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罗宾伯爵换了火车

1914年7月6日，26岁的法国外交官路易·德罗宾（Louis de Robien）离开法国前往圣彼得堡，就任法国大使馆参赞一职。为了在当地就普恩加莱总统即将于7月20日进行的国事访问进行筹备工作，他提前出发了。为了争取时间，德罗宾没有搭乘并非每天都发车的北方快车，而是乘坐一趟普通的卧铺长途车前往科隆赶快轨，路上也有机会在路过鲁尔工业区时一睹莱茵河畔那座哥特式大教堂“永远令人印象深刻且美丽异常”的芳容。火车从那里取道东边，直到抵达东普鲁士的东部边界维尔巴伦。在这里，德罗宾不得不离开舒适的德国车厢，换乘其他列车，因为俄国和欧洲的普通铁轨是不一样的。他与边界之外的人的第一次接触令人印象深刻：火车一停，一群穿着大靴子的“大胡子部落成员”就闯进车厢拿走了他的行李。德罗宾和其他乘客还经过一个旁边站满了“持巨大军刀的士兵”的检查站，在这里，他们的护照被逐一检查，这一过程让德罗宾颇为震惊，因为“在那个自由无阻的年代，人们只有去俄国旅行时才需要携带护照”。在提交了他的旅行相关文件后，德罗宾被安排在一间装潢颇为奇怪的大等候室里。一切手续办妥之后，列车再次出发，穿过一片“带着可怕的悲伤感”的乡村，村中最显眼的是一些洋葱状尖顶的教堂。他曾尝试与一些看起来像是工程师的人交流，但这些人只能说几句德语。“我们感觉，”他这样回忆道，“我们好像是在中国一样。”

他抵达圣彼得堡之后（在这里他将度过战争年代并见证两次革命带来的灾难般的后果）并没能消减自己的陌生感，相反，这几乎算是“加剧了我们的失望”。这座俄国的首都处处是“可怕的小马车、又长又破的街道和长得非常有异域风情的大胡子车夫”。他最初下榻在法国大酒店，那里的房间虽大，但家具丑陋破旧，“与我们在欧洲所习惯的全然不同”，所以后来他决定退订房间，并改为住进位于“著名的内夫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街”上的欧洲大酒店。但即便是欧洲大酒店，也并不是那么“欧洲”，河岸两遍的店铺都非常让人失望。这位来自巴黎的贵族写道：即便是里面最好的店，也只能跟法国的乡镇店铺相比。

想融入当地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路人几乎都听不懂他说的话，这让德罗宾感到非常意外，因为在巴黎时他的同事都肯定地告诉他，当地人人都会法语。当地的饮食也让这名挑剔的伯爵感到不堪忍受：在他的报告中，他记录称俄国的食物都非常糟糕，尤其是鱼汤，简直是“令人深恶痛绝”，只有罗宋汤是“值得保留在菜单里的菜品”。至于“他们的伏特加”，则太容易让人醉了，“完全不能与我们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文明人慢慢品味的红酒相提并论”。

在对城市有了一个大体的熟悉之后，德罗宾开始着手他的工作。法国大使馆坐落在美丽的涅瓦河畔，是在多尔戈鲁基家族的府邸旧址上扩建的，这一点起码还能让人感到些许的欣慰，令德罗宾最为印象深刻的还有使馆驻守部队那清一色的蓝色制服和短款马裤。大使办公室位于一层，正对着河岸，办公室里挂有范德尔·莫伊伦（Van der Meulen）的画作。隔壁是一间放着电话的小房间，使馆的工作人员每次都齐聚于此喝下午茶。再隔壁是法律顾问M·杜尔塞（M. Doulcet）的办公室，这里挂满了历任法国驻俄国司法人员的画像。在使馆的后部，在堆着各种文件的后面是使馆的保险库，这里存放的是机密文件和密码函。而使馆里装饰得最奢华的地方，还要数一楼的接待处了。

莫里斯·帕莱奥洛格大使自1月起就到任了，并将工作三年，德罗宾也认识他，从1914年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大使中等身材，头发整齐地打理过，且“深邃的眼眶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德罗宾看来，帕莱奥洛格更像是一个“小说家，而非外交官”。他任何时候都从艺术和文学的角度审视事物。“每当他看到什么事情或遇到一个事件，他会凭想象再次塑造它们的特征，让这些事物变得更为理想化，而非真实。”帕莱奥洛格还特别以自己的名字为自豪，他曾（特别）强调这有可能是从拜占庭时期的一个皇帝那里直接继承下来的，同时他也认为他骨子里就带着细腻的文艺和思想的血液（他的父亲是一个希腊的政治难民，他的母亲是一个比利时音乐家）。

