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匈帝国的要求

就在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乘船驶向喀琅施塔得港口时，奥地利人也开始对最后通牒进行最后的修订，并准备发给贝尔格莱德政府。7月19日周日，为避开关注，部长联合委员会的成员乘坐着一辆无牌照的车，秘密前往贝希托尔德的私人公馆讨论“即将对塞尔维亚展开的抵制行动”。众人对即将发往贝尔格莱德的文件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讨论，并得出了最终的确定方案。众人一致决定最后通牒将于7月23日下午5点发布（后来又被推迟到了6点，以确保在普恩加莱离开后才发布）。贝希托尔德想当然地称他相信“我们的相关言论不会在普恩加莱离开圣彼得堡前就被外界所了解”，但由于他注意到维也纳的计划已经传到了罗马，现在有必要加快速度了。塞尔维亚政府将有48小时进行回应，而如果他们不能达成一致，最后通牒将于7月25日周六晚到期。

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此次非正式讨论其余的内容也涉及了最后通牒发布之后的事宜。康拉德向蒂萨保证，他们将有足够的兵力保护特兰西瓦尼亚应对可能遭受的来自罗马尼亚的攻击。蒂萨坚持要求奥匈帝国一开始就宣布“对抵制塞尔维亚没有进一步的计划”，并且无意吞并任何国家的领土。这位匈牙利首相之所以如此反对，是因为在此前的一系列会议上他都感觉到，任何反对塞尔维亚的行为都将导致南斯拉夫人对奥匈帝国的反抗情绪加剧；同时他也担心俄国不会对奥匈帝国政府的侵吞行为坐视不管。他的这一要求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贝希托尔德坚持认为在冲突发生之后，也许塞尔维亚领土的减少是减少奥匈帝国所带来的威胁的不可或缺的方法。蒂萨坚持自己的立场，并最终在会上达成一个折中的方案：维也纳将在适当的时候宣布，奥匈帝国并非企图侵占塞尔维亚的领土。但这也会让其他国家，特别是保加利亚，产生借机侵占塞尔维亚领土的念头。

奥匈帝国召开的所有会议都没有涉及在整个事件中如何做到全身而退。塞尔维亚所处的地区一直不太平：相邻的阿尔巴尼亚局势始终不稳定，保加利亚也有可能在出现战乱之后回归亲俄的政策，而保加利亚政局的变化与罗马尼亚领土的变化之间又该如何得到平衡？亲奥的卡拉乔尔杰维奇王朝能否稳坐江山，如果不能，谁将替代它？另外还有一些次要的问题：如果奥匈帝国被迫与德国断绝关系，又该由谁来接管其位于贝尔格莱德和采蒂涅的使领馆？所有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而直到7月7日会议结束，对于俄国对此可能做出的反应，始终没有得出应有的准确评估。康拉德对于军事情况的评估完全集中在奥地利的B计划而非R计划，前者是一个纯粹针对巴尔干地区的军事战略，然而后者则是对于俄国可能对奥匈帝国加利西亚地区所发动的攻击做出了防御预案。即便如此，也没有任何一个高层官员提醒康拉德：俄国一旦发难，奥匈帝国该如何应对，包括相应的战略转变会有哪些困难。奥匈帝国的高层一直在聚焦贝尔格莱德的边境问题。即便普恩加莱曾向绍帕里发出特别警告称塞尔维亚也是有“朋友”的——法国和俄国将对奥匈帝国的侵犯行为做出反击，贝希托尔德在知道这些消息后，依然没有改变既定的策略。

相关文件和最后通牒是由男爵穆苏林·冯·戈米（Musulin von Gomirj）起草的，他并不是一位高级官员，只是自1910年开始担任宗教和东亚政策的相关顾问。穆苏林之所以被任命为最后通牒的起草者，是因为他出色的文笔。正如刘易斯·内米尔（Lewis Namier）后来所说，他是“引发欧洲那段灾难般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诚实的、善良的却因噩运被选为这场‘游戏’兵前卒的人”。穆苏林像一名珠宝商对待价值连城的钻石一样精雕细琢这个文件。在文件的最开始提到，塞尔维亚曾承诺将在结束波斯尼亚危机之后与奥匈帝国做“友好的邻居”。文件进而指出，塞尔维亚政府一直以来都在包庇其境内源自“恐怖主义行为、一系列暴动与谋杀”的“颠覆运动”——这实际上将此前的多起南斯拉夫恐怖分子暴行与萨拉热窝事件联系起来。同时文件指出，塞尔维亚政府还“包庇多种社团形式的犯罪活动”，并“包庇某些塞尔维亚舆论向青少年所灌输的对奥匈帝国皇室的仇恨情绪”。针对萨拉热窝事件的初步调查显示，刺杀者是在贝尔格莱德计划的此次行动并受到相关支持，而其通向波斯尼亚的道路则是在买通了塞尔维亚边检官员之后才打通的。因此，奥匈帝国“放任”塞尔维亚种种不负责任的做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通牒文件最后要求，贝尔格莱德政府必须将这份文件所提到的内容在全国范围内广而告之，并抵制泛塞尔维亚的领土收复主义。

