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饱私囊
怎样评价宋子文？有人说他是中国工商业的促进派，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人说他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是十恶不赦的国家蛀虫。还有人说，他的公务和私事是难分开的。
公元1934年6月21日，这是宋子文“40寿辰”后的又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
中国建设银行公司在宋子文的努力下正式挂牌成立，参加庆典的来自于上海重要头面人物共有27人，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和宋子良，财政官员徐堪、吴启鼎、谢作楷和邹梅初，银行家张嘉璈、胡筠、徐新六、周作民、钱永铭、贝祖诒、陈光甫等。宋子文的金融思想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成立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是宋子文许久的想法。早在1933年宋在台上时就提出过。不过那时他太忙了，只是出访美国过程中提出组织联合企业，以大量国外借款发展中国民营经济，亦叫以财生财，滚动发展。这一想法的雏形是将由中国与西方各国银行家组成，代替以前的国际银行团。应该说这种想法是先进和超前的。但是因种种原因流产了。探究主要原因是蒋、宋矛盾的加剧，宋子文当年10月被免去财政部长的职务。
宋子文不甘心这种失败。失败也为宋子文所不容。
于是在他被免去财政部长之后，便打着实业兴国的旗号来实现他这种计划。
1934年阳春的一天，他同在中国的英国人士，经过缜密商量后，决定重新组建中国建设银行公司。对此日本继续反对，1934 年5月5日，日本驻南京领事表示反对英、美等国加入该公司。后来建设银行公司虽然获得了外国贷款，但是资本只有中国人认股。
宋子文亲自剪彩，鞭炮齐鸣，一时热闹非凡。
宋子文讲了话:“该公司纯属私营商业公司，调查了解各工商企业的财富情况，尚属可行，办理中外资金进行单独或联合投资事项，并代表投资者利益，注意该企业的发展。公司业务不受资金限制，因公司并非投资信托公司，而是为中外资金对适合投资的工商企业进行金融互助。”
该公司资本定为1000万元，共100万股，每股10元，与会人士先行共同购买50万元作为公司的基本金。
会后，公司委托上海17家银行募集资金。
四天后，宋子文在第一次股东会上说，1000万元资金已经全部认足。第一次股东会议是1934年6月4日召开的。投票权只限于千股或千股以上的股东，孔祥熙当选为董事长;宋子文和贝祖诒当选为执行董事，执掌公司全权。任命宋子良为总经理。选出21位董事和7位监事。明眼人不难看出，该公司虽然自称“纯系私营商业公司”，事实上，所仰仗的是它的发起人和南京政府的关系。有了这层关系，还何愁发财不成?和公司有联系的重要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后来都归南京政府控制。这样，照顾公司做生意的政府官员、公司股东和公司的经理基本上是同一帮人。
因此公司一成立就得到人们的关注。
后来南京政府利用建设银行公司，从政府系统本身借款。财政部想要从政府控制的大银行那里借款时，就找到建设银行公司，由公司组成银行团筹措款项。如1937年2月，公司贷给财政部6000万元，财政部以印花、卷烟、酒三税作担保。公司没有资金，但从有股东关系的银行，如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等来借。作为财政部长的孔祥熙通过私营企业建设银行公司做中间人，使他所在的政府筹到借款，而孔祥熙正是这家私营公司的董事长和主要股东。
由于政企不分，公司得到政府关照，效益看好，资本迅速增加。公司成立时1000万元，一年后即1936年6月扩张到1亿元以上。这1亿多元的数字中，约有9000万元，是代表银行团放出的贷款。该公司1936年赢利190万元相当资本额的20%。
公司成立初衷在于引进外资，可是在这方面没能如意，由于日本的反对和当时国内形势不稳，国外投资者不多。宋子文曾和两个英国公司，即汇丰银行和中英银行公司进行谈判，1936年达成协议，由他们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共同贷款1600万元，修通沪杭铁路。1937年又和英国公司接洽两笔借款，一笔用于修建广州至梅县的铁路，一笔修建浦口至襄阳的铁路，这两项都在开始商谈阶段，后因七七事变发生而中止夭折。
由于吸收外资受阻，其性质便发生了变化。
在这个时候宋子文不得不采取了行政干预的手段。
宋子文一个电话就把总经理宋子良召来，进行筹划，与自己所主管的经委会配合活动。“公司要发展，我看必须要紧密配合全国经济委员会活动。不然也山穷水尽。”
“我听大哥的。怎么活动请大哥直言?”宋子良道。
“我说的活动是指配合经济委员会江西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进行活动。南京政府原来在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很弱，成立办事处可以扩张在这些地区的势力，壮大公司的实力。”
