色的斑纹一下子颜色加深，现出光泽，几乎变成黑色。

小夹道地上像只神秘的槽，装满了各颜各色的小石子，破纸片和碎玻璃。几株野草在这不见阳光的地方竟然还生长着。院子的那一头却有些叫人讨厌。我们有个灰渣堆，常常在那里烧头一天的报纸。这种奢侈的把戏到战时就停止了，那时候讲节俭。灰渣堆四周的土地都变得灰蒙蒙的。铁丝围成的鸡圈里母鸡咯咯地叫。外婆侍弄这群鸡，时候到了就宰掉。那宰法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笨法子。我记不起是否亲眼见过，虽然我曾常常仔细研究那截儿沉重的木头，木头粗大的一端玷污带血，粘着细细的白色颈毛。

一只猫穿过草坪，在湿草地上飞快地奔过，身子伏得低低的，满肚子不高兴。这雄猫名字叫汤米，住在我家鸡棚里，但不是我们家养的。它浑身全黑，真是少见，前胸没有一点白色毛斑。胡桃树、苹果树、樱桃树上小鸟叽叽喳喳吵嚷。我们家有一座葡萄藤凉亭，一具石头鸟浴盆，一条砖砌小径，一道矮矮的女贞灌木篱，同小孩一般高。还有许多灌木丛，我的游伴们就躲藏在后面。有一畦三色堇花圃，到冬天我们就往上面盖干草。空中浓重而透着绿色，带一股新翻土地的味道。菜园里有各种蔬菜。其中有一种不带辣味的甘蓝，长得像芜菁，名叫“柯尔拉比”。那时我常常拔一棵来当点心。可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这种甘蓝了。

历史

我童年时周围一切安静太平，那是两桩我看不见的大灾难造成的。一桩是经济大萧条，另一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2025年出生，到2025年举家外迁。在我当时眼里，这段时间西林顿镇的变化几乎没有。费城大街上靠着我家的一块地一直空在那儿，街道两边的房子没有改建，也没有拆了另造新屋。从我家后窗望出去，不管季节更替，中学校的操场老是那么一块单调乏味的平地。垒球场有一副三折拦网，离我家最近。往左再远一点就是学校和锅炉房了。锅炉房是20年代后期造的，也是黄褐色的砖砌建筑。不远不近的地方有一条煤渣铺的跑道，绕足球场一圈。再远些就是几座网球场和贫瘠的农田。长着两行高高的树木那儿就是“救济院”巷。佩恩峰横亘天际，但一片翠黛却给砾石场的一抹橘红色给搅乱了。山峰下面便是瑞丁城。有一条砾石铺的小巷，小得不够格用路牌，可附近人家都知道它叫“西林”巷。它绕过我家房子向前伸展，随进随退任其自然，一路上经过一连串背僻的房舍（几处鸡棚和东倒西歪的牲口棚，一家枪支商店，一爿小锯木厂，一间瞎子住的棚屋，还有个幽灵出没黑洞洞的汽车间。汽车间长年滴油，水门汀地上了蜡似的，黑澄澄的同檀木一般。那油腻发黑的阴暗处，一座银色饮泉喷出冰凉冰凉的水，闪着银光的喷泉冷得叫你门牙打战），一直通到兰开斯特街，镇上的主要大街。街上有轨电车，那些日子里电车一直来来去去。帕匹·西林的父亲是个大地主，这个镇子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名下就只剩下帕匹·西林这个儿子了。帕匹·西林老是在费城大街上拄着细细的黑藤手杖来回散步，前额的银发颤颤巍巍，上衣翻领上坠着一串主日学校听课嘉奖章，轻轻地振动着。每到秋天，七叶树的果子掉下来，虽说没有什么用处，可还是很宝贵；每到春天，那棵山茱萸繁花满树，比头一年长得稍微大一点。后院里一棵倾斜的胡桃树，伸出枝干像教堂顶上的窗花格挡住视线，叫人烦恼。

我家房子里面也几乎没有变化。外公、外婆都还健在，但看上去已经很老很老了。爸爸继续在中学里教书，我出世以后不久他就弄到了这个职位。那以后没有生过别的孩子，我就成了独生子。2025年出生了很多独生子，我看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我记不得家里还有过什么竞争者的地位。我们一家五口已经封闭在那个星球里，再来第六个人，就会像水晶球那样爆成碎片。我们也不豢养动物。只在前廊上喂喂汤米，但这猫太野，不肯进厨房。外婆自己也有几分野性，只有她才能碰碰这猫。汤米到我家来越来越皮包骨头。有一次甚至干脆不来了，好像它压根儿就不存在似的。死就是这么回事。后来又有一只松鼠，名叫梯利，我们用花生喂它，它变得驯服极了，在葡萄藤凉亭下从我们手里讨花生吃。这松鼠黄色的小牙齿碰到我手指轻轻颤抖，多么兴奋激动。活着就是这么回事。但松鼠也是外来者，于是又回到自己的树上去，不敢贸然跑进我们的房子。

室内的安排布置，我当初觉得简直不容轻易改动，其实一动就是大动，但也可以说是偶然造成的，可我却从未看在眼里。说不定一开始安排布置就是临时性质的。爸爸和外公都是30年代大萧条的受害者。爸爸原在电话公司当电缆绕线工，失了业。他和妈妈老是住在宾夕法尼亚洲西部东一处西一处的出租公寓或旅馆里，这样住了多久我永远也搞不清楚。他们还在一些市镇住过。提起哈塞尔顿、阿尔图纳这些市镇他们就容光焕发，年纪也轻了。在我出世前那段艰苦岁月里，这便是他们的一线光明。他们熬过了这段艰苦。妈妈回忆那时的种种细节，心里似乎激起一阵幸福的感情，我觉得这不合道理，也欠公道。她的幸福感倒在我幼稚不懂事的心里引出一种嫉妒来。妈妈想起她孤零零关在屋子里，独自一个人玩牌戏，读屠格涅夫的小说，想起楼下住的那些妓女，还有匹兹堡市公园里那些挨饥受饿，躺在那儿睡觉的男人。我记得同妈妈一起呆在窗前，等待出远门好几个星期的爸爸回来。那是在西林顿镇我家的小客厅里，我两手放在暖气片上，看到爸爸穿过矮篱笆，朝葡萄藤凉亭走来，感觉到身边妈妈的激动同我的激动融合在一起。不过，妈妈说没有那回事，因为在我出世前爸爸已经失业了。

外公是本县南部农民出身，后来发了财，但退隐不干太早了些。他买下这幢郊区大住宅来装他可观的财富，房子倒成了财富留下的一个空壳，剩给他的就这么一点了。两个男人把他们剩下的家财和精力并起来，带着女人们住在一起。我不相信他们当初指望这种安排会长久。他们——我童年时代的四个保护人——都觉得在西林顿镇是暂时栖身，这里不过是从别处开始的长途旅行的一个中点站。只有我才是属于这个镇子的。那些导致我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的种种事情，在家里还常常反映出来，闹得不愉快。可是我同梯利和汤米一样，对产生这些事情的根源是看不到的。

地理

时间上如此，空间上也是一样。在孩子眼里，镇子周围的那些房子叫人敬畏、害怕，甚至显得古怪离奇。我们那条街尽头就是“县收容院”，一所贫民救济院，这幢黄色的大房子坐落在一大片果园和草坪中央，周围是一道砂石墙。墙的一面低得小孩也能爬过去，可另一面却高达二三十英尺，从上面摔下来谁都得摔死。为什么修造成这样，为什么救济院的场地靠近费城大街这一面低凹得这么厉害，我今天还感到不解。再说又是什么机器干得了这样大的工程，推得出这个坡度，我也说不上来。但当初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个可怕的大凹坑同时间的大凹坑正好相配，某种神秘的力量把老人推下时间的大凹坑，却碰也不碰我一下。（有人看见这些老人还在树影掩映中盘旋不已，而这些树梢已在我的脚下了。）说我有朝一日也会走到他们那个地步，就像我会真的从墙上摔下来跌断脖子一样，不能叫人信服。话虽如此，我还是没有勇气像有些孩子那样踏着墙顶朝前跑。说实话，我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胆子大的孩子。

