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宋交恶
宋子文心灰意冷，一气之下辞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在一段时间内，宋对蒋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他私下里对人说：“当财政部长，跟给蒋介石当一条狗没有什么两样。”而蒋介石正需要孔祥熙的殷勤驯顺。
“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周要发愁。”这是宋子文复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对人常说的一句话。实际这句话也是有所指的?所指的就是针对南京政府无计划、无政府、无预算的“三无主义”和蒋介石不顾国力、财力的一味“剿匪反共”。
从宋子文上台不到三年，蒋介石已经与共产党打了六次大仗了。他已经对共产党苏区发动了五次“围剿”，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但他的决心有增无减。在1930年底到1932年1月的第一次“围剿”中，他动用了10万部队;在1931年5月至6月第二次“围剿”中，动用了20万部队;第三次“围剿”，是从1931年7月到10月，出动的军队达30万;第四次达50万军队;第五次达90万。另外再加上北伐，不难看出宋子文理财的钱都哪儿去了?蒋介石由于野心的膨胀，可不管那一套，“剿共”第一，他不懂财政，只管伸手要钱，也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于是宋、蒋交恶事在必然了，只是时日问题。
开始，宋子文还是让他几分。可是宋子文也是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有个性、有见解、干工作认真的人。他不像孔祥熙那样婉转，对主子言听计从，逆来顺受。对有些问题还是敢提意见的。在宋子文复出财政部长时，他看到政府财政支出没预算，于是就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建立“国家预算制度”。他曾说: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过日子是一样的。家庭没有计算日子就难过，同样国家没有预算就要乱套。
这时的蒋介石，正策划于密室，调兵遣将，筹措第二次北伐。有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大举出兵就要有军费做保障。实际上蒋介石的这次北伐是在宋子文没有财政预算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天，老蒋把他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唤到自己的行辕，说:“我要进行第二次北伐，方案已定，命令已发。希望你这个财政部长配合，每五天要拿出166万元军费。你说怎么样?”
宋子文一听就犯愁:“这，这可没有预算啊?钱的问题不是到时候说拿就拿的。”
蒋介石坚决地说:“我不管你预算不预算，我也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去偷也好，去抢也行，必须保证我的军费开支!”
“那好吧。下不为例。”因是第一次，情有可谅，宋子文让了步。
接着时间到了1933年，红军退守在江西一带，蒋介石恨不得一口吃掉，实现他的帝王梦。一、二、三、四、五次“围剿”皆失败了，蒋介石已气急败坏，眼珠血红。为了扭转败局，又一次庐山会议开始了。
“好了，我们开会。”蒋介石一开场做了“剿匪”动员，“我要讲六个问题。‘剿匪’要实干，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要道，‘剿匪’军官须知，‘剿匪’之意义与做人的道理，‘剿匪’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剿匪’成败与国家兴亡。在前个时期，我曾经召集川军会议代表会商川省‘剿匪’计划，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并且命令川、陕、豫、鄂、湘、赣、粤、闽八省总动员!”蒋介石指指案头一叠书:“这是我颁发的‘剿匪手册’，其中除了规定战术要义外，还实行‘连坐法’。这连坐法实在妙不可言，你们听听:我规定师长同全师退则杀师长，团长同全团退则杀团长，连、班皆类此。军长不退而军官兵齐退，以致军长阵亡，则杀所属之师长，师长不退而全师官兵齐退，以致师长阵亡，则杀所属之团长……班长不退而班齐退，以致班长阵亡，则杀全班士卒!”蒋介石笑问道，“这个办法怎么样?”
“好好好，好极了!”众人齐声赞叹，“这办法简直太绝啦!”
“好好好，”蒋介石指指宋子文，“现在轮到你说一说财政方面的布置了。上月23日，中政会通过鄂赣闽湘四省‘剿赤’军费指标180万元，资本1500万元，行吗?”
