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浙东学术的发展
南宋时期，伴随着宋室南渡，文化中心也从洛、汴之间转移到了东南沿海（当时另一文化中心则为巴蜀）；同时，在国土益蹙、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学术研究的趋向也逐渐由性理之学转变为经世事功之学。[67]在此背景之下，浙东学术在南宋时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胡三省所生活之台州宁海县，在南宋时即属两浙东路，[68]是当时思想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关于“浙东学术”，清代史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曾有较详尽之论述：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惟西河毛氏，发明良知之学，颇有所得；而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69]
不过对于章学诚的这一说法，学界颇有不同的看法。赞同者如梁启超，他在谈到清初史学建设时说：“从地理关系上推论学风，实学术史上极有趣味之一问题，实斋浙东人，或不免有自誉之嫌。然则这段话，我认为大端不错，最少也可说清代史学界伟大人物，属于浙东产者最多。”[70]如果照这样说，凡籍贯属于浙东的伟大史家，便都可以跻身浙东学派的行列。例如管敏义主编的《浙东学术史》便是上起汉唐，下迄清代，几乎将历史上有名的浙东籍学者一网打尽。[71]这种单纯从地理关系着眼的思路，容易失之宽泛，事实上反而使学派失去了个性；因为照此逻辑，全国各地都可以发起成立以本地命名的学派。
质疑者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金毓黼、钱穆与余英时。金毓黼2025年在《中国史学史》中指出：
浙东人研史之风，元明之世，本不甚盛，至清初黄宗羲出，昌言治史，传其学于万斯同，继起者又有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皆以浙东人而为史学名家，于是浙东多治史之士，隐然以近代之史学为浙东所独擅，并上溯于宋之永嘉、金华，以为渊源之所自，世人之不究本末者，亦翕然以此称之，一哄成市，岂得为定论哉。观黄宗羲承其师刘宗周之教，而导源于王阳明，盖于宋代吕、叶、二陈绝少因缘，其源如此，其流可知，万斯同固亲承黄氏之教矣，全祖望私淑黄氏，续其未承之学案，亦不愧为黄氏嫡派，至于章、邵二氏，异军特起，自致通达，非于黄、全诸氏有何因缘，谓为壤地相接，闻风兴起则可，谓具家法互相传受则不可。[72]
钱穆于上世纪70年代授课时，也发表过类似观点，认为阳明学派下边没有讲史学的人；而章学诚《文史通义》的一套也不是接续黄宗羲与全祖望的路数而来。[73]余英时则认为章学诚标举“浙东学术”是为了和戴震相抗衡，尽管章学诚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尚不能与戴震相比，但他却把自己看做是乾隆时代的陆象山，而把戴震看成并世的朱子。戴震是经学家，章学诚便提出史学来与之相抗。因此余英时认为章学诚关于“浙东”、“浙西”的划分，“未免太过于整齐单纯，其中包含了不少实斋自己的主观向往的成分，因此和清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形必然有相当的距离。”[74]很明显，金毓黼等人所认同的“学派”，很重要的一条标准是要“具家法互相传受”，也就是说在学术上要有比较明确的传承关系。而浙东学者中除了万斯同、全祖望确实继承了黄宗羲的衣钵，其余学者在学术上并无多少因缘。可是如果真要严格贯彻这样的标准，可能学术史上的许多流派都要被取消。因为真正能够亲炙师门、登堂入室的毕竟只有少数人，而私淑者们究竟要追慕到何种程度才能得到学界的公认，这很难有明确的标准。反过来说，有师生之名而无师生之实的情况却倒很常见。[75]这样看来，单从师承上来考虑学术流派，也还有不周全的地方，同时又容易带上门户之见。
面对订立“学派”的种种困难，台湾学者郑吉雄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他主张可以像串珠子一样，用一个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定义，将成就不同、各有撰著的一群学者串在一起：
过去实斋《浙东学术》篇就是提出一条线索，试图绾合承受王、刘之教的几位清代浙东学者。今天我们在《文史通义》的原文中，仍可察觉出他的苦衷。后人不应该吝于用同理之心去体会实斋的意思，就指责他为抗衡戴东原而向壁虚造‘浙东学术’之名。所可惜的是，后来鲜少有学者真正用心去发明实斋的意思，以致其苦心孤诣随着时空转变而烟消云散。[76]
鉴于目前学界对“浙东学术”众说纷纭的情形，我们认为这种思路是可行的。首先，章学诚本人最反对的是门户之见，[77]他所说的“浙东学术”主要不是从师承关系上着眼的，因此他用的名词是“浙东学术”，而不是“浙东学派”。后代许多学者煞费苦心地去论证浙东学者之间的学缘关系或者谱列出更为周密的师承表，这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章学诚，未必符合章学诚的本意。
