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第一次医史展览会: 中国医史文献展览会

一般认为，展览会与贸易同样古老和悠久，几乎与人类文明同时产生，其最原始的形式是古代的庙会和集市，但现代意义上的展览会最早起源于欧洲。我国最早的官办展览会是1910年清政府在南京鼓楼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展品包括茶叶、丝绸、瓷器、医药、工艺美术品等，历时3个月，观众达20多万人次。1937年4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医史文献展览会可谓是我国近代第一次医史展览会。

筹备经过

1936年，中华医学会为筹备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商请当时的中华医学会医史委员会组织主办“中国医史文献展览会”，委托医史委员会主席王吉民负责主持，并拨款300元，“作购置大会时医史展览物品之用”[1]。这数目微薄的“区区之款，固不能广事征求，但审慎选择，购得象牙雕刻之伏羲、神农、黄帝像各一尊，医疗器械、药品用具等数十件，医史珍籍抄本两种，符咒、仙方、医药神像等”[2]。

因“事属创举，诸赖各方赞助”，于是王吉民向全国发出了《中华医学会医史委员会征求医史材料》的广告函件。征求范围是:“历代名医之图像(出于金石文字图书者为合格)及照片;历代名医之处方真迹;有关医史之碑帖、图书、木刻等;有关医史之医疗用具，如某名医发明者，或某曾经用过者;中国古本医籍及医史著作:稀有之古本医籍，李濂《医史》、名医传、藏书目录等或最近之医史著作，合信氏、嘉约翰等所翻译之书籍，光绪以前之医学杂志(如嘉约翰之《西医新报》、尹端模之《医学报》、权约翰之《西医新知报》、梁慎余之《医学卫生报》等)。”凡全国各界人士“有上列各件者，希即开示名称、来历，并将或借，或赠，或让，或其他条件，函知本会，以便接洽为荷。函件请寄:杭州岳王路二十八号王吉民医师”[3]。

经过王吉民的积极努力与多方筹划，特别是在一些热心人士的支持下，“会集全国各地收藏家三十余人共同合作，其间且有中医多人”[4]。至展览会开幕前，“已登记者有四五百件，其中有孤本珍籍、名医肖像、医事图画、先哲遗墨、处方真迹、表册、雕刻用具等，平时不易多觏之物颇多，于大会开幕时，当刊有展览物品目录[5]，以留纪念”[6]。

展览盛况

1937年4月1～8日，中华医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同时开幕的中国医史文献展览会设在枫林桥国立上海医学院松德药学馆内，展览物品包括中华医学会拨款购得者、私人捐赠以及借展者，共分四类:①图书类，包括史传、目录、译著、期刊、珍籍;②画像类，包括名医肖像、医事图画、表册;③物品类，包括外科仪器、针灸器具、内科用具、药用器皿、雕刻塑像;④医俗类，包括医药神像、神马、仙方、符咒等[7]。

上海《新闻报》记者孙筹成曾记述有各类参展物品情况:“图书类内之史传，如康熙三十七年王宏翰所著之《古今医史》手抄本及陈邦贤所编之《中国医学史》，均系稀世之珍;译著，如明李时珍所著之《本草纲目》已译成英文本”;“画像类内之十大名医像，一曰惊世神应王秦越人，二曰汉先医壶公，三曰神效王扁鹊，四曰仓公淳于意，五曰秦先医高缓，六曰抱朴子葛洪，七曰玄宴先生皇甫谧，八曰太医令王叔和，九曰良医华佗先圣，十曰医圣张仲景，均五寸长，而道貌岸然，奕奕有神”;“物品类内，如神农、伏羲、黄帝三皇牙雕塑像，均甚精细，神农右手置于膝上，左手持草作尝试状;伏羲端坐凝视，双手高捧八卦;黄帝右手持斧，左手置于胸际，咸裸体而于腹部披以树叶，完全上古时代之装束，身高四寸半，惟妙惟肖[8]。另有铁质药王神位，古色斑斓，亦千年前之物，甚为宝贵”;“医俗类内，有木雕药师佛、痘疹神、眼光娘娘、吕纯阳、华佗、药藏、药王、神农各一尊，并置于玻璃橱内，宛似庙内之佛堂;又有药王神、送子娘娘、天花神、痘疹司、催生娘娘等木版所印之神马十余张，陈列一处，与旧俗年终家内敬神相仿”;“其他最为观众所注意者，尚有两种物品”，一是“总理中山先生习医时，所得香港西医书院掌院与讲考各员联名合给之毕业证书”，二是“名医叶天士先生之亲笔处方”[9]“均配以镜架，并悬壁上。其他名贵之件颇多，一言以蔽之，琳琅满目，美不胜收”[10]。

