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第一部中医药辞典: 《中国医学大辞典》

《说文解字》《尔雅》等我国古代的字典、辞典，虽有某些关于中医药的词目，但毕竟不是专业的中医药辞书;《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等中医药类书，虽将某方面内容以“类目”的形式把古今文献按照时代顺序编排在一起，但体例与内容均不符合辞典的基本规范与要求。我国第一部综合性中医药辞典的桂冠，当属谢观主持编纂的《中国医学大辞典》。

编辑蓝本

谢观是近代中医学界的风云人物，当时的中医学校、学会、杂志等机构都争相延聘，这位“美髯公”的照片也频频登载于各种报刊杂志，但都没有关于其早年学习与工作经历的介绍。综观其同乡吕思勉于1935年4月1日撰写的《谢利恒先生传》及其弟子陈存仁于1951年3月所作的《谢利恒先生传记》，谢观在1917年出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长之前的大致履历是:

谢观于1880年农历六月十九日生于武进县罗墅湾，他的父亲谢钟英为光绪举人、地理学大家。少年时代的谢观聪颖好学，承继家学，12岁便读完了四书五经，并对中国古今山川的情况了如指掌，如数家珍。15岁时离乡就读于常州致用精舍，致力于经史舆地之学。1901年肄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05年以肆力于地理之学应邀赴广州府中学任教，成为名藻南粤的地理名师。1908年因母亲不服岭南水土，辞归上海，入商务印书馆就职，编纂地理图书;不久即被上海澄衷学堂聘为校长。1911年后，回故里武进主管教育事务，两年之间便使全县教育成绩名列全国第二。1914年“仍入商务印书馆，主纂地理书籍”[1]。

很明显，35岁之前的谢观既无学医经历，更不以医为业，何以能够承担编辑综合性中医药辞书的重任呢?

《中国医学大辞典》“谢润”条云:“字葆初，清武进县附生……著有《医学经纬》五十卷，未及刊行。其孙观，因其原稿而分析扩充之，成《中国医学大辞典》。”[2]我们从此可以很容易地知道，谢观是以其祖父没有刊行的《医学经纬》原稿为蓝本，“更以历代学说，制为条释，详考名物，条分缕析，务取翔实，证以新说，决其取舍”，扩编而成《中国医学大辞典》的[3]。

谢观的祖父谢润，“貌魁伟而性诫笃”，早年酒量过人，得手颤病，遂弃文而跟从父亲谢翔学习医学，尽得其传，后又受业于孟河马氏。家贫夜无灯火，便在黑暗中默诵《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医书，以喻嘉言、叶天士、徐灵胎之学为宗，并博览各派医说，尤精于伤寒诊治，治疗外感病症，左右逢源，无不应手，为一时医界所推重。虽然家中并不富裕，但谢润乐于施济贫病，族中人钦佩他，并被推举为“宗正”[4]。

编撰经过

关于编写缘起，吕思勉在《谢利恒先生传》中说:“治中国医学者，谋编辞典，以谂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以属君。君于医，虽不以是为业，顾自幼熟诵医经、经方，长而浏览弗辍，亲故有疾，或为治疗，遇儒医、世医、若草泽铃医，有一技之长者，必殷勤询访讨论，未尝一日废也。及受委托，即欣然自任。”[5]而谢菊曾《涵芬楼往事》却说:“武进人谢利恒(观)，原在国文部编地理教科书，后调到字典部编纂《中国医学大辞典》和《中国名人大字典》。”[6]究竟是中医学界要求商务印书馆组织编写，还是商务印书馆自行发起编撰，已难以知晓。