其次，尽管章学诚曾大力鼓吹“浙东学术”，但是“浙东学术”这个名词并不是章学诚首创的。朱熹便曾多次提到“浙学”，又说“如今浙东学者多陆子静门人，类能卓然自立”，[78]这说明南宋时期的浙东确实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学术风气，可以认为是存在着一个区域性的学术流派，而不是章学诚凭空虚构出“浙东学术”这样一个名词来。实际上，金、钱、余三家所质疑的主要是章学诚为“浙东学术”所勾勒的由宋到清的不绝如缕的传承关系（特别是中间的元明两代，最受到非议）；而对于南宋与清初的浙东学者们所具有的卓然不群的学术成绩与特色，三家均未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因此赞同者与质疑者之间还是存在一个“交集”的，这个“交集”就是南宋与清初有代表性的浙东学者。
最后，这种“串珠子”的方法，不仅有利于破除门户之见，而且在打破地域限制的同时，能使我们注意到更为本质的东西。例如近代四川史学家刘咸炘，自称“吾非浙东人，而酷好浙东史学”；[79]如果仅从行政区划上考虑，刘咸炘绝不能与浙东有什么关联；但他事实上又学宗章实斋，在某些方面继承了浙东学术的精神。因此这种思路实有助于扩大研究的视域。
因此，本书在使用“浙东学术”这一概念时，更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一种学术风气、学术精神或学术传统，而不是一个很具体的门派或者团体。传统是流动的，人们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同时也不断地对传统进行诠释与扬弃。“浙东学术”在传承的过程中也会因时代的变化而有不同的侧重，就像章学诚所说：“浙东学术，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80]但是其内在的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
下面试参考前代学者的研究，对胡三省与宋季浙东学术之渊源作一些讨论。
近代较早揭示胡三省与浙东学术之关系的学者是何炳松，此后，吴怀祺、管敏义、黎启文等都对这一问题做过探讨。[81]何炳松在《浙东学派溯源》中指出：
初开浙东史学之蚕丛者，实以程颐为先导。程氏学说本以妄与怀疑为主，此与史学之根本原理最为相近。加以程氏教人多读古书，多识前言往行，并实行所知，此实由经入史之枢纽。传其学者多为浙东人。故程氏虽非浙人，而浙学实渊源于程氏。浙东人之传程学者有永嘉之周行己、郑伯熊，及金华之吕祖谦、陈亮等，实创浙东永嘉、金华两派之史学，即朱熹所目为“功利之学”者也。金华一派又由吕祖俭传入宁波而有王应麟、胡三省等史学之辈出，金华本支则因由史入文，现中衰之象，至明初宋濂、王祎、方孝孺诸人出，一时乃为之复振。唯浙学之初兴也，盖由经入史，及其衰又往往由史入文。故浙东史学自南宋以至明初，即因经史文之转变而日就衰落。此为浙东史学发展之第一时期。[82]
何氏这段话主要有三个要点：其一，他把浙东学派的源头向前推到了程颐；其二，他对浙东学派进行了分期。他把许多学者语焉不详的元明两代列为“浙东学术”的衰落期，这实际上是个巧妙的做法。其三，他又在章学诚的基础上梳理出了更加详细的“浙东学术”的传承谱系。关于胡三省与王应麟的师承关系，这里有必要先做一说明。清代王梓材在《宋元学案补遗》中曾把胡三省列为王应麟的高足：
考《深宁年谱》，弟子著名者：胡三省、戴表元、袁桷、黄叔雅、史晏卿、史蒙卿、赵孟杰、杨湲、王惟贤，知先生为王门首座云。[83]
按：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晚年自号深宁居士，世称厚斋先生，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淳祐元年（1241）进士，登第言曰：“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于是闭门发愤，誓以博学宏辞自见，假馆阁书读之。于宝祐四年（1256）复中是科。当年取为博学宏辞者，仅王氏一人。同年，胡三省进士及第，王应麟为覆考检点官。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置其首。应麟读之，乃顿首曰：“是卷古谊若龟镜，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士贺。”遂以第七卷为首选，及唱名，乃文天祥也。[84]王氏的学术可以上绍吕祖谦，但又不拘于一家一派，故全祖望谓其“私淑东莱，而兼综建安、江右、永嘉之传”。[85]其学问之该博，在宋代罕有其比。晚年辞官东归，家居二十年，杜门著述。著作知名者有《深宁集》一百卷、《诗地理考》五卷、《汉书艺文志考证》十卷、《通鉴地理考》一百卷、《通鉴地理通释》十六卷、《通鉴答问》四卷、《汉制考》四卷、《困学纪闻》二十卷、《玉海》二百卷等。
