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时代赋的发展趋向
在汉代作为文人文学创作主流的赋，到了建安时代，常被与诗并列，成为当时文人驰骋才华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时作家在这方面的成就，远不及诗歌的重大，却也萌发出一种新的趋势，就是篇幅短小，较多地用来抒情。
从这时许多作家的文集看来，其中赋作篇幅的数量还是相当重的。如曹植有四十多篇，王粲有二十多篇，应玚和陈琳也各有十篇左右。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就是篇幅短小，只有曹植的《洛神赋》是其中最长的一篇。在那些篇幅短小的赋中，有的只有寥寥几行，如应玚的《征赋》:
奋皇佐之丰烈，将亲戎乎幽邻，飞龙旗以云曜，披广路而北巡。崇殿郁以嵯峨，华宇烂而舒光，摛云藻之雕饰，流辉采之浑黄。辞曰:
烈烈征师，寻遐庭兮;悠悠万里，临长城兮;周览郡邑，思既盈兮;嘉想前哲，遗风声兮。
全篇共只十六句，通体结构完整，并无所断缺。短篇小赋在汉代已有许多，如在《古文苑》中，即录有班固的《竹扇赋》，班昭的《针缕赋》，张衡的《温泉赋》，篇章都很狭促，这在他(她)们不过是偶书小品，而真正代表其成就的还是那些鸿篇巨制。而建安时代的赋作，我们看不到大幅的，这绝不是这时文人没有汉代赋家的才华，如萧统在其《文选》的“七”类中，于枚乘的《七发》之后，只取了曹植的《七启》和张协的《七命》，并未取东汉的傅毅、张衡、崔骃等人的这类作品。王粲奉曹植命同作的《七释》，虽只存篇首一段，当可由而概见其余。而曹植的《洛神赋》，较之宋玉的《高唐赋》及《神女赋》，在形象及结构上更为完美。由此可知，当时擅长词赋的曹植、王粲，并不是无力追踪汉代赋家的。他们及同时文人的赋作只有短篇而无巨制，可从多方面来理解。
首先，这时许多的赋作，很多是在文人们的文酒集会上产生的。如刘桢的《瓜赋序》说:“在植坐，厨人进瓜，植命为赋，促立成。”由序文直称曹植之名，可知序文当为编集的人所记，而非刘桢原语，总之当是有所根据而写的。再从他们的文集中，看到有许多共同的赋题，如《鹦鹉赋》、《马瑙勒赋》、《车渠碗赋》、《迷迭香赋》、《大暑赋》等，可知这些都是在宴会上命题同作的。在这种场合，作者都要竞显自己才思的敏捷，自然急于求成，这样篇幅也就不会太长。而且那些赋题本身所包含的内容也极有限，无可多事铺张的余地，都是可以即席完成的。也还有临时应命而作的，如王粲的《浮淮赋》，乃是建安十四年曹操东征孙权时，王粲与曹丕随军同行，受丕之命与其同作的。又如前举应玚的《征赋》，也当是行军之际仓卒应命而作的。在这样仓卒的情况下，为了完成使命，只能作出这样短促的急就篇章了。其次，那些小赋，可看做另一种形式的抒情诗。这时的许多赋作都是抒情性质的，尽管它们有时是在描写某一事物，而其实是在借某一事物抒发作者自己的某种感情，如王粲的《车渠碗赋》、《槐赋》、《鹖赋》等，在赋陈物性中赋予了人的美好品质，即作者的自况。它们的长短极为自由，有的只是寥寥几行，如同后世的一则随感。所以其中有许多并非阙文，而看来好似零章断句一样，乃因其中有的就是抒写片段偶感。抒情的赋，是从屈原的赋直接演出的，从西汉初的贾谊下至董仲舒、司马迁以至东汉中晚期的张衡、赵壹，都有过这类创作，不过还是偶然的表现。到了建安时代，文人感慨特多，故普遍运用辞赋作为抒情的工具。而感情的抒写自有限度，非如汉人之对佃猎、宫馆、京都的铺叙之可以极意夸张，故其篇幅自然有限。况且情意所骋，天地至为广阔，率意赋写，运用也很灵便，这一风气一经畅开，也为文人抒情之作开辟了一条宽广途径，而抒情之赋，从此成为赋的主流，也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为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坛增添了新的声色。
这一时期的词赋，仍以曹植、王粲二人的成就较高。
