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
一个决策在参考了多方形势后被确定下来：奥地利人，或者说至少是贝希托尔德一派，力求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与塞尔维亚的冲突。但在其他各项事务上，维也纳政府内部却始终没能达成一致。直到霍约斯出发前往柏林时，还没有形成各方面的一致意见，例如，如果奥匈帝国在战争中胜利，该如何处置塞尔维亚等问题。当齐默尔曼询问关于奥匈帝国战后的打算时，霍约斯给予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回复，他宣称，塞尔维亚的领土将由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瓜分。而实际上霍约斯并无权限向齐默尔曼阐述此类国策，同时期奥匈帝国的同僚们也绝无此意。在后来回忆自己为何会提出这种瓜分政策时，霍约斯表示，因为他当时怕德国会因为感觉到“我们（奥匈帝国）没有针对塞尔维亚设置具体的政策且缺少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失去对奥匈帝国的信任；有着怎样的目标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关系重大的是让自己的盟友感觉到自己具备坚定的信念和胸有成竹的计划。蒂萨在得知霍约斯的言论后勃然大怒，因为相比维亚纳的那些政治精英们，匈牙利人更关注的是南斯拉夫对哈布斯堡家族带来的威慑。维也纳政府随后表示，并没有侵吞塞尔维亚领土的意图。但霍约斯失态的言论已经显现出奥匈帝国在危机之下的政策有失考量。
时机是另一个问题。德国人坚持认为，如果要对塞尔维亚采取反制行动，必须尽快进行，最好赶在人们对萨拉热窝事件的愤怒还没完全消散的时候。但奥匈帝国的政治字典中“雷厉风行”这个词并不多见，很明显，如果想要采取军事行动，绝不是立刻就能做到的，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政治方面的。在霍约斯从柏林回来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7日，举行的部长级联合会议上，就下一步该如何进行的问题，高层决策者中还存在分歧。贝希托尔德表示，如果想保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稳定，就必须首先解决塞尔维亚的问题。如果对此无动于衷，奥匈帝国对于俄国发起的南斯拉夫及罗马尼亚抵抗运动也将丧失主动权。他的这一言论也是在刻意迎合将特兰西瓦尼亚的利益看得最重要的匈牙利首相蒂萨伯爵。而蒂萨无动于衷，他回复贝希托尔德，他非常关注塞尔维亚媒体对此形势的报道以及萨拉热窝事件的调查结果对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的影响，但首先必须尽可能地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必须先向贝尔格莱德政府发出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其展示的要求也必须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但也并非不能完成的”。同时要对特兰西瓦尼亚增兵，防止罗马尼亚借机发动侵略。之后维亚纳政府必须寻求在巴尔干霸权的争端国之间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维也纳应该寻求与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之间更为亲密的关系，用以制衡塞尔维亚的力量，同时“迫使罗马尼亚回到三国同盟”。
他的这种言论并非出乎意料的，将特兰西瓦尼亚放在头等位置是匈牙利一贯的政治理念。但蒂萨眼前的这些政府人士则更希望贝尔格莱德政府拒绝奥匈帝国提供给塞尔维亚的相关条件。国防大臣克罗巴廷警告，通过纯粹的外交手段取得成功，会给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圣彼得堡政府以及南斯拉夫地区带来一个维也纳政府已经变得软弱的印象，因此是毫无可取之处的。留给奥匈帝国的时间不多了——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地位已经日趋衰弱。霍约斯的会议记录中也反映出这一紧迫的形势。所有人都认为“不管是通过军事还是和平手段”，首先要解决与塞尔维亚的争端。此外，大臣们接受了蒂萨的提议，即只有在贝尔格莱德政府对最后通牒依然无动于衷的情况下才施以军事打击。最后，除了匈牙利首相蒂萨之外，所有人都认为即便纯粹的外交手段能给予塞尔维亚“深重的羞辱”，依然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最后通牒必须规定得足够苛刻，以使得贝尔格莱德政府难以接受，“这样一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只有军事手段了”。