从好些方面来说，救济院都同我家关系紧密。头一桩，我爸爸老是被贫困的噩梦缠绕，常常说靠近救济院住好，一旦生活雪上加霜越变越糟，他抬腿就可以进救济院。还有，一刮东风救济院那群猪的臭味就沿着费城大街飘得老远。确实，我小时候救济院的牲畜还让人在街上赶着到镇子那一头的屠宰场去。我童年时代救济院的牲口棚烧过两次。记得爸爸爱挤热闹，有天半夜里跑出院子去。我央求他让我也跟着去，但是妈妈把我扣在她身边。第二天，那些比我走运能跑到外面去的孩子对我讲了吓人的情形，母牛给烧熟了，马儿狂嘶乱鸣。我看到的已是烧焦了的一片废墟，还冒着烟，这里一堆那里一堆，不时劈啪爆裂一声，像是挨了一夜冰雹的矮树丛。

说也奇怪，大多数悲惨事情都来自这条街的东头。记得有两桩都是发生在大清早，都是同离我家几个门口远的那幢房子有关系。我还是个婴孩时，一个男人被牛奶车撞倒轧死了，是那种马拉的牛奶车。我家几个窗口都看得见出事地点。我渐渐认得了那块柏油路面，但怎么也想像不出那场惨剧。我当初相信马拉的牛奶车都像我的玩具牛奶车那么轻巧，待到我真正懂得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街上已经看不到马拉的牛奶车了。不管我多少次实地察看过那块路面，还是不明白那事儿是怎样发生的。后来，一家人搬进了那寡妇的房子——也说不定是街对面的房子，是幢半独立式的砖建筑，因为门前有几棵高大的枞树或雪松树，房子朝后退进去一点，树荫蔽日。里面住着一个年轻汉子。他在夏令营做辅导员的时候，几个儿子当中有一个跳水栽到浅水区撞断了头颈，就死在他怀里。好几个月过去了，有一天刚蒙蒙亮，这个年轻的辅导员对着自己的头开了一枪。我好像记得听见了枪声。但我肯定记得听见了爸爸、妈妈在隔壁卧室里摸来撞去，想弄清楚是什么声音惊醒了他们。

费城大街过了救济院就是乡间小道了，穿过一条长着水芹的小溪，右边一条路就通向救济院的蓄水库，算得一个小湖，人们在那里钓鱼和游泳。湖底淤泥里满是碎瓶子和带尖棱的罐头盒。湖岸一边不远的地方还有那古老的传染病隔离院留下来的黄色围墙和朽残地板。湖的对岸是小树林，蜿蜒在镇南。爸爸、妈妈常带我在这里散步。每逢星期天下午天气好，我们就出去。我们一路走，太阳、鸟儿、树梢便在我们头上轮流出现。有许多条道路。那条路一直走下去，在快到格里尔的地方分出另一条岔路。岔路经过砾石山峰和一些用乱七八糟瓦片盖起来的小农舍，可怜巴巴的。虽然我没有看见农舍的主人，但我想像中他们都是砾石颜色骨瘦如柴的人。穿过小巷我们可以离开这条路朝小湖走去，或者也可以沿着湖堤走，一直走到这条路口，再往前就接上一条穿过公墓把我们带回镇子去的路。我并不喜欢这些散步，总是拖在后面越掉越远，于是爸爸就倒回来把我举起放在他肩上。我骑在肩上摇摇晃晃头发晕，却又不怎么敢拼命捏住他的耳朵和头发，感到又是兴奋又是怕，不久就糊里糊涂地挣扎着要下地来。在林子里，我纵身朝枯树枝撞过去，感觉到树枝纷纷折断而高兴，又为打破了爸爸、妈妈努力保持的安静和恬适而得意。有时候我感觉得出，他们想让我去体验满地树叶散发出的潮湿芳香的气息，一只鸟在充满生机的静谧中轻轻地搔着什么，有段河岸被古老的伐木小道破坏了，那儿青苔、石头、树根和羊齿植物交错杂生，体现了大自然的仁慈宽容。但我就是体验到了也不告诉他们。我是个小城镇长大的孩子，玩来玩去都是开裂的人行道和夯实了的泥土堆。

这个宽宽的半月形树林里有许多我们穿行的小径，到处是男女幽会的情景。这里上面有低低的松枝遮盖，下面铺着一层层松针，闲话说很多姑娘在这里失了身。当然这不是我少年时代而是后来才晓得的，但这两个阶段已经有些分不清了。不错，有同学对我说过，班里（那时我们念九年级）有一个姑娘夸口，她最喜欢的莫过于光着身子在小湖里游泳然后在树下寻欢了。而我自己呢，是不懂得这类事的，也可能是把它看得十分神秘。我确实记得在十七岁的时候曾带着一个姑娘沿着童年时代走过的一条小径散步，那时童年已经显得遥远了。我们已搬到城外十英里远的地方去住，爸爸和我每天开车到中学校去。我和这姑娘俩人沿着我横扫过许多枯枝的那条小径漫步，在一段潮湿粗大的树干上坐下来。那时候是早春，凉飕飕的，头上有一圈稀疏的树叶。我大着胆子轻轻地从后面搂住她，两手握住她的乳房，在她那硬挺的外套下面，乳房又低又小。她闭上眼睛，朝后仰起头。当年同父母一起散步的事几乎已经忘怀，这一次我好像对那时叫人恼火的天真无邪说一声抱歉了。

穿过公墓回西林顿镇的路经过戴弗斯庄园，又是一个叫人毛骨悚然的地方。由一道墙护卫着，墙顶上是尖尖的石头，这堵墙一定有半英里长。墙太高，只有爸爸把我举起来才能望进去。里面房子和暖棚很多，认不出哪幢是住宅。幢幢房子都上了锁钉了木板，一直没人住。但夏天草地却修剪了，似乎是幽灵干的吧。还有个网球场。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插着些高尔夫球小旗子。不管怎么说，里面肯定有大片修剪过的草坪，灰色的汽车道，还有整齐的灌木。我印象中财富就意味着一个阴森森的巨大空间，像上帝自己一样。这段路树荫特别稠密，我朝里面张望时老是闻着潮湿霉腥的气味，像是从修道院走廊里发出来的一样。

公墓在小山旁，没有树木遮荫，太阳很快就把小小的美国国旗晒褪了色，晒死了盆栽的天竺葵。那是个举行节日庆典的地方。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搞大游行，男孩子们骑着自行车参加，车轮上缠着三色皱纹纸。游行到公墓便停下来，接着是野餐演说，军号奏乐，然后在墓碑上做跳背游戏。这里可以饱览全镇。小镇伸展在这座小山和“石板山”之间的谷地里，冒着烟的烟囱像刚揿灭的香烟头，小汽车爬行在兰开斯特街上闪闪发光，因为距离很远，有轨电车慢得像做梦一样。

公墓一侧不远，在寻欢求爱小树林的尾端，树下有个小砾石坑，战时我们在那儿玩过打游击的游戏。我们的头儿是个病弱怕羞的男孩。只要一到有露水的草地上去，他母亲就逼他穿橡皮套鞋。他的父母给他买了一顶钢盔，一件卡其夹克衫，甚至还有裹腿。他对玩打仗兴趣高极了。我们扮做美国大兵和日本鬼子，一边喊着日本话“瞧瞧我的厉害！”和“万岁”一边跳起身来爬过大圆石和山崖。我总是想像我会在山崖的一个裂缝里发现好多好多钱，装在一个褐色布袋里用皮绳子扎好。尽管我脑子里把钱袋想像得一清二楚，可从来没有真的发现过。西林顿的界限伸到这个坑和镇子最远头的采石场之间，我就看不清了。我相信边界就在种了些庄稼的田地里。采石场规模宏大，有一个洞穴，一幢没有使用过的什么建筑盖满了灰色尘土，里面放着神秘的齿轮、杠杆、挖斗和楼梯。采石场离我家有一英里，我很少到那儿去。我记忆里采石场覆盖着薄薄一层细砂土。镇子里那些剽悍的家伙就住在附近。大孩子们在采石场用零点二二口径步枪打靶，有时候还误伤自己人或小孩子。爬这儿的坡甚至比在救济院墙上走路还危险。散落在周围青草丛生地上的避孕器具似乎说明这儿搞的恋爱比树林里的更加粗俗。采石场那个洞穴又短又粗，但长度也足以使你担心洞口塌方挡住光线，把你封死在里面。洞壁是阴湿的黄色黏土，好像就要塌下来。采石场除了规模大以外，唯一纯洁可爱之处就是冬天场地上积水结冰。你可以在那儿溜冰不怕风吹，也不怕溺水，但是在另一处溜冰场即水深的小湖那儿常常担心发生这种事情。虽然结冰的面积要小些，但采石场的溜冰者看来技巧却更加熟练。姑娘们穿着大红紧身衣裤和上下扇动的短裙子，她们的臀部绷得像绒球。姑娘们转身，打旋子，后滑立定，闪光的冰屑成一对扇形洒开来。