由于此前从未任职过这么高阶的职务，帕莱奥洛格在到达圣彼得堡之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德罗宾注意到，这位大使以自己的习惯充分诠释了一个“更小的”国家的形象：每当秘书宣布比利时特使或荷兰大使来访时，帕莱奥洛格都会从后门出去先溜达一会儿，之后才回到接待室，一边张开双臂迎上去，一边说“有失远迎，我今天实在是太忙了……”即便在面对高级外交官的场合，他也竭尽所能地显示自己奢华的排场。就连使馆晚宴所准备的食材都是帕莱奥洛格从巴黎带来的，这在圣彼得堡前所未见。而在德罗宾看来，帕莱奥洛格的“东方”血统造就了这样的他，同很多暴发户一样，他喜欢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

在俄国任职期间，帕莱奥洛格总喜欢以自己的叙述替代外交活动中客观的报道。德罗宾回忆起大使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被沙皇召见前去洽谈关于重要的军事工作方面的事宜。帕莱奥洛格希望相关报道在他回到使馆的时候就发出去，这样消息就能在“起到最大影响的时候”到达巴黎。为了实现这一效果，他提前结束了使馆的会议，前往沙皇那里，德罗宾和他的同事则随便编了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会议记录。在这些虚假的报道里，德罗宾回忆起一个最能代表帕莱奥洛格风格的句子：“会见的谈话内容进入了转折点，而皇帝在此时递给我一支香烟。”(https://www.daowen.com)

德罗宾对于这位大使的评价虽然并不甚好，但或许是客观的。帕莱奥洛格是法国外交界最“传奇”的官员之一。起初他年复一年地在巴黎进行枯燥的基础工作，后来被调去管理秘密档案，其中主要包括关于法俄同盟和军队情报部门的一些工作，对此他干得乐此不疲。常年的工作让他对军事方面的内容深有了解，例如关于法国与德国的关系等方面。他的笔记中展现出以一个伟人的姿态对历史性决策所做出的那些浪漫的描述：

（在他所写的卡武尔伯爵传记中，他这样写道）在某些情况下，智者往往留下很多机会，并避免自己超越理智，每每做出正确的决定，这就像是一种天赋。这不是谁教给他们的，也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律，而是一种特殊的感知让他们这样做。

帕莱奥洛格对德国的厌恶之感充斥着夸张的情绪，这也被他的很多同事认为是危险的信号。在他前往圣彼得堡任职之前，曾于1907~1912年在索非亚工作，当时他的一个同事就指出，帕莱奥洛格的报告和谈话中充满了诸如“地平线、云彩和狂风暴雨”等狂野的意向。实际上后来也很难找到任何关于他的正面评论了。一位高级外交官也在1914年5月注意到，关于这个新大使，有太多的负面报道。伊兹沃尔斯基将他评价为“故事制造者，一个狡猾的幻想家”。帕莱奥洛格过去在索非亚认识的同事甚至也于1912年谈到他的时候将他形容为“偏执”、“传播谣言”的人。

而帕莱奥洛格被委派至驻圣彼得堡大使这样一个对法国外交来说显得尤为重要的位置上，也就值得关注。他是通过拉拢普遍的政治群体，而非通过特别的实力一步步爬上来的。德尔卡塞发现了帕莱奥洛格并大力提拔了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都认为德国是法国的威胁——德尔卡塞从帕莱奥洛格那里找到了共鸣。帕莱奥洛格的仕途随着德尔卡塞在1905年的下台也走入低谷。而普恩加莱拯救了他，他们二人从学生时代起就是好友。德罗宾曾不客气地评价道，帕莱奥洛格中学时代作为普恩加莱和米勒兰的同窗，真的是他“巨大的能力”——“他之所以能有后来的事业，完全是因为这些朋友人脉从中疏通的缘故”。普恩加莱任总理期间，于1912年将帕莱奥洛格从索非亚召回，并将其升迁至外交部负责全权工作。这样一个缺少资历而又饱受争议的人物突然得到如此的待遇，让很多老资格的大使颇为震惊。法国驻马德里大使认为帕莱奥洛格“并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法国驻日本大使也将这形容为一个“不明智的选择”。在外交界，这些评价已经非常严厉了。

普恩加莱其实也深知帕莱奥洛格的声誉和所作所为，但由于他们二人在所有关键的问题上都出奇的一致，他也不忍制止帕莱奥洛格的过激行为，甚至变成听取其建议。事实上，正是帕莱奥洛格让普恩加莱在巴尔干地区也掺一脚。帕莱奥洛格不相信奥匈帝国和俄国能就地区利益问题达成和解，而他个人对奥匈帝国和德国的憎恶也让其对俄国的居心叵测视而不见。他将两次巴尔干战争视为俄国为了巩固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而发起的。出于与普恩加莱的亲密关系，萨佐诺夫也对帕莱奥洛格就任驻圣彼得堡大使一事没有表示异议。德尔卡塞离任之后，帕莱奥洛格于1914年1月接任驻圣彼得堡大使一职。在出发前往俄国就职之前，帕莱奥洛格曾向一位恰巧在巴黎的俄国外交官表示，他将结束法国一直以来对外软弱的政策，并且“他将为建立一种强硬的对外政策而不懈奋斗”。“这一切已经持续得够久了，现在我们应该让德国看到我们的实力！”这位新大使就秉承着这样的理念和态度走马上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