午餐后，康拉德和海军参谋部代表卡尔·凯勒（Karl Kailer）参加了大臣们共同出席的军事行动会议。在国防大臣克罗巴廷的质疑之下，康拉德解释说，虽然针对塞尔维亚的战争部署［被称作“B计划”，“B”代表“Balkan”（巴尔干）］需要大量部队前往南部，但与俄国的冲突也将迫使奥匈帝国的注意力向东北部转移。至于这种转移是否有必要，并且何时做出部署，尚需时日加以确认，但康拉德希望在行军之后的第5天能知道是否需要将俄国视为威胁，而这一迟疑甚至就可能冒着将加利西亚北部拱手让给俄国的危险。至于如何在这两场看起来完全不同的战争中转换，并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与会的大臣们也并没有提出疑问。
这次会谈起着一个分水岭的作用，会议结束的时候，和平解决此事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了。但依然没有任何付诸行动的迹象，不宣而战的做法遭到了否定。在决定中有着巨大发言权的蒂萨始终认为应当先通过外交手段对塞尔维亚进行鞭策。直到一个星期后，他才屈从于大多数人的意见，而那也是因为他开始担忧如果塞尔维亚问题不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将对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产生不利的影响。但对于立刻采取行动，奥匈帝国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障碍。在哈布斯堡家族统辖的农村地区，正值收获时节，青壮年劳动力并不是那么愿意立刻放下手里赖以生存的农活走上战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奥匈帝国总参谋部针对农忙时节做出了调整，允许这些士兵抽时间回家打理农活，之后再回到部队参加夏季的军事演练活动。在7月6日，也就是会议开始的前一天，康拉德就已经获悉阿格拉姆（萨格勒布）、格拉茨、普雷斯堡（布拉迪斯拉发）、克拉科夫、泰梅什堡（蒂米什瓦拉）、因斯布鲁克和布达佩斯的部队因农忙而7月25日才能回归服役。
因此康拉德别无选择：他可以禁止再出现新的离队行为（他也确实这么做了），但他如果召回各地的兵源，就必须面临干扰农作物收割、扰乱铁路网秩序并因为一系列大动静导致欧洲各国都知道奥匈帝国在策划一次突袭等弊端。而出乎意料的是，作为这一军队新政的创造者的康拉德并没有看到这一问题，而是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晚上就吩咐贝希托尔德，要像1904年日军突袭俄国舰队时那样不宣而战。
与此同时，维也纳方面也对下一步行动达成了一致。在7月14日召开的一次峰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针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将于7月19日周日逼迫内阁大臣检查并获得通过。而贝尔格莱德政府在7月23日才能见到这份最后通牒，这是为了防止雷蒙·普恩加莱总统和他的新总理勒内·维维亚尼于7月20~23日前往圣彼得堡的时候见到这份文件。贝希托尔德和蒂萨一致认为：“如果这份最后通牒暴露在圣彼得堡，将被视为对大国的一种挑衅行为，进而增加俄国和法国对此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
从这一刻开始，无论是战略方面还是外交方面，保密都是最重要的。康拉德于7月10日告诉贝希托尔德，绝不能让塞尔维亚得到任何风声，从而扰乱了奥匈帝国的进军计划。从奥匈帝国近期对塞尔维亚军事实力的评估来看，一旦开战，塞尔维亚将是一个难缠的对手。（当1914年冬塞尔维亚军队打败奥匈帝国军队时，这一评估也被验证了。）保密行动的成功与否也能决定维也纳政府能否在其他欧洲大国没做出防备时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自己的要求传达到贝尔格莱德，因此刻意避开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在圣彼得堡的这段时间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贝希托尔德也下令媒体禁止谈到关于塞尔维亚的内容。这步棋显然是有效的：在危机酝酿期间的几周里，关于塞尔维亚的消息并不再那样频繁见诸报端，这让舆论产生了片刻的镇静，而在此之下实际埋藏着一触即发的危机。在面对俄国的关系上，维也纳政府尽其所能地避免任何可能出现的摩擦，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绍帕里使出浑身解数与俄国外交部周旋，让他们以为一切都风平浪静。(https://www.daowen.com)