“说来话长，”宋子文扶了扶自己的眼镜，“对于美国和日本帮助我们‘剿匪’，我们的确应该精算一下。首先，我们军火的来源问题:今年2月28日，英国工党议员麦根·琼斯向下院报告，说有一家军火厂替日本和中国制造军火。有一天中、日两国的经手人同时到那家军火公司，相遇于会客室，但他们并不怒目而视，却彼此比较价钱。”
“该死的!”蒋介石发急，“这种秘密怎能讲出来?”
“问题还不在这里，”宋子文淡淡一笑，“琼斯报告得可够挖苦。”他接着说，“结果这两位代理人同时去晤见军火公司总裁，要求减低价目，如今据说已经减低40%了!”
“那我们国库支出可减少咯!”孔祥熙弦外有音。
“问题就在这里，”宋子文心想你也要在这种大宗国际贸易里分到甜头，这事情可没有这样简单，“但是，我们国库的支出还没减少，内中情形我正在调查。不过我们的军火来源问题真应该商量商量，别给人家当做笑话。上个月有一位美国朋友来告诉我，说美国有一个国际问题专家赛尔特斯正在动手写一本《军火与利润》，这本书如果出版，对我们极为不利的。”
“奇怪!”蒋介石不解，“美国朋友之中，还有对我们不利的么?”
“多着哩!”宋子文打开皮包，抽出几张打字纸，“美国人不一定事实上就倾向我们，同情左派，反对我们的可不少。以这个赛尔特斯为例，他将要出版的那本书里，就有这么几段话。”他念道，“这是中国反革命内战的一个本质的问题:中国的军火几乎全部要依赖外国，因此中国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顾客。”
“日本在1930年所供给中国的军火，占世界军火总输入的37.5%……禁运军火虽曾喧腾一时，实则凭借了中介人与上海自由港的便利，中日双方对于军火的供给，毫不感觉困难。《密勒氏评论报》曾经说过，如果各国停止供应军火到中国，那么中国的许多内乱，可以自动终止。中国的军阀倘无外援，就很少能有所为。不论军火是向日本买的，还是向美国、英国或者德国购买，中国的内战必须借助于外国的军火，这是铁一样的事实!”
“这本书不行，”蒋介石皱眉道，“可是又不能禁止它印刷，我看还是你想办法跟这个什么赛……买过来吧。”
“恐怕不行。”宋子文表达他的本意道，“由于外国人在说我们的闲话，据说还有人在美国骂我们，说我们发行的内债有86%用在内战上，这种用途和购买军火是不可分的，因此我们这几个都变成了军火买办。说我们几个决策者，不但在内债上发了财，而且还在军火的买卖上发了财。说军火是南京政府最重要的秘密的大宗国际贸易，这种大宗国际贸易的回扣和其他种种利益，绝大多数被我们几个人在垄断!”
宋子文苦笑笑，耸耸肩，摊摊手:“我今天特地声明:军火支出并没有减少，‘剿匪’经费是另外有其来源，我受不了人家的诬蔑，说真的我不想干了!”
“不干了是气话。”蒋介石安慰道，“现在是布置‘剿匪’，你作为财政部长说说经费能否保证?”
“今年已开出五笔没有预算的款项了，再拿出这么多经费，估计国库就空了。”
“空了，你就辞职!”蒋介石感到不高兴。
在场的宋美龄见宋子文一时为难，又担心老蒋发火，立时出面劝解:“哥，你是银行行长，印发一批政府公债不就有了?”
