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维亚的回应

塞尔维亚的回应

7月23日早上，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吉斯尔男爵致电塞尔维亚外交部，告知他们维也纳政府将与塞尔维亚总理于当晚进行一次“重要的沟通”。帕希奇当时因参加选举而离开了贝尔格莱德，财政大臣拉扎尔·帕丘（Lazar Paču）在此期间代理他的职务。在提前得到关于最后通牒的信息后，帕丘试图通过电话联系帕希奇，让他尽快回来。但帕希奇并不想为此回到贝尔格莱德，并指示帕丘“在我的住处接待吉斯尔”。当吉斯尔于下午6点抵达时（最后的期限被推迟了一个小时），帕丘和作为翻译的格鲁伊奇接见了他，因为财政大臣本人并不会说法语。

吉斯尔交给帕丘最后通牒、最后通牒的两页附录以及一份写给代理总理帕丘的说明，并告知他需要在48小时内做出答复。如果在给定期限内塞尔维亚没能给出让人满意的答复或根本没有答复，吉斯尔将断绝两国的外交关系，并带着所有使馆的外交人员回到维也纳。在浏览最后通牒的内容之前，帕丘就直接表示目前国内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很多高层官员都不在贝尔格莱德，客观条件上来说就很难让这些决策者们及时聚在一起做出决定。对此吉斯尔表示：“在这样一个铁路和电报高度发展的年代，对这样一个小国家来说，召集这些官员应该只需几小时就足够了。”同时他表示：“这是塞尔维亚的内政问题，对此他自己无须发表看法。”在吉斯尔发给维也纳的电报中，结尾处表示“不会再有商量的余地”，但在战后与意大利历史学家路易吉·阿尔贝蒂尼的谈话中，吉斯尔回忆称，帕丘当时迟疑了一下，说他无法接受这些条款。在当时的情况下，吉斯尔说他将文件放在了桌上，“帕丘想怎么处置它都可以”。

吉斯尔一走，帕丘就召集了仍在首都的大臣们，并一起浏览最后通牒的全文。帕丘大为震惊，因为他曾认为德国最终将冒着“将自己也拖入战争”的风险来支持奥匈帝国。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场的人读完文件后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因为没人敢第一个说出自己的想法”。第一个开口的是教育大臣柳巴·约万诺维奇，他先是在屋里来回踱步，之后表示：“除了开战，我们别无选择。”

后来出现了一个值得一提的小插曲。鉴于这份文件的极端重要性，在场的人都清楚帕希奇必须立刻返回贝尔格莱德。为准备将于8月14日进行的选举，帕希奇已经在塞尔维亚南部的尼什城准备了一上午。在进行了一个演讲之后，这位总理似乎突然对竞选失去了兴趣。“如果我们能稍微休息一下，应该是件好事，”他告诉同行的外交部政策大臣沙伊诺维奇（Sajinović），“你觉得去萨诺尼卡（即塞萨洛尼基，据1913年的《布加勒斯特条约》该地被希腊吞并）待两三天怎么样？那边也没什么人认识我。”而就当帕希奇和沙伊诺维奇在车站等着乘坐开往塞萨洛尼基的总统专列的时候，有列车员告知帕希奇，他们接到了来自贝尔格莱德的紧急电话。电话正是拉扎尔·帕丘打来的，恳请帕希奇回到首都。然而帕希奇并无意立刻就赶着回去。“我告诉拉扎尔，等我回到贝尔格莱德之后，自然会给出答复。但拉扎尔告诉我这并非一个普通的文件。但我坚持我的意见。”之后，他就和沙伊诺维奇登上了开往塞萨洛尼基的列车。当火车抵达尼什南部50公里外的莱斯科瓦时，这位总理才被摄政王子亚历山大的电报劝了回来。