或许这份文件最有意思的部分也是在奥匈帝国向贝尔格莱德宣战5天之后就立刻被其他国家在原文件中抓到了口实的部分，即文件中并没有提到塞尔维亚官方与萨拉热窝事件有关；相反，它只是用极其隐晦的语句谴责塞尔维亚政府的“包庇”导致了萨拉热窝事件的发生。这些谨慎的用词只简单地体现出什么是奥匈帝国政府所知的和不知的。维也纳的外交部已经派出弗里德里希·冯·维斯纳（Friedrich von Wiesner）参赞前往萨拉热窝，整理并分析整个事件的相关背景。7月13日，经过一系列缜密的调查，维斯纳在结论中指出并没有证据指向贝尔格莱德政府与萨拉热窝事件有关联或需负任何直接责任。鉴于这份调查报告，后世很多人认为萨拉热窝事件纯粹只是奥匈帝国发动战争的借口。但当时的情况也是颇为复杂的。正如维斯纳后来向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多特·埃弗利·施米特所解释的，他的报告内容被“广泛地误解了”。

据（维斯纳）回忆，当时他所找到的证据很明显能从道德层面上指向萨拉热窝政府应对刺杀事件负责，但鉴于此类证据并不能被法庭接受，他也就没将这些内容用于对塞尔维亚的质疑上。他说他在回维也纳的路上搞清了这一切。

既然奥匈帝国一向以最严格的法律手段来处理这个事件，那么毫无疑问塞尔维亚对其来说就与萨拉热窝事件有直接的关系。关于受过训练的凶手及入境塞尔维亚等方面的相关证据已经掌握得够多了，只差确认具体是塞尔维亚的哪些组织与之相关。在追踪关于民族自卫组织的相关线索时，奥匈帝国政府却漏掉了更重要的黑手社，后者实际上在塞尔维亚国内的影响更加根深蒂固。他们不仅没能追踪到“阿匹斯”的线索，也没有找到塞尔维亚政府与这次阴谋的关联，或许是因为比林斯基与塞尔维亚大使的对话内容让贝希托尔德觉得很尴尬，相关的调查遇到瓶颈。如果他们对全局有更多的了解，奥匈帝国方面无疑将更准确地判断局势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一时间，弗里德永案（该案成为俄国和法国扬扬得意地拒绝接受维也纳声明的理由）所带来的耻辱使得最后通牒的起草人不得不修饰他们的言辞，试图以萨拉热窝调查中收集到的贫乏的信息为基础，证明事实、消除疑窦。

随之而来的是最后通牒中的10大要求。前三条关注于要求塞尔维亚政府对领土收复主义进行打压，并叫停任何反奥匈帝国的国策。第4、6和8条提到关于镇压萨拉热窝可能出现的涉及军界及边境官员的暴乱。第7条更为具体：要求“立即”逮捕沃亚·坦科西奇和米兰·齐加诺维奇将军。奥匈帝国所不知道的是，坦科西奇是黑手社的骨干成员，是“阿匹斯”的亲信，也正是他招募了刺杀小组的三名核心成员。齐加诺维奇在奥匈帝国看来是“刺杀事件初步调查之后显示为和事件有所牵连的政府人员”，但实际上根据后来柳巴·约万诺维奇的证词，他也是黑手社混在帕希奇麾下的间谍。第9条要求贝尔格莱德向维也纳对“身在塞尔维亚国内和国外的塞尔维亚高官的不正当表达方式做出解释。这些人虽然有着官方身份，但仍然在6月28日战争爆发后毫不犹豫地在采访中表达了他们对奥匈帝国的敌意”。这一点最主要涉及来自圣彼得堡的斯帕拉伊科维奇的采访；此外它还提醒我们，奥匈帝国的态度已经深深受到塞尔维亚对战争反应的影响。第10条则要求贝尔格莱德政府应“毫不迟疑”地贯彻如上各条内容。(https://www.daowen.com)