然而不幸的是，这一精心掩藏的政治意图却出乎意料地在柏林露出了马脚。7月11日，德国外交部秘书长戈特利布·冯·贾高告知德国驻罗马大使关于奥匈帝国的种种意图，弗洛托（Flotow）将这个消息又转达给了意大利外交大臣桑·朱利亚诺，同时将这一信息加密之后向意大利驻圣彼得堡、布加勒斯特和维也纳的使领馆发了电报。奥匈帝国方面一直在密切关注着维也纳和罗马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他们破译了该电文，并立刻了解到意大利已得知奥匈帝国向德国寻求支援的计划，甚至已经将此计划告知了两个不太友好的国家——俄国和罗马尼亚将为此做出“威胁式的举动”。奥地利人也有理由相信，掌握着先进解码技术的俄国人也已破解了意大利的电文，并知道了关于奥匈帝国最后通牒的内容。事实上俄国并非破解了意大利的电报才能知道这些，他们早已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相关知情人那里知道了最后通牒的信息。7月16日，在与德国前任外交官（原驻罗马大使）吕措（Lützow）伯爵的谈话中，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得知了奥地利人正在起草一份“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可能接受”的“极其不堪入目的条款”。令人吃惊的是，吕措是在维也纳与贝希托尔德和福尔加奇谈话的时候知道这些事的。舍别科将这一惊人的消息直接通过俄国外交部告知了沙皇尼古拉二世。沙皇对此的评论值得我们牢记：“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对别的国家提出要求，除非它已经决定发动战争。”这也清楚地表明了俄国支持贝尔格莱德政府、抵制奥匈帝国的态度。
奥匈帝国保密工作上的漏洞产生了两个巨大影响。第一个方面的影响是，大约在7月20日前后，俄国和其大国盟友们就已经完全了解了奥匈帝国在策划什么。而通过7月17日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克莱肯色普的报告，塞尔维亚对此也已经一清二楚。在圣彼得堡和贝尔格莱德，对这一情况的提前掌握有助于他们在最后通牒被真正呈到贝尔格莱德之前就采取相应的应对工作，也正如此，7月19日的圆桌会议上，帕希奇义正词严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绝不接受这些任何其他独立主权国家都不会接受的要求。”除此之外，这也让法国领导人和其总理在7月20日到达圣彼得堡之后，有充分的时间对最后通牒有所准备。萨佐诺夫所声称的俄国和法国在7月23日得知关于最后通牒被呈送到塞尔维亚外交部的消息之后无比震惊，完全是无稽之谈。
第二个方面的影响是关于维也纳对其德国盟友的处理上。贝希托尔德指责德国人将他的秘密战略曝光了，为了不让漏洞进一步扩大，他干脆中断了与柏林政府的联络，这也使得德国甚至不如其他大国更了解奥匈帝国最后通牒的具体内容。奥匈帝国方面对于这次危机的非常奇怪的处理方法还包括，直到7月22日晚才将最后通牒的副本发送给德国。而这更让其他大国认为奥匈帝国与德国之间在密谋着什么大计划，让危机进一步升级。
我们应该对奥匈帝国的决策过程再做一次分析。贝希托尔德虽然在很多鹰派眼中是软弱的，但他终归在6月28日控制了政治走向。但他只有通过艰巨的磨砺和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人们的共识。
或许奥匈帝国决策过程中最大的弊端是个人和团体的狭隘视野。奥地利人经常像井底之蛙一般表现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在他们看来，俄国的出兵和欧洲大陆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也就此讨论过多次，但他们从没有真正客观审视过当时的情况，更没有评估过奥匈帝国与其他一个欧洲大国或多个欧洲大国爆发战争之后的具体后果。这其中有很多可能的原因，其中一个可能就是奥匈帝国对德国军力的巨大信任，他们相信如果爆发战争，德国将很快击败俄国；奥匈帝国政界的组织架构也不利于一项决策在经过全面的考量之后得到确认。决策者们往往只关注当时舆论的走向而不是维也纳的实际国情。奥匈帝国决策的唯我主义也反映出地缘隔离政治的弊端。奥匈帝国的政治家们从没有“对于欧洲的责任”，因为在他们眼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欧洲，即使塞尔维亚大军侵略我们，俄国和法国的舆论也将永远认定我们是有罪的”。而最大的问题是，奥匈帝国政府始终觉得他们对塞尔维亚的制裁是理所应当的，就连蒂萨也在后来认同了贝尔格莱德应该为此付出代价，而且无所作为只会让人们觉得奥匈帝国气数已尽。从另一方面来说，鹰派的举动将让奥匈帝国找回自信，就如同“我思故我在”。
总而言之，奥地利人在决策过程中所经历的是一种被理论界称为“选择性决定”的过程，这充满了非客观之下的奉献，并且会受个人情绪的左右。这种决策因为其表面看起来遵从民意而具备一定的市场。但这也并不是说奥匈帝国的决策都是“非理性”的，毕竟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也是在综合考量了各方面的因素之后才做出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