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谬之缘起：奥古斯丁、洛克和招魂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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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世纪后半叶，“交流”才获得了新的意思，即两个灵魂之间的非物质性接触。然而，此时其思想建构和意象业已经过长期的酝酿。在本章中，我将探讨历史上对“灵魂间的对话”这一交流视角进行明确阐述的三个时期。我首先探讨早期基督教，尤其是奥古斯丁[1]的著作；接着探讨英国经验主义，尤其是约翰·洛克的著作；最后探讨19世纪的各色招魂术，包括梅斯梅尔的催眠术和心灵研究（psychical research）。在“交流应该为何？”这一问题上，基督教中的主要宗派将“灵魂与灵魂的对接”确立为其规范；洛克则率先对“交流”一词赋予持久的哲学意义并使用之，将其作为言语（speech）和语言（language）[2]的基本原理。19世纪的招魂术给我们留下了一套词汇（媒介、渠道和交流等），还留下了一整套意象（催眠术、感知共享或异地恋人间的心灵感应）。这些词汇在我们思考“交流”可能是什么意思时也许用得上。如果我们硬是要指出，在以上类型多样的思想运动和情绪之间有着某种一以贯之的传统，那会显得有些牵强。但是，它们的确代表着一套若隐若现的资源，常常挂在我们的嘴巴上，以至于每每我们说到“交流”时，它们就会像幽灵一样出现。诚然，其他许多相关的资源也可以供我们召唤，但是我这里将它们略去了，而仅引用以上三个资源。借用耶稣的话吧，“凡有耳者，皆可听”。
圣奥古斯丁和洛克都明确捍卫过现代交流观念的思想基础（虽然其目的迥然不同）。他们认为自我有内在性（interiority），符号如空容器，等着思想内容去填充。在日常习惯用法中，“交流”依据的正是这样的说法，认为每人都有一个思想的和愿望的百宝箱，为其所独有。这类说法还会指出，我们的内心藏而不露，困在每个个体所独有的感觉中，困在我们独特的心灵里。我们关于疼痛、颜色、甜蜜和欢乐等的经验为我们每个人独有，旁人无法触及，就像旁人对我们最深层的思想和梦境无法了解一样。语言和符号仅仅是我们内在生活的粗糙外在载体。语词最多也就是因约定俗成而存在；它们“指示”存在于人脑中的意义，也“指示”外在世界中的客体。我们在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将自己内心私密的东西托付给公共符号这样的“代理”（proxies）。其他人在与我们交流时，得到的也仅仅是这些“代理”，而不是我们在表达内心时具有的非常丰富的原意。因此，我们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要么在符号交通的十字路口处趔趄摔倒，要么是径直穿越它，因而这个十字路口总是充满着互撞和堵塞。
所以，一切交流，无论是面对面还是远距离的交流，都成了一个“中介”（mediation）问题。常常有人哀怨地说，要是那些表意的媒介（如语言）能够完全消失，那该多好啊，这样我们就能够洞悉彼此的心灵和头脑，真正的交流就会成为可能；要是我们能像天使那样有透明的肢体和透明的思想，那该多好啊。然而可惜的是，媒介不可能消失，我们也不可能变成天使。(https://www.daowen.com)
尽管上述描绘有一点偏向浪漫的凄楚情怀，但是关于交流的这类想法却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思想史中（奥古斯丁对思想史的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扎根于英语的结构中（洛克是英语语言学的重要设计师）[3]。我将通过19世纪的招魂术（spiritualism）运动这个局部来透视整个招魂术的传统。我所称的“招魂术传统”，其核心是这样一个命题，即认为“最好的交流是那些能超越肢体和语言，偏向更加空灵的思想转移的交流”。这一传统认为，人与人之间纵然可以进行谈话，然而如果谈话中没有内心的交汇，那不是比鸟兽之间简单地互整羽毛和拍打好不了多少吗？该传统认为，意义和媒介并非不可分割，内容和形式也不是必须在一起。符号和肢体一样，仅仅是精神的容器。交流的任务就是要超越或绕开“符号-肢体”（sign-bodies）的局限，直接获得纯粹的“意义-心灵”（meaning-minds）；该传统认为，精神内容应该能从一个心灵直接倒入另一个心灵；两个心灵之间达成一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正如我们在本书的序论里已经看到的，并不是所有的理论传统都对交流持这样的观点，或都带着伤感去欢迎这样的观点。