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
之后三天进行的峰会备忘录全数丢失。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外交档案》（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cais）的编辑们进行了搜寻工作，却徒劳无功。或许人们对此不会感到吃惊：俄国在会上的记录也丢失了；在战争和内战的年代，档案工作出现了中断。然而，通过阅读普恩加莱日记里的描述、帕莱奥洛格的回忆录以及外交官在关键的日子保留下来的记录，我们还是可以对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基本清晰的了解。
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是中欧地区日益升级的危机状况。作为一次早有计划的国事访问，这一内容应当作为主要议题，同时也必须着重讨论关于塞尔维亚的问题。但事实上，结果恰恰相反。就在普恩加莱还没从“法国”号军舰上走下来的时候，沙皇就已经向帕莱奥洛格大使表示了自己对此次会议的强烈期待：“我们将讨论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我相信我们将在各项事务上达成共识……但现在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尤其重要——我们与英国的关系。我们必须让英国加入我们的同盟。”
在相关手续完成之后，沙皇和他的法国客人就来到“亚历山德拉”号的船舱里开始对话。“或者我应该将之称为讨论，”帕莱奥洛格这样写道，“很明显，他们在像谈生意一样互相交换问题并争论着。”在他看来，普恩加莱主导着此次会谈，很快就只有他“侃侃而谈，而沙皇只是边听边不住地点头，表现出他由衷的赞同”。根据普恩加莱的日记记载，在游艇上的此次谈话首先涉及的便是同盟关系问题，对此沙皇表现得“尤为强硬”。沙皇询问他关于安贝尔丑闻的事情，他认为这件事给俄国留下了非常糟糕的印象，并敦促普恩加莱尽一切可能阻止《三年法案》的失效。普恩加莱对此做出了回应，向对方保证，新的法国议会已经通过投票继续保留法律表现出其真正的决心，且维维亚尼也会对此予以坚定的支持。之后沙皇又谈到关于谢尔盖·维特和约瑟夫·卡约之间的关系，这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事关俄国、法国、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但他们两人都认为这对于地缘政治并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总之，尽管之后他们并没有搭乘同一艘舰艇回到岸上，但普恩加莱和沙皇已经达成了共识。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同盟的团结性，这不仅意味着外交方面的支持，更有军事行动方面的内容。次日（7月21日），沙皇前往普恩加莱下榻的夏宫府邸看望他，二人又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面对面交流。这次，会谈首次集中在关于俄国和英国在波斯问题的紧张关系上。普恩加莱做出调解的姿态，表示这些小矛盾不应影响英俄关系的友好发展。两人也均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伦敦政府或圣彼得堡政府，而在于一些含糊不清的“地区利益”。沙皇带着些许轻松的情绪称，爱德华·格雷没有允许柏林因为觉察到海军谈判而破坏协议的达成。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事务也被涉及，即阿尔巴尼亚问题、希腊和奥斯曼帝国在爱琴海地区的争端以及意大利的有关政策，但根据普恩加莱的笔记，沙皇的“心头之患”还要数萨拉热窝事件之后奥匈帝国的动向。在普恩加莱看来，沙皇在这一点上表达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观点：“他一次次跟我强调，在目前的形势下，法俄之间完整的同盟关系对他来说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之后不久沙皇就离开了。