“看来，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只能如此。”宋子文道。
“要以大局为重，就这样办吧!”老蒋下了逐客令。
说归说，意见归意见，但钱还要筹。宋子文只能不情愿地采取高压政策，说是“强迫”也好，说是“刮民”也行，要求上海资本家从腰包里掏钱。
有一天，宋子文在上海召集了一些金融巨子，要求“体恤时艰，与政府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各行业负责人皆认为政府无信誉，所借之款，是“小卒过河，有去无回”，纷纷拒绝再借，结果，会议不欢而散。(https://www.daowen.com)
会后，宋子文向蒋介石讨策。蒋说:“你把这些有钱的主户，统统给我召到南京，就不要管了。我来训话。”
宋点头称是。
第三天，宋子文将上海的二十多名商业巨子请到南京蒋介石的行辕。蒋开始高一腔低一腔的训话。大意是政府急于“剿匪”，急需军费。我派宋部长去上海向你们筹款，你们居然说长道短，实在不像话，说着说着，就吼了起来:
“须知今日不仅南洋有‘共匪’蔓延，就是上海潜伏的‘共匪’也不在少数，你们如果不肯帮助政府解决困难，一旦上海共产党暴动，政府又何能帮助你们呢?你们先反省，我去小解。”
说完就走，走之不回。
会场冷场了，又不敢散会。
人们等了又等，半天过去了，饭都开过了，实在无奈。这时吃了饭的宋子文过来，人人纷纷责问是怎么回事?宋子文也不知。此时一个“识时务者”提示大家说:“政府派兵‘剿匪’有困难，我等体念中央难处，愿回去限期筹足政府所需借款，岂不可回去吃饭了?”
大家同声赞同。
宋子文将此情况告诉了蒋介石，蒋才下令“散会”。
一来一往，再二再三，弄得宋子文与工商界矛盾加深起来，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政府的不满。
此后宋子文不得不考虑尽快实行中央财政预算制度。
不久，全国财政会议如期召开。
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工商界代表聚于上海大华饭店。
宋子文主持会议，并作财经总结报告。
他先报告了形势，并对此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刻的检讨。他说:“‘剿匪’期间，为了筹措应急军费，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强制政策，比如迫使大家出钱买公债，引起大家不满，后遗症很大。对此，政府包括我本人在内应做深刻反省，向大家表示歉意。”
宋子文讲到此，站起身向大家鞠躬，大家响起一阵理解的掌声。接着，他针对财政中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任何政策的制定，都要通过人民。否则，任何一个政府都得不到人民的信任。高压政策，抑或强制政策，只能加剧政府与部属关系的紧张，只能管一时一事。作为一个国家，像一个家庭一样，应该搞财政预算方案，从宏观加以控制。应该量体裁衣，力所能及。在军费方面应该加以限制，根据我们的财力所及。我认为每年度军费开支不得突破1.92亿元为好，军队限员应为50万人。否则我们财政负担不起，重蹈高压覆辙。”
宋子文讲到此，又是一次更热烈的掌声。
宋的这个建议作为一次重要提案，得到了与会的银行家、商人、工业资本家的支持并获大会通过，上报政府批准执行。
后来，蒋介石等一行回到南京时，召开常委会通过此案时，遭到了包括蒋介石等多数人的反对。此方案就此搁浅。
好心当成驴肝肺，宋子文不肯善罢甘休。紧接着，在8月份南京政府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宋再次提出了“中央预算和限制军费”的提案。宋子文激动地说:“五次‘围剿’期间，为了筹措军费，我们财政部已将全部重要税收都做了抵押，因此除非迅速采用统一税收和预算计划，形势很难扭转，中国势将很快面临破产。因此，我曾提出的中央预算和限制军费的提案是有一定理由的。”
宋的讲话不多，却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
蒋介石也顺水推舟，这时宋子文才松了口气。
可是宋子文高兴早了，事实并非他想的那么简单。由于南京政府是军政府，军政府掌权，军事要放在首位，不愿压缩军费。再加上地方新军阀各自为政，我行我素，不予配合。宋子文的上述提案虽批准，却实行不了，最终流于形式，成为一纸空文，令宋子文好生伤心。
尽管宋子文挖空心思，百般筹财，被人称之“摇钱树”;但是蒋介石的军费开支却是个“无底洞”，张口就要，永远也填不满，致使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包袱愈背愈沉，填不满巨额赤字，惟一办法是靠借债生存。南京政府收入中的借贷部分，1927年6月高达48.6%，最低是1932年7月1日为16.8%。由于政府承担了以前历届政府所欠的外债，国内政权尚不稳固，因而在国际上缺乏信誉，很难借到外债。仅1927年至1931年5年间，南京政府内债就发行了25种之多，合计10.058亿元。由此蒋宋矛盾渐渐趋于公开、尖锐、激烈。