这确实奇怪，但并非不合常理。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在1903年夏，当帕希奇提前得知谋反者将刺杀亚历山大国王和德拉加王后时，他就带着全家坐火车前往了亚得里亚海岸，在那里坐等结果。我们已经无法还原他在7月23日下午究竟在想些什么。在阿尔贝蒂尼看来，他可能只是希望能远离接受最后通牒的条款所带来的沉重的责任。有趣的是，贝希托尔德已经从秘密渠道获悉，帕希奇打算在收到最后通牒之后就立刻辞职。他可能只是乱了阵脚，或者他觉得无法理清头绪了。全国大选加上塞尔维亚所遇到的最为紧迫的外部危机，已经让他陷入极大的压力。无论如何，最终总理和随行的沙伊诺维奇于7月24日早上5点抵达了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花了一段时间对最后通牒做出具体的回应。7月23日晚上，在帕希奇返回首都的路上，帕丘向塞尔维亚使馆发去了一份密函，表示奥匈帝国政府列出的这些要求“过于苛刻，塞尔维亚政府不可能全部接受”。帕丘在会见临时代办斯坦德曼（他在哈特维希去世后接任了驻俄国大使）时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帕丘走后，亚历山大王子又来与斯坦德曼讨论了这次危机事件。他也坚持表示，接受这样一份最后通牒，“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莫大的侮辱”，并称他将希望寄托于沙皇，相信“他强大的话语权可以解救塞尔维亚于危难之中”。第二天一早，帕希奇又去面见了斯坦德曼。这位总理认为，塞尔维亚既不应该立刻接受这些条款，也不应该反对奥匈帝国的这些要求，而应该立刻想办法推迟回应最后通牒的期限。在这个时候向国际社会申诉支援，对塞尔维亚无疑是很好的。“但是，”帕希奇补充道，“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我们也将战斗。”

从这些内容来看，似乎塞尔维亚领导层都立刻一致认为，塞尔维亚如果必要的话对此必须反抗并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但这些言论都是从斯坦德曼的报告中转述得知的。看起来贝尔格莱德政府急于寻求俄国的支持。从其他报告中还能看出，塞尔维亚的决策者们都对奥匈帝国可能发起的攻击深感畏惧，同时又觉得似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了。而1913年10月萨佐诺夫曾建议贝尔格莱德政府在面对阿尔巴尼亚利益方面的问题时应向奥匈帝国妥协，这不禁让人担忧俄国这次能否支持塞尔维亚度过此次危机。至于法国的态度，也难以了解，因为法国的领导人正在从俄国返回的路上，而法国特使德斯克斯由于国内问题被召回巴黎之后，还没有人来接替他的位置。

7月23日晚上由帕丘组织召开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没有得出任何结论，而这一情况也一直持续到帕希奇归来的那个早上。帕希奇只是表示，在俄国人发表他们的意见之前，不应轻举妄动。除了与斯坦德曼的会谈被报告给了圣彼得堡政府之外，还有两个官方的要求需声明。帕希奇致电斯帕拉伊科维奇，要求他搞清楚俄国政府的观点。同一天，摄政王子亚历山大向沙皇发电报表示，塞尔维亚“无法孤军战斗”，而贝尔格莱德政府将接受“陛下（沙皇）所认为我们可以接受的”最后通牒中的任何条款。意大利历史学家卢西亚诺·马格里尼通过对当时的塞尔维亚决策者们以及其他相关的见证人的了解，认为当时贝尔格莱德政府为了避免战争，不得不接受最后通牒的内容。带着将辞职的情绪，帕希奇最终于7月25日向塞尔维亚当局建议贝尔格莱德政府应当“同意各项条款”并让维也纳政府“完全满意”。这与他前两天颇为坚定的言辞相比明显是退让了。而在一份于7月25日午后克莱肯色普发出的电报显示，此时的塞尔维亚政府甚至愿意接受条款中最为过分的第5条和第6条，组建一个联合委员会，“并宣称该组织符合国际惯例”。

还是俄国人的支持让塞尔维亚吃了颗定心丸。7月23日，大约早上8点半，一封斯帕拉伊科维奇前一天晚上发出的电报到达了塞尔维亚，报告了他与普恩加莱在出访期间的谈话。普恩加莱向这位塞尔维亚特使询问关于贝尔格莱德的最新消息，当斯帕拉伊科维奇告知情况非常糟糕时，普恩加莱表示：“我们会帮你们改变这种现状。”这是可喜的，但并不代表着特别的改观。在7月24日午夜前后，又有一封电报发到贝尔格莱德，称“一个大胆的决定”迫在眉睫。