可见这次谈话的主题再次锁定在面对奥匈帝国的挑衅行为，法俄同盟所应表现的无可动摇的团结。但在实际行动中，这又将意味着什么呢？是否意味着如果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法俄同盟将在必要的时刻发动一场欧洲大陆范围的战争？在当天（7月21日）下午，普恩加莱在与维维亚尼和帕莱奥洛格一同接见多名大使的时候，用加密的信息回答了这一问题。大使中排在第二个的就是奥匈帝国驻俄国大使绍帕里，他刚处理完夫人的丧事从维也纳归来。在对斐迪南大公遇刺表示了几句慰问之后，普恩加莱向他询问塞尔维亚方面是否有新的消息。“相关的司法调查正在进行当中。”绍帕里回答道。根据帕莱奥洛格的记录，普恩加莱是这样回应的：
我当然对此非常关注。我记得近期的两个事件也并没能促进你们与塞尔维亚的关系……你不记得了吗？弗里德永事件和普罗哈斯卡事件？
一个国家元首在他国期间所做出如此表态，在此前并不多见。且不说其中的讥讽意味，这实际上是提前否认了奥匈帝国方面对于萨拉热窝事件调查的权威性。这表明法国没有也不会承认塞尔维亚政府将对萨拉热窝事件负任何责任，同时针对贝尔格莱德政府的任何要求都将是非法的。弗里德永和普罗哈斯卡事件完全只是法国为了让自己对奥匈帝国的反对变得更加合理的借口。为了把话说得更明白，普恩加莱进而做出了如下举动：
我以强硬的态度提醒奥匈帝国大使，塞尔维亚在欧洲的朋友们不会让其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
帕莱奥洛格还记录了下了一些普恩加莱的言论：
塞尔维亚跟俄国人的关系非常亲近，而俄国和法国是同盟。这里面的复杂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劝君不可轻举妄动！
绍帕里也向奥匈帝国领导人汇报了这些关于奥匈帝国的行动将导致“危害和平局势”的言论。不论萨佐诺夫具体说了什么，产生的效果也是令人震惊的，而且不仅是对绍帕里来说，就连作为其同盟的德罗宾也在笔记中表示：“并没表现出俄国对奥匈帝国众所周知的反感。”在会见的最后，绍帕里记录道（他的判断一向非常准确）法国总统作为一名“处在别国领土上的外国官员”，其“过激的言论”与“萨佐诺夫先生尚且克制的言论”产生了强烈的对比。这一切都表明，普恩加莱的圣彼得堡之行对目前的事件“只会引发更激烈的争端”。
绍帕里在将萨佐诺夫和普恩加莱的言辞加以对比之后，发现了法俄关系当中某些貌合神离的方面。在当晚于使馆举行的晚宴上，普恩加莱坐在萨佐诺夫旁边。在闷热的房间里（房间的通风很差），他们讨论了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局势。令普恩加莱颇感失望的是，萨佐诺夫显得心事重重，并没有给出什么确定的观点。“这个时机对我们来说不太有利，”萨佐诺夫说道，“我们国内的农民都还在忙于农活。”与此同时，在其他客人所在的隔壁的小厅里则弥漫着一种不同的情绪氛围。在这里，普恩加莱的一名随行上校则听到了“为了下一次战争的必胜”等诸如此类的祝酒词。萨佐诺夫优柔寡断的态度让普恩加莱感到不安。“我们必须，”他叮嘱帕莱奥洛格，“向萨佐诺夫警告关于奥匈帝国的邪恶意图，并激励他保持强硬的态度、履行对我们所做出的支持承诺。”当天晚上，普恩加莱与维维亚尼以及刚刚从巴黎回来的伊兹沃尔斯基一起在沙皇的游艇上见了面。维维亚尼表现得“非常悲伤”。游艇沿着河岸静静地行驶着，普恩加莱仰望着夜空并思考着：“奥匈帝国到底在针对我们策划着什么？”
第二天，7月22日，更是难熬的一天。维维亚尼几近崩溃，尤其到了下午更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这名坐在沙皇左侧的法国总理对于俄国提出的问题哑口无言。午后，他的行为变得愈加古怪起来。当沙皇和普恩加莱坐在一起欣赏军乐演奏时，维维亚尼却独自在附近自言自语，甚至一度嘀咕咒骂的词语，似乎是在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帕莱奥洛格也无法让他平静下来。普恩加莱的日记里对此也略有记录：“维维亚尼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糟糕，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当天的晚饭还是非常完美的。”事后，维维亚尼被诊断出有“肝脏方面的严重问题”并需要尽早退休。
