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在控癌战中也不例外

“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在控癌战中也不例外

控癌战也不例外，既需要有消灭肿瘤的手段，也需要有如何有效使用这些手段的正确思维，二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其决定因素仍然是人，仍然是人的符合客观规律的思维。

过去百余年的抗癌战，根治性手术（武器）是立了头功的，明显提高了实体瘤的疗效，至今仍为主流，然而进一步提高就很困难。

笔者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肝癌临床研究，印象最深的是肝癌的手术切除，一台手术费时动辄10个小时，输血几千毫升，手术后一个月内有二三成病人死亡，而5年生存率只有一成左右。为此萌生“早诊早治”的思路，直到20世纪60年代肿瘤标志物甲胎蛋白的出现，才使“早诊早治”得以实现。其结果，同样是手术切除，疗效却倍增。

笔者和团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体会到，用好已有的疗法，也可以提高疗效。当年对肝癌的治疗已出现诸多“武器”，如肝动脉结扎（使供应肿瘤的动脉血供减少而达到杀灭肿瘤的目的）、肝动脉插管化疗灌注（好比地道战，使抗癌药物可以较多地到达肿瘤部位）、外放射治疗、化疗药物的全身应用、卡介苗和混合菌苗（MBV，来源于Coley毒素）的免疫治疗，以及中医药（中医药又有攻与补之分）等。然而所有这些疗法的单独应用都没有看到有治愈的肝癌病人，甚至极少看到治疗后肿瘤缩小的。临床上大量病人是因为肿瘤太大而无法切除，从而没有治愈的希望。为此，如何使肿瘤缩小便是逆转无望病人重新满怀希望的关键。(https://www.daowen.com)

于是萌生“综合治疗”的思路。笔者那时刚好从美国引进了先天性免疫缺陷的“裸鼠”，并建成了长在裸鼠身上不被排斥的人肝癌模型，从而可以在这个模型上做实验。结果发现“1+1+1＞3”的奇怪现象。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不同疗法，如果单一应用，裸鼠身上肿瘤缩小的不多；如果两种合用，就看到较多裸鼠的肿瘤缩小；如果三种合用，居然观察到部分裸鼠的肿瘤完全消失。这样我们便在临床开展“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的研究。这项研究导致了不能切除肝癌病人5年生存率零的突破，也就是说，过去不能切除肝癌病人没有生存5年以上的，而通过“综合治疗”，尤其是肿瘤缩小后加以切除的病人，已有成批病人生存5年以上。

根据我们研究所（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2012年统计的115位原先不能切除的肝癌病人，通过综合治疗使肿瘤缩小，然后将缩小的肿瘤切除。这些病人中，已有48人生存5年以上，其中19人生存10年以上；像前面说的例7和例10已生存30年。要知道这些不能切除肝癌病人，如果不治疗，只能生存半年左右；即使采取各种单一的治疗方法，也没有生存5年的。

我们还观察到，当西医用化疗攻癌的时候，如果中药也用“攻”法，病人死亡更快；而如果此时中药改用“补”法，则化疗的疗效能够提高，病人生存期延长。

为此，“控癌战中，各种治疗手段（武器）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上面所说的“早诊早治”思路、“综合治疗”思路、“攻与补合理搭配”思路，都是由医生的思维所做出的。所用的疗法相同，而结果迥异。当然，发展各种新的疗法和药物也不可或缺，还是那句话：硬件和软件相辅相成，硬件是基础，而软件是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