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 气质类型
第三阶段 气质类型
传统心理学认为，气质是不以人的活动目的和内容为转移的典型稳定的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气质是一种具有天赋性质的个性心理特征，但是其特点是在后天环境中表现出来的。
气质的起源有多种说法，血型说是其中一种。
早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波兰科学家就曾对16个国家8500名士兵的血型进行了调查，第一次得到了血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分布的科学资料，为研究人类进化、发展的脉络提供了新的科学根据，并使血型研究本身也得到了发展。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已有学者将人们的行为特性按血型进行分类、分析、比较，从而确定了以社会事实为依据、以科学调查为手段的血型研究方法。
意识到血型和性格有明显的关系，真正致力于这一研究的是日本学者、东京大学心理学系毕业的古川竹二，他当时是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御茶之水女子大学）的教授。
古川氏从家人和亲近人们的日常言行注意到血型与性格的关系，然后按各个年龄段、各类职业，对1245人进行了实验与观察，在1927年的心理学研究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古川学说”：“人因血型不同，各自具有不同的气质。同一血型，具有共同的气质。”
人的血型有O型、A型、B型和AB型，根据血型把人区别为四种气质：
O型气质的特点是坚强、好胜、霸道、不听指挥、喜欢支使别人、有胆识、不愿吃亏。
A型气质的特点是温和、老实稳妥、多疑、怕羞、依赖他人、受斥责就丧气。
B型气质特点是感觉灵敏、恬静又害羞、喜社交、好管事。
AB型气质的特点是以A型气质为主，含有B型气质成分的混合型。
古川学说这一新颖的理论以及血型与气质的奇异关系一下子引起了轰动，影响到全日本。
这一学说也影响到医学和教育。舆论沸腾了，赞成与反对的意见纷纷发表，一时成了“社会问题”。
古川学说作为一项有魅力的研究，对普通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一根本性的思考方法相传至今。
不过很遗憾，古川学说受到心理学界专家们的蔑视，被视为“非学术问题”而遭全盘抹杀。
学术界把古川学说视为毒害社会的邪教，几乎不为之创造学术讲座的阵地，在冷笑和非难中埋葬了古川学说。
古川是在失意中度过晚年的。
不只是在日本昭和时期，就是在现在，推翻前人的研究和结论的新学说，依然为固守已有结论、打着权威旗号的人们所不齿。正是如此，一种新学说往往被人求全责备，因恶意和偏见而被反对者指责为谎言。权威人士的惯用语就是“不是学问”、“不是科学”，至于是不是学问，真理永远是真理，它不会消失，总有后来的研究者不断地去探求。
古川学说还是被后来的一些研究者所继承，血型和性格关系的研究一直在进行。
由于血型说在西方还未流行，所以更适于在西方做这项调查。
以前，西方学术界流行的是环境决定论，普遍不相信人性与遗传因素有关。
到了20世纪60年代，遗传对性格的影响在西方学术界才成为一个严肃的课题，人们开始想到了血型与性格的关系。
1964年，著名学术刊物《美国人类遗传学》在12月这一期，头条刊登了著名心理学家卡特尔（R.B.Cattell）等人撰写的论文《血液群体与性格性状》。
他们对568名意大利人或意裔美国人用16项性格指标进行测定，发现其中有一项“温顺—坚强”与ABO血型显著相关：B型要比A型和O型温顺（这个结论与某些血型学所说的恰好相反）。
有两位遗传学家分别给该杂志写信指出：这项研究在逻辑和统计上都存在错误，是靠不住的。其中一位激烈地批评像《美国人类遗传学》这样重要的科学杂志浪费宝贵的版面去刊登如此糟糕的论文，是一个耻辱。他们两人都要求卡特尔公布原始数据以便验算。
卡特尔在答复中说，原始数据没有保留下来，无法提供。
时隔16年（1980年），斯万（D.A.Swan）等人在一本人类学杂志《人类季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用相同的心理测验对美国密西西比州白人学校的547名儿童进行了调查，在15项卡特尔指标中，也只发现有一项与血型有关，然而这却是另外一项，即“放松—紧张”：O型比A或B型紧张，AB型最紧张。
卡特尔等人稍后也在同一本杂志上发表了对323名澳大利亚白人调查的结果。他们承认，这个结果与上次的结果不符，未能再发现“温顺—坚强”性格与ABO血型有关，但是在另外三项性格指标中（“从众—自行其是”、“散漫、放松—自律、焦虑”）却发现了相关性：AB型比A或B型更自行其是，A型比O和B型更自由散漫（这也与某些血型学所说相反），并比O型更焦虑。
1989年，卡特尔等人在《人类季刊》上又发布了一项新的统计结果（这次是对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人进行的调查）。这一次，他们测定的是四项性格指标（外向型—内向型，感性型—直觉型，思考型—感觉型，洞察型—判断型）和决定风格（一时冲动—深思熟虑，刚愎自用—博采众议）。
他们的结论是，ABO血型和性格无关，彻底推翻了自己以前的研究结果。但是，他们却又有了新发现：ABO血型与做决定的风格有关联，O型在做决定时，更倾向于冲动式和博采众议式的风格。此后他们未再做类似的研究，否则可能又会推翻这个结论。
在1973年，另一份著名的学术期刊英国《自然》上发表了一篇由牛津和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合写的论文，他们对牛津周围乡村的534人进行了调查，发现智商与ABO血型有关。