对于编撰起止时间，谢观在《中国医学大辞典》1921年版的“序言”中说:“民国初元，不佞忝长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即有志补救此弊，而事体既大，措注为难。继念举要删繁，莫如辞典。乃合全校员生，互相考校，凡典籍所载……莫不条分缕析，博采兼搜，删其复重，裁其空论，约辨难攻讦之旨，省浮泛藻饰之词，程功至六七年……民十之春，初版竣事。”按此说法，开始编撰的时间在1917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成立之后，完成于1921年春天，历时四年之久。但却又说“程功至六七年”，时间上就不能吻合了，谢观自己的说法就存在着难以自我圆说的矛盾。不过，若从谢观第二次入职商务印书馆的1914年算起，到1921年首次出版，倒正好是“六七年”的时间。

至于参加编写的人员，陈存仁在《谢利恒先生传记》一文中说:“辅助工作者，得十二人，焚膏继晷，日夜辛勤，屡删屡增，数易其稿，历时九载，书乃告成。当全书付印之时，不意辅助工作人员十人之中，积劳而殁者二人，撄病而治愈者四人”[7]这应该说的是1921年“初版”时的情况。到1926年“再版”时，参加修订的人员达66人之多:伍浦生、沈祖昌、周仲贤、周国年、陆如柏、方倜群、李玉盛、张旭初、张懋森、周国光、陈柏春、于筱芳、马继成、黄汉勤、徐允逸、蔡健人、龚昌炳、朱怀志、王林芳、韩妙学、蒋去病、曹省三、钟益棠、支启洪、张赞臣、黄克欧、倪国桢、张福康、韩南岳、汪子良、金致和、冯仲谋、何雷伸、徐宗瑾、夏畹九、黄秉亮、程文之、高肇基、倪国鑫、费惠民、秦芝龄、郭云蟾、崔源清、陈觉民、赖震东、马福康、张志恒、张义正、姚士奇、张兰庵、任伯英、史德孚、万贤缢、赵本道、杨济平、陈祖绳、曹半帆、江天福、凌世昌、沈育良、叶晓云、刘正平、孟月良、李万春、周康贤、谢秋生。这一“门人参订”名单见于1954年商务印书馆“重印本”，是目前为止所有的《中国医学大辞典》版本中，唯一保留有编写人员名单者。弥足珍贵，故特录于此，以供学者研究之用。

此外，1952年吕思勉在《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一文中说:“一九一九年，入商务印书馆，助谢利恒君编辑《中国医学词典》。予于医学，本无所知，而先外王父程柚谷先生、先舅氏均甫先生、先从舅少农先生，皆治汉学而兼知医，故予于中国医书之源流派别，略有所知。谢君本旧友，此时此书亟欲观成，乃将此一部分属予襄理。至暑假中事讫。”[8]由此可知，吕思勉也曾经参加过《中国医学大辞典》的编撰工作。“至暑假中事讫”，是说吕思勉负责的部分于1919年暑假完成，还是整部《中国医学大辞典》编撰告竣，我们今天已很难考证清楚了。

体例内容

全书“搜集之名词，以中国原有医书所载者为限，故定名为《中国医学大辞典》”。所辑词目，包括病名、药名、方名、身体、医家、医书、医学七大类，共三万七千余条目，约计三百五十余万字。词条的排列方法以首字笔画为序，少者在前，多者在后;首字相同者则以次字笔画为序;次字相同者，则以第三字笔画为序;笔画相同之字，则从《康熙字典》部首之序。为方便检索，还编有《辞头索引》《辞条索引》。

“病名”，首述致病之源，次为治疗之法;同一种疾病而性质不同者，则析分为多条而加以论述，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悉予采录。

“药名”，不论是动物类、植物类，还是矿物类，皆予收载;每一种药物先列形态及插图，后论性质、功用、喜恶及炮制用法。

“方名”，选取通用方剂万余首，先述功用，后述药物组成、制法及加减法，君臣佐使的配伍方法结合病症而分别论述。“同一方名而各书所载药品及功用不同者，则备列以资比较;其同异仅一二味或仅于分量有出入者，则但注明于下，不另列方”。

“身体名词”，对散见于古今医籍中的数百个词目均加以详细解释，如脏腑、骨肉皆阐明其构造、功用及防卫之法;经络则列穴位图，各穴则详述针灸治病之法;脉象及舌苔逐一注释，并附舌苔图。