曹植大量的抒情小赋，虽有一些情致和辞采，可是缺乏突出的感人之处，只有一首篇幅较长的《洛神赋》，是最足显示他的富丽才华的名作。他作这篇赋的动机，仍在表达他对于理想愿望的追慕。他在赋中所描写的洛神，就是他所追慕的理想愿望的具体化身，但终因限于制度，即赋中所谓的“人神道殊”，而不能如愿以偿。赋的意义，如结合曹植的生平愿望和其他许多诗篇所抒写的感情来考察，极易明白。过去有人认为是因思慕甄氏而作，并曾命名为《感甄赋》，完全是无稽之谈。
《洛神赋》的创作，乃是取法于宋玉的《神女赋》，它在结构和人物的形体及衣饰的描写上，和宋玉的《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有着继承性关系。但它比起《神女赋》，在结构上更为完美，这表现在人物形象上使读者获得更充分具体的感触，这主要由于作者按照水神的身份，在情节上有着明晰恰当的开展和安排。而在人物形象的描写上，作者笔下的洛神之美，不是静止在图画上的，而是在生动活泼的行动上表现着惊人的艳彩。例如其中这样的描写: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徬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
而她以其那样惊人的艳质，却在与人接触之际，隐露出这样微妙动人的深情:
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阴兮，长寄心于君王。(https://www.daowen.com)
但终因“人神道殊”，在可望而不可即的情况下消逝，因而使人感到怅惘而悠然无尽。这种对于洛神可望而不可即的怅惘，实质上乃是曹植对于自己所梦寐追求而不可得的理想愿望的怅惘。《洛神赋》虽是继承和学习《神女赋》而创作的，但曹植却在赋中表现了他运用高度才华所发挥出的创造性，因而在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上比《神女赋》更为完善，更富于感染力。
王粲的《登楼赋》，可作为这一时期抒情小赋的杰出代表，兹录其全篇于下: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舃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西匿，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患。心凄怆以感发兮，意忉怛而憯恻，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
这篇赋是他长期流落在荆州时所作(大约在建安九年至十年)。赋中所表达的感情，和他的《七哀诗》第二首的内容是一致的。他因遭乱长期流落而不得志，在登楼眺望时激起怀念乡土之情及对社会和人生的忧惧，也就是对于董卓及其部下军阀战乱的沉痛控诉。赋的开始写登楼所览，次叙怀乡之情，最后申述身世之惧，依着作者情绪的发展，赋的层次极为明晰。此赋主要在抒写作者怀念乡土之情，其开始之登楼纵览，即为消释由此种情感所产生的忧愁，但此种情感因登览而被激发得更盛，以见作者怀念乡土的殷切。旧乡既不能归，人生时光大量的消逝，而时世的清平极难盼到，乃忧惧此生之虚度，恐不能见用于世。而此时所目击的社会景象，仍在继续恶化，这正是违反己志而感到触目惊心的，因此在内心激起极强烈的矛盾，以至不能自制，这完全是违反开始所要登楼的愿望的。作者的形象在赋中呈现得非常鲜明，他由登览而怅望、而深思、而徘徊，终于带着激烈的矛盾情绪下楼，以至归去不能成眠。其时间则由白昼而经晚暮以至夜半。其情绪则由舒缓而紧张，由单纯而复杂。这一切使人充分感触到一个遭乱流离而满怀身世之忧的诗人形象。作者之创作此赋，乃由激烈的感情矛盾所促使，他无论是写景、抒情以至间或运用典实来比喻他的思想感情，都各适可而止，并不铺设过多的辞藻，因此，他从文章中流溢出的感情，显得极为充沛而易于感人。所以他的这首小赋，一直为读者所爱好，而在他身后，当阳、襄阳和江陵三个城都有仲宣楼，每个城的人民，都争说他们的城楼真是王粲登览作赋的楼。其实按赋中写到的漳、沮二水之在当阳境内，只有当阳是恰合的，这城楼在当阳境内旧麦城所在地，这里恰是漳沮二水汇合之处，罗隐《春日投钱塘元帅尚父二首》末句云“麦城王粲谩登楼”可为明证。这一事实，正可说明，由于他以其不朽的艺术成就博得人民的爱好，所以人民才都争着以他的事迹来丰富自己乡土的历史。