我们尚不可知到底是什么让这名总理当时陷入如此糟糕的心理和生理状况。有历史学家指出他之所以精神崩溃，是由法国国内的危机事件导致的。但作为鸽派来说，维维亚尼似乎更像是被当时法俄双方在会谈期间日益增强的好战情绪刺激到了。德罗宾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在德罗宾的记录里他谈到，7月22日双方的会谈中，所涉及的内容其实完全是关于战争方面的，“人们能感觉到，气氛从前一天晚上开始就发生了转变”。有“法国”号的船员开玩笑称可能在回国的路上就遭到攻击，但这显然已经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了。7月23日，事态发展到了最高潮，这也是普恩加莱此行在俄国停留的最后一天，这位法国元首在俄国人特别为其准备的法语进行曲中检阅了7万人的俄国军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参加检阅的军队所穿的并非传统的礼仪用军装，而是平时训练时的卡其色军装，德罗宾将这视为渴望战争的另一种表现。
7月22日晚，身为俄国帝国卫队司令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Nikolai Nikolaevich）公爵在圣彼得堡郊区风景如画的豪华宫殿里设宴款待普恩加莱和帕莱奥洛格，这让他们仿佛感受到了同盟关系最为亲密的时刻。在晚宴上迎接两位法国客人的是尼古拉的妻子阿纳斯塔西娅和妹妹米丽提娅，这两姐妹是黑山国王尼古拉的女儿。“你意识到了吗，”她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正在经历历史性的时刻！”(https://www.daowen.com)
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父王的加密电文，他说我们在月底之前将面临一场战争……我父亲才是真正的英雄！……他是当之无愧的领袖！看看这个我一直随身携带的小盒子，这里面装着来自洛林的泥土，这是两年前我和我丈夫一起从法国边境带回来的。你看那边的桌子上摆的都是洛林奶蓟草，我不想养其他的花，这些荆棘是我特意将种子带回来种植的……米丽提娅，继续跟咱们的大使讲讲，讲讲今天的这一切对咱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得去迎接沙皇了……”
在当天晚上于“法国”号上举行晚宴时，维维亚尼和帕莱奥洛格就对媒体公布怎样的政策决议产生了很大分歧，最后帕莱奥洛格就塞尔维亚问题写下了这样的话：
米丽提娅的话并不是象征性的。在一封1912年11月来自驻圣彼得堡的法国军事随员的信中，拉吉什（Laguiche）将军证实，1912年夏，公爵夫人在她的丈夫参加法国南锡附近的演习时，曾派了一个人跨越边境，来到德国控制下的洛林地区，并命令该人带回了一朵蓟草花和些许土壤。她将蓟草花带回了俄国，悉心培育它发芽，然后把种子种到洛林的泥土里，浇水灌溉直到新的花朵长出来。之后，她将洛林的土壤和俄国的土壤混合起来，象征法国和俄国组成联盟，并将其转交给园丁继续培育，还警告他如果花死掉的话，他将被赶走。正是在这个花园里，她采摘了后来在1914年7月向普恩加莱展示的花卉样本。这种过度热情的姿态的确在政治上发挥了作用：阿纳斯塔西娅的丈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一位泛斯拉夫主义者，并且是沙皇隔代的大表兄）就是那些在向尼古拉二世施加压力、以塞尔维亚的名义进行军事干预（如果奥匈帝国逼迫贝尔格莱德接受“根本无法接受”的要求）的人之一。
当阿纳斯塔西娅在晚宴时招待她的邻居并预言“‘那里’将要发生战争……奥匈帝国将荡然无存……你们将重新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和我们的敌人在柏林见吧……德国将遭到毁灭云云”时，餐厅里一直播放着黑山狂想曲。普恩加莱也目睹了夫人们的行动。他在一场舞会的幕间休息时刻坐在萨佐诺夫旁边，这时阿纳斯塔西娅和米丽提娅走了过来，开始责备这位外交大臣在支持塞尔维亚的问题上缺乏激情。这位外交大臣的软弱举止让人浮想联翩，但普恩加莱还是十分满足地写道：“沙皇这边虽然没有两位公爵夫人那般热情，但似乎在保卫塞尔维亚的外交问题上比萨佐诺夫坚定得多”。
