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歌的社会基础

建安时期是我国中古时期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建安是东汉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献帝刘协的年号（196—220）。这时东汉王朝政权已掌握在曹操手中而名存实亡了，整个中国随着东汉王朝统治力量的消亡，而产生了一次军阀争夺割据的大混战，终于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分裂局势。所以，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汉族建立的帝国一度由统一强盛而开始趋向分裂衰落的时期，但在文学史上却放射出一片绚美的异彩，而这异彩乃是从当时现实的土壤中炽升起来，与当时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息息相关的。

从一世纪末二世纪初起，东汉王朝的外戚和宦官迭互掌握政权，他们之间不断进行尖锐的生死斗争，同时都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掠夺，终于激起灵帝刘宏中平元年（184）的黄巾大起义，随而产生献帝初平元年（190）的董卓之乱和以后的军阀大混战。经过这些大的战乱，中原形成“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曹操：《军谯令》）及“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曹操：《蒿里行》）的惨象。当时人民的死亡和生产的破坏，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这种残破不堪的现实社会惨景和生活于其中的惨痛经历，却为当时诗人提供了极为真实生动的创作题材，并激起其不能不形之咏叹的创作情绪。(https://www.daowen.com)

由于巨大的社会动荡促使旧的封建秩序破坏，人们的意识也发生巨大的变革。原来由封建统治者极力提倡，而从其中形成人的道德行为规范的儒术及以其精神为原则的用人制度，都在这非常的社会变乱中失去对人们的支配力量，人们的思想意识乃从儒家的统治中获得解放，曹操的本之刑名精神而采取的“用人唯才”的方针，正标志着当时这种社会要求。曹操在其《求贤令》中说：“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又在《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中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而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连“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也极力搜求。曹操在用人制度上的这一重大变革，确给汉代儒术的传统以致命的打击，因为汉代统治者之提倡儒术正是以利禄作为引诱手段的。由曹操在用人制度上的这一重大变革，可以看出当时思想解放所达到的程度。这次思想的解放，对当时文学的发展影响极为巨大，使文人的创作思想的境界从儒家经典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必再如刘勰所说的那样“华实所附，斟酌经辞”（《文心雕龙·时序》）了。于是它在内容上既不须依据经义而可自由抒情，它的不朽价值也由自身来决定而不必附骥尾于六经，这在当时文人的创作尤其是文学批评中已有明白的反映。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即大胆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种对于文学价值的新的认识，当然极有助于文学的蓬勃发展，并使文学获得丰富生动的内容。而当时诗人之开始勇于大量学习乐府民歌，并运用乐府古题来进行创作，也正由于这种解放的思想力量在支配着他们。

这时，由于曹操以其过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统一了中国北方，使北方生产逐渐恢复，人民生活获得安定，于是散在四方的文人也逐渐回到中原。更由于曹氏父子对文学的爱好和提倡，便形成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及盛极一时的邺下文风。因此，我们论到建安时期文学发展的因素，对于曹氏父子尤其是曹操的政治和人事上的作用是不能不适当估计到的。当然，这时期诗人创作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主要的还在于当时社会生活给予他们深刻的教育和丰富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