宋子文深知若再采取过去那种强制政策，向上海和江浙财团们筹款已无力行通，此次便采用了与这些财团合作的办法发行公债，即以公债和库券大折扣出售给银行家，也就是将债券在正式发行前抵押给银行，由银行预付债券票面值的50%的现金。如上海钱业公会所属钱庄，从1928年3月至1931年3月在13笔交易中，以1562万元的预付金购得3060万元的债券。债券正式发行后，或者直接投放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存在银行，由这些银行根据市场价格议定最后出售价。由于有利可图，银行家们都愿意做这宗买卖。特别是蒋宋家族，他们既掌握南京政府的财政大权，又控制着全国的金融业，信息灵通，所以他们可以通过国家政权发行公债又可以通过银行垄断公债的经费，从手中获取巨额利润。例如宋子良、宋霭龄等人创办的七星公司就是利用蒋、宋、孔三大家族的关系，参与债券投资活动，从中获取暴利。蒋家政权的腐败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据统计，1930至1933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由于发动中原大战和对红军的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军费年年有增无减，所以时称“南京政府视发行公债如家常便饭……宋子文上台后，南京发行公债是其筹款的惟一途径，就是为蒋介石穷兵黩武之用。”而宋子文则把财政收入“一部分充当军饷，一部分购买枪械，一部分收买军队，一部分则落入蒋介石和宋子文的私囊。”
从1928年至1933年，宋子文在筹款理财方面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做出了巨大贡献，蒋介石在新军阀混战，特别是中原大战中，之所以能击败众多对手，取得全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宋子文筹措的巨额军费做后盾。宋子文的理财筹款本领，在南京政府中再一次显露。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对宋子文特别器重，并委以重任。蒋介石不仅把全国的经济大权交给他，而且几乎把南京政府军事以外的其他权力也交给他负责或参与决策管理。宋子文竟成了蒋介石的左膀右臂。蒋介石之所以如此重用宋子文，可能一方面看中了他的才能，一方面是对宋家的报答。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双方矛盾达到激化，宋子文不同意过多地把经费投入“剿共”，于是向蒋介石递交了辞职报告。这时候，孔祥熙从欧美访问归国，蒋介石感到宋子文不愿再担任财政部长有人接替，便许诺将宋提升为行政院长;宋则同意用贩卖鸦片的秘密收入支付一部分军费。
不久，宋子文发现他再次被蒋介石欺骗了。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阻挠，驻热河省的中国军队遵照蒋介石的命令从抗日前线撤退，一枪未放。而这时汪精卫从国外归来，坐上了行政院长的宝座。
宋子文心灰意冷，决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这是宋子文第二次向蒋介石提出辞职以示抗议。尔后他以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为堂而皇之的理由，到美国去进行长达四个月的访问。话不投机，蒋介石只好默许。
在这个夹缝里，孔祥熙就更加圆滑，因而更受到蒋介石的器重。
宋子文和孔祥熙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都是基督教徒，都受过国外教育，都同孙中山和蒋介石有姻亲关系，都通过家族关系和个人才能在政界发迹，地位显赫，但是他们在同蒋介石的关系上却是微妙的。一位美国人说:孔含蓄随和，似乎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尽可能地与所有政客军阀表示亲善友好，对蒋殷勤驯顺;而宋对蒋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宋曾私下对人说:“当财政部长，跟给蒋介石当一条狗，没有什么两样。”而蒋介石正需要孔祥熙的殷勤驯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