中华医学会第四次大会同时举行了多种展览，如“南京卫生署将其工作设为大规模之展览，中央防疫处出品亦列其中”“上海工部局卫生处及汉口药用品制造厂，均有出品展览”，但“就中最杰出者，当推王吉民医师及医史委员会诸委员筹备之中国医史展览”[11]。中国医史文献展览会引起了参观者极大的兴趣，在上海各界也产生了相当的轰动，上海《申报》《东南日报》等各大报章都予以报道并给以好评。

后续影响

1937年4月6日，王吉民在中华医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筹设中国医史博物馆刍议》的专题讲演，得到许多与会者的赞同与支持[12]。“中国医史文献展览会”结束后，一部分展品的主人将展品捐献，“即安置于本会会所内，为创办医学博物馆之初点”[13]。此“后得各方之捐赠、借用以及零星添购”，并“在中华医学会图书馆傍，特辟一室陈列各物”，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筹措，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医学史专业博物馆——中华医学会医史博物馆(现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在1938年7月，正式开放，任人观览。

1946年12月12日，中华医史学会在中华医学会大礼堂举行了一场特别展览会，“一则以庆祝抗战胜利，河山收复;一则以介绍中国医药文化与西方同道。所陈列之书画及艺术品，皆甚名贵。是日到会者约八十人，其中三十余为盟军驻沪医务人员，济济一堂，殊盛事也”[14]。因这次展览会特为招待盟邦英美军医官佐而设，故未公开”[15]，只是《医史杂志》1947年第1期登载了此次特别展览会的合影。

1947年12月20～21日，中华医史学会与中华医学会联合举办中国医史文物展览会。“出品之富，规模之大，皆远胜以前两次”[16]。丁泽民曾撰文详细记述此次展览会的筹备经过及展出盛况:

1947年5月8日，中华医史学会第二届大会在南京举行，王吉民、李涛蝉联正、副会长，侯祥传为秘书，宋大仁为会计。5月12日，在上海王吉民的家中召开医史学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筹开中国医史文物展览会”，推举王吉民、宋大仁、丁济民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并随即展开各项筹备工作。10月23日，召开第二次筹备会议，议决展览会日期为12月20日下午至21日;至于展览经费，“因会中素无的款，而必须之开办费绝不可少，当由筹备委员各认捐国币五十万元，共计一百五十万元，以资应付”。

1947年12月18日下午，举行“预展”，当时“大雪飘扬，而各报记者冒风雪而至”，王吉民与中华医学会总干事余新恩联合出面招待新闻记者，“二十日下午即正式开放”。

本次展览会的场地十分宽广，在中华医学会大礼堂、医史博物馆、医史图书馆都有布展。其中，“大礼堂专陈展唐宋元明清以来有关医史之名医、名人书画，同时本会之医史博物馆、医史图书馆亦行开放，一任来宾参观。其珍贵书籍等，则陈列于博物、图书两馆”。

参加此次展览会的私人收藏家众多，“有新会伍连德医史藏书室、镇海余氏百之斋、东莞王氏芸心医舍、上海徐氏双云五星研斋、丹徒章氏豫学堂、汤溪范氏栖芬室、中山宋氏海煦楼、南昌杨氏吉玉庐、孟河丁氏三世庐等，皆为有名医史收藏家”。

展览品大体可以分为博物、书籍、书画三大类，“博物方面，有石器、铜器、瓷器、漆器、象牙、雕刻、竹刻、木刻、丝织品及泥塑等;书籍方面，有宋元明清以来孤本珍籍;书画方面，有宋元明清以来名医、名人珍贵作品”。(https://www.daowen.com)

各类展出品的精华物件，“博物方面，以针灸铜人像、各种炼丹炉及精细象牙雕刻，如卧美、吴大澂赠针医竹刻针筒[17]，雄晶雕造吕纯阳像，最为来宾注目;书籍，则有旧题北宋孤本《圣子散方》、宋刻元印《圣济总录》、元刻初印《大观本草》、元刻《宣明论方》《危氏得效方》、明洪武刻本《袖珍方》、成化刊《南北经验医方大全》、万历金陵胡刊《本草纲目》等为最;书画方面，以宋文天祥赠颅囟医‘慈幼堂’三字匾额(有明清人题跋数十家，为长凡数丈之手卷)、元名贤沈右送沈伯新医师《序良惠堂题词合卷》(亦有元明清以来名人题跋数十家，长凡三五丈)、傅青主父子遗墨(手卷，有名人题跋)、吕留良医方真迹、徐大椿自题画‘眉泉图’(着色)、清高凤翰赠赵诚夫左手绘‘杏林图’(着色，有名家题跋数十家，长凡三五丈)等，皆为天壤至宝;碑版方面，以旧拓王羲之《治头疡方》、明拓北齐《龙门古药方》，皆所罕观。以上各种珍贵文物，多为来宾所赞叹，亦为各报章杂志采作题材者，其于提倡医史上，殊有重大意义”。

