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医药合作社: 保健药社
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医药合作社: 保健药社
陕甘宁边区地处偏僻落后的山区，医药卫生事业十分落后，西药极为匮乏，而中药则遍山皆是。边区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并充分发掘利用，还于1939年成立了一个防治结合、医药并举的卫生机构——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
为克服西药短缺困难而成立
为弥补抗日战争时期西药不足，充分挖掘利用当地药材，发挥边区众多中医师的作用，贯彻团结中西医的政策，陕甘宁边区民政厅于1938年委托延安市组织部长李常春(中医)筹办保健药社。1939年1月，边区政府第一届参议会号召“加强卫生工作，保障人民健康”，决定正式开办保健药社，任命李常春为主任，并将保健药社附设于边区干部休养所内。先由西北局保健委员会投资700元，民政厅将一部铁合线袜子机作价投资，计800元，合股开办经营管理。当时采购了2000元中药，聘请了两位有经验的医生，于1939年7月在安塞县冯家墕正式成立，由民政厅主管。8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条例》和《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章程》。
1939年12月，以5000元基金去山西采买药材，并聘请3名高明的中医人员研究制药方法，目的是“改良中药，中药科学化，中药西药化，以及解决西药品困难，开展边区医药事业”。同月，经边区医院院长与民政厅商议，改为卫生材料厂，专制各种膏丹丸散代替西药，供给各医院各卫生所急需。厂长李常春，副厂长令狐野，有工人45人，制药80余种。如专治吐黄水和泻黑水的防疫片(防疫丸)，治疗花柳病的八仙丹，疗治妇科病的五带丸，医治小儿发烧、呕吐的正气散，用于肠胃病治疗的化积散等，功效均好，得到群众的欢迎。
为推动边区医药卫生事业，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并向外推销土产药材，换取某些必需西药，1940年7月，边区政府民政厅又在延安南关街发起成立保健药社总社，隶属于边区政府卫生处。李常春从卫生材料厂提取前保健药社所有资金赢利2000元作为资本，在尹家沟买到一家药铺的全套家什，才使保健药社设备初具规模，并重新修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章程》[1]。
保健药社以“发展地方医药卫生事业，受各卫生机关及制药厂之委托，推销中西药品器材，并采集中西药材原料，尤其提倡采集土产药材，以利保健工作”为宗旨。其性质为“药品消费合作社”，采取股份制形式，“一切团体或个人，按章交纳股金，遵守本社章程，经股东董事会批准者，均得为本社股东”。“每股股金为十元，每一股东至少认购一股，多则不限”。设有正副主任、秘书、会计各一人，巡视员及司药若干人，正主任综理社务业务，向股东董事会经常作报告，副主任商承主任佐理一切社务。秘书负责文牍、收发、营业、统计、典守印章及一切事务事宜，会计员办理经费收支、营业账项及银钱出纳等事宜，巡视员要经常巡视各分社社务业务，司药员分别掌理收集、采买、保管及销售药品药材等事宜。
制药、售卖、医疗三位一体模式
保健药社的主要任务是:“购买国外药品材料，冲破敌人封锁，经过化验销售，防止奸徒捣乱;提倡采集土产原料器材，供给各卫生机关，克服战时困难;零售批发各项药品及医药用物，以保民命;辅助卫生运动之开展，经常对人民做卫生知识之宣传与教育;辅助地方行政机关，团结人民进行卫生保健事业。”[2]
保健药社采取了“专以研究炮制中药为主，但亦得购置通用之西药”的基本方针，主要经营中药材，并自制丸、散、膏、丹。
保健药社刚成立时，群众不信任，经大胆提出“免费吃药，管保治好”的口号，群众才有来就医的。第一个应诊的是郭家峁则村郭聋子的老婆，患有多年的花柳病，给治好了。第二个是店房滩侯家六岁的娃娃，患肛周脓肿，经保健药社治疗，七天就好了。从此，就医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来。
保健药社热心为群众服务，从早到晚都是工作时间，无星期天，不放假，一年365天从不休息，病人来到即就诊，无须挂号，遇有急症病人，随叫随到，不分昼夜，送医上门，不但不另收取报酬，而且药价较低，对灾民免费，对抗日军人及其家属九折优惠，并实行医生轮流下乡制度。因此，老百姓对保健药社甚是欢迎，纷纷前来就医求援。市民徐有兰患病，李常春主任冒着风沙，去给他看病，徐有兰感激地说:“只有边区，才有这样为穷人服务的医生。”[3]
保健药社因业务繁忙，也由最初设2位医生，后又增加了3位。保健药社的股金不断翻番，到1944年时达到3000万元，其中团体股金占30%，群众个人股金占70%，利用所积累的公积金做了很多公益事业，如陆续开展了抗日工属、劳动模范、难民免费吃药等活动[4]。1943年下半年，给各县来延安开代表大会的临时有病的劳动英雄治疗，免费送药45230元;劳军费34000元;难民吃药免费28770元;延安蚰蜒坬、柳林区疫病流行，施药124000元;延安东关成立卫生合作社，捐助药品100000元;1944年上半年公益金620000元，全部捐给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以筹设图书馆[5]。