王应麟撰《通鉴答问》及《通鉴地理通释》时，胡三省亦正从事《通鉴音注》之著述，且二人同居南湖。全祖望颇怪胡三省未将其书与王氏商榷，曰：“此其故不可晓。岂深宁方杜门而梅涧亦未尝以质之耶？”[86]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不仅胡三省与王应麟在著述时没有交流，而且我们也找不到胡三省为“王门首座”的直接证据。因此陈垣认为：“谓深宁知有身之则可，谓身之为深宁门人则不可。”[87]这个说法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王应麟的《答问》、《通释》与“胡注”确实又都带有浓重的浙东学术的色彩，这在他们的学术取向与治学方法上都有鲜明的体现。下面先谈学术取向，具体而言，又有以下三点：
第一是讲倡经世致用，不事空言。元代的苏天爵在为袁桷所做的墓志铭中曾对浙东学者提倡致用、不事空言这一点有过很高的评价:
嗟夫!昔宋南迁,浙东之学以多识为主,贯穿经史,考核百家,自天官、律历、井田、王制、兵法、民政，该通曲委，必欲措诸实用，不为空言。[88]
不过，在正统理学家看来，提倡经世致用却是急功近利的表现，如朱熹就明确说：“浙学却专是功利。”[89]朱熹强烈反对事功之学的理由在于：“舍六经、《论》、《孟》而尊史迁，舍穷理尽性而谈世变，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为学者心术之害。”[90]也就是说，带着明显的功利目的去钻研外部世界的现实问题，很容易使人忽视内在的心性道德的养练，其结果是坏了心术，走入歧途。因此理学家强调，应该有一个超越事功、器用层面的“理”来做最高的统率；而浙东学者却认为，心性、义理这些范畴，如果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那就无异于“空言”：这实际上是儒家“义利之辨”的传统命题在宋代学术领域中的反映，也是两派学者的根本分歧所在。
王应麟和胡三省都是讲倡致用的。王应麟的学术抱负，是要以“通儒”自任。所谓的“通儒”，可以借用“胡注”中的话来解释：
《风俗通》曰：儒者，区也。言其区别古今，居则玩圣哲之辞，动则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纳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讲诵而已，无能往来，此俗儒也。[91]
潘耒《日知录原序》也说：
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若夫雕琢辞章，缀辑故实，或高谈而不根，或剿说而无当，浅深不同，同为俗学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实学，若郑渔仲、王伯厚、魏鹤山、马贵与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极古今，通达治体，曷尝有空疏无本之学哉？[92]
可见，“通儒”与“俗儒”的最大区别并不在于读书的多寡，关键还在能否学以致用。真正意义上的“通儒”，不徒为记诵之学，而是要通过稽考圣言古制以匡时救世。
“胡注”也具有同样的特点。“胡注”虽然附丽于《通鉴》，但是我们考察它注释的侧重点与思想内容，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胡三省治史的兴趣与关注点所在。如《通鉴》卷六“操十二石之弩”下注云：
沈括曰：钧石之石，五权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后人以一斛为一石，自汉时已如此，于定国饮酒一石不乱是也。挽强弓弩，古人以钧石率之。今人乃以秔米一斛之重为一石，凡石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计其力乃古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当二人有余。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二十四钧，比颜高之弓当五人有余。此皆近世教习所致。武备之盛，前古未有其比。按括之论详矣；然用之则误国丧师，不知合变，是赵括之谈兵也。[93]
此处备引《梦溪笔谈》之语，而末云“赵括之谈兵”者，乃伤宋代文臣不善用兵，徒以清谈误国也。按：沈括于元丰年间知延州，奖励边人习射，得彻扎超乘者千余人。然夏人陷永乐，徐禧等败没，括不能救。[94]沈括虽为宋代知名之博物学家，却难免“俗儒”之讥。胡三省方之赵括，亦讽其纸上谈兵而不知致用也。
又，卷七十七载魏高贵乡公“宴群臣于太极东堂，与诸儒论夏少康、汉高祖优劣，以少康为优。”注云：
帝谓少康生于灭亡之后，降为诸侯之隶，能布其德而兆其谋，卒灭过、戈，克复禹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非至德弘仁，岂济斯勋！汉祖因土崩之势，杖一时之权，专任智力以成功业，行事动静多违圣检。为人子则数危其亲，为人君则囚系贤相，为人父则不能卫子，身没之后，社稷几倾，若与少康易时而处，未必能复大禹之绩。呜呼！帝固有志于少康矣，然而不能歼浇、豷而身死人手者，不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也。余观帝之所以论二君优劣，书生之谭耳，未能如石勒辞气之雄爽也。[95]