一封发于7月24~25日，来自斯帕拉伊科维奇最为轰动和重要的电报，详细说明了他和萨佐诺夫于7月24日晚上7点前所进行的对话的内容，在此期间，这名俄国外交大臣将下午3点进行的俄国大臣会议的内容转告给了塞尔维亚特使。斯帕拉伊科维奇在报告中称，俄国外交大臣“厌恶地谴责了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并宣称任何国家若接受这样一份文件的要求，还不如“自杀”。萨佐诺夫向斯帕拉伊科维奇承诺，塞尔维亚可以“非正式地依赖俄国的支持”。但他还无法确定具体的帮助形式，因为这些问题需要“由沙皇决定，并征询法国的意见”。在此期间，塞尔维亚应避免任何不必要的挑衅行为。如果遭受攻击又无力自保，塞尔维亚应当立刻将部队由东南部调进俄国领土。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任由奥匈帝国占领国土，而是保存塞尔维亚部队实力，以备日后的反攻行动。

7月25日晚上8点，斯帕拉伊科维奇又发来一份电报称他与刚从沙皇官邸归来的塞尔维亚国防部官员进行了会见。这名官员此前与俄国总参谋长有过会谈，他告诉斯帕拉伊科维奇，俄国防部已经表现出“充分的备战状态”，并准备好“最大限度地保护塞尔维亚”。沙皇对此的决心更是让所有人震惊。此外，俄国已经下令，下午6点整，也就是塞尔维亚被要求回应最后通牒的截止时间，所有俄国军校的应届学员都将被提升为军官级别，这也是即将开始做全军动员的清晰信号。“在各个方面，沙皇政府的所作所为都让人欢欣鼓舞。”在发至贝尔格莱德的其他电报中则报告了各项已经着手进行的军事准备措施，“荣誉感和（可以做出任何程度的）牺牲的精神”充斥在俄国国内，而关于英国的舰队也开始备战的消息则让人更为振奋。(https://www.daowen.com)

俄国提供军事支持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消除了弥漫在贝尔格莱德的悲观情绪，也打消了一些大臣试图接受最后通牒的条款以防止战争爆发的念头。斯帕拉伊科维奇于7月24日发出的关于萨佐诺夫承诺支持贝尔格莱德政府的电报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于凌晨4点17分到达，第二部分于7月25日上午10点到达。关于报告斯帕拉伊科维奇与国防部官员于7月25日下午的会谈内容的电报，于7月26日某个时间被送达了贝尔格莱德。这封电报是前一天晚上8点发出的，所以这应该是在贝尔格莱德政府对奥匈帝国做出最终回应之前被送达的。

即便呈现这样的形势，塞尔维亚的大臣们还是做了很大的努力去好言缓和与维也纳政府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塞尔维亚的主权受到侵害。帕希奇、柳巴·约万诺维奇以及当时大多数身在贝尔格莱德的高官共同起草了相关的文件。塞尔维亚外交部秘书长斯拉夫科·格鲁伊奇后来向路易吉·阿尔贝蒂尼描述了当局是如何忙于应对奥匈帝国进行答复的。7月25日周六下午，众多官员在上面进行着反复的修改，以至于到最后连最初的字迹都难以辨认了。

最后到了下午4点，文件似乎终于顺利完成，人们试图将其打印出来。但是打字员缺乏经验，打字机也出现了故障，因此该回复不得不用誊写墨水手抄而成，文件用胶版批量印刷出来……最后半小时的工作最为慌乱。回复文件上到处是钢笔修改的痕迹。插入的句子又被墨水勾掉，面目全非。到下午5点45分，格鲁伊奇将文件放在信封里，呈给了帕希奇。

帕希奇曾希望格鲁伊奇或其他下属能将这份回函交给吉斯尔男爵，但没人愿意去，他说道：“好吧，我自己去拿给他。”之后他走下楼梯并加入了与吉斯尔的会议，与此同时高官们都慌忙地乘火车赶往尼什，塞尔维亚政府已经迁到该地，以应对可能遭受的冲击。

塞尔维亚的回复可能看起来一团糟，但它可算是外交事务中含糊其辞做法的“杰出体现”。曾负责起草最后通牒初稿的穆苏林男爵将其形容为他所遇到过的“最精明的外交技巧示范”。有人指出塞尔维亚政府曾在巴尔干战争期间等多个场合表现出其温和、顺从的态度。事实上，“塞尔维亚为了维护欧洲的和平已经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因此这份回函的起草者们也相信，他们的回复将消除两国间所有的误解。由于政府无法追究每个个体的行为责任，也无法对媒体或是“社会的和平工作”直接施加控制，因此它为来自维也纳的指责感到讶异和痛苦。

