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致函
20余字，私情公意，尽表其中。后来毛泽东在给其他国民党要员来信中，也多次提到宋子文，可见殷殷之情。同时对于促动宋子文爱国抗日的思想有着重大影响。
在国共两党严峻对立的日子里。
公元1936年8月14日，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突然收到一封远方的来信。
这位来信者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动员数十万大军所“围剿”的“匪首”毛泽东。
这不是一封平常的信，亦是宋子文久盼的。
宋子文激动异常，拆阅展读，信中写道:
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公绥。
毛泽东
1936年8月14日
按当时的空气来讲，谁要接到共产党的来信，不杀头也要被清除，甚者祸及全家。可是，宋子文神色不变，似是多了一层喜色。他没敢将信在手中多留，而是交到了老蒋的手里。再说老蒋并没有翻脸，更是喜形于色。这就怪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这里有一段小小的插曲。
日本侵略者从九一八事变后，不停步地向中国进攻，企图独占中国。
国民党统治者在倾全力“围剿”长征中的工农红军时，仍然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1935年2月，蒋介石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说:“中日有提携之必要”，“中国人民不但无排日之行为与思想，且亦无排日之必要”。但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民族的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不可能不与蒋介石国民党的意思相反，造成全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热潮。
于是，华北事变和“一二·九”运动爆发了。
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宁边区前夕，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咄咄逼人的骄横气焰，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争夺。它的第一个步骤是通过1935年6月初的《何梅协定》(国民党在北平的军事长官何应钦和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间的协定)迫使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它的第二个步骤是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10月间，日本的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关东军代表名义向驻守平津和冀察晋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要求:通电设立华北自治政府，将南京任命的华北官员一概罢免。11月6日，土肥原贤二甚至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宋哲元在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以五个师的兵力取河北，六个师的兵力取山东。这时，日军向华北大举调兵。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动下，国民党政府河北省蓟密专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割据冀东22个县，在北平近郊的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2月，在北平成立由宋哲元任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开始实行华北特殊化。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整个华北已危在旦夕。
地处前沿的华北人民，反应自然最为强烈。敏感的青年学生对时局的演变尤为关切，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当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遭受大破坏时，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在北平还留下三十多个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1935年春夏之交，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到北平，建立由彭涛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定周小舟负责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的工作。当群众抗日情绪日趋激昂时，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在学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北平学生在12月9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清华、燕京大学等城外学生被军警阻拦，在西直门同军警发生冲突。城内一二千名学生冲破军警包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到新华门前请愿。由于请愿没有结果，他们把请愿改为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到达王府井大街时，人数已增加到3000人。军警突然用水龙头向学生喷射，并挥舞皮鞭、枪柄、木棍从两侧夹击过来。游行队伍全被打散了。学生有四十多人受伤。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开始了。
“一二·九”运动，使中国人民不仅加深了对民族危机的认识，而且看到了自身的力量，看到只有把国内各种力量动员起来才能有效地抵抗日本的侵略，增强了他们奋起救亡的信心和决心。这个风暴迅速波及全国。从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地方的工厂也举行罢工。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成立各界爱国会，发出通电，出版各种救亡刊物，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12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联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开始踏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宣传团的基础上，又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上海、武汉、济南等地学生也纷纷下乡宣传。一些原来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的教授、学者也发表文章，主张抗日，主张全国合作。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抗日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蒋介石对日本一再退让，是建筑在依靠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上的。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打破了这种幻想。华北事变的发生，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于是，南京政府不得不开始考虑调整它的对日政策。
1935年11月19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建议通过一个议案。蒋介石建议中有句关键性的话:“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绝不轻言牺牲。”这句话，虽是说，现在还不能“放弃和平”，“轻言牺牲”，但又是表示:如果“最后关头”到来，那也只好“放弃和平”、决心“牺牲”;次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布包括“中、日、满经济合作”，即承认满洲国等条件在内的“广田三原则”，这是蒋介石难以接受的。他后来写道:“当时的形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在日本军国主义者毫无止境的侵略欲望面前，可供蒋介石选择的余地越来越窄了。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在1935年底开始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后来作了这样的解释:“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在国外老蒋秘书邓文仪同在苏联的王明进行对话。邓文仪是老蒋的侍从秘书，后任驻苏大使武官。接触是在莫斯科。主要是探讨苏联在军事上的动向。当年秋天，邓文仪回国述职，老蒋面授机宜，命其速返莫斯科，有要事要他去做。所谓要事，即是通过苏联方面的关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于是邓文仪马不停蹄地回到莫斯科，与共产国际代表团长王明进行了多次的会谈。但是这种努力没有什么结果。
这时，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老蒋在“剿共”的同时，又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又生发出在国内寻求与共军谈判的想法。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呢?思前想后，他想到了宋子文，在一个黄昏，他把宋子文召到了自己的官邸。
老蒋开门见山:“今天我请你来，有一要事相商。”说完便走至窗前把窗幔慢慢地拉下，然后关闭大门。
宋子文见老蒋这般神秘不知他要卖什么药。
蒋介石坐下来:“今年下半年形势不好，按基督教之说，我好像有预感，昨夜做了个梦，你说我梦见谁了?这个人你认识。”
宋子文没有答话，且听下文。
“我梦到对手毛润之了。你说怪不怪?他头戴八角帽，对襟短褂，一双圆口布鞋从脚到头透着农民气。声言要与我谈判，不谈判的话，说什么有你无我、血战到底。看来他还十分生气。我找你来，也想试探一下共军的底，看他们有没有这个勇气?”