魏高贵乡公虽有志于中兴，然无德无谋，终不免身死人手。胡三省谓之“书生”，亦“俗儒”之意也。胡氏于此亦深惜南宋诸帝及宋之宗子，有书生而无雄略，故终不能光复旧物，而厎于亡也。[96]
又，《通鉴》卷六十四载荀悦作《申鉴》五篇，“胡注”云：
荀悦《申鉴》，其立论精切，关于国家兴亡之大致，过于彧、攸；至于揣摩天下之势，应敌设变，以制一时之胜，悦未必能也。曹操奸雄，亲信彧、攸，而悦乃在天子左右。悦非比于彧、攸，而操不之忌，盖知悦但能持论，其才必不能办也。呜呼！东都之季，荀淑以名德称，而彧、攸以智略济，荀悦盖得其祖父之仿佛耳！其才不足以用世，其言仅见于此书。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尚论其世，深味其言，则知悦之忠于汉室，而有补于天下国家也。[97]
这里比较的是荀悦、荀彧、许攸三人之德才。荀悦以名德著称，然较之荀彧、许攸，其才不足用世。其《申鉴》虽立论精切，关乎国家兴亡大致；但在割据时代，谋臣智士首当以韬略自现，而荀悦虽志在献替，然其谋卒无所用。由此可见，胡三省品评学者，不仅考察其言行著述的本身，更强调其著述应当有补于天下国家，并合乎时代之需求。他并不消极悲观地喟叹士人的怀才不遇，而是主张知识分子应当主动迎击时代，力争才学为世所用。这就体现了浙东学术积极用世的特色。
第二是重视史学。“重史”是浙东学术又一大传统，章学诚说：
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名也，”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98]
需要说明的是，章学诚所说的“史学”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而是要以《春秋》为最高典范、以“切合当时人事”为最高标准的；而其他诸如编纂、考证等等，在章学诚眼里都不能算是“史学”，只能算是史料工作——“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99]浙东学者重视史学，和他们所提倡的事功之学是密不可分的。为了能够寻找救世良方，因此才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史学领域；而史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又是要服务于现实。因此“浙东史学”是有特定内涵的，它是与空言著述的“道德史学”相对立的一种史学形态。[100]吕祖谦说：
看史须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后成败如何。其大要有六：择善、警戒、阃范、治体、议论、处事。[101]
吕氏的“读史六事”，便都可以从“致用”的角度来加以解释。所谓“择善”与“警戒”，是指以史学彰善瘅恶；“阃范”，则谓读史以明人伦；[102]“治体”，可以理解为发挥史学的“资政”职能；“议论”与“处事”，则是要将历史经验贯彻到日常的言辞行事与待人接物中来：六大要决，均以经世致用为归宿。
吕祖谦的这些观点，又受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正统理学家的非议，《语类》载：
问东莱之学。曰：“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有人问他‘忠恕’，杨氏、侯氏之说孰是？他却说：‘公如何恁地不会看文字？这个都好。’不知是如何看来。他要说为人谋而不尽心为忠，伤人害物为恕，恁地时他方说不是。”义刚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间一种史学，故恁地。”曰：“史甚么学，只是见得浅。[103]
比见浙间朋友，或自谓能通《左传》，或自谓能通《史记》；将孔子置在一壁，却将左氏、司马迁驳杂之文钻研推尊，谓这个是盛衰之由，这个是成败之端。反而思之，干你身己甚事？你身己有多多少少底事合当理会，有多多少少底病未曾去，却来说甚盛衰兴亡治乱，这个直是自欺！[104]
朱熹批评吕祖谦的《阃范》等作品“博杂极害事”，[105]其实质仍是要以他的“义理”来统摄史学，要求史学研究以“义理”而是不“事功”作为最终的归宿。
“看史须看一半便掩卷”的说法，实际上最早是由理学先驱程颐所倡导的。《二程遗书》载：
先生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如何，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间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106]
不过吕祖谦所说的“看史须看一半便掩卷”，尽管在文字上和程颐的表述相同，但二者的发展路径却不完全一致。吕祖谦强调要“料其后成败如何”，而程颐恰恰是要跳开成败来精思义理问题。这样看来，何炳松认为浙东学派源出程颐，是经不起推敲的；不过我们却可以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即浙东学术产生的背景，既是由于时局的动荡，也是出于对理学的反动，或者可以说浙东学术是理学在特殊历史时期所分化出的一种变异的形态。[107]