“那好。”
“下一步计划，争取把全国的其他子公司都成立起来。”
于是，在宋子文的筹划下，一个个子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起来，在全国遍地开花。
先是西安分公司的正式成立。名是协助经委会工作，实则为个人捞利益。该公司是由前财政部税务署署长、中国建设银行董事谢作楷为经理。中国建设银行公司西北分公司的主要活动是同陕西省政府合办企业，开发一个电公司和一个煤矿。
接着是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江西分公司成立。
1934年10月总经理宋子良抵该省，讨论和江西省政府合办赣省水电厂。次年3月，宋子良重赴南昌，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建立该厂签订了150万元的借款协定。(https://www.daowen.com)
嗣后，由于实力大增，1936年7月，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接替全国建设委员会活动，开始经营重要骨干企业，向纵深迈进了一步。
且说建设委员会成立了两年，是蒋介石为照顾其追随者张静江而成立的，张任委员会主席。这个组织成立以来发展迟缓，至30年代初预算近10万元，经营了几个企业，包括南京电厂、戚墅堰电厂和淮南煤矿铁路公司。南京电厂是其中最大的企业，建立于民国初年，是官营企业。1938年由全国建设委员会接管经营，发电量猛增。戚墅堰电厂是1923年由中德合资建立的，位于江苏武进县戚墅堰，为无锡纺织厂和面粉厂供电。1928年10月改为国营后，至1935年该公司发电量约增加六倍。淮南煤矿铁路公司由全国建设委员会建立，矿区位于安徽，1931年7月开始开采。为了运输方便，又修建了长220公里的淮南铁路。1937年公司资本达到1000余万元。
1936年春，南京政府正式决定将这几个企业和管理权由官方的全国建设委员会移交给私营的中国建设银行公司，并签订了合同。为掩世人耳目，移交不采取直接方式而是表面上以增资为理由，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命令建设委员会招收私股。事实上就是把全部新股卖给中国建设银行公司。合情合法，而外人看不出破绽。
合同上写道:“建设银行公司购买淮南公司股份的60%，建设委员会占40%。”
合同自1936年7月起签订生效。
1937年5月14日，在新的所谓“私营”扬子电气公司成立会上，宋子文当选为临时董事长。随着这些重要工业和企业的购进，使中国建设银行公司如虎添翼，实力倍增，使其成为宋子文属下的中国银行体系中最大的公司。虽是私营公司，可显然是南京政府间接插手私营工商业的一种力量。宋子文利用这个公司，为自己也为公司的股东们赚得了很多利润，而这些股东包括宋子文本人就是南京政府的官员或与南京政府有联系的人物。这便形成”蒋家王朝陈家党，宋氏家族孔家财”的新格局。
另外宋子文的私营经济活动还有一个重要基地，便是中国银行。他拥有占中国银行四分之一资产。这在旧中国是一个不小的天文数字。
有了钱和自己的工业，何愁不能干一番事业呢?
宋子文的下一步目标，便是利用这个基地，积极垄断经营工商业。像其父辈一样，真正成为中国的大实业家。
宋子文有宋子文的眼光。他首选纺织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利用中国银行通过抵押借款攫占丧失了赎买权的工厂，用这种办法有力地控制了15家纺织企业，拥有35万纱锭，占华资纱厂的13%。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利用债权关系直接经营七家丧失赎买权的工厂，又投资经办四家，由银行的附属机构收购了四家。中国银行的财产遍及全国，如河南的豫丰纺织厂，原由受过美国教育的实业家穆湘琢在1932年设立，该厂是内地最大的工厂之一，经济萧条时期倒闭，1934年归于中国银行。山西的雍裕纺织公司也因破产于1936年冬为中国银行购得。
在此基础上宋子文还和一些省政府联营开展投资活动。仅1937年4月，中国银行和湖南省政府合建衡中纺织公司，资本总额为350万元，70%由中国银行组织上海财团认购，20%由湖南省政府认购，10%由湖南的私人资本认购。中国银行的贝祖诒管理新建的公司，他的总办事处设在上海。
接着宋子文又选择了纺织业以外的行业进行投资。1937年春以同样方式买断了即将破产的渤海文学公司的面粉厂、电力公司和商业公司。或是投资或是分股，遍布全国各地，一时显得财大气粗。
宋子文不愧为留洋博士生、银行金融家。他的商业活动，还有多种组织和投资计划。1936年宋组织中国棉业公司，1937年确定公司资本1000万元，分为1万股，大部分由上海的银行认定。中国银行4430股，交通银行3000股，其次是中国建设银行公司的银行业财团的资金。上海银行界头面人物是该公司的董事，包括钱永铭、周作民、贝祖诒和宋子文等人。公司的业务名义是经营纺织厂，实际主要活动是商品买卖和进行投机。该公司在上海商品市场上很活跃，开张的第一年，贸易额超过20万元，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公司之一。原棉交易总额达1300万元，经销纱布约500万元，信托业务仅300万元。