“我在西方留学的时候，也看过一些梦的童话，不过，有时候，梦也是神奇的。”宋子文道。
“我看这场梦也给我一心‘剿共’提出个警告。兵书讲，将太直了，容易流血太多。世上路太直了，可能达不到目的地。不行，我们摸摸底，边谈边打。这二三年时间里，兵也需休整，不然的话，疲于奔命，是难战胜敌人的。”蒋介石说着站起了身。
“你是说，我们和共军谈判?”宋子文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和共军谈判!”蒋介石斩钉截铁。
“你说，让谁去?”
“我看你先联系共军高层，摸个底再说。”
“我能行吗?”宋子文怀疑自己说。
“你能行。一是你早先是武汉政府过来的，和共军有一定的心交。再说，第一次国共合作，你又是政府部长，和毛润之、周恩来都很熟。更重要的是，那边还有你的知心二姐庆龄。我想了好久非你莫属。”
“看来你还真了解我。要是这样，你不会把我清党给清除了吧?”宋子文开了句玩笑。
“我敢开除国舅，怕是我没长两个脑袋?”蒋介石笑了，“要尽快取得联系。具体你怎样工作?找谁联系?我就管不了。不过尽快把联系情况告诉我。”
“那好吧。”
“这个情况只限你知我知，绝对保密。”蒋介石又叮咛道。
当蒋介石送走国舅的时候，三星正南，月色如水，幽灵般的星空显得有些神秘。
是啊，夜是掩盖人世罪恶的最好面纱。
这一夜，宋子文回到自己的官邸，无论如何也睡不好觉了。
要完成老蒋交给的这个任务非有二姐出面帮忙不可。于是他想到了二姐。可眼下政治把姐弟分开，感情多少也有些淡化。想起来这事，又使宋子文伤感起来。临到天亮时，他才犹犹豫豫地拨通了二姐宋庆龄的住宅电话。
“二姐，我是子文哪，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你了。”
“当姐的也没有看你和乐怡啊，孩子都好吧?”
“孩子还好，你身体怎么样?”
“我还好。”宋庆龄欲言又止，竭力避开政治话题。
“今天上午，我想去看看二姐。”宋子文道。
“二姐欢迎。”
“有些事情，我想给二姐谈谈。”
“我等你。”
早上8点，宋庆龄刚吃过早点，宋子文的车子便驶进了二姐院子。
宋庆龄迎出来，说实在的，她对宋子文是很疼爱的。她把爱国学生给她送的水果摆满了一桌子，来招待大弟。
自从宁汉分裂之后，按宋庆龄的话讲，我已是家中可有可无的人。我不想看到亲人，也不想让亲人看我。宋霭龄和宋美龄也曾来过，看到这个情况，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只有宋子良、宋子安还是这里的常客，来去无拘无束。宋子文因身有政务，来的少，不过断不了还打个电话问好。
“子文，你来有什么事要和姐姐商量?”宋庆龄开门见山，接着把一个剥了皮的橘子递给宋子文。
“老蒋最近有些异常，想寻找与中共联系，让我牵线帮他这个忙!”宋子文说。
宋庆龄道:“老蒋想对话，说明他有难处。他在日军侵略者面前一退再退，已经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昨天，我接待了几批学生，都要求老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只要国共两党能坐下来谈判，把问题提出来，摆到桌面上来，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既然老蒋有这个要求，不妨给他个枕头，叫台阶也行。”
“好的，二姐可以答应。不过容二姐想一想，谁去合适呢?”