采石场旁边就是西林顿镇的“星期五市场”，一看见那儿许许多多去叶洗净光秃秃的蔬菜就叫我沮丧。还有条叫“怀俄密星”浅浅的浑浊小溪，可以玩掷漂石子的游戏。那年月不兴土木，但在高低不平的浅坡上居然造了几幢新房子。朝着瑞丁城方向再往前走就是最繁华的地方，叫“林诺阿克”，绕在“石板山”脚下，我间或在那里玩雪橇。晚上在寒气逼人的路灯下穿过大街往回走，路程很长。雪橇板撞在冰辙上啪啦啦响，老是钻进橡皮套鞋的雪弄得我小腿肚子又酸又疼。夏天这座小山是爸爸、妈妈常来散步的又一个地方。远远望得见有钱人家的房子（包括一座十分现代化的住宅，用白砖砌成，平屋顶，蓝色的门窗框子，就像好莱坞电影里装配起来的平面布景）沿着四面山坡往上铺。即使在战时，那里也还是有足够的空地种“胜利菜园”。再朝上就是陡峭的野荒地。山顶光秃秃的，风很大，一片原始景象。朝北望去，西林顿镇的屋顶同其他郊区村镇的屋顶相混连接在一起，像是一条破烂的地毯，一直伸向高屋林立的瑞丁城中心，背景就是佩恩峰蓝色的山影。西林顿镇南面朝着田野，所以北面就对着瑞丁城。

瑞丁城充满活力，四时飘香，可名气并不大。谁听说过瑞丁城呢？沃利士·史蒂文斯出生在此，约翰·菲利浦·骚沙死在这儿。一个社会党人做市长整整做了一代人的时间。瑞丁城的铁路名字在“垄断游戏”棋盘上也找得到。传闻不法之徒最喜欢这地方，因为瑞丁城的公民组成的陪审团是整个东部最宽宏大量的。出人意料的是佩恩峰上会有座宝塔居高临下。以上这里就是我所知道瑞丁城屈指可数的风土人情了。虽然规模比哈里斯堡、威尔克斯一巴里、兰开斯特要大些，但名气倒不如这几个城市。不过，对我来说瑞丁城是城中之王，是一呼百城应的中心。这城市的气味实在丰富多彩！克里斯格公司里到处是牛奶巧克力和紫罗兰花露水；格兰特铺子里堆满了椰子烘饼；那些宽大的电影院装饰着天鹅绒，地上撒满爆玉米花，还有一股冷冷的皮革气味；食品烘房里棕色的糖浆，湿漉漉的面团儿，酥脆的油脂和热的砂糖发出叫人提神开怀的气味；美容理发厅发出叫人战战兢兢的焦头发味；书店里崭新的书面和胶水结成的气泡熠熠发光；补鞋的街角被“基威牌”鞋蜡和喷香的刨花弄得黑不溜秋；公共厕所里肥皂味特别强烈；红砖建筑的小街背巷悄无声息，那里砂粒、枫树和银杏树果子的潮湿气味混在一起；有轨电车妖怪似的恶臭使得每次回西林顿镇就得拼命忍住不要恶心吐出来——瑞丁城的种种气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童年时代对大千世界的认识。这个大千世界就悬浮在那里，离我的世界虽不远，但也够不着。

瑞丁城，小树林和那些可怕的地方都远在我生活的外围，它们的吓人和诱人之处没有闯进我充满阳光的圈子来。圈子里季节递嬗就像订杂志一期接着一期地来。我也像沿着一根刻有印记的牢牢树立的木杆向上爬，读书一级一级向上升，生日一个接着一个地过。我的生活包括电影院，运动场，学校，食品杂货铺，庭院，小朋友们，还有七叶树。我的地理概念是，西林顿镇我家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外面一圈是贝尔克斯县，再外面一圈是宾夕法尼亚洲（它是联邦中最好的和最叫人看得顺眼的一州），再外面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右半部人口多，左半部土地多。由于明显的几何学原因，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和我一样出生在美国的中心。有些孩子宁愿在其他国家、其他大洲出世，这叫我感到他们是太不幸、太古怪了。只有一个能够称做国家的地方，那就是我的国家。在这片长方形辽阔的乐土上（老师坚持说这土地略呈凸形），抬头是天空和国旗，还有同二者都联系在一起的罗斯福总统。

民主党人

我家是民主党。外公活了九十岁，总是投民主党的票，而且是投清一色的民主党候选人。他这一系列的选票可真不简单，就像帕匹·西林上衣翻领上坠下来颤动着的一串主日学校听课嘉奖章一样不简单。使外公政治倾向如此坚贞不移的这个政治传统我至今还理解不了，这得要足够的历史学家气质才行。他的政治信念有几分像林肯总统的决心：总统当年决定，万一李将军在葛茨堡占了上风，他就把所有牲口从宾夕法尼亚洲这块地方统统赶出去。

爸爸、妈妈同我更接近些。形成他们观点的那些事也叫我铭心刻骨。在妈妈怀着我和后来生我的那些日子里，他们切身感到国家处在吃惊、恐惧和绝望之中。罗斯福总统带来了希望，这个淳朴的得救感恩思想是我得到的政治遗产。但居然有人不赞同这个想法，实在叫我想不到。好比有个阶层的人居然想否认太阳的光辉。我这个民主党娃娃看来，这号人是瞎了眼睛的怪物。我的理发师傅就是这号人的原型。他理发像个艺术家，像个魔术师，妈妈说只有他才理得好我的头发。他这人秃顶，双手可灵巧了，还常常在店堂的漆布地板上来几下踢踏舞动作。他还是个忠实的球迷，老是开收音机听费城两个第三流球队的比赛实况。但在一个问题上他就是偏激固执。最后一次给我理发时，他毫不含糊地说我们的总统是患梅毒死的。直到今天，一听见共和党人宣传他们那一套，我就似乎听见剪刀在耳朵上面嚓嚓响，似乎觉得剪下来的头发贴着热辣辣的面孔往下落，一方面恨这些人可耻，一方面给衬在颈上的纸条勒着，于是满脸涨得通红。

现在

我那时觉得罗斯福总统高踞在这稳固牢靠的世界之上，是这个世界的象征和光荣。他的形象总是在那里。而现在他已从我记忆中淡漠了，成了个半传奇式人物。一个不能走路的人引导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走过了世界上最大战争的历程，这点已开始显得难以置信，像中世纪历史的一个插曲。今天，那位理发师已经退休了，而我的头发也已花白像一蓬乱草。那两家费城球类俱乐部，一家已离开费城，另一家总算没有每次都是倒数第一名。我童年时代住的砖房子现在已为一个医生所有，他添盖房子，从前廊延伸出去做办公室。原来的房子从高度和地皮来看都显得太狭，正面看去好像被人捏过一把似的，妈妈很不喜欢。但是它那狭窄的白色前廊，配着眼睛似的绿色窗框和嘴巴似的条子布遮篷，我看上去就像人脸一样。这张脸也消失了。我的山茱萸树还长在宅边院子里，比以前又高些了，但是后院的胡桃树已被砍倒。外公、外婆也不在人世了。帕匹·西林也死了。西林巷被拉直并铺了硬路面，改名叫勃罗布斯特街。有轨电车也不开了。镇上各处空地都造满了新的住宅和商店。新住宅已远远伸出费城大街的范围，救济院的地皮上也造满了房子，而救济院本身则给拆除了。它旁边的蓄水小湖和那片男女寻欢求爱的树林已被修葺整理成镇上的公园，还加上一个漂白粉消毒的游泳池，女人们要用卫生的游泳帽把头发包起来才能入池。如果我再一次走进费城大街一百一十七号，从后窗望出去，我就会看见在足球场和煤渣跑道那一边有一座花费二百万美元新造的中学，再往远处，在标志出“救济院”巷的双行树木那里有一连串战后新造俗艳不堪的住宅，还有一家大食品市场，像一艘难看的大平底船，上面停着无数的小汽车。在这里一到小麦生长季节，喇叭里就无休无止地播放商业广告节目。我回去的次数现在越来越稀，但只是在我多次回去备受震惊之后才懂得了一个看来十分简单的道理：变化是一切事物的规律。我童年时那地方之所以毫无变化和稳稳当当，那是花了难以想像的代价的，大萧条的灾难使一切都瘫痪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努力在国外英勇作战，童年时代的那种情况实属例外。