最具争议的当属第5条和第6条的内容。第5条要求贝尔格莱德政府“与奥匈帝国合作，共同镇压对帝国皇室有害的活动”，第6条要求奥匈帝国的“有关部门”也要“参与相关犯罪活动的调查”。与往常一样，这份文件的条款是由各方共同提议设立的，但是贝希托尔德坚持将奥匈帝国方面对相关调查的参与权加到要求当中。原因很明显：维也纳政府不相信塞尔维亚当局能在没有奥匈帝国当局的监督和核查的情况下进行有效的调查。必须指出的是，从6月28日到最后通牒的发布期间，塞尔维亚政府也没采取什么有效的举动让奥匈帝国改变这一固有想法。

而这些要求对于法国、俄国和塞尔维亚本身在其主权问题上所达成的一致必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个国家当然可以依据法律来规定其公民在自己的领土上可以做的事。但在塞尔维亚主权不可侵犯的形势之下，这显得有些走样了。首先是对等问题。塞尔维亚（或者说至少是国家领导人）接受塞尔维亚以及其在奥匈帝国生活的民族同胞的最终的“统一”。这意味着帝国的领土与未被界定的“塞尔维亚化”的领土之间存在模糊的界限。而帕希奇领导之下的塞尔维亚很难地争取到收复这些领土。塞尔维亚与奥匈帝国之间夹杂着的民族及领土问题时常让二者出现摩擦，而且当时对于此类问题的相关国际仲裁机构也尚未建立。

当爱德华·格雷看到奥匈帝国最后通牒的全文后，他将其形容为“一个国家给另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的最强硬的文件”。温斯顿·丘吉尔在一封写给他妻子的信中也将它描述为“有史以来此类文件中最为猖狂的一个”。我们不知道格雷和丘吉尔是在和什么相比较的情况下才产生这种想法的，而且由于萨拉热窝事件，也让这个文件本身变得难以被完全客观地评判。但这些评价会让人们觉得奥匈帝国的这些要求简直和蛮荒时代野蛮人的行径无异，是对他国主权的践踏。而实际上奥匈帝国的这份文件所要求的并不过分，例如，它与1999年3月北约发给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最后通牒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那份文件中有如下内容。

北约的人员需享有在搭乘车辆、飞机、轮船并携带任何设备时自由进出南斯拉夫共和国国境并在国境内开展相关事务的权力。这些事务应包括但不限于驻扎营地、工业生产、军队训练等活动。

亨利·基辛格将朗布依埃描述为“一个挑衅和开始轰炸的借口”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当时这些条款即使对于最为温和的塞尔维亚也是难以接受的。相比之下，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中所要求的内容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可以确定的是，维也纳政府的最后通牒就是从塞尔维亚可能不会接受为假设而制定的。这并不是一次挽救两国之间和平的最后尝试，而是奥匈帝国用来表示出自己毫不让步的立场的工具。另外，不像朗布依埃所想象的那样，通牒的内容并非是想完全击垮塞尔维亚而提出的；这些条款的内容和抵制塞尔维亚领土收复主义息息相关，第5条和第6条甚至直接就反映出这些问题，条款的起草者也很看重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直到7月16日，英国公使戴雷尔·克莱肯色普才将这份文件交给塞尔维亚外交部秘书长斯拉夫科·格鲁伊奇，并指出塞尔维亚此时应当针对刺杀事件展开独立调查，格鲁伊奇则坚持“在萨拉热窝事件的准确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不采取任何其他应对奥匈帝国的措施”。格鲁伊奇表示，一旦调查结果公布，塞尔维亚政府将遵从“不惜任何代价按国际惯例协助调查”的规定。格鲁伊奇还称，即便出现了最坏的情况，“塞尔维亚也不会孤军奋战。至少俄国不会在塞尔维亚遭受大规模攻击之时坐视不管”。这种模糊的表述表明拒绝屈从敌邻邦的威胁的确是不太可能的。在1912年巴尔干国家进攻奥斯曼帝国时，塞尔维亚政府正是以强制和顺从问题为由，向其他国家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护的。他们认为，奥斯曼帝国在马其顿进行改革的尝试多次失败，这意味着他们拒绝“外国势力”参与到这样的改革中来，并且“整个世界”对于他们“独立地进行严肃的改革”的承诺充满着“深切的不信任感”。贝尔格莱德是否有人在1914年7月注意到了这种相似之处，仍然值得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