“这个人必须是共产党信得过的人。不然不好办。”
“你的同学董健吾怎么样?”
“他?”宋子文道，“当时我们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学习时，人还是不错的。后来听说经刘伯坚、浦化人介绍，在河南开封秘密加入共产党，以传教为掩护，在冯玉祥部从事兵运、工运、农运工作。再后，由于蒋介石清党波及冯部，董无法立足，当时还找到了我担保。后来我就不知道情况了。”
“后来他回到上海，以圣彼得教堂的牧师职业为掩护，负责共产党的地下联络工作。”宋庆龄补充道。
“后来听人说他收留共军遗孤什么的?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宋子文又道。
“有此事。那是我让他办的。董来上海后经常与我联系。他在我的资助下，以圣彼得教堂牧师身份，在上海用教会和互济的名义，开办了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了失散流落在江、浙、沪等地的职业革命者的子女和烈士遗孤。”
宋庆龄说到这里又道:“因董健吾做过古董生意，我和小妹在购买字画古董时曾请董健吾出过主意。都是好朋友。”
“既是这样我们就找他帮办，来往去延安的路费我来出。”宋子文一锤定音。
就这样，宋庆龄又找到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去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1936年3月的一天，董健吾出发了，踏上了去陕北的征程。带着宋庆龄、宋子文的委托和一封有火漆印的密信。途经西安送到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面呈毛泽东、周恩来。
临行时，宋庆龄对董健吾说:“此行成功，益国非浅。”为了途中安全，宋子文、宋庆龄还给董准备了一张由孔祥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签名的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
董健吾将密信缝进贴身背心，冒着风雪，急如星火地直赴陕西。
当时，陕北苏区处于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包围之中，要安全进去，必须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因此董健吾在西安下了飞机，首先会见了张学良。
二人相见是在一个落霞的黄昏。
董健吾以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的身份对张学良说:“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苏区去的。”
张学良根本不相信此话会出自财政部大员之口，说:“你敢在这里提出这样的要求，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枪毙!”
“要枪毙可以。”接着又取出宋庆龄、宋子文亲笔信呈上。
董健吾深知张学良的报国心迹，便畅谈了民族大义和中共抗日主张，张学良深受感动。张学良在致电南京、核实此事后，知道南京政府已派人和中共中央联系，深信不疑。张学良派飞机送董健吾至肤施，再派一骑兵连护送他去苏区。
马蹄踏踏，踏碎了西天的云霞。(https://www.daowen.com)
在突破陕北的红色封锁区时，他们被荷枪实弹的红军战士拦下了:“哪里去?”
一时剑拔弩张。
“我要到延安。”董健吾摘下了礼帽。
“有通行证吗?”
“我要见毛泽东同志。”
经过一番交涉和核实后，董健吾同志被允许进到苏区，由红军战士护送，秘密来到瓦窑堡，受到博古和林伯渠的接待。
董健吾呈交了南京方面的密函，信上说:
走时曾见蒋，据蒋暗露可同意:一是不进攻红军;二是一致抗日;三是释放政治犯;四是武装民众;五是顷(倾)蒋尚有款。
博古将这一情况立即电告在东征前线石楼的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并将董健吾的身份也电告毛泽东等。
毛泽东望着这封不同寻常的信件，立即做了批复:通知博古、董健吾、周恩来等到前线，共同讨论与国民党谈判问题。
当博古把这些情况转告董健吾时，董说:“怕是时间来不及了，我还要回南京复命。我留下上海的地址，有什么意见随时复信。我在上海恭候。请转告毛泽东致歉。”
因此董未去东征前线。