在上述曹、王二人外，赋作较可观的有祢衡的《鹦鹉赋》。祢衡(173—198)，字正平，他是曹氏集团以外的文士。他少年恃才傲慢一切。孔融很爱赏他的才辩，将他推荐给曹操，而他对曹操态度极端猖狂，于是曹操将他送给刘表，刘表知道曹操的用意，为了避免杀才士的恶名，将祢衡又送给手下大将黄祖，终因语言触怒黄祖而被杀。但黄祖的儿子黄射却很敬爱他，这篇《鹦鹉赋》即在黄射的宴会上，应黄射的邀请即席写出的。
这篇赋虽是铺写鹦鹉，实是借以影射陈诉才士的不幸遭遇。篇中首写鹦鹉的色彩鲜亮，于是被人世统治者所注意而遭受网罗，在留恋故乡时沉痛地雌雄分离，母子永别，以后常在凄惨的生活中向往返回山林的自由，最后感到只有在无可奈何中为主人尽力报德。这个鹦鹉的形象，俨然是一个才士的形象，他以才华为统治者所牢笼，在求脱身而不可能的处境下，只有勉强地为主子效力，以期获得善终。这可更进一步说是作者对自己的写照。赋中说:“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他曾为黄祖作书札，得到黄祖欣赏说:“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可是他仍不免以言语惹祸，被黄祖所杀。所以这篇赋也可广泛地当做封建社会文士不幸命运的概括。这篇赋的艺术性也是较好的，除了前人评价的“辞采甚丽”(《后汉书·祢衡传》)外，而所写的对象，即物即人，在一系列的鹦鹉的形象后面，伴随着人物的影子，使读者可以明晰地感触到。而清丽的辞采，获得适当体现情思的艺术效果，仍和曹氏集团文人的作品一样，显示了情文相称的明朗的文风。
魏末时期，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文人，除了诗外，他们都把精力发挥在著作论文上。阮籍虽有少数赋作，意义文辞并不甚高。嵇康只有《琴赋》一篇，仍是汉人王褒的《洞箫赋》和马融的《长笛赋》之流。嵇康由于对琴有特殊的爱好和造诣，赋的局势虽是规摹汉人的，然通过极意铺写以阐发琴的音乐作用，尚觉可观。而这时赋作最值得注意的，乃是向秀的《思旧赋》。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县人，他是嵇康的好朋友。据说今传的郭象《庄子注》本是向秀作的，后被郭象盗去据为己有。向秀最初在政治上曾拒绝司马氏的笼络，不愿出仕，后来看到嵇康被杀，才勉强接受地方官的差使。他在一次因公赴洛阳转回时，途经他的好友嵇康、吕安的故居，触景伤怀，写下这首《思旧赋》。嵇康、吕安的被杀，乃因在政治上反抗司马氏，所以他对嵇、吕的伤悼，便隐含着一定的政治意义。赋的内容非常简单，不过是叙说自己奉命赴京，归途经过旧友的故居，于是“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再想到嵇康临死弹琴，恰好当时听到其邻人吹笛，更激发了对好友命运的感叹。由于表情挚切，属辞清雅，自然易于感人。其中有云:“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黍离”、“麦秀”本是抒发故国破亡之痛的，为什么用于伤悼旧友呢?因为向秀和嵇、吕在政治态度上是一致的，这时魏政权已完全落在司马氏手里，魏已是名存实亡，作者在这里伤悼旧友，也是兼寓故国之痛，正如古人所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诗经·大雅·瞻仰》)两种感情在这里正融合到不可分的地步。而以闻笛表示对故友的悼念，也就成了后来文人常用的典实。
总括从建安到魏末的抒情小赋言，可说是远承楚辞的。杜甫曾说:“纵使王、杨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汉魏近风骚”，确是对建安至魏末诗赋风貌的概括。这一时期的诗近风骚自不待言，即那些优秀的抒情小赋何尝不如此!就内容言，它们表达了忧生念乱之情，而其形貌也是楚辞体的继续，因此，才能获致易于感人的艺术效果，这就是这一时期抒情小赋的艺术特色为后世所不可企及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