这种不和谐并没有妨碍双方盟友在行动方针上达成一致。在7月23日晚6点，法国人离开的前一天晚上，维维亚尼似乎从他的肝病中恢复了一些，并与萨佐诺夫在发往俄国和法国驻维也纳大使的指示上达成共识。这一友好的合作行动方针旨在对奥匈帝国采取温和的行动，并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奥匈帝国不会损害塞尔维亚的荣誉和独立。诚然，这些言辞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以提前打破这样的印象：双方早就知道奥匈帝国的问题会出现。乔治·布坎南同意他的政府也发出类似的信息。
法俄两国政府此次在维护欧洲的和平局势，尤其是巴尔干地区的平衡方面，达成了完全的一致。
维维亚尼对此表示不满，他说：“我认为这涉及太多关于俄国的巴尔干政策了。”他之后做了如下修改：
共和国总统造访俄国沙皇的举动，给予双方之间友好且相互结盟的政府一个良机，使双方意识到，他们在关乎和平的诸多问题上有着完全一致的观点，且欧洲各国势力的平衡在于诸国的努力，尤其是巴尔干国家。
这是一篇言辞非常委婉的公报，但依然被自由派和泛斯拉夫主义的俄国媒体加以扭曲报道，成为推动贝尔格莱德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催化剂。
普恩加莱对于这顿晚宴不是非常满意。他在笔记中写道，午后就开始下起大雨，厨师并没有对此做出充足的准备，菜都上迟了，而且“没人觉得菜做得好吃”。但对于本次出访，他总体上还是满意的。他此行就是希望俄国能拿出更强硬的态度，显然对方也很认同。这种强硬的姿态主要是当奥匈帝国政府表现出任何对塞尔维亚的威胁行为时所应做出的。他已经到处宣扬要摆出强硬姿态的理念，他的言辞被有意的人听到了。这里所说的强硬是针对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采取行为进行毫不妥协的反抗。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普恩加莱或是他的俄国对话者或多或少地考虑过奥匈帝国会采取什么手段，才能够名正言顺地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后行事。人们已经不需要即兴创作或新的政策声明——普恩加莱只是坚持他自1912年夏所做的计划。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与他周围的人不同，在造访期间明显地保持冷静。这是许多法俄对话中设想的巴尔干局面。如果俄国同样保持强硬态度，那么事情就会按照政策预期进行。普恩加莱将此称为和平政策，因为在他的设想中，德国和奥匈帝国会在如此坚定不移的团结中一败涂地。但是如果其他一切都落空，那么强大的俄国以及作为军事、海上、商业和工业强国的大英帝国将会面临更糟糕的局面。
德罗宾作为一个全程的近距离的见证者，并不完全同意这些观点。他觉得普恩加莱已经剥夺了维维亚尼的权利。正如总统和外交大臣，他也是身负职权的公务员，向尼古拉二世施压，使其做出保证和承诺。就在他们离开前，普恩加莱还再次提醒沙皇：“这一次，我们必须保持强硬。”
（据德罗宾回忆）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来自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被发到了贝尔格莱德政府手中。看来我们的对手也决定“保持强硬”。双方都觉得用虚张声势的手段就能让对方认输。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要做得太过火。悲哀的博弈开始了。
帕莱奥洛格日后可能会这样写：只有真正伟大的人，才敢于玩这么命运攸关的游戏。他眼中的“实干家”此刻已然成为“一个赌徒，一举一动不仅决定着未来的走向，更决定了重大事件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