毛泽东十分重视宋子文派董健吾送来的和谈信息，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集中各方面的意见，于3月4日联名致博古转董健吾，并请董转告南京政府。电文为:
博古同志转董健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这是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第一次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为日后的谈判奠定了基础。
第二天晨曦初露，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原路返回上海，向宋庆龄、宋子文、孔祥熙转达了中共中央的建议。
董健吾的西北之行，不仅沟通了国共两党的联系，而且同少帅张学良挂上了钩。在这之后二人关系甚密，成了莫逆之交。抗日救国是他们的共同话题。后来毛泽东托董健吾把自己的孩子护送出国避难，董又托少帅张学良帮忙办事，都经过这条红色的秘密交通线。
面对着董健吾带回的中共中央的谈判条件，南京政府立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做出反应。6月底，宋子文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以个人名义函复中共中央，表示赞同“联合抗日”的主张。
如果说董健吾是一位神秘的人物，那么曾养甫、谌小岑二位也是不同寻常的人物。为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宋子文决定再开一条“航线”，那便是曾养甫、谌小岑的关系网。
曾养甫当时担任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同南京政府的许多核心人物关系密切。曾养甫承担了打通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使命后，于1935年11月，找到其部下铁道部劳工科科长谌小岑，托她办理此事。
曾养甫告诉谌小岑说:“宋子文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都是留美学生，外人说我们是英美派。争取英美援助的工作都是宋子文担任的，别人是办不了的。抗日是我们的共同目标和决心。宋子文长期与老蒋有矛盾，就是为抗日一事。目下老蒋有了抗日的觉悟，表示愿意同共军一同抗日，需要我们帮忙打通与共军的关系。”
谌小岑说:“我怕是帮不了大忙。”
“我听说你在五四运动中参加过周恩来、邓颖超领导的觉悟社，与一些进步人士有联系。这是真的吧?”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看着我的面子，这个忙你还不帮?”
“既是党国之事，我帮。”谌小岑终于答应下来。
谌小岑绝不是那种说说就算了的人。她说办就办，迅速地通过中共领导的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吕振羽。吕振羽立即把消息转告中共北平地下党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周知事情重大，必须把底细搞清楚。又立即通知吕振羽:“请你立即去南京一趟，探明此事系何人发动和主持。回来向我亲自报告。”
于是吕便在当晚草草收拾一下就上路了。吕振羽风尘仆仆地到达南京，谌小岑在车站迎接了他，然后陪同到曾养甫家，曾热情地接待，表示“自己秉承宋子文意旨办事，希望吕振羽找一个共产党方面的线索”。
吕把消息反馈到北平。
1936年1月，周小舟到达南京，向吕振羽传达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提出国共合作谈判的条件是:
一、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等。
吕振羽立即通知谌小岑谈判线索已找到，要求国民党方面保证共产党方面往来人员的安全和通讯自由，不得加以检查、扣留，曾养甫答应可以保证。
周小舟和吕振羽在谌小岑引见下即与曾养甫会面。
曾养甫道:“欢迎欢迎。”
谌小岑向周小舟介绍说:“这就是你要见的曾养甫先生。一般人都认为他是CC分子，但我知道他同宋子文关系密切。”
曾说:“今天我们相见，说明我们有缘。”
周问:“我想知道，我们这种接触对方高层界谁在主持?”
曾答:“不瞒你说，迄今为止，这种接触是宋子文先生在主持。”
周小舟说:“很好。不知对方有什么条件?”
“我们是先想听听远方客人的条件?”
“吕先生，你就先说吧?”