浙东学者认为“经术即三代之史”，并不是简单地把六经看做史料（把六经当做史料实际上是贬低了六经的价值），而是主张要用“切人事”的历史观点来研究经书，因为义理不可能脱离历史、脱离人事而独立存在。于是在“由经入史”的同时，浙东学者把史学提高到了和经典相同的地位，即强调“经史并重”。这一方面的言论很多。如叶适《徐德操春秋解序》曰：
经，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经而实史也，专于经则理虚而无证，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所以难也。[108]
吕祖谦则对《左传》、《通鉴》等史学名著极为推重，其《与张敬夫书》云：
观史先自《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相承接耳。[109]
胡三省在其《新注资治通鉴序》中也对世人重经轻史的观念进行了驳斥：(https://www.daowen.com)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110]
这段话的见解与基调，和司马迁评价《春秋》的言辞极为相似：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111]
可见，在胡三省的心目中，史学与经学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他以《通鉴》为例，全面阐述了史学对于国家、社会、人生的巨大意义。
第三是重视文行出处。这是由经世思想所引申出来的又一特征。《周易·系辞》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出处，犹言进退也。有德之君子，能逢其时，则兼济天下；不得其时，当退而独善其身。王应麟、胡三省等在当世皆为爱国学者，后人也每将其事功气节，与其著述相提并论。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自序》云：“山河不改，陵谷屡迁，亦以发揽古之一慨云。”后署曰：“上章执徐岁橘壮之月”。[112]按：“上章执徐橘壮之月”乃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庚辰之八月，是时宋亡已三年——其用意亦盖与胡三省之“旃蒙作噩”相同。胡三省第二次注释《通鉴》时，亦已由宋入元，注中每每流露出败军亡国之痛与故国遗民之思，其民族气节可见一斑，故能于国家兴亡之际给人以精神力量。
在王应麟与胡三省的著作中，职官与地理两方面的内容占有相当的比重，因为这方面的内容最是经国济民之要，也最能体现浙东学术的精神。他们在这两大领域内的研究，为后人开辟了道路。例如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与《汉制考》等著作，在考证方法上就比前人有很大突破。
《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113]虽名为“通鉴地理”，但其体例并不以《通鉴》之文为次，所涉及之地理亦不局限于《通鉴》一书，实则是泛考古今地理之作。[114]全书卷一至卷三为《历代州域总叙》，卷四为《历代都邑考》，卷五为《十道山川考》，卷六至卷十四主要考证分裂割据时代之疆域形势。此书的特色在于它系统地论述了历代疆域政区的沿革与山川形势，同时特详于战略攻守的考述，是军事地理方面的杰作。四库馆臣称赞它“征引浩博、考核明确，而叙列朝分据战攻，尤一一得其要领，于史学最为有功。”[115]“胡注”在地理注释方面，亦与王氏之《通释》异曲同工——即不满足于注明一州一县的方位地里、沿革始末，更注重通过考察历代重大战役中城池关隘的攻防得失来诠解何为兵家必争之地，并深入分析自然山川的屏障天险作用对分裂时期天下形势的影响。这样的研究方法，可谓深得《通鉴》之遗意。
如《通释》卷四《历代都邑考·宋齐梁陈都》云：
宋因晋旧，都于建康，齐因宋，梁因齐。梁元帝兴复即位于江陵，将还建康。胡僧祐等曰：“建邺王气已尽，与虏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及也。”帝以建康雕残，江陵全盛，从僧祐等议。诏王僧辩镇建康。陈复都建康。后梁萧詧都江陵，称臣于魏为附庸。[116]
此则考南朝都邑。按：古代都邑，不仅是一国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同时还需具备一定的形胜条件。历史上有为之君主，在择都之时，多能以江山社稷为重；至于短见的帝王，则只顾贪图个人享乐。重江山社稷者，得享国弥长，如明之永乐是也；图个人安逸者，必不久而亡，如梁之元帝是也。故范祖禹有言曰：“士志于道，故食不求饱，居不求安；耻恶衣恶食与怀居者，皆不足以为士也。夫士犹不可以怀居，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尧不以位为乐，而以天下为忧，禹卑宫室，天子之不怀居也。”[117]《通释》所云梁元帝议都之事，《通鉴》及“胡注”均有记载与分析。
