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
魏晋南北朝的小说，仍是沿着“志怪”和“杂录”两条线索发展的，而这两类小说之发展，亦各有其当时的社会生活基础。
东汉末年，士人即重乡党品题，往往片言褒贬，影响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魏晋以后，随着门阀制度的兴起，人物的品题更形重要，于是名人言行的一鳞一爪，往往被传为口实，加以当时玄谈之风盛行，特重语言的精妙，乃产生《世说新语》这样记载人物各类言行的小说著作。在《世说新语》以前，曾有东晋裴启的《语林》和郭澄之的《郭子》，但这两书今已佚亡，只有《世说新语》至今犹为读者所爱重。
《世说新语》为宋临川王刘义庆所著，全书共三十六篇，收录从汉至宋初的人物琐细行为和言论，按其性质分类，每类为一篇，其材料以晋代为最多，因时代最近之故。在这书中，取材虽至琐细，记载亦极零碎，然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和风俗，均可使人从中获得一个粗具轮廓的印象，而各类人物的行动、语言以至精神面貌，无不通过作者隽峭的笔调，宛然活现于纸上:
王(濛)、刘(惔)与林公共看何骠骑(充)，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玄言，那得方低头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诸人共以为佳。(《政事篇》)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尔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桓公懔然作色，顾谓四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否?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骇，袁亦失色。(《轻诋篇》)
刘真长、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识小人贻其餐，肴案甚盛，真长辞焉。仲祖曰:“聊以充虚，何苦辞!”真长曰:“小人都不可与作缘。”(《方正篇》)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彊，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侈汰篇》)
苏峻乱，诸庾逃散。庾冰时为吴郡，单身奔亡。吏民皆去，唯独郡卒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籧篨复之。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检甚急。卒舍船市渚，因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动。监司见船小装狭，谓卒狂醉，都不复疑。自送过浙江，寄山阴魏家，得免。后事平，冰欲报卒，适其所愿。卒曰:“出自厮下，不愿名器;少苦执鞭，恒患不得快饮酒，使其酒足余年，毕矣。无所复须。”冰为起大舍，市奴婢，使门内有百斛酒终其身。时谓此卒非唯有智，且亦达生。(《任诞篇》)
何骠骑看文书一则，反映出东晋士大夫的现实的与非现实的两种生活态度，而何充简要的回答:“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在对虚浮士流寄生生活的尖锐讽刺中，所表现的态度和作风多么踏实严肃!在“桓公入洛”一则中，我们看到，在国家残破的东晋时代，进取与宿命两种人生观的斗争。而桓温在“眺瞩中原”时所发出的“神州陆沉”之慨，使人充分感到，在对清谈误国者的严厉咎责中，这位英雄人物对当时国家人民的不幸是如何一往情深!这两种人生态度——积极的和消极的表现，普遍存在于本书的各类人事记载中，东晋之所以还能偏安但又一直偏安而不能恢复中原，在这里可以得到一方面的说明。刘真长不与小人作缘，客观地反映出当时在严格的门阀制度下，上层阶级对于下层阶级人的鄙弃心理。石崇杀劝酒美人一则所反映的统治阶级生活的一斑，不仅是太侈，简直是残酷无人性了。而王导王敦两人的性格，一个宽厚，一个残忍，却在三言两语中获得极为鲜明的表现。我们如一察知二人的生平，当更深切感到这两个人物性格的意义。吴郡卒一则，写这个郡卒的机智及善于看待自己的人生，非常可爱。而这个郡卒的人生观，也正体现了当时士大夫放纵旷达的风习对于下层阶级人民的影响。其他各类人物的轶事妙语及声情笑貌，都在作者极为精简的笔触下，给人以非常真切生动而意味深长的感觉，此处所举示的不过鼎味之一脔而已。以前的小说，虽有以记人事为主的，但总不免杂有神异的成分，至《世说新语》所记，则全是取材于人类的现实生活了。本书有刘峻作的注，凡相关或有所异同之事无不详为征引，更丰富了这一著作的内容。而注中引用之书多至四百余种，很多现已亡失的书，赖这一书的注文而保存下几片鳞爪，所以这书的注文也是极为后世所珍贵的。
从东汉末期起，道教即已盛行，而佛教的小乘教也渐在中国流传起来，教徒们常谈说神鬼灵异之事，以加强其宣传力量。这时神和鬼的有无，常成为文士争辩的主题。文士之信好鬼神之说的常集录所闻以成书，如晋代干宝之著《搜神记》，即认为“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并捏造素执无鬼论的阮瞻遇鬼之事，以打击无鬼论者。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之盛，正是佛道二教深入士大夫阶级生活的结果，同时也表明了他们精神的空虚，所以才极力追求这种富于刺激性的怪诞不经的传闻。
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最早的是曹丕的《列异传》，其书今已不传，但其中故事因为后人所引用而得保存下来的尚不少，鲁迅先生搜集入其《古小说钩沉》中的有五十则之多，如其中的《望夫石》一则即是后世文人所常引用的:(https://www.daowen.com)