吕振羽道:“我们的条件很简单。一是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存在的合法性。”说完便把文本呈送给对方。
周小舟道:“而你方呢，不妨说说听听。”
曾养甫说:“我方面提了四点要求。”于是他掏出文本便展读起来:
一、停止土地革命;
二、停止阶级斗争;
三、停止苏维埃运动;
四、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等活动。
曾养甫也把文本呈送对方。
1936年3月，周小舟第二次来到南京。带来了向国民党提出的六项要求:
一、开放抗日群众运动，给抗日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抗日民主权利;
二、由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军代表联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三、释放一切抗日爱国政治犯;
四、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
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
六、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击抗日。
同时周小舟还带来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同志签名盖章，用墨笔书写在白绸书上的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等人的信件，每信均附有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经过中共北方局代表与谌小岑等多次会谈后，于1936年6月底7月初，达成了一份由双方代表共同签字认可的谈话记录草案。该草案商定了全国统一、共同抗日、以国民党为主导力量等基本原则，以及在此原则上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具体方法。在此记录基础上，谌小岑起草了一个正式协定条款。
接着，曾养甫与周小舟在国民政府铁道部二楼曾养甫的办公室进行了再次会谈，谌小岑、吕振羽都参加了。周小舟系统地讲述了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愿望和六项要求及条件，并对国民党的四点要求作了回答。然后，双方就国民政府作为国防政府的组织形式的问题、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问题、南方游击队集训的问题、释放政治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领导权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周小舟离开南京前，交待吕振羽必须取得国民党方面对我方六项要求的肯定回答。为此，吕振羽又和曾养甫面谈了五六次，并要谌小岑写书面材料。
7月，曾养甫又找到吕振羽，对他说:“希望两党主要干部会谈或者周恩来来南京，或者我、张冲去延安。但是，7月底，曾养甫被任命为广州市长，他的陕北之行就不可能实现了。由于这时南京当局已直接和中共中央的这条线联系，所以10月间中共中央正式通知中共北方局不必与南京方面接触，统一于党中央，这条渠道的使命遂告完成。谌小岑在接受了宋子文通过曾养甫交待的“打通共产党的关系”任务后，一方面经过吕振羽找到了同中国共产党北方局的联系渠道，另一方面，又同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征集部主任左恭商议，如何寻找共产党的关系。
左恭是共产党地下党员，他得此消息后，立即向上海党组织报告。上海党组织遂于1936年1月介绍了一位称做是中共长江局系统的姓黄的同志给谌小岑。此人真名王绪祥，党内名张子华。1930年入党，在任豫鄂陕特派员时，曾去陕北游击区巡视过工作，对陕北地形熟悉。张子华和谌小岑交谈几次以后，建议国民党派人直接去陕北。曾养甫准备派一名中共的叛徒去，张子华立即表示反对。
此时，上海党组织决定张子华随董健吾一起进陕北苏区，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曾养甫等人的情况，所以张子华是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重使者身份进入陕北苏区的。
张子华和董健吾虽同行，但党组织没有向董健吾交待张子华的真正身份和进苏区的目的。张子华和董健吾到达瓦窑堡后，博古立即单独接见张子华，他口头汇报了国民党内部各派对抗日的态度，尤其是国民党内亲英美派有联俄联共一致抗日表示，并传递了国民党正在寻找与共产党谈判的动向。以后，张子华到东征前线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做了详细汇报。
为了讨论与南京当局谈判等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6年3月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了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几项条件，并且同南京政府联络谈判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
4月，张子华返回上海，随即与曾养甫会面，提出了要了解南京当局联共抗日的具体办法，谌小岑便手抄了一份南京当局的四条意见给张子华，但没有说明是南京方面的条件，只说是谌小岑自己的看法，给中共参考。
后来，张子华还多次同曾养甫、谌小岑见面，商谈国共两党高级干部进行具体谈判的问题。曾养甫还于1936年9月提出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见面。后来又向张子华表示:如周恩来不去广州，国民党派人去陕协商谈判地点。10月17日，中共中央看到了张子华从广州带回国民党当局的四个条件，以为南京方面有谈判诚意。同时获悉蒋介石10月16月到西安，即要正在西安的张子华同蒋方交涉，接周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面谈。后因交涉没有成功，此举未能实现。
就是这样，蒋介石、宋子文等人通过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这一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剿抚兼施、以剿为主”的政策，宋子文主持的(后期陈立夫也参与主持)国民党同共产党代表的接触和谈判也只是一种试探性质，没有涉及到实质性的问题。但是，由于宋子文积极开展了“打通共产党关系”的活动，使得国共两党代表的接触突破了单纯的在国外的单一渠道，而在国内多方面展开了。通过国共两党代表们的接触和谈判，双方陈述了合作抗日的要求和条件，互相传递了双方党中央的意向，这样实际上为后来国共两党负责人的正式谈判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做了准备。
不难看出，毛泽东给宋子文来信，说明中共方面肯定了宋的抗日热忱。
二百余字，私情公意，尽表其中，后来毛泽东在给其他国民党要员来信中，也多次提到宋子文先生，可见殷殷之情。同时对于促进宋子文爱国抗日的思想有着重大影响。
宋子文将毛泽东的信转交蒋介石后，引起了蒋的极大兴趣。立即任命陈果夫为国民党会谈代表，并电告毛泽东。
同年9月，毛泽东又电告西安的潘汉年为中国共产党会谈代表，直接与国民党代表陈果夫会谈。
不管后来会谈如何，可见宋子文当初为联系这种会谈所付出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