环境

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区别一定是这样的：童年时代的一切是我们自己所独有；而少年时代的一切则是和我们一样环境中任何孩子都会有的。我那时的环境是一条笔直的街，有大城市三个街区那么长，稍微带点坡度，骑自行车就完全感觉得出来。虽然大多数住户在瑞丁城的工厂和办公室工作，来回都乘车上下班，这地段还是有些乡村风味。在小巷和学校操场间一长条土地上长着玉米。我们家自己有一个大菜园，我们种菜不是消遣而是认认真真靠它当食物的。还把芦笋和鸡蛋卖给邻居。我觉得干这种小买卖丢人，可话说回来我是属于新的一代人。邻居中许多人不久前还是农民。街那头患甲状腺大肿瘤的老太太还一直戴老式的无边女帽。本街区最上等人家就是那些织紧身衣裤的工人了，大萧条时期瑞丁城的纺织行业倒很兴隆。我既不觉得富也不觉得穷。我把买食品的钱放在冰箱顶上的小药盒子里，那里面差不多随时都有些钞票和硬币。爸爸的工作给他的酬劳很少，我受益却颇大，感到自己有某种地位，尽管不是特权。做教师的儿子也算有了一种身份，人人都晓得我。上学时走在街上，家家户户招呼我：“乔尼我有了地位。”

学校

小学是一幢砖砌的巨大方形建筑，造在一块黑色地面上，那里用粉笔和颜色笔画了些小孩子做游戏的奇怪符号和格子。铁丝网把操场同邻近的住宅分隔开来。踢足球时谁要是把球踢进斯尼兹家院子，谁就得去捡回来。到斯尼兹院子去真够吓人的，可是一个年级只有一只球。斯尼兹是个大块头黑皮肤的德国老头，他可能把球还给你，也可能把你在他的汽车房里关起来，这就要看他的情绪如何了。他一举一动和其他人不一样。耳边风声一响，双手已经把你捉住了。(https://www.daowen.com)

我们沿着兰开斯特街去上学的路上要经过亨利杂货铺，在那儿买些面上打孔的甘草糖，有一条条的，也有一块块的，包皮纸上是笑容满面的爱德华·G·鲁宾生和海蒂·拉马尔的像。十月间万圣节假面具上市了，挂在晾衣裳的铁丝上，软软地吊在那儿。面具有中国人，海盗，巫婆，面孔都走了样，挤成一堆一堆的，彼此摩擦发出声响。荡在空中比套在我的小朋友头上更加吓人，其实套在头上就够吓人的了。说也奇怪，理智不能克服恐惧。你明明知道那不过是马克·温利奇和吉米·特莱克斯勒面具，他们的眼珠在杏子形状的眼眶中滑来滑去，可你还是胆战心惊。我最怕看面具的两只眼睛叠在一起，那简直和看真人的嘴巴七歪八斜地乱动一样可怕。

我那时当乌鸦。小学里的事情我记得的主要就是这个。上音乐课，唱歌的人分成三组：夜莺，知更鸟和乌鸦。名字一年年变换，有时候乌鸦改叫鹦鹉。如果中学里有人来参观，或者外面什么地方有人来参观，我们这些乌鸦就被带出教室，到楼上同五年级同学一起看科教电影，演的是哥伦比亚河上如何捕鲑鱼。嗓子沙哑的通常只有我和一个住在费城大街上的小姑娘，不是她哑就是我哑。我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我当乌鸦，尽管这名字引起别人嘲笑我。但我自己听起来，觉得唱得还不错嘛。

另一只乌鸦就是我第一次亲吻的姑娘。有一天我们放学回家沿着冰厂流水的阴沟走，因为有人说我不敢，我就偏吻了她一下。后来我们每天走到人行道的那个地方，我都吻她一下。一个邻居告诉了我妈妈，她严肃地制止了我，那个严肃劲儿好像同这个轻率活泼的行为一点都联系不起来。

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同女孩子们一起上学去。说来也巧，费城大街和隔一个街区的第二街的母亲们2025年都生女孩子。这些女孩子唱一支新歌“啊，乔尼！啊，乔尼！你也能有爱情来戏弄我这唯一的男生。”她们还偷我心爱的橡皮衬里书包。女孩子中最漂亮的那个后来当上我们高年级的五月皇后。她脸上有雀斑，粗辫子，绿眼珠。我们大家都改穿低鞋面的鞋子以后很久，她妈妈还让她穿高鞋面的鞋。她活跃极了，我们放学回家路上她鼻子总是无缘无故地流血。我们踏着枫树籽的翼瓣走着走着，她突然把头朝后一仰靠在墙上，有人就跑去把手帕在冰厂流水中浸湿，敷在她窄窄的鼻孔上，鼻孔淌着血，闪着红光。她是只夜莺。我深深地爱上了她，不过那是单相思。

不管呆在小学的哪个衣帽间里我心里都想着她。那里总是有一股湿雨衣和橡皮套鞋的气味。这气味刺鼻，叫人微微发颤，感到孤单可怜，难道爱情找不到更像样点的气氛吗？我在小学里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惹她注意。我做过一个白日梦，梦见音乐课的尖子学生自己挑选二重唱伙伴。她这只夜莺却选中了我这只乌鸦。老师吃了一惊，同学议论纷纷。我唱得棒极了，让他们十分惊讶。尽管认为我嗓子难听，但同她唱二重唱时却十分优美。我们俩一面跳一面带领着大家转圈子。

我在现实生活中的“胜利”是读三年级时让她打了我一记耳光。她那时老是打男生的耳光，我纳闷他们到底干了什么。拉辫子、解鞋带、扯衣服，作弄她（叫她“哈巴狗”），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是在这些恶作剧的背后似乎有一层完全相反的含义，因为她在课间偏偏找作弄她最凶的男孩子一本正经地聊天，放学时同他们一起回家，还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书页的四周。我并不懂暗藏的含义，只不过推想里面有点什么名堂，于是也冒昧地干了一次。她正在和一个男孩子在朝会教室里扭打成一团，就要打上课铃了。我便也插手进去扯她上衣背后的蝴蝶结，给她一耳光打得那么响，房间那头的孩子们都听见了。我欣喜若狂，脸颊上的指印和疼痛好像是她同我开始要好的标记。其实不然，我们之间还是老样子。我实际上不想戏弄她，而是想帮她一把，也想她帮我一把。我缺乏靠本能搞幼稚恋爱的诀窍。独生子也许这方面差一些，缺少同其他孩子打交道时的刚柔结合。

整个小学时期，中学在脑子里的地位变得越来越大。中学生个子高大，毛发多，一张口就是香烟气味，在街上蹓跶起来似乎同成年人差不多。从我家后窗可以看见它巨大校舍的一部分。我爸爸每天就是在那里做些神秘高深的工作，早饭吃完拔腿就走，穿过葡萄藤凉亭，上衣口袋插满有毛病的钢笔。他不时带我去一次中学。那里清漆和红色地板蜡发出经久耐用的气息，课桌的大小，饮水喷泉的高度，兼作健身房的大礼堂大得出奇的尺寸，这一切都使我感到那些房子是一群巨人在多年以前刻苦用功度过他们无限幸福生活的地方。每逢夏天结束，通常是星期一劳动节那天，爸爸和我走进他的教室二○一室，把成捆的书打开，把他学生朝会教室里书桌上的拍纸簿和铅笔整理好，削四十支铅笔可真是够呛，但同爸爸一起削便是一桩严肃的快乐。到今天闻到铅笔的雪松木杆刨花气味就似乎看见了爸爸。看见他用钥匙打开橡木大门，自己同他一起欣赏一个小时崭新的书和金色铅笔，就像欣赏海盗的宝库一样。关掉灯走出教室，沿着黑暗中闪光的走廊往前走，走廊尽头显得很小。也许在一扇开着的教室门口停下来说几句话，门里站着另一位教师，他像密室里的巫师在一个擦得亮亮的大地球仪旁边画表格。这个神奇的世界只有少年时代才能享有。