1975年，另两名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去信指出，这是分层取样导致的假象，在进行了校正之后，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1983年，《自然》发表了另一篇与血型有关的论文，英国斯旺西大学的两名研究人员研究了英国输血中心登记的献血者血型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得出结论说：A型有更多的几率出现在第一、第二等的社会等级（英国政治将社会职业分成五等），从事创造性的工作。
1990年，英国和爱尔兰的三名研究人员对爱尔兰的血库情况做了调查，未能发现ABO血型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关。他们认为，斯旺西大学的研究者之所以发现两者相关，可能是因为150年来到英国的移民（一般来说从事的是地位较低的工作）都来自A型频率较低的地区。或者说，那也是统计假象。由于爱尔兰人口的民族组成要比英国更单一，因此结果更可信。
可以看出，过去西方心理学家们的血型与性格的研究是失败的，其主要原因就是定错了方向。
血型并不能决定性格，但能决定人的基本思维方式。
应该肯定这些研究者的不懈追求，他们的研究为后来者选择血型心理研究的方向积累了经验与教训，搭起了成功的阶梯。
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肯尼思·肯德勒和他的研究小组，最近在对同龄的1800名男性双胞胎的择友行为研究后指出：“当我们思考行为和基因的关系时，可以将大脑想象成一个转换装置，基因决定大脑构造，大脑决定个人行为，尽管环境因素在个人行为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由此看来，例如婚姻问题、事故几率和人缘好坏等很多过去认为仅由环境因素决定的事情，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基因影响的……人们总是过分强调，人是被动者，在成长过程中受环境影响而无能为力。这个研究则清楚地表明事实并非如此。”这说明美国的科学家现在也开始注意到人的先天（基因）作用了，当然这种研究的进展是很缓慢的。
日本著名血型心理学家铃木芳正在《血型心理学》中提出了血型与气质的关系，并把血型作为一个标准或某种尺度，用于性格评价判断。他创立了铃木BN法，就是通过血型进行的铃木式气质分类，把血型与气质的关系从心理学领域扩展到生理学领域，加大科学论证。
为什么血型不同气质就会有差异呢？铃木芳正的观点是：“我们为了维持生命而吃饭，食物中会有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包括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等。这些营养变成能量、血、肉。吃进去的营养变成血和肉，摄取的营养消化后并不是直接变成肉、骨、毛发和牙齿的。首先，营养素要转变成红血球，再从红血球转变成人体细胞。所以，血液类型不同，生理功能也必然不同。但是，血液的生理学意义、血型与气质的关系并没有获得学术界的承认。这个领域的研究尚未开拓，我们现在的研究可以作为对这块处女地的探索。”
在日本，近几十年来出现了一大批坚持研究、孜孜不倦的心理学家，尽管他们承受了许多误解和非议，但他们的成果和科学精神令人敬佩。
铃木芳正先生的见解是从血液的功能上追寻它对气质的作用，没有抛开血液本身来探究血型的功能。
这也难怪，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对基因的了解还远未普及。
必须离开血型的原始含义，从血型基因在脑细胞中的表达着手，才有可能真正理解血型与心理的关系。
约尔格·艾克曼是德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有25年婚姻咨询经历，曾担任记者、心理治疗师及精神锻炼导师，多次发表相关演说及研究报告。约尔格·艾克曼的著作《血型心理学》从兰德斯坦纳发现血型开始，用讲故事的口吻先提出与之呼应的古老四种气质说：忧郁、迟钝、急躁和开朗，揭示血型与性格神秘的连结；接着再以自己一连串的研究验证血型主宰性格的理论：O型是永不言败的人，A型是多愁善感的世界改革者，B型是惊涛骇浪中那块固执的岩石，AB型则变化多端且魅力无限；最后，作者阐述如何利用血型来了解自己、关怀别人，开创无往不利的人际关系。
另外，约尔格·艾克曼还深入探讨了各种血型的性格特征、优缺点、健康倾向、适合食物以及如何与各种血型的人和谐相处，成就圆满爱情、亲情、事业等的方法。
约尔格·艾克曼先生形象地描述了不同血型人的心理表现，但对于深层原因，他并没有过多地阐述。
必须穷尽真理才能服人，才能真正将血型心理的原理揭示出来。
气质的“血型说”是传统心理学中唯一提到的关于血型心理的地方，但“血型说”产生的影响和后续的意义决不次于希波克拉底的“四液说”及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说”。
古川的贡献在于他天才地发现了血型与人的心理活动之间的联系，他总结的“血型气质说”，受科技条件限制没有进一步说明血型心理的生理基础和血型气质产生的原因，及不同血型气质间的相互关系，因而很难自圆其说。
但是，古川的研究找到了彻底认识人的心理奥秘的钥匙。
我们的任务不是去责难某种学说的完整性，而是在其合理性的基础上发现其科学依据。
相信完全解开血型心理之谜会成为人类认识自我历程中的一场革命，世界心理学界将为之震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