《通鉴》卷一六五，元帝承圣二年（553），下诏将还建康，胡僧祐等谏曰：“建业王气已尽，与虏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及也！”上令朝臣议之。周弘正、王褒曰：“今百姓未见舆驾入建康，谓是列国诸王；愿陛下从四海之望。”又议于后堂，会者五百人，上问之曰：“吾欲还建康，诸卿以为如何？”众莫敢先对。上曰：“劝吾去者左袒。”左袒者过半。武昌太守朱买臣言于上曰：“建康旧都，山陵所在；荆镇边疆，非王者之宅。愿陛下勿疑，以致后悔。臣家在荆州，岂不愿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贵，非陛下富贵耳！”上使术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对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兆为鬼贼所留也。”上以建康凋残，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从僧祐等议。注云：
建业与齐止隔一江，固也。独不思江陵介在江北，逼近襄阳，岳阳有复雠之志，宇文有启疆之思乎？史言上怀居违卜，以成亡国之祸。[118]
按：据有南部江山之政权，可据以为都者，不外长江中游之江陵、武昌与下游之建业等处。江陵地处江北无险可守。荆襄一带，则自古战事频仍，“武昌土地，实危险而塉确，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119]建业（晋以愍帝司马邺讳改为建康）为三吴北门户，有长江及钟山之险以控扼山河，可谓虎踞龙盘，形胜东南要会，自古即为王都之地；且三吴又为南方经济之重心。侯景乱后，萧梁诸王为夺帝位，同室操戈。大宝三年，湘东王萧绎灭侯景，称帝于江陵，是为元帝。此时旧都建康虽凋残破败，但倘假以时日，亦非不可重建。建康虽与高齐一江之隔，毕竟有险可恃。至若江陵，虽亦为兵家之要地；然其时岳阳王萧詧拥兵襄阳，更倚魏自重，虎视江陵——“胡注”所谓“岳阳有复雠之志，宇文有启疆之思”，即指萧詧、宇文泰而言——可谓危如累卵。承圣三年，有识之士再促元帝还都，帝与胡僧祐等非仅不睬，更妄言梁与西魏“二国通好，未有嫌隙。”故胡三省谓其“不善于觇国者矣”。[120]元帝旋为岳阳王及西魏所灭；益证其患不在高齐，而在萧墙之内。
北宋末年，二帝蒙尘，康王即位于应天，是为高宗。时宗泽守汴，“敌骑留屯河上，金鼓之声，日夕相闻，而京城楼橹尽废，兵民杂居，盗贼纵横，人情恟恟。”然自经绥复，物价市肆渐同平时，将士、农民、商旅、士大夫之怀忠义者，莫不愿高宗亟归京师以慰人心。高宗移驾金陵，宗泽上疏曰：“京师，天下腹心也。两河虽未敉宁，特一手臂之不信尔。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与腹心而弃之矣。昔景德间，契丹寇澶渊，王钦若江南人，即劝幸金陵，陈尧叟蜀人，即劝幸成都，惟寇准毅然请亲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准，然不敢不以章圣望陛下。”[121]宗泽虽屡请高宗还京，通前后表奏，凡二十四疏，然皆不为所用，终至忧愤成疾，三呼“过河”而薨。梁元帝懦而无谋，多疑少断，江陵众臣亦如元帝贪恋邑居，终取灭亡；考之于宋史，与高宗何其相似。胡三省责元帝“怀居违卜，终成亡国之祸”，盖亦深为宋高宗未能还都雪耻、克复中原而遗恨耳。
可以看出，王应麟与胡三省的地理考释，并不仅仅停留在为历史事件还原一个空间环境，而是更注重把都邑迁徙、关隘得失、郡县兴废这些地理问题，放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与军事背景下进行深入分析，以为现实提供可靠的鉴借。
又如《通释》卷十四《石晋十六州考》中详考“燕云十六州”之沿革，末云：
唐宣宗复河湟，未几中原多故，既得遄失。熙宁以后，取熙河、取兰会、取湟鄯，贪功生事之臣，迷国殄民，而甘凉瓜沙，汔不为王土。周世宗取瀛、莫二州，而十四州终沦于异域。艺祖出幽燕图示赵普，普以为其难在守。宣和奸臣与女真夹攻，得燕山云中空城，而故都禾黍，中夏涂炭矣。《易》师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余为之感慨而《通释》终焉。[122]
王应麟以《石晋十六州考》为《通释》全书之收束，可谓用心良苦。石晋割让十六州，实为契丹南侵大开方便之门，以至贻患无穷。胡三省于《通鉴》卷二百八十“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与契丹”句注云：
儒州领晋山一县，武州领文德一县。武州，《唐志》有之。儒州，盖晋王镇河东所表置。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以兴唐军置寰州，领寰清一县，隶应州彰国节度。人皆以石晋割十六州为北方自撤藩篱之始，余谓雁门以北诸州，弃之犹有关隘可守。汉建安丧乱，弃陉北之地，不害为魏、晋之强是也。若割燕、蓟、顺等州，则为失地险。然卢龙之险在营、平二州界，自刘守光僭窃，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间遂据营、平。自同光以来，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险也久矣。[123]
又于卷二八四“命前保义节度使石赟守麻家口，前威胜节度使何重建守杨刘镇，护圣都指挥使白再荣守马家口，西京留守安彦威守河阳”句注云：