参加展览会的来宾，“以各大学教授、艺术家、考古学家、历史家及医校学生为最多，中西名医来会参观者，亦不少”。展览会的组织者本来以为“此次展览会，因过于学术性与专门性，料其成绩必不甚佳”。因为“上海人看惯花花草草之书画展览会，对此种展览会必无多大兴趣”。不料开幕当日，前来参观者即极为踊跃，第二日来宾尤众，“原定每日下午五时停止参观，而逾时来者犹络绎不绝”，展览会的接待员想婉辞拒绝，而观众却说:“远道而来，务请通融。”盛意难却之下，“不得已只得延长至六时后”[18]。

1948年3月11日，上海中医学院举办“历代医药文物展览会”，向中华医史学会商借陈列品十余件;1950年7月，华东区卫生展览预展，特辟医史展览一门，其中大部分文物系由中华医史学会及其会员供借，共计三百五十余件之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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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吉民．中华医史学会五年来之回顾．中华医学杂志，1941，27(12):797．

[2] 王吉民．医史委员会报告．中华医学杂志，1937，23(5):628．

[3] 中华医学会医史委员会征求医史材料．中华医学杂志，1936，22(12):1178．

[4] 王吉民．中华医史学会五年来之回顾．中华医学杂志，1941，27(12):797．

[5] 此目录名称为《中国医史文献展览目录》。

[6] 王吉民．医史委员会报告．中华医学杂志，1937，23(5):628．

[7] 王吉民．中华医史学会五年来之回顾．中华医学杂志，1941，27(12):797－798．

[8] “像系牙质，高八寸，色泽苍黄，似属古物，第无年代及制者之名。”//王吉民．中国医事艺术品集影．中华医学杂志，1941，27(11):694．

[9] “此方笺，长十寸，宽六寸，纸质甚普通，无题名及印章。但据鉴赏家谓，确是叶天士真迹，原为杭收藏家孙康侯所有，后转赠陈道隆，现由陈氏珍藏。孙氏记其事云:‘曩余见莲舫翁，得其手书医方数十翻，皆医案所未载，装裱两册，珍为鸿宝。余近得一纸，以示陈君芝宇，芝宇年少而邃于医，自《素问》《灵枢》《难经》《金匮》以下，鲜不洞澈贯串，诚今之天士也。因举此方以贻之。’民国廿六年，中华医学会在沪举行医史文献展览会，承陈氏慨借陈列会中。颇引起一般人之注意。”//王吉民．中国医事艺术品集影．中华医学杂志，1941，27(11):692．

[10] 孙筹成．参观医史国医拾零．神州国医学报，1937，5(8):35－36．

[11] 中华医学会第四届大会纪略．中华医学杂志，1937，23(5):780－781．

[12] 该文明确提出创办医史博物馆的三个主要目的:保存(“收集历代医药物品，如雕刻、画像、图书、用具等，妥为保存，以免散失”)、研究(“所藏各品，足供学者研究，藉以考察医学之变迁、治疗之演进”)、教育(“对学生为有效之教授方法，对民众可作宣传医药常识之利器”)。//王吉民．筹设中国医史博物馆刍议．中华医学杂志，1937，23(5):758．

[13] 施恩明．总干事报告．中华医学杂志，1937，23(5):586．

[14] 王吉民．十年来本会工作报告．医史杂志，1947，1(1):11．

[15] 丁济民．中国医史文物展览会记．医史杂志，1948，1(3):41－42．

[16] 王吉民．中华医史学会第三届大会纪要．医史杂志，1951，3(1):55．

[17] “此针盒竹制，长五寸，宽一寸，上刻‘神针堪奇’四字，并署‘菊泉先生道正，吴大澂赠’十字，精雅绝伦。”//王吉民．中国医事艺术品集影．中华医学杂志，1941，27(11):695．

[18] 丁济民．中国医史文物展览会记．医史杂志，1948，1(3):41－42．

[19] 王吉民．中华医史学会第三届大会纪要．医史杂志，1951，3(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