在这份回函中，起草者们将对于条件的接受、逃避与拒绝等微妙地混合交织在一起。第一，他们同意官方谴责一切针对奥匈帝国侵吞塞尔维亚领土的内容的宣传（而他们在此处用了动词的情态形式，以避免表明曾经其实有过类似的宣传）。第二，在关于抑制领土收复主义方面，回复中称，塞尔维亚政府没有掌握“任何证据能证明民族自卫组织或其他类似的社会组织”犯有“此类罪行”，不过他们愿意解散民族自卫组织及其他“可能有此类反奥匈帝国意识的”组织。第三，政府很愿意“在帝国提供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消除任何反奥匈帝国的教育宣传。第四，同意撤销军方可疑人员的职务，但也只能在奥匈帝国能提供这些人的“姓名以及他们的具体罪责”的情况下。在关于成立奥匈帝国—塞尔维亚联合委员会的事情上（最后通牒中的第5条），回函中表示塞尔维亚政府“没有充分了解这一要求的明确意思”，但他们将同意此类规划，前提是这符合“国际法、刑事诉讼法，并能维护良好的邻国关系”。第6条要求（允许奥匈帝国官员参与对相关违法人员的协同检查）被回绝了，因为这与塞尔维亚的宪法相违背。这事关塞尔维亚主权问题，为此萨佐诺夫也强烈要求贝尔格莱德政府守住底线。关于第7条里所要求的逮捕坦科西奇和齐加诺维奇，塞尔维亚政府表示他们已经“在这份回函发出的当晚”逮捕了坦科西奇，而“还无法抓住齐加诺维奇”。奥匈帝国政府也被再次要求提交“推断犯罪的证据以及证物，以便后续的调查”。这是一个比较狡猾的回应：一旦在萨拉热窝城里发现有名叫齐加诺维奇的人，警察就会把他遣送出去，同时官方则会表示城里找不到名为齐加诺维奇的人。关于第8条和第10条里谈到的对反对奥匈帝国的行为做出查办并通报帝国，被无条件地接受了。但第9条关于对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塞尔维亚官员不当言论做出惩戒，则得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应：如果奥匈帝国政府“具体指出哪些段落有这类内容，并能证实确实是塞尔维亚官员所说的”，那么塞尔维亚政府将“很乐意给出”相应的解释。

也难怪穆苏林大加赞赏这篇回函的用词。其实这篇回复并非完全屈从于奥匈帝国的要求。该文件是为塞尔维亚的朋友塑造的，而非敌人。它给奥地利人所提供的便利非常小。首先，它将对萨拉热窝事件的调查责任推到了维也纳政府身上，同时又没有明确表示这样合作的调查真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样看来，这实际上延续了塞尔维亚当局自6月28日以来的政策：避免被卷入事件当中，同时概不承认任何与之有关的言行。回函中所提到的“国际法”其实只是障眼法，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相关的国际法可以对此类联合机构的行为加以裁决判定。但不管怎么说，文中已经完美地展示出一种不明就里却仍要尽一切便利条件来接受最后通牒的表象。

因此，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来讲，这是一个经过高度掩饰的拒绝。既然帕希奇的拒绝先发制人，对民族主义集团势力进行打压，使得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那么人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发问，他是否还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在第一章中，我们探讨了导致总理在6月28日之后表现出让人匪夷所思的被动性的多种原因，这种被动性体现在最近与军事派和黑手社集团的交锋中一直处于下风；在塞尔维亚政局处于危险的巅峰时，他30多年的政治生涯深深地将含蓄寡言和行事隐匿的作风烙在了他的性格中；此外，帕希奇和他的同僚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其基本思想中还是对此抱有同情的。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做出设想。帕希奇必定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担心对这个案件的任何彻底调查，因为这可能牵涉塞尔维亚政坛一系列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核心当事人。说得好听一点儿，对“阿匹斯”集团的任何调查都会损害贝尔格莱德的政治事业。但更令人担心的是，对双重间谍齐加诺维奇（他已被奥匈帝国方面列为嫌疑人）的追踪和调查可能会暴露帕希奇和他的大臣们提前知晓真相的事实；在7月7日接受晚报采访时，帕希奇曾激烈地否认自己提前知道内幕。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奥地利人确实在缘木求鱼，即要求符合政治版图的塞尔维亚官方对扩张主义的塞尔维亚民族统一势力进行打压。问题在于，这两方实际上是相互勾连、自成一体的，它们是一个体系的两个方面。在贝尔格莱德的战争部（如果确有这样一个官方部门的话），在主接待大厅前面挂着一张塞尔维亚的地图；地图前竖立着一个颇有讽刺意味、全副武装的女性形象，在她所持的盾牌上罗列着“仍需要被解放的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达尔马提亚……