然而，奥古斯丁和洛克确实有这样的主张，而且他们都理由充分，论述精细；其他一些名气稍小的理论家也是如此。最终，这些人形成了这样的交流视野，它建立在这样一个“自我”的基础上，这个自我实则就是人的灵魂，它是永恒的、自我同一的（self-identical），[4]其性质不受它所依存于其中的肉体的影响。灵魂可以独立存在、可以与肉体相分离——它可以永存，可以不受尘世的污染。鉴于此，交流的目的则是要在两个不同灵魂之间建立某种程度的同一性。但也存在着与此相对的另一种不同的视野，我将在本书稍后提到。届时，我将追随黑格尔的思路指出：所谓“不同灵魂间的同一性”仅仅是对人与人之间差异的短暂遏制。用查尔斯·泰勒[5]的话说，“同一性是同一性和非同一性之间的同一”[6]。这意味着，交流是个体差异性的互舞，而不是个体精神的交汇。我在第三章将要说明，交流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考虑如何打磨自己的思想工具，使它们能更加精确地运输精神内容的问题，而是一个考虑如何去建设一个人们能够公正参与于其中的、充满爱心的生存环境的问题。我认为，交流的问题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它涉及接近权和机会的可获得性，而不是一个心理学或语义学问题，后者仅仅涉及如何使媒体更加纯粹透明。
交流的招魂术视角在“梦想”和“麻烦”之间摇摆。“梦想”是试图通过交流而实现灵魂共享的梦想；“麻烦”则是因媒介仍存在不足而造成的麻烦。处于梦想和麻烦之间的还有一个很少被人们注意到的实用主义折中观点。媒介，类似人的身体，它之所以能吸引人们的兴趣，仅仅是因为它像水管一样容易被堵塞。不过，媒介又不仅仅是“管道”。媒介对交流实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参与者在交流中的亲身在场是重要的。身体是我们的存在，而不是我们的容器。请允许我在这里就我的结论先说上一句：我们的身体不是可以随意抛弃的载体，在一定的意义上，身体是我们正在旅归的故乡。如果要对语词和身体的（gesture）——或者最广泛意义上“交流”的——社会生活进行充分描绘的话，我们就需要面对这个既美妙又有缺陷的物质载体。只有凭借这个物质载体，我们人类才能够彼此参与和从事共同的事业。我们在交流上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是因为存在差异，以及由差异而生的和谐乐章。这是上帝的恩赐，而不是诅咒。
本章无意将人类长久以来对交流的渴望斥为误入歧路而将其一笔勾销。我们对神秘经验的追求，对实现与自己的另一半完美融合的浪漫渴望，从阿里斯托芬[7]到耶稣再到网络空间，都一以贯之。在柏拉图的《会饮篇》里，阿里斯托芬的演讲词欢闹戏谑；在《约翰福音》中，约翰将耶稣基督描述为神秘的“灵魂的新郎”；而近来，人们又希望通过网络空间实现灵魂间的远距离匹配。所有这些都表达了可贵的渴望。对这样的渴望，我们固然不应该站在屋顶上大声宣扬，当然也不应该将其当作常规模式，用来指导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叶芝[8]说，两个心灵可以混合“在一个蛋壳里，就像蛋黄和蛋白一样”。这一意象用在诗歌中当然会让人觉得奇妙无比。然而，这种境界在现实生活中却难以企及。尽管今天人与人之间已经能够充分有效地合作，但我们却仍然觉得彼此间不可能交流，并为此感到绝望。因此，如果我们硬是要求语词（word）和语词游戏（wordplay）也得达到那种融合人与人的灵魂的高蹈境界，这会很危险。此外，“交流是两个灵魂间的融合”的观念还会使我们难以区分“不交流”表象背后的两种原因：一种“不交流”是因为内心根本就拒绝交流；另一种“不交流”则仅仅是因为交流一方想维持一种矜持。但是，在“交流是两个灵魂间的融合”的规范性观念下，那些“不交流”的人，只有一种可能——他们是坏人。这未免打击面过大。期望实现“同质论”（consubtantiality）的梦想，一方面会直接催生交流失败的噩梦，另一方面也会使人鄙视那些在人际关系中不愿意参与这种互相模仿游戏的人。在交流中，我们不能总是哀叹壁垒，渴望桥梁，而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去尊重“边界”；这种边界，既体现于不同灵魂之间，也体现于人们对彼此的相互要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