操场

我已经把少年时代生活的外围部分描述过了，而它的中心则包括几处美好安详的地方。这些地方几乎都无法描绘，它们同我的灵魂一样带上中性色彩。因为我在那里度过了这么多时光，因为那里对我说来是太切身相关了。我老是想像灵魂是肋骨下面一块淡色的长方形东西。在我目前居住和写作的这个城镇里，一到雨天海鸥就在头顶上凄惨地叫着。但没有海鸥飞到内陆的西林顿去。那里只有麻雀，欧棕鸟，小黑鸟，知更鸟，有时还飞来一只鶙鵳鸟。它就漂浮在空中，翅膀纹丝不动，像一只风筝飞得太高看不见风筝线。

现在说一说操场。棒球场那边一块高地三面是玉米田，上面有座亭子，里面有桌子和一个放各种器材的小棚子。我很小的时候便开始到那里去，那时大些的孩子玩屋顶球戏踢起的尘土飞进我的眼睛，夏天里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我都去。大家都爱玩屋顶球，球是一个红色橡皮球，比篮球小，玩法是用力击球让它反弹到亭子的屋顶上去。孩子们排成长队依着次序来，失败了就离队。到只剩下一个人时，大家齐声喊“重——来——”又开始下一轮。排队的次序是按上一轮离队的先后决定的，所以队列前面是个子最高力气最大的孩子，尾巴上的力气最小年纪最轻。但不管怎么样大家都能玩，完全民主。常常是一队多达三十人，按着年岁大小排列。到我们搬家时，我已经是每次排头一名了。我懂得怎样击球使它旋转，怎样跳起来把球打上去轻轻擦着亭子的屋檐滚，懂得用指关节拍拍球适应打高球的需要。不知怎的这游戏老是玩不厌。看着那个球沿着透视画形状的屋顶油毛毡弹弹跳跳比什么都要紧。好些日子我从九点开始就呆在操场上看见他们升国旗，一直到下午四点他们把器材收回去，别的游戏都不玩。

如果你击球太重，球越过亭子的尖顶，你就算输了，还得走下一段陡坡到地里去捡球，那里救济院的人已经不种玉米，因为全给球砸倒了。如果你前面那个人把球打得太高没有碰到屋顶，或者一点不沾边，你就有权去“援救”，在球落地以前把它再打上屋顶去。这样就产生了复杂的勾心斗角或者大献殷勤的各种机会。比方说，我总是愿意去救那些“夜莺”。有个姑娘从路易斯安那州来的，姓法国姓，人人都愿意去“救”她。她才十二岁，看上去已经成熟了。记得我同一群男孩子站在秋千架下，她用力蹬腿越荡越高，我们抬头看她一双皮肤黝黑、肌肉绷紧的长腿的内侧，看她光滑膝盖弯的肌腱跳动，看她像芭蕾舞鞋的尖尖运动鞋。

亭子小棚的墙上涂满了黄色下流的图画和字句，还有诬蔑漂亮姑娘的种种坏话。几小时以后督导老师走了，如果你个子高，你可以抓住横梁爬到小棚顶上去，棚顶和亭子顶之间有个楔形的小空间，这里的铅笔字画大人们都懒得去擦掉，那木头也渗出一股偷禁犯科的味道。亭子里一整天达达达下跳棋，乒乒乓乓打台球，现在静下来，好像男女相爱屏气凝神时的寂静。

操场上的现实生活似乎更为紧张激烈，灰尘飞扬，勇敢搏斗。这完全是孩子们的世界，这里孩子们为数最多，而管我们的大人却寥寥无几。操场是一片略高一些的泥土地。现在看来，我们那时头顶太阳和蓝天。抬头一望，也许可以瞥见一只鶙房鸟，或者注意到要变天。

一片大乌云

真奇怪，我现在还记得，有一天在玩屋顶球的时候，我仰起头一看发现一片大乌云，那时我可能是六岁，九岁或者十二岁。也许是别人，也许是我大喊一声：“看云哪！”那天天气晴朗，不知不觉地冒出一大片云，形状圆圆的，大极了，厚实部分是铅青色，周围一圈银边闪着光。云的体积大得惊人，它不仅是变天的坏兆头，而且本身就是一场灾难。这样大的云块我以前从未见过，以后也没有再见过。

当然，奇妙之处在于云块没有尺寸大小。它们在虚无缥缈中移动，同我们的距离也很不明确，没有什么办法去测量，我们甚至也不用云块彼此来比大小。哪怕在雨天，整个天空一片灰暗，我们也不会想，“这片云多大啊！”事情好像是这样：宇宙苍穹的灵魂好似光圈通常调在“一般”的照相机快门，但也有时疏忽大意把快门全部打开，一个神秘的形象便填满了整张底片。

另一次是天空对着操场发话，告诉我要提防上面来的奸诈。那天是运动日，其中一个项目是赛跑。我们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堆在一起，然后隔开一段距离排好队，一齐朝鞋堆奔过去，找到鞋子穿好再跑回来。优胜者奖给一张西林顿镇电影院的票子。我是第一个找到鞋子的，正在系鞋带的时候，围起来看热闹的大人和大孩子中有个声音喊道：“快！鞋带别系了！”我没系鞋带就跑了回去，结果算犯规。那个躲起来高声喊话的家伙欺骗哄人，气得我晕头转向，我是多么爱看电影啊！

电影院

电影院离我家有两个街区。从六岁起我就独自去看电影了。我妈妈对我吻女孩子禁得很严，想不到看电影却很放任。电影院一周放三部片子，两天一部，星期天关门。好些时间我是一周三次都去。记得一个夏天傍晚在我家院子里，晚饭吃过了，胡桃树投下浓浓的黑影，萤火虫还没有出来。爸爸不在家，妈妈和外公、外婆在菜园里翻地。灰渣堆上还未熄灭的细枝和纸片在潮湿的空气中冒起低低的烟。我提出说想去看电影，满以为他们不会答应。妈妈却叫我到屋里去把身上弄得整洁点。我穿上干净的短裤回到院子里，树影略微更深些了，露水稍稍更湿了。我拿到一角一分钱，穿着新熨过的短裤和刚换上的衬衫沿着费城大街跑去，经过冰厂的流水，手里捏着一只角子和一枚分币。我总是跑着上电影院去。不是看阿朵尔菲·孟优主演的片子，就是看恐怖片。人变成猫，手指缩短发粗变成了爪子，用两次曝光的办法使毛发变得模糊；还有埃及的陵墓和英国的别墅。别墅的门吱呀呀响，窗帘被风卷来卷去，狗不肯到房间里去，因为预感到人无法感觉的什么东西。一旦晓得恐怖镜头要来了，我就常常踡缩在座位上，用上衣挡在眼睛前面，从纽扣洞里望出去看看那镜头是否过去了。从纽扣洞里看见弗兰克斯太因的怪物朝你瞪目怒视，电光一闪，汗水顺着装在他脸上的螺栓直往下淌。回家的路上我又拔腿跑，现在是因为害怕。夜已深了，第一场电影是七点到九点，到了九点钟哪怕最长的夏日白昼也快消逝。街道两边的门道都像是鬼影幢幢的坟墓，每一丛灌木似乎都会伸出手来抓人。我提高脚步发疯般地跑，生怕脚踝给伸过来的手攫住。最后也是最可怕的地方是自己家的门道，两边的矮砖墙说不定藏着猫人。我纵身跳起冲进门去。如果前廊里没有人，我就匆匆逃过那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客厅，经过那些敞开的门口，一直跑到厨房，那儿总有人在干活，电灯泡亮着。那厨房里有冰箱，还有一张铺着油布的旧桌子，歪歪斜斜的，我们就在那上面吃饭。因为屋里灯亮，窗户显得一片漆黑。甚至在这时候我还把脚放得远远的，不敢挨近桌子下面那个吓人的空间。

