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经济封锁政策推动赵佗独立

二、吕后的经济封锁政策与赵佗借机称帝独立

南越赵佗接受陆贾劝说，归附汉室，曾以藩国的身份向高祖刘邦进献过贡物。据《西京杂记》卷三记载:“尉佗献高祖鲛鱼、荔枝，高祖赏赐薄桃、锦四匹。”惠帝三年，南越亦有过类似的贡纳记录。

到吕后当政时，岭南经济尚不具备自给自足之独立性，尤其铁器、牲畜十分匮乏，主要靠中原输入。如果岭南所需之铁器和牲畜能够源源从北方进口，无异增加了南越的实力。因此，吕后畏惧南越的强大，怕由此构成对汉的威胁。于是借口“别异蛮夷”，下令禁止向南越贩运铁器、马、牛、羊等物资，即使允其出口，规定“予牡毋予牝”(《西汉年纪》卷五)。“牝马”就是母马，很明显，限制母马出口，旨在控制马的繁衍。又据清人梁廷桐《南越五王传》说，吕后时“禁绝南越关市金铁田器及马、牛、羊畜，毋得关以牝。”当时铁与马都属战略物资，吕后予以限制，目的是十分明确的。正是由于这一封锁政策，大大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史书对吕后突然改变南越关市政策，未作任何阐释。只据《汉律》规定，“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及铁出关”;同时，汉人认为“马者，甲兵之本也，国之大用”，这都证明了吕后禁止或限制铁、马出口的动机是和军事联系在一起的。事实是，赵佗虽接受汉的封号，其“居国，窃如故号”(《汉书·南越五王传》)。这一点，是当时人都清楚的事，吕后封锁了部分关市，不是没有必要，只是手段过于露骨，过于简单化，以致引起赵佗的强烈不满。但赵佗没有直接指责汉朝廷，而是把禁、限关市的责任推向长沙王。他说:“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言，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欲倚中国击灭南海而并王之。”(《汉书·两粤传》)显然，南越借此作为出击长沙的口实。随即先后派出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三次入朝上书(《西汉年纪》卷五)请求改变现状。吕后未予理会，还扣留了来使，从此双方断绝来往。使南越问题更加复杂化、扩大化。而且就在此时，赵佗在真定的先人坟墓遭平毁，亲族被族诛。至吕后五年(前183)赵佗终于自称尊号为“南越武帝”，公开摆出一副反对汉廷的姿态，宣告独立。佗又趁势贿赂闽越、西瓯驿，继续扩张领地，“乘黄屋左纛”，俨然在南方又出现一个与汉王朝并驾齐驱公然与汉抗衡的天子。(https://www.daowen.com)

赵佗宣告独立的同时，即发兵攻打长沙封国辖境的边县地区，连陷数城(《汉书·两越传》)，一时京师震恐。高后七年(前181)，汉派隆虑(音庐)侯周灶统兵出击南越。时值炎夏，岭南蒸热潮湿，将士不服水土，士卒染疾者甚众，进攻南越的战火一时难以奏效。

时吕后驾崩，汉遂借机罢兵。初即位的汉文帝，需要时日进行在国内的整顿，自然不欲投身战火，遂于文帝元年(前179)向诸侯及南越发出诏告以示安抚之意。特意修缮真定赵佗先人坟墓，置员守陵，岁时奉祀，并召其从昆弟，为之加官授职，厚加赏赐，蓄意改善双方关系，缓和与南越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