保健药社先后在各县、乡建立分社26处，分布于延安、延川、清涧、绥德、吴堡等20个县市。曲子县保健药社，看病从来不取报酬，两年来，治好11440名病人，还经常研究和试制新的药品，治病见效的有玉枢草、锡类散、林树散等二十余种。华池县保健药社派人上山采药，还发动群众及放羊娃在山中采药，委托各区民办社代为收买，群众及放羊娃都说好[6]。1940年，安塞县分社成立，有医生两名，后增加到7名。1948年，成立了招安保健药社。1949年先后在砖窑湾、化子坪、白庙岔成立了保健药社。年底全县有保健药社5个、中医41人，用中草药和针灸医治患者，颇受欢迎[7]。1943年，吴堡县政府拨小米5石，李居时、康荣卿自带药品、器械入股，成立了公私合营的吴堡分社。除用中西药医治一般疾病外，还开展了小缝合手术[8]。
为方便群众，保健药社曾设立杂货门市部、照相馆等，并代卖药材。抗日战争胜利后，进行整顿，逐渐转变为以医药为主的业务方针，药物推销也面向农村，曾数度派人下乡，分赴富县、甘泉、清涧、延川、子长、安塞等地，与各地药铺取得联系。1941年5月，延安市魁盛祥药铺参加保健药社后，对药材保管、炮制、配剂等逐渐改进，对储药抽样逐一清理，使药物质量大有提高。自从整顿以后，过去开设的门市部业已结束，照相馆转让他人，保健药社合股一部分，干部力量乃集中于医药业务[9]。(https://www.daowen.com)
巨大贡献及其重要影响
保健药社施行的是看病、制药、卖药三位一体的运行模式。以药为主，以医为助，医药兼顾，既是一个经营药材的商业机构，又是一个医疗卫生组织。也就是说，不仅是治疗疾病、炮制中药、改良中药的机关，也是领导与开展边区医药事业，提高边区人民健康水平的基地。以经销药材所得利润为经济基础，用以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解决了边区药物缺乏的困难局面，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3月，保健药社被迫转移至清涧县解家沟花岩寺。1948年4月，延安解放后，又迅速恢复了保健药社，不久即开始营业。1949年，召开保健药社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李景林为董事长，李常春等为委员。经过恢复整顿，保健药社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1953年，更名为延安市中医诊所，李常春任所长。1955年1月6日，中国药材公司延安分公司成立;7月，延安市中医诊所撤销，工作人员分别并入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延安药材公司[10]。
综上所述，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采取合股合办经营的形式，为边区群众提供送医上门、看病免费、药价低廉的医疗服务。这些深受群众欢迎的做法和形式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延续，成为农村合作医疗的雏形。总之，保健药社不仅为边区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而且对于指导今天农村的医药卫生工作也提供了有益经验。
[1]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医药卫生的模范．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1944:75－77．
[2] 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章程//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480－484．
[3]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医药卫生的模范．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1944:75－77．
[4] 卢希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77．
[5]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医药卫生的模范．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1944:80．
[6]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医药卫生的模范．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1944:81．
[7] 安塞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塞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545．
[8] 吴堡县志编纂委员会．吴堡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662．
[9] 保健药社整顿领导后，开始掌握医药为主的方针．解放日报，1945－9－20．
[10]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卫生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103－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