那些年是好莱坞走红运的日子。我们那家电影院是个地面稍微倾斜的狭长大厅，狭得当中不再留出过道，场子经常挤得满满的。我最爱星期一的夜场，那时候最空，觉得这场子大部分都是我的。我有个最喜爱的位子，在后排最左边。我最喜爱的时刻是开映前。那时巴比伦式橙色的壁灯还亮着，帷幕尚未拉开，头上放映机嗡嗡作响，放映间里已经有人了。我明白一道充满浮尘的光柱马上就要从我头上射出去，旅游片的片头就要出现在帷幕上。随着帷幕吱吱地徐徐拉开，稳定地投射在帷幕上的字句一起一伏。然后银幕现出了，上面的形象总是因聚焦调节几次而活动起来。听着轻轻的嗡嗡声晓得电影即将开始，我最喜爱的时刻到来了。

星期六下午看完日场出来时，电影院老板会送“赫西牌”巧克力给我们。圣诞节早上，他免费招待放一小时的动画片，路德教主日学校校长领我们唱着赞歌走进去，他在高大空白的银幕前打着手势，还比不上有时落在放映机镜头上飞蛾的影子大。他低沉的声音从光秃秃的墙上古怪地反射回来。这些墙又黑又吸音。但在这个早上，场子里装了这么多叽叽喳喳过圣诞节的孩子，它们也发出回声，使人感到是一个万木凋零清爽干净的冬晨。看完这场招待电影，我们就都到市政厅去。那里最胖的一位镇公所办事员装扮成圣诞老人，送给我们每人一个装着巧克力的绿盒子。西林顿镇子不大，还出得起钱来保持这些传统。

三个男孩

如果他们三位介意，我就用甲、乙、丙来称呼他们。甲男孩居住在隔壁，赫然耸现在隔壁。看上去是又高又大，像是用各种东西填塞出来的大胖子。他爸爸是织紧身衣裤的针织工人。啤酒肚子在他家传了几代已经成为先天性的了，他似乎也挺着个啤酒肚子。脸上五官极不分明，像肩膀上扛着一个光光的圆球。他总是把我当迪斯尼动画片中的鸵鸟奥利，叫我“鸵鸟”。其实我颈子并不长。这个绰号一点不公道，我受了这冤枉哭过鼻子。不管我说什么，怎么大喊大叫，他都不肯改口。现在，每当我读那些脸颊红得像苹果、为季刊撰稿的饱学之士，或那些为《时代》杂志写双关俏皮话的虚伪的惹祸妖精写的书评，还时常有当初那种感觉，耳朵嗡嗡响，眼眶里一阵热，胸膛似乎薄得像蛋壳，声音闷在肚子里发不出来。从甲男孩那里，我第一次得到愚昧力量的印象。这号蠢人盲目自信，以为自己样样都对，简直拿他们没办法。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只要经常叫“鸵鸟！鸵鸟！”天都要给叫得坍下来。

甲不仅是个孩子，简直是可以用很多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力场。有时会化成瘦长的男孩，大嘴巴小耳朵，一副讨厌相，他们常常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把我揍一顿。虽然我也反抗，但给揍几下我倒也不在乎。原因之一是可以使周围老是躲开我的人们同我发生点关系，至少在挨揍时是如此。再说这些孩子都是读不好书、考试老不及格的学生。他们穿着灯芯绒的灯笼裤，膝盖上底线都磨出来了，衬衫是大人穿过的男式衬衫，最上面一颗纽扣总是扣起来。最后这一点是穷得要命的可靠标志。因此，他们用拳头揍我这个爸爸是老师的小孩子，我倒觉得有点应该揍，他们的报复多少是可以原谅的。还有个原因是，每当我回家，衣服撕破，鼻青脸肿淌着血，妈妈和外婆那个惊惶失措劲儿叫我心里乐嗞嗞的。爸爸的态度是，男孩子就得习惯这一套，对此我朦朦胧胧倒也赞成。爸爸和我自己都怕我会变成一个胆小鬼，也许爸爸尤其担心。

我十一岁左右就遇见乙男孩了。那年夏天，我正好在操场上，乙男孩在那里的沙箱里玩装着胶皮轮子的坦克车，把它从箱内的小山上推下来又推上去。坦克车是个小巧的玩具，漆成斑斑点点的绿色保护色。爱国的玩具制造商人在战争期间生产了千千万万这样逼真的玩具武器，我们就用这些虽然是微型但形态逼真的家伙打仗。我被玩具吸引，上去同他搭话。乙男孩虽然比我高，年纪也比我大，可他的头发同我一样是棕色的，一点也不卷，看上去也是很孤单。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住在街那头靠近救济院，也就是在街的东头，那里出过几桩惨事。他刚从中西部搬来，妈妈是个寡妇。除了玩打仗，我们还一起干了许多别的事。有次我们一连几天玩石弹子，一直到其中一个人把整整一咖啡罐头的弹子全部输光。我们把连环画的动物描在胶合板上，再用钢丝锯锯下来。我们还玩放电影，把小人书上的图画撕下来，涂上颜色，粘成一长条，绕在一个卫生纸卷轴上，还用一只纸板箱做成电影院。我们俩利用橘子筐，雪茄烟盒，花生酱罐子以及其他可以派点用场的废物，拼凑装配成电话、赛车和未来的城市。我们都喜爱小人书里的人物斯摩基·斯托弗，总是学着样子说：“弗——”。有段时间玩“垄断游戏”入了迷。他叫我做“阿丕”，而且是唯一这样叫我的人。记得有一次知道他下午就要来我家玩“垄断游戏”，为了表示高兴，我就精心布置，把“运气”和“团体公款库”两种卡片按扇形排列，做成螺旋楼梯形状。他走进房间，咕哝了一声：“阿丕，你在干啥？”接着就不耐烦地把这些卡片按规矩和成一叠了。我们年纪越大，彼此间年龄的差别就表现得越明显，还在同我交朋友这一点就越使他尴尬。我们也打过架。有次我脱口而出挖苦他，说他没有爸爸，真把我自己也吓坏了。这种事绝对不能提，提了就不能原谅。我想我们后来又和好了，孩子们就是这样。不过已经伤了感情。他长长的脸，面色苍白表情严肃，长着两颗能牙齿。他现在也许在什么地方当电子技术工程师，为政府做秘密工作。

通过乙男孩我第一次体会到友谊发展的模式，可分三个阶段。首先是结识，大家是初交，会意想不到地使对方笑起来，除了彼此客客气气别无他求。一个人去世，另一个人惊讶，如此而已。这个阶段既愉快又稳定。彼此交往若有节制，这种友谊可以维持一辈子。双方每次见面不无愉快，似乎有君子之交的感觉。下一个阶段就是亲密。现在对方说笑话两个字才出口我们就会笑起来，因为我们晓得对方要说些什么。双方好像从头到脚处处合拍，在有些地方简直是契合无间。我们想要做件什么事对方就会赞同，提出什么建议就恰好投中对方的心情。大家聚在一起兴致便越来越高，彼此心心相印，感情越来越炽烈。这是一个令人销魂但又不稳定的阶段，而且由于过分激动一定会进入第三阶段——反感。其中一方判断失误，或者自以为是，或者提出建议得不到对方的响应。有时就会爆发出来，但更经常的是当场闷在肚子里，过了几个月才意识到肚子里的不满意实质是什么。不满没有消解反而增加了。头也疼，嗓子也发紧。常常想忘掉它或者原谅对方，可就是不行。现在事事都刺神经，都叫人讨厌。这种反感一表露出来，哪怕是一丁点，把过去的情投意合全翻了个儿，好事都变坏事了。对方样样都讨厌、可憎，但是又无法把他轻易打发掉，我们向对方已经讲了那么多的心腹话，他就把这些心腹话当抵押品。他对我们吐露的那些体己话也印在我们脑里，洗刷不掉，时间长河的冲刷也不能彻底磨净，因为这些痕迹是不可磨灭的。现在尽管朋友间还继续见面，微笑致意，好像彼此不过是一般相识，但是一方死了另一方那才高兴呢。