按是时凡缘河津要，皆以兵守之，亦由燕、冀、瀛、莫既入于北，辽人南寇，了无关山塘泺之阻，其兵可以径造河上，故不得不缘河为备也。[124]
这两则注文不仅考释“十六州”之建置沿革，更追溯历史上守战攻取、兴亡成败之迹，着重指出“燕云十六州”实为中夏之藩篱，兵家之要地。
“燕云十六州”始终是北宋疆域中悬而未决的一大难题。王巩《随手杂录》云：“太祖一日召赵韩王于别殿，左右无一人，出取《幽燕图》示之。赵熟视久之，曰：‘此必曹翰所为。’帝曰：‘何以知之？’曰：‘非翰莫能也。’帝曰：‘何如？’赵曰：‘举必克之。须世世得曹翰守之乃可。’帝不语，携图而入，不复言幽燕之讨。”[125]《通释》“艺祖出幽燕图示赵普，普以为其难在守”一句即指此事。众所周知，宋太祖在统一问题上，采取的是“先南后北”的策略；但据王巩所言，“先南后北”的议程中实际上并不包括“燕云问题”——究其原因，即是赵普所说的“举必克之，其难在守”。到了南宋时期，面对北方沦陷、金元南侵的严酷现实，学者对于宋太祖“先南后北”，特别是赵普“不取幽燕”的策略便颇多非议，陆游《书通鉴后》云：
周世宗既服江南，谕使修守备，《通鉴》以为近于“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是比之文王也。方是时，世宗将有事于燕晋。其谋以为：若南方有变，虽不能为大害，然北伐之师，势亦不得不还。故先思有以安江南之心，又疲其力于大役，使不得动，比北伐成功，江南折简可致矣：此世宗本谋也。遽谓之近于文王，岂不过哉？然世宗之谋则诚奇谋也！盖先取淮南，去腹心之患。不乘胜取吴、蜀、楚、粤，而举胜兵以取幽州，使幽州遂平，四方何足定哉？甫得三关，而以疾归，则天也！其后中国先取蜀、南粤、江南、吴越、太原，最后取幽州，则兵已弊于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虽得诸国，而中国之势终弱，然后知世宗之本谋为善也。[126]
陆游肯定周世宗的“奇谋”，实际上是间接否定了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策略；王应麟以“小人勿用，必乱邦也”指责赵普等人，实际也是对太祖决策的不认同；胡三省谓石晋割十六州为自撤藩篱之举，更明确指出割弃燕、蓟、顺等州，系丧失地险——这都体现了南宋时期的学者对历史的反思。以上三则材料，均以《通鉴》为研究的文本，考察的也都是舆地方面的问题，虽然它们的体裁各异，但在思想方法上却相通——即在考释地理的过程中，又结合以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做到舆地、史学相资为用。
再如《通鉴》卷七十八叙三国时邓艾偷渡阴平：“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注云：
今隆庆府阴平县北六十里有马阁山，峻峭崚嶒，极为艰险。邓艾军行至此，路不得通，乃悬车束马，造作栈阁，始通江油，因名马阁。又自文州青塘岭至龙州百五十里，自北而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负，谓之左担路，亦艾伐蜀路也。据《钟会传》，艾自汉德阳亭入江油左担道，则德阳亭盖当马阁山之路。[127]
注文详细考证了邓艾伐蜀的具体路线。不看此注文，不知马阁山之险、左担路之难也，更不能领会邓艾用兵之奇、谋略之伟。
又，卷一百四十六“剑阁天险，得而弃之，良可惜矣”句注云：
诸葛孔明相蜀，以大剑、小剑有隘东之路，故曰剑门。以阁道三十里至险，乃有阁尉。姜维拒钟会于此。晋以其地入梓潼郡。桓温入蜀，于晋寿置剑阁县，属梁州。[128]
卷一百八十四“小剑、大剑诸戍皆弃城走”句注云：
今剑州剑门县有大剑山，又有小剑山在其西北三十里，又有小剑故城在益昌县西南五十里。大剑虽号天险，有阨塞可守，崇墉之间，径路颇夷。小剑则凿石架阁，有不容越，李白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者是也。[129]
卷二百七十七载后唐孟知祥闻剑门失守，急遣赵廷隐将万人会屯剑州，又遣故蜀永平节度使李筠将兵四千趣龙州，守要害。注云：
时赵廷隐与李仁罕围遂州，孟知祥知夏鲁奇无能为，而剑阁之险不可不争，故使赵廷隐赴之。防唐兵由邓艾故道而入蜀也。史言孟知祥虑患之周。[130]
卷二百九十四云后蜀以孟贻业为昭武、文州都招讨使，注云：
昭武军，利州。自利州以至文州，委以控扼江油、剑阁之险。[131]
这几则注文通过分析自然地形与历代伐蜀战役之经验教训，反复强调了剑门与江油之险。“胡注”在考释地理的过程中，始终贯穿山川形势的分析与军事战略的思考，带有鲜明的军事地理色彩，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总之，王应麟与胡三省的地理考证，均有博大的气象与厚重的历史感；其研究的视角与高度，是过去的舆地学家所少有的。清代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地理名著，在研究的方法上，便很受王应麟与胡三省的影响。