武昌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状若人立者。传云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赴国难，妇携幼子饯送此山，立望而形化为石。
晋至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已经亡失而散见各书被收集在《古小说钩沉》中的有二十八种，而全书尚存的也还不少。其中足为代表的有晋代干宝的《搜神记》，王嘉的《拾遗记》，及梁朝吴均的《续齐谐记》。
干宝是东晋初年的历史家，著有《晋纪》二十卷。他虽确信有鬼神而著《搜神记》，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但其中亦有很多优美的故事，如《韩凭夫妇》一则，表现出韩凭夫妇不为暴力所屈，而固执于爱情的坚贞品质，极为感人:
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论为城旦。妻密遗凭书，缪其辞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既而王得其书，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苏贺对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心有死志也。”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
这个故事因获得后人广泛的爱好，而被记入各种地理著作中，也常为诗人所歌咏。如李白的《白头吟》结尾说:“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惟今青陵台。”这里“青陵台”乃是根据另一种传说。《独异志》引《搜神记》说:“宋康王以韩朋妻美而夺之，使朋筑青陵台，然后杀之。其妻请临丧，遂投身而死。”韩凭被改称为韩朋，乃由当时凭、朋二字读音相同之故。在人民的喜爱流传中，民间作者更以其丰富的想象在情节上加以补充，乃演为敦煌发现的唐写本中的《韩朋赋》。故事末端相思树的出现，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结尾及梁祝化蝶等类故事用意一致，从对于美好愿望的固执中，表示对于强暴势力的反抗不屈。在《搜神记》中，还有许多故事，如吴王小女之钟情于童子韩重，干将、莫邪之子为父报仇，小女李寄斩除大蛇之类，都是具有健康的意义的。
《拾遗记》所载，乃从伏羲以至西晋的各代异闻，尤多关于统治阶级的生活事物。作者以极细致的文笔，描写出统治阶级生活享受之穷极侈靡。书首有梁代萧绮的序，说王嘉为苻秦末时的人，原书为十九卷，绮删其繁紊为十卷。绮间常于原文之后，附述自己的批评意见，如在东汉灵帝的一则荒淫记载后，附上这一段:
录曰:……安灵二帝，同为败德。夫悦目快心，罕不沦乎情欲，自非远鉴兴亡，孰能移隔下情。傭才缘心，缅乎嗜欲，塞谏任邪，没情于淫靡。至如列代亡主，莫不凭威猛以丧家国，肆奢丽以复宗祀。询考先坟，往往而载，佥求历古，所记非一。
萧绮这些附加的评论，主旨在于发明原著的寓意。明朝胡应麟以为原书“盖即绮撰而托之王嘉”(《少室山房笔丛》卷33)的，如果这种推断可信，则原书的意义更为易明，它即在尽情揭露历代统治者生活之荒淫奢侈。本书由于记载事物的新奇，文辞的靡丽，也常为后世文人喜爱引用。下面节录薛灵芸入魏宫的一段，以示一斑:
灵芸闻别父母，歔欷累日，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承泪，壶则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帝以文车十乘迎之，车皆镂金为轮辋，丹画其毂。轭前有杂宝为龙凤，衔百子铃，锵锵和鸣，响于林野。驾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涂国所献，足如马蹄也。道侧烧石叶之香，此石重叠，状如云母，其光气辟恶厉之疾。此香腹题国所进也。灵芸未至京师数十里，膏烛之光，相续不灭，车徒咽路，尘起蔽于星月，时人谓为“尘宵”。
吴均的文章具有清拔的风格，为当时人所着意仿效，至有“吴均体”之称。他的《续齐谐记》文字也很明净可观。在这以前本有宋朝东阳无咎的《齐谐记》，但现已亡佚，只有散见于各书中的十五则，也被辑录在《古小说钩沉》中。《续齐谐记》中的“阳羡书生”一则，记阳羡许彦路遇书生，吐纳人物，所吐纳之人，又转有所吐纳，迭出三层，其情节之奇幻，甚为读者所惊赏(可参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此不具引)。但吴均的这个故事，乃是承袭前人所有而加以改进的，如晋人荀氏《灵鬼志》中所记外国道人的一则故事(参阅《古小说钩沉》辑的《灵鬼志》)，即有类似《阳羡书生》的情节。可是，据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的续集《贬误篇》记载说，《譬喻经》即有梵志作术吐壶与女子之事，可知这个故事源出于佛经，不过在文人笔下情节逐渐丰富细致，并褪去宗教色彩。由此也可看出当时佛教对于小说的影响。至如宋刘义庆的《宣验记》，齐王琰的《冥祥记》之类，则简直是为佛教宣传因果报应的工具了。
就现存的或已散佚而经辑录的(具见《古小说钩沉》中)这一时期的小说看来，它们中大部分是志怪的。志怪小说的这样发达，正是当时部分社会生活和意识的反映，即是具有麻醉作用的宗教思想，在当时士大夫阶级生活意识中有着强力的支配作用。那些荒诞不经的故事，虽然很多是宗教信徒为了宣传迷信而造作的，但也有很多是取自人民历代的传说，在这些故事中，即体现着人民的爱憎和理想，以及机智和勇敢等精神品质，是具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的。而其想象之丰富新奇，曾给唐代小说家以多方面的启示，唐代初期的传奇小说之尚不能超脱于志怪范围，也正好证明彼此的传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