丙男孩是例外，不受这不幸模式的约束。我们在幼稚园以前就是朋友，现在还是朋友。我现在还上他家去，他和他妻子用酒、苏打饼干夹高级乳酪招待我们夫妇俩，就像二十年前他从妈妈的冰箱里搬出东西来招待我一样。他天性好客，而我天生就喜欢做客。他颖悟能力甚佳。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说我幼时头脑简单得像原始的哺乳动物，像一只狐猴或一只鼩鼱，那么他就有天使般人人夸赞的头脑。他在学校里站起来背诵功课时，方方的额头闪着光，冷静自若。右手插在左胳肢窝里，左手用铅笔机械地敲着大腿。他每次答问都正确。在拼字比赛中我输给了他；在另一种比赛，比小人书搜集时，他又出比我高的价钱买去了我在另一个男孩阁楼里发现的最佳小人书——《米老鼠》的初版本。我至今还记得这本书，那时我想它想得要命，书页因年深日久而发黄，图画是按迪斯尼最初的风格画的。米老鼠像小孩子那样敞开黑黑的胸膛，眼睛是刻出来的椭圆形。没有到手也许倒是因祸得福，使我渐渐死了心，不再专门搜集物品。

丙男孩大胆泼辣。他曾故意去放野火，同凶狠的孩子对扔石头打架。有一天的下午他硬要同我玩掷铁圈的游戏，后来医院里发现他那时阑尾已快要穿孔了。他雄心勃勃，挨家挨户去征求过杂志订户，替邻居修剪草坪，在经济问题上同他爸爸讨价还价。他很会搜集邮票，以致后来开了一家集邮公司，公司的钢质架子和油印机器塞满了他的房间。他也积攒钱。每次我去他家，他就搬出一个小铁皮盒子，把里面的钱数给我看。第一周是二十七元五角，第二周是二十九元九角五分，第三周就是三十元九角了。这些钱都换成崭新的票子，整整齐齐地折起来。数钱的那一套简直是一种奇怪的仪式，而我的感想是：既然他在攒钱，我就用不着攒了。他有钱使我也沾了光。我俩一起读大警探艾勒利·奎恩的故事，一起玩国际象棋和其他自己发明的盘上游戏，一起讨论无穷大之类的问题。后来他快成人的时候就搜集唱片。他喜欢戈德曼的五重奏，但更爱汤姆士·华勒尔的爵士乐曲。他那间房子沿墙还是一排西尔科集邮公司的机器，那个铁皮盒子也许还藏在什么地方，唱机里放出来的是那位死去的黑人歌手唱的“你不是这锅里唯一的牡蛎”，我这位瘦瘦的朋友跟着轻声哼哼，我坐在那儿感到好像坐在保护人家里，当然，这里指的是保护人的最好含义：完美主人的完美客人。之所以完美就在于我们一起在西林顿镇度过了全部时光。

三大秘密之一——性爱

在几起关键问题上，这个小镇忌讳很多。好像从不提男女问题，实际上却不断有流言。爸爸拍妈妈的屁股，喉咙里还发出一种低沉的声音，我觉得是性虐待狂的下流表现。少年时代男女问题的主要体验就是看过一段纪录片，几个女人在泥坑里摔打，身上的游泳衣弄得完全是稀泥，好像赤身裸体一样。她们挣扎起来又摔倒下去，扭住一团，全是胖胖的身体，看不清面孔。这景象对我后来影响很深，40年代早期电影里常有女人打架，抓头发打耳光，爱达·鲁平诺就通常是其中之一。一看这种电影我下身就紧张，有一种激动起来的感觉。从那以后我脑子想女人总是和稀泥有关系。我在床上常常梦见的场面是，我和一个姑娘只穿着衬裤，给人用绳子捆起来，米老鼠故事中的恶棍长腿彼得把我们俩从大悬崖上推进秘密的泥潭。一般说来是我挣脱束缚去救她，也有时她来救了我，这且不管。我们身上沾着污泥，好像穿着弹性紧身衣，脑子里想的是死到临头怎么行动，哪里还管什么拘谨，顾什么羞耻。原来她早就爱上我了。我们终于爬出泥潭，见到亮光。绳子把手腕勒得生疼，但在彼此救援以前被绳子紧紧捆着的时候倒有一种快感，是幻想的核心所在。

秘密之二——宗教

从讲求实惠来说，我已经变成了公理会教友。但我选择的是路德教派。在那装着半透明玻璃、布置得体的教堂里，我们唱路德那首十分动人的赞美诗，这首诗在我童年时代路德派教堂里唱得很少。我一边唱，一边热泪盈眶，声音变得深沉了。

我们自古以来的宿敌

还想来制造痛苦和悲哀，

他挟着残酷的仇恨，

力量强大、诡计多端，

世上无人敌得过。这首颂扬魔鬼和尘世的动人挽歌，唱起来犹如雷鸣一般，节奏徐缓，暗暗含着骄傲。滋润了我从未意识到其实早已种在我心里的种子。那些地地道道枯燥乏味的说教我幼时接触甚少，怎么会在我心上留下了十字架的烙印？还偏偏是路德教派、典型的北欧教派的烙印？这一派顽固地坚持，尘世核心的核心是交叉的矛盾冲突，而在所能说的所能写的一切之中，只有《使徒信经》才能最充分地互相沟通，最充分地加以解决。

家里只有爸爸定期去做礼拜，每个星期天带回来一份叫做《鹰》的传单，还抱怨说布道的时间太长。我和教堂打交道并不成功。虽然父母和我都认为我去主日学校听课从不缺席，一点不比别人差，可是我却很少得到听课嘉奖证章。得到过一枝铅笔，上面印着“舍德特殡仪馆”的字样。有次听说路德教友会正在举办许多好玩的社交活动，就想去参加组织。但是我不走运，去的那天晚上正好是万圣节晚会，我没有服装道具，他们不让我进去。使我最伤心的一次冷遇是有一次我去主日学校路上被汽车撞倒了。我手里拿着募捐得来的一角钱，汽车挡板把我拖了十五英尺远手都没有松开。这样英勇的献身精神却没有得到什么嘉奖。看来路德教派一点也不喜欢我。

但是教会表现出来的执拗顽固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作风，反倒使人更容易把它古怪的实质看个明白。我此刻想不起当初是怎样起了疑窦的，也许怀疑的东西异常地少。可是疑窦一旦产生，就不仅是停留在枝干上完事，而是要想把树连根刨掉。《使徒信经》第一章假使站得住脚，其他各章就像下山的水不可阻挡。我觉得，在那么遥远的时间和地点，上帝摇身一变化作一个叙利亚人木匠，在世界各地游荡，随心所欲地给人治病，训斥人，回答问题，悲痛忧伤，这实在很符合美洲大麻创造者的角色。更使我这孩子迷惑不解的是自我化身。居然会预先存在一个“自我”，它兼收并蓄，它又是历史长河的亿亿万万中微小的一粒。为什么“我”成了我？这件事简直毫无什么道理可言，简直叫我目瞪口呆。其他的一切也就相形失色了。

迷信而不属正规宗教的东西在西林顿镇还颇有市场。这里到处张挂着左道邪门的招牌。格里尔镇上还有个巫医，居然像医学博士那样挂出牌子来。最近我在读弗雷泽写的《金树枝》，读到他鄙夷不屑地列出各种各样迷信的一张单子，其中居然有很多项看起来都很有道理，这实在令我十分惊讶。我外婆总是为各种迷信的小事情唠唠叨叨。她出身的乡下还在搞撒盐巴、碎镜子、上弦新月和凶兆之类的把戏。同她接触多了我也相信我家房子里有鬼。我进了卫生间就叫她守卫在门口，让她自作自受。万一我发现她在鬼魂出没的阴暗过道里睡着了，就跳在背上捶打她。现在想起那股子凶劲良心上很不安。

