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歌的盛况

建安时代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是一个光辉的起点。这时新形成的五言体，开始在文人的诗歌创作中被普遍运用并盛极一时，从此，五言体诗开始了它的前进发展的历程。这时诗人们学习和继承了前代民歌的创作精神，在当时现实形成的各种条件下，运用各自的艺术才能进行创作，使他们的诗歌闪耀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光辉，成为后代文人诗风的良好表率。

这时文坛上一个崭新的面貌，就是五言诗风畅开，五言诗代替了两汉以来盛行的辞赋，居于主要的地位。汉代乐府民歌的句式本来是长短不齐的，但也有逐渐向五言整齐化的趋势，这正如周代民歌由长短不齐而形成整齐的四言一样。东汉初期，在民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文人诗歌，即开始有了完整的五言篇章，但这种新的诗歌形式，在文人中还未受到重视，所以作者很少。到了东汉末期，出现了许多在艺术上很成熟的文人创作的五言诗，可是大多数没有作者的姓名，可见当时在文人心目中，五言诗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那些无名氏的五言诗，虽然在艺术上很成熟，但多是在黑暗重压下消极生活情绪的流露，缺乏积极精神。到了建安时代，由于各种条件的汇集，大群知名诗人笔下产生的五言诗，才放射出强烈新异的艺术光彩，五言诗这时才成为文人普遍运用的诗体，在此后的文学领域内，逐渐发展为一股巨流。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曾形容这时五言诗的盛况：“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当时曹丕就曾描述同时期作者在创作上竞争的情状：“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典论·论文》）曹植也说他们：“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与杨德祖书》）而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追述他们的文娱生活说：“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这些都可说明他们在创作上的努力及创作活动的频繁，都是有利于当时诗坛的繁荣的。这时的作者，真可谓“俊才云蒸”（《文心雕龙·时序》），除了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外，重要的作家有所谓“建安七子”的孔融、王粲、刘桢、徐干、陈琳、阮瑀、应玚等，另外还有繁（p婆）钦、应璩、邯郸淳、吴质、杜挚、左延年、缪袭等，确是盛极一时的了。这时的诗人，尤其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多曾经过一番巨大的社会变乱，接触到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实景，而当时社会思想的解放，也使文人的个性得以自由舒展，因而这时的诗歌表现出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慷慨任气”。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曾明确地指出这点，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而其《明诗》也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这里所谓“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乃是直抒对于现实的激情，而以准确、朴素、明朗的言辞表达出来，使内容和形式有谐美的统一性，这也就是后世所称道的“建安风骨”的实质。我们阅读这一时期的许多优秀作品，它们都充沛着诗人由现实生活所激起的炽烈感情，他们悲愍民生疾苦，亟思骋其才力以改变现实，而这种感情在他们的朴素而形象生动的语言中表现得极为明朗，因此产生出强烈的感染力，这正是《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的充分体现。后来唐代诗人陈子昂向往“汉魏风骨”，李白称道“建安骨”，杜甫所谓“汉魏近风骚”，都是对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精神的衷心推崇。(https://www.daowen.com)

这时期诗人所以取得巨大的艺术成就，是与他们学习民歌分不开的。从两汉流传下来的乐府民歌，原是具有丰富的社会性和现实性的，这种可宝贵的乐府民歌的精神，对于生活在离乱中的文人自然会有启发作用。而且在扰攘不安的生活环境中，诗歌是最适于采用的文学体裁，因此，这时的诗人，都广泛地运用乐府古题，并吸取其现实主义精神，以诗歌抒写其对于现实生活的亲切感受。他们的这类创作与乐府民歌不同之点，乃是乐府民歌具有较多的客观性质，而他们的诗歌创作则具有较重的主观抒情性质。尽管他们都是文人，他们的诗歌语言比之乐府民歌大为精雅，但其中仍具有很大程度的乐府民歌的朴质成分。黄侃曾在《诗品讲疏》中论建安五言诗时说：“文采缤纷，而不离闾里歌谣之质。故其称物则不尚雕镂，叙胸情则唯求诚恳，而又缘以雅词，振其美响，斯所以兼笼前美，作范后来者也。”这一段话很正确地指出了建安文人诗歌在语言上吸取民歌的朴质成分所形成的艺术特色。

这一时期的民歌，由于统治者未注意收集，流传下来的很少，但却出现了一首长篇叙事抒情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它以其高度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标志着两汉民歌的最高成就。另外还有一首具有浓厚的民歌气质的蔡琰的《悲愤诗》，它以长篇叙事的方式，详尽地写出了巨大的社会变乱及在其中的一个妇女的悲惨遭遇，充分展示了五言诗的艺术表达功能。这两篇作品同样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文人们的创作相互辉映着这一时期的诗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