“医家”，六朝之前的，有见必录;唐以后则选择著名者而著录。对每一个医家的生平事迹，均加以概括介绍，或注明见于某书。“其有治效足资师法而原书不甚习见者，间载其详”。

“医书”，对古今二千余种医籍作了提要钩玄的“解题”，并旁及朝鲜、日本之书，可作为考订古今医籍之阶梯。

“医学名词”，如温、清、消、补等十三剂，大方脉、小方脉等十三科，汗、吐、下、和等八法，古方分量之沿革，君臣佐使、汤丸膏散之解释，皆追本溯源而详释之。

《中国医学大辞典》于1921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1926年7月修订再版，1933年8月再次出版，并注明为“国难后第一版”。1951年陈存仁评价说:“国医应用之典实，罔不罗载，考讹纠谬，详予博究，而编辑之法，纯得科学条理，千帙盈缩，简约易览，是以医药同仁，佥视为枕中之秘，出版迄今，凡三十二版，行销册数，约数十万余部。”[9]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为了配合中央政府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分别于1954年12月、1955年4月与8月三次重印发行。

毋庸讳言，《中国医学大辞典》对某些词条的注释确实存在着错讹之处，早在1928年余择明即撰文指出将树脂的音译名“拔尔撒摩”误为药物实名[10]，1933年杨彦和更是明确指出存在着诸多的“遗漏”与“讹误”之处，提议应全面进行补充修正[11]。范天磬则认为“商务(印书馆)所出之十余种辞书，大抵皆不能令人满意，而尤以《中国医学大辞典》一书最为诸辞书中之下驷”。主要是由于《中国医学大辞典》的主要编写人员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在校学生，而“学校中之学生程度，至为参差不齐，尤其是在中医学校。余对于各地中医学校之学生程度，知之颇谉。虽不能说其程度完全低劣，然往往不能作一通顺浅短文字者实非少数。谢先生以此等高足为助理编纂，自然是‘投大遗艰’而不免有‘绝脰折足’之憾! 但非如此，则决难在六七年间个人可成之三百数十万言，解决七万余之问题，故其差误因素，即早种于此;况身为教务所羁，更难萃聚全副精神致力于此。”“此吾所以谓为诸辞书中之下乘也”[12]。

谢观当年亦想“年年纂修，以符学术之进步，第全书排刊工程浩大，书商无法修正”[13]，只能引以为憾! 再者，若以现今通行辞书的体例来衡量，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硬伤”，但瑕不掩瑜，至今仍可视为一部收罗宏富、剖析详明、体例新颖、嘉惠医林、启迪后学的重要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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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吕思勉．谢利恒先生传//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2．

[2] 谢观．中国医学大辞典．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1369．

[3] 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39．

[4] 谢忱．延陵钩沉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95．

[5] 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2．

[6] 谢菊曾．十里洋场的侧影．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42．

[7] 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39．

[8] 吕思勉．吕思勉集．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517．循着吕思勉说自己曾参加过《中国医学大辞典》的编撰工作这一思路，笔者还意外发现了一个长期以来，被中医学界所忽视的另一个史实:谢观的《中国医学源流论》也经过吕思勉的润色、加工以及承担了誊写工作。吕思勉的《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一书中有《医籍知津》，内容和顺序与《中国医学源流论》基本相同，只是有的标题各异。谢书比吕著多了最后的六节——中西汇通、东洋医学、民国医学、时代病、地方病和结论，《医籍知津》手稿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他的女儿吕翼仁重新抄录，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杨宽教授共同校对、补正、分节和加标题的。

[9] 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39．

[10] 余择明．中国医学大辞典订误一则．卫生报，1928(18):1．

[11] 杨彦和．中国医学大辞典有补正之必要．医界春秋，1933(84):27－28．

[12] 范天磬．数典忘祖之中国医学大辞典．国医评论，1933，1(2):35－51．

[13] 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