《汉制考》是王应麟考证汉代风俗典制的一部名著。《四库提要》云：“是编因《汉书》、《续汉书》诸志于当日制度多详于大端，略于细目，因抚采诸家经注及《说文》诸书所载，钩稽排纂以补其遗，颇足以资考证。”[132]此书在考证学上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如实地把经书还原为史料。通过钩稽排比汉代经注中的细碎材料来弥补史志的缺失，这是王应麟的一大发明。正如尹达所说的：“把汉人注疏中有关制度的材料剔出来，把它们还原为汉代的资料，而不是象前人那样盲目相信汉人注疏为先秦甚至是三代之制，并能把它们与史书中的资料相印证，这就是历史地对待史料的一种方法。从经书注疏特别是字书中寻找史料，考证典制，也是开辟了一个新的史料领域。”[133]这一方法，在“胡注”中也有广泛的运用，以下集中举五个例子说明：
（1）《通鉴》卷九“初，阳武人陈平，家贫，好读书。里中社，平为宰，分肉甚均”一句，“胡注”云：
孔颖达曰：按《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今时里社是也。如郑此言，则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汉以来，虽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则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郑《志》云：《月令》“命民社”，谓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134]
（2）卷十一“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诏商状”句注云：
《周礼》：司节掌守邦节，辨其用以辅王命。《注》云：节者，执以行为信。邦节，珍圭、牙璋、谷圭、琬圭、琰圭也。守邦国用玉节，以玉为之；守都鄙用角节，以角为之。邦国之使，节用金；门关之节，用符；货贿之节，用玺；道路之节，用旌。审此，则古之所执以为信者，皆谓之节。自秦以来，有玺、符、节，则玺自玺，符自符，节自节，分为三矣。汉之节，即古之旌节也。郑氏《注》以符节为汉宫中诸官诏符，玺节为汉之印章，旌节为汉使者所持节；则知汉所谓节，盖古之旌节也。贤曰：节者，所以为信，以竹为之，柄长八尺，以旄牛尾为之毦，三重。此汉制也。[135]
（3）卷二十二“初，贰师之出也，丞相刘屈牦为祖道”句注云：
祖，軷祭也。崔氏云：宫内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与道路之神。《记·曾子问》：诸侯适天子，道而出。《注》云：祖道也。《聘礼》曰：出祖释軷，祭酒脯也。《注》云：祖，始也。行出国门，止陈车骑，释酒脯之奠为行始也……[136]
（4）卷二十七“及举孝子、贞妇者为一辈，先上殿”句注云：
师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严，通呼为殿，不必宫中也。余据郑玄《周礼注》，汉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会殿，后汉之司徒府，则前汉之丞相府也。[137]
（5）卷二十八“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句注云：
《王制》：冢宰制国用，视年之丰耗，祭用数之仂。郑氏曰：“算今年一岁经用之数，用其什一。”夫以凶年之入，制经用之什一以供祭，则宗庙之礼宜有不备者矣。[138]
以上五则“胡注”，均引用了东汉郑玄的旧注；但是，胡三省引这五条“郑注”，并不是把它们纯粹当作训诂方面的资料与依据，而是作为辅助考证的史料来加以运用。我们知道，“以今释古”是注释学上的通则。郑玄在解释《礼》经时，为了便于当时的读者理解，就常常用他所生活时代的风俗与制度来比况古礼，如例（1）中的“今时里社是也”。有时候又以当时人的生活经验为出发点，对古制进行一些构想或推测，如例（3）中的“行出国门，止陈车骑，释酒脯之奠为行始也”、例（5）中的“算今年一岁经用之数，用其什一”，很难说这就是周制，但却可以认为是郑玄从汉代的实际生活出发，对周制所做的构想。而“胡注”便很注意把这类“比况”或“构想”还原为当时的实际，并将其与汉代的史事相参证——即“以汉注还之汉史”，可以说是榫卯相合。如例（2）“乃复使使持节具告”，《史记》、《汉书》中此句均无注解，而胡三省独能为之注者，正因其发掘了“郑注”中的材料。又如例（4）一则，虽有“颜注”在先，但并无旁证，而“胡注”引郑玄《周礼注》为之佐验，便极大地增强了“颜注”的说服力与可信度。
总之，宋元之际，以王应麟、胡三省为代表的一批硕学之士，在继承吕祖谦、叶适等人的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坚持以著述为之职志，撰著了一批深刻反思历史、切合时代精神的史学名著，浙东一地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学术风气。正如方孝孺《刘樗园先生文集序》所言：
宁海在宋时为诗书文物之邑，去南渡国都为近，故士之显闻于世者甚众。宋之衰也，兵刑不振而教化犹存，取士之法稍弊而风俗不坏，故其文章虽不能不降于盛时，而学术之醇终不能甚愧于古。[139]
王应麟、胡三省等人不仅发扬了浙东学术讲致用、重史学、倡气节的学术传统；其精研舆地、深究典制的高度成就，更使其成为宋代史学的殿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