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方观点

（一）关于受贿罪。从证据分析，没有受贿的事实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大拿利用职务便利，违规安排律师会见，收受王某3万元好处费，次日将这3万元交给张某某。证明这一事实的证据，有被告人的供述，证人王某、李某及张某某的证言。

被告人刘大拿在侦查阶段一共做了10份笔录（其中2份为立案前的调查笔录），但只有2份自书笔录承认有受贿的事实，从这2份笔录的内容看，与后面的8份笔录内容相互矛盾，也不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与行贿人王某的证言矛盾。因此，刘大拿的有罪供述系孤证，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证明刘大拿存在受贿事实，还有王某（行贿人）、张某、李某三人的证人证言。王某（行贿人）的证言证实没有向刘大拿行贿的事实；张某某的两次证言，证言内容证实的事实相反，一是有收到刘大拿3万元，一是没有收到刘大拿3万元；李某的证言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但也从侧面说明了本案最有可能行贿的人也没有行贿的事实。

王某，也即是行贿人，在侦查机关的两次证言均证实，不存在王某指使或请托刘大拿违规安排律师会见，并给刘大拿3万元好处费这一事实。

张某某，证言前后矛盾，第一次证言提到收了刘大拿的3万元，并将这3万元全部买药用掉了，但没有相关的购药记录，也没有相关的药店调查记录予以佐证；张某某的第二次证言对自己的第一次证言予以否认，并在第二份笔录中说出了为何会承认收了刘大拿3万元，及为什么能够准确说出3万元的原因。张某某在证言中说：“我担心儿子，以为承认了，我帮儿子把钱还了，儿子就没事了。”第一，这是出于母亲对儿子的关爱，急于希望自己的儿子尽快摆脱侦查机关调查，息事宁人，虚假承认，这种解释符合常理；第二，关于为何能准确说出3万元，张某某在证言中说：“我开始只是试探，开始说儿子给了我几千元，工作人员不信。我觉得猜错了，我说2万，然后说3万，工作人员就没有继续问我，我就想可能3万就对了。”从以上口供来说证言是在侦查人员的诱导、暗示下做出的，证言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证人李某，证言证实她没有找人托关系或要求自己的亲属找人托关系，要求违规安排律师会见贺某。

综上，刘大拿没有受贿事实，不构成受贿罪。

二、关于滥用职权罪，没有滥用职权的事实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滥用职权罪属于结果犯，除了有滥用职权的行为外，还必须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在本案中，刘大拿没有违规办理律师会见，也没有出现重大损失的后果，不能认定刘大拿构成滥用职权罪。

1.没有滥用职权的事实

首先，起诉书指控刘大拿超越权力，违规办理会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会见，律师需要经过侦查机关许可，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也就是说，看守所是否允许律师会见，应该以接到侦查机关的书面通知为前提，如果侦查机关没有书面通知看守所，那么看守工作人员所安排律师会见，就不存在违法的问题，更不可能滥用职权。

其次，刘大拿安排律师会见的行为是不是滥用职权？所谓滥用职权的行为包括，擅权、越权、弃权三种方式。刘大拿如果构成滥用职权，则应属于越权行为。那么刘大拿是否越权呢？贺某涉嫌重大职务犯罪，属于法律规定的三类会见需要经过许可的案件，但对于案件是否允许律师会见，看守所并无决定权，而是以侦查机关书面通知为准，看守所接到书面通知后，对律师会见不予安排^[1]。但侦查机关未依照法律的规定书面通知看守所。

再次，案卷中显示，侦查人员有口头通知，会见贺某需要经过批准，一是侦查人员这样做无法律依据，也不符合机关与机关之间的业务往来惯例；二是侦查人员是否真有通知，是谁通知，何时通知，都没有证据证明。

综上，刘大拿安排律师会见并未越权，没有滥用职权的事实。

2.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起诉书认为刘大拿超越权力，违规办理律师会见，导致了涉嫌受贿罪嫌疑人贺某翻供，并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该案的深挖扩线。起诉书认定刘大拿滥用职权的后果是导致了贺某翻供，那么贺某到底有没有翻供？首先，证明翻供事实的证据是侦查机关提供的贺某的讯问笔录，根据这份笔录，侦查人员问：你是否认罪？贺某答：我不认罪。侦查人员继续问：你在侦查机关交代的是否属实？答：笔录只摘取了一部分内容，录像有全部。问：侦查机关在讯问你时有没有对你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行为？答：没有，但有连续3天晚上不让睡觉。贺某的供述，非常清晰地说明贺某并未认罪。如果笔录能认定贺某认罪，也是侦查机关不如实记录和疲劳审讯等非法方式获取的供述，系非法证据，应予排除，不能作为认定有罪的证据。其次，如果贺某存在翻供的事实，属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重大损失呢？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案例^[2]分别从经济损失、人员伤亡、恶劣的社会影响等方面来认定重大损失。翻供的后果不符合经济损失、人员伤亡的认定标准，那么是否符合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一标准？恶劣的社会影响是指滥用职权使国家机关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引起群众不满，使地区社会稳定不稳定受到影响。评判行为是否具有恶劣社会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是行为自身的严重性；二是对周边社会的影响性；三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性。在侦查阶段，嫌疑人供述不稳定，翻供也是常发生的事情，另外贺某翻供，仅是极少数人知道，并被侦查机关及时“发现”，未阻碍案件侦查的顺利进行。更不可能导致不稳定事件的发生，影响地区的稳定，不属于恶劣的社会影响的评价范畴。因此，刘大拿所谓“越权”办理律师会见，并没有产生重大损失的后果。

3.证明刘大拿滥用职权的行为与本案“重大损失”之间存在刑法上因果关系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首先，刘大拿办理律师会见，是否必然导致被会见嫌疑人翻供？显然不是，因为8月12日违规安排律师会见嫌疑人陈某某，陈某某并没有翻供。那么，贺某翻供是否因其他原因导致？至少不能排除存在这样的可能，在刘大拿安排律师会见贺某之前，看守所的警官刘某已经安排了律师与贺某会见，贺某的翻供到底是由谁导致的？

其次，贺某翻供，是因刘大拿的滥用职权行为导致，还是刘某滥用职权行为导致的，无法确定。换句话说，存在或可能存在这样一个事实，贺某的翻供可能不是刘大拿导致的，而是刘某或其他因素导致的。

综上，既然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证明滥用职权事实的证据就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那么指控被告人刘大拿构成滥用职权罪，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不能认定刘大拿构成滥用职权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