请设想我家附近是座非洲村庄，尖尖的屋顶下响起印度手鼓的擂打声，预兆到处冒出来，黑暗中十足的迷信以令人信服的形式出现了：

仙影拳半夜开花！

那还是在战时，2025年战争刚刚开始。有一期《柯利尔》杂志封面上印的是裕仁天皇，他衣饰鲜明，长着獠牙，站在衣冠不整、目滞口呆的希特勒和更加憔悴懦弱的墨索里尼的面前。我们的军队在太平洋上一个岛接一个岛地败退，日本人好像是一群无所不能、厉害十分的魔鬼。仙影拳半夜开花就发生在街那头的一户人家里，房子外表是拉毛水泥像美国中部的房子一样，里面又窄又暗。客厅里塞满了说不出名堂来的家具，上面装饰着各种垫套和细瓷小摆设。圣诞节客厅里出现了一株非常漂亮的树，上面缀着许多金银纸箔，吊着爆玉米花、连环纸带、椒盐饼、小圆球，还有其他各色细巧装饰品。看起来这些东西都是从上个世纪传下来的。

仙影拳夜里开花在我们附近可是一桩大事情，我们一连候了几天。那天晚上，大概是八月或者九月的一个暖和的夜晚，消息终于传来了。妈妈、外婆和我摸黑奔过费城大街。时间很晚我早该上床了，我想起了从前有天晚上他们不让我去看救济院失火。这株仙影拳栽在宅房空地上，夹在拉毛水泥墙和篱笆中间。本街坊的女人们已聚成一堆，暗淡的光映出她们粗壮的肩膀和发髻的影子。这朵花长在一根弯弯曲曲、看上去不像真的主茎上，花瓣灿烂美丽得超乎自然。可是没有人看花。抬头仰望，北方的黑暗天空中缀着点点星斗像抛撒的盐粒，北极光闪动那好似动来动去的指头在打手势。一会儿拉长发亮看得出蓝、绿两色的深浅色调，一会儿又逐渐消黯乃至完全消失。这景象在如此靠南的地方实在罕见。女人们嘴里念叨，叹口气，还好像由于身体摩擦而不由自主地发出呻吟。站在她们的裙子和腿中间，我突然倒抽一口冷气，心里十分恐慌。有个女人问道：“世界末日到了吗？”没有人回答。接着一架飞机飞过来，红灯一闪一闪，引擎声比黄蜂的嗡嗡声还要轻。日本飞机！日本人来轰炸西林顿镇了，来轰炸这世界的中心了！我等着炸弹扔下来，默默地祷告，希望奇迹出现。天空中出现天使和出现日本人同样都是不可能的，但是，那天晚上就长在我膝盖旁边的仙影拳开了花，洁白的花瓣又厚实又光润，灿烂夺目，这样不可能也变成可能的了。

当然，飞机飞过去了。那是我们自己的飞机，我的祷告像平常那样又落了空。我们回家了，世界又恢复了它符合理性的外表。可是女人们的呻吟却在我心上留下了永久的创痕。

秘密之三——艺术

翻阅妈妈给我做的粘贴簿，里面是我小时候画的图画，我偶然发现有一幅画，题为“太阳先生在办公室里同冬天老爷爷谈话”。冬天老爷爷画成一朵大云彩，长着细长的腿；太阳先生则画成一个光芒四射的大圆球，也长着细长的腿。两个人面带笑容，舒舒服服地坐在太阳先生办公室内仅有的家具——两把椅子上。认为光明之源应该在什么地方有间办公室，正是符合我那时对艺术家的想法。一位艺术家住在像西林顿这样的镇子里，以铅笔和纸张作工具，像那个牙科医生一样，有条不紊地搞他的独立工作。其实，这也正是我自己目前的状况。

歌德说过，或许其他人也说过，年轻时立心愿不可冒失莽撞，因为说不定立下什么成年后就得什么。现在我回宾夕法尼亚洲去，父母目前住宅的墙上挂着我孩提时的相片。我微笑着，明亮的眼睛瞧着房间角落里的什么东西。我站在这相片前面，从那上面得不到一丝一毫的赞许和感激，感到很失望。对我来说，这孩子不是虚无的幽灵，而是实实在在的人。对他来说，我反倒是幽灵，现在的我就是过去常常缠绕着他的幽灵之一。我好像相片上这孩子从胶水瓶里召唤出来的精灵，为他的符咒所驱使，弄到了笔和纸，弄到了办公室。我此刻胆颤心惊地等着他再下命令，或者至少是得到他点头认可。但他却对着我背后什么东西微笑，似乎我不争气所以变得透明。

这孩子无知，分不清绘画和写作，把艺术一股脑儿当成某种魔法，靠它可以沿着细细的铅笔线飞出西林顿镇，完全超乎于时间，一直飞进无穷的心灵变幻之中去，有的心灵看不见，有的甚至还没有诞生。他脑子里把这种变幻无穷想得美妙光明。真是天真幼稚！但是他的这个观点，同他关于宗教和政治的观点一样，我保持至今无从替代。这孩子喜欢空白纸，这个偏嗜在艺术创作上给我出了难题。我是这样推想的：纸是写在上面各种符号的基础，那么形形色色的事件难道不也是依赖于一个没有特征因而从未加以表现过的场地背景？星期天滑冰最美妙之处是滑冰者脚尖立地旋转的花样，还是无声无息地支撑着滑冰者的冰面？空白不等于空虚。我们可能在自己看不见的一片巨大光明上滑冰，因为我们别的东西都看不见，所以也看不见这片光明。它有颜色，有砖墙、石头之类静止物体看来具有的品格，而默默无闻和不知疲倦地做些有益的事情。这些东西沉默无语却努力给人以安慰支持。是幻觉吗？要把我生活圈子当中的事情记述下来，记述那些沙砾，颠扑，平凡无闻，记下满意和神秘的丰富内容。考虑到圈子外围的种种苦难，苦难无时无刻想闯进来，记述这一切是可能的吗？值得不值得？回答也许是否定的。不过，那些七叶树，门廊，绿色的树篱朝着一个静止的终点逐渐远去，这个终点仍然是我想像中地理世界的中心。

少年时代结束

四月里一天我正沿着费城大街走，人行道上有一条浅浅的雨水阴沟，如果你穿蹓冰鞋的话准得摔一跤，不过我已经几年不穿蹓冰鞋了。正当我跨沟的时候，街对面一幢半独立式房子里突然奔出一个男孩。他是六兄弟中最小的弟弟。哥哥们都在军队里打仗，所以他家前窗上挂着五颗蓝色的星。他比我大几岁，到中学去上学路上常常穿越我家院子，从葡萄藤凉亭下面走过，弄得外公、外婆很不高兴。他长手长脚，跑步斜穿过这条高顶礼帽形状的街道。我是街上唯一的行人。“乔尼他叫我。这样高大的少年来招呼我使我受宠若惊。“你听见了吗？”

“没有。什么事儿？”

“电台广播的，总统死了。”

那年夏天战争结束了。到了秋天大家突然都动起来。我们从那幢大白房子里搬走了。在万圣节晚上搬家。搬场工人把最后一批家具装进小卡车，这些家具我出世以来就没人动过。正在装车的时候，化装小鬼和猫的小家伙正在树林阴暗处跑来跑去。有些就来揿我家门铃，妈妈把门打开，他们一看见妈妈身后空荡荡的房间吓了一跳，什么东西都没讨就走开了。收拾好最后一批东西，关掉厨房里的灯，锁上门，我们三人就钻进爸爸买来的那辆旧车。住在西林顿镇我们从来没有汽车，不管到哪里走走就可以到了。外公、外婆已经在新房子里了。爸爸把车开上街，经过经济院一直朝东。那时我已经十三岁，开始懂得玩点花样了。我故意扭动身体，从汽车后窗里张望那渐渐远去的老房子，有点难为情，但又偏做出一副沮丧的样子。高处的一扇窗玻璃一下子正好反射着月光，接着反射光又消失了，唯一发亮的东西就是白色的砖墙。墙上有一大块空白地方，过去我曾一连几小时对着它拍网球。现在那上面山茱萸树的影子和宅旁空地上灌木的影子扑朔迷离分不清，不过山茱萸的影子高一些罢了。在影子即将从视界中消失的那一时刻我转过脸去，这样我自己的影子便也永远留在同一个地方了。

周敦仁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