就在接到塞尔维亚的回函之前，吉斯尔就已经料到他们不会无条件接受这些要求。当天下午3点开始，塞尔维亚的军事总动员令就已经生效了，部队已经大张旗鼓地出发并占领了城市周围的高地，国家银行及重要档案都已经撤出贝尔格莱德，外交使团已经做好准备遵循政府的指令，途径尼什，来到其在克拉古耶瓦茨的临时地点。对参与起草这份回函的高官们也发出了相应的警告。在最后期限到来的最后5分钟，也就是7月25日（周六）下午5点55分，帕希奇出现在奥匈帝国使馆并移交了回函文件，并用蹩脚的德语说道（他没说法语）：“我们已经接受了你们提出的部分要求……至于其他部分，我们希望你们能表现出一名奥匈帝国大将应有的骑士精神。”然后他就离开了。吉斯尔瞥了一眼文件，随后签署了一份已经准备好交给总理的关于他将与部下于当晚一同离开贝尔格莱德的信件。身在塞尔维亚的奥匈帝国公民的权利保障交给了德国大使馆，使馆里相关的密件都已被焚毁，而已经打包好的行李被装到了等候在门口的车上。下午6点30分，吉斯尔偕妻子及部下搭上了离开贝尔格莱德的火车。10分钟后，奥匈帝国封锁了国境线。

这是否意味着战争开始了？在7月24日发给身在伦敦的门思多夫的一封电报里，贝希托尔德要求这位大使转告爱德华·格雷，奥匈帝国的文件并非正式的最后通牒，而是一个“有时间限制的行动方针”，如果在到期之后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就意味着外交关系的破裂以及可能开始的相关军事准备。但战争终归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之后塞尔维亚退缩了，“在我们的大军压境之下”，贝希托尔德说道，他们将偿还奥匈帝国所遭受的一切损失。第二天，就在贝希托尔德前往巴特伊施尔会见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时，在途经莱姆巴赫时，收到了一封身在维也纳的第一分队长官马基奥（Macchio）发来的电报。马基奥报告称，维亚纳的俄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库坦舍耶夫（Kudashchev）已经官方提请延长奥匈帝国最后通牒的期限。贝希托尔德回复表示，延长最后期限的截止时间是不可能的，但他补充说，即便超过了最后期限，塞尔维亚也可以通过接受奥匈帝国的要求来避免战争。在历史学家阿尔贝蒂尼看来，或许这些话表现出贝希托尔德一时的糊涂，也或许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只是逢场作戏——谁都能看出奥匈帝国已经急于在军事上有所行动。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最后的辩解并没有什么好处。7月26和27日，斯帕拉伊科维奇带来了令人为之一振的消息：俄国正在动员170万人的部队，并计划“一旦奥匈帝国攻击塞尔维亚，就立刻向奥匈帝国发起进攻”。斯帕拉伊科维奇在7月26日报告称，沙皇称塞尔维亚人将“像雄狮一样战斗”，甚至有可能摧毁奥匈帝国的铜墙铁壁。虽然德国的态度尚不明确，如果德国人没有加入战斗，沙皇认为这将是一个“让奥匈帝国分崩离析”的绝佳机会；如果德国参战，俄国将“执行与法国的联合军事行动计划，这样战胜德国也完全不在话下”。

斯帕拉伊科维奇作为前任塞尔维亚外交部政策大臣，对这些消息无比激动，以至于他也开始建议相应的政策：“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善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甚至可能促成塞尔维亚真正的统一。因此，奥匈帝国对我们的攻击也将是一个契机，我们应以上帝的名义回击！”这些来自圣彼得堡的激进情绪让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奥匈帝国也不会再对开战有所迟疑了。帕希奇一直以来就坚信，塞尔维亚及其盟国不会得到安宁，而将借助强国的力量展开伟大的战争。这并非从来未曾经过谋划，而是一个即刻就会爆发的局面。虽说两周之前或许还有办法避免严重争端的发生，但战争已经近在咫尺。对塞尔维亚来说，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