有人说:宋子文从事许多“私人”商业活动，依靠的主要是同南京政府的关系及其控制的银行资源，他的业务和私事是很难分开的。
1936年6月两广实力派发动的抗日反蒋事变平息后，南京政府竭力加强对广东省的控制。新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双管齐下，和南京政府有联系的重要人物包括宋子文、宋子良和孔祥熙等着手控制广东的私营企业。宋子良主持改组广东省银行，使之受南京政府控制。宋子文则恢复广州银行。他运用自己的私人活动和政府职权，加强了南京政府对这个省份的经济控制。当然也从中做了对个人有利的投资。
1937年春，宋子文在去广州改组省财政之后，成立了华南米业公司。新公司决定资本1000万元，表面上宣称从事对华中、华南大米的改进、生产、运输和销售业务。宋子文为董事长，董事有孙科、宋子良、吴铁城(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和银行界的宋汉章、唐寿民、王志莘等。
华南米业公司最重要的精力是供应华南饥荒地区的大米。1937年春华南地区大米奇缺，百姓茹草度日，这给他们牟取私利提供了较好的机会。
1936年秋，南京政府为解救“两广”饥荒，曾从东南亚免税进口200万担大米，计划经过半年的考虑，1937年4月新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及米业公司董事吴铁城批准免税大米由广州进口，这样华南米业公司垄断了大米进口。该公司自称它的宗旨是为开发国内大米销售市场，实则进口洋米乃是它的业务大宗。1937年春，宋子文确曾指示过在浙江、江苏和湖南采购大米，这是因为当时这些地区稻谷丰收，米价低廉。
1936年底，宋子文想发展他的故乡海南岛。海南岛计划和米业公司成立的情况相似，也是亦公亦私性质，既为国家又为个人。宋子文希望南京政府增强对海南的控制，以阻止日本入侵该地区，当然也希望开发海南岛的经济。同时，宋的计划也为了个人投资以赚取私利。1936年6月他到海南岛开始执行这一计划，但因抗战爆发而中止。
宋子文在其他方面的投资，纯粹为了个人赚钱，最明显的是他购买了足以控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股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一家烟草公司。在20年代，它和其他很多华商烟草公司一样兴盛一时，后来由于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和经营不善而摇摇欲坠。南京政府实行的税制政策有利外商，使这些问题更为严重。1932年烟税实行二级税率制，中国公司主要产品的低级烟税率比英美公司高级烟要大得多。1934年上海华商烟厂向南京政府请愿，迫切要求恢复以前的七级税率制，指出:“多数中国烟厂生产低级烟。经验证明原来的七级税率制对中国工厂最有利，修改为三级税率制后利益减少，而现在的二级税率制只有利于外国工厂。”南京政府不顾华商公司，只求增加税收，拒绝改变税率。1935年财政部向英美烟草公司借款1000万元，答应继续实行二级税率制直到还清借款。
经济萧条时期南洋烟草公司困难加剧，厂主简氏兄弟决定招请宋子文加入他们的公司作为董事长，这才是解救他们的惟一的希望所在。他们虽然会失去对公司的控制，但宋子文为业主，会从南京政府得到更多的照顾。1937年3月达成协议，宋买得能控制公司的半数股票，估价1810万元，宋仅用100万元即行购得。
宋子文控制南洋烟草公司后，1937年4月财政部宣布实行新四级烟税制，各级烟的税率都提高，高级烟比较低级烟增加的百分比较大。按箱计100元的增税25%，每箱800元的增税167%。新税制因此有利于中国烟厂。1937年6月，南京政府又宣布进口各级纸烟一律增税80%。就此看来，宋子文购买中国最大烟草公司后，南京政府对洋烟与华商烟厂的政策趋于一致了，而在此之前中国资本家要求改变征税的请求一直是无人理睬的。
宋子文还积极参予筹组中国制造汽车公司，试图在国内生产汽车。在1936年12月，公司成立会上，决定公司资本150万元，工厂设在湖南东部，总公司设在上海。公司董事包括宋子文、宋子良、张嘉璈、叶琢堂、陈果夫和全国经济委员会总务长秦汾。工厂的经营因战争而中断。
该怎样评价宋子文呢?有人说他是中国工商业界促进派，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人说他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是十恶不赦的国家蛀虫。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己见，莫衷一是。笔者不敢妄加评论，留给历史去评说，不管怎样，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使殖民地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工商业有了一个较大的突破，这一点是事实。在南京政府官僚资本扩大的基础上，他自己也发了财，这是有目共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