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局难收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并在国民党中执委常委改选中落选。说实在的，宋子文也有一肚子意见。说破了，一切后果都是老蒋反共打内战的结果。
1945年9月2日，这是个可喜可庆的日子。
丽日高照。东京港湾，风平浪静，蔚蓝色的大海显得格外温柔、祥和，海鸥在大海的上空追逐飞翔。
蓝色的海面上，停靠着一艘美国密苏里战舰。就在这舰战舰上，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书。
就世界而言，一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以胜利告终;就中国而言，一场抗日战争结束，而另一场战争正在孕育。
日本垮台之快令蒋介石及其政府毫无准备。
埃里克·周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得明白:
1945年8月份的时候，他是天津市长萧振瀛的秘书。15日这一天，萧振瀛正在他的乡下别墅里与当时国民党的总参谋长陈诚将军及另外两个人打麻将。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总统官邸打来的，要找参谋长。
陈诚从麻将桌旁站起身来，嘴里嘟嘟嚷嚷地抱怨电话打的不是时候，搅乱了他们的牌局。其他人在一旁听着，试图从陈诚的反应中猜出谈话的内容和老蒋的动态。但是他只反复说:“是，是。”放下听筒之后，他转过身来，突然大声说道:“就是，为什么日本人非得今天投降?现在我要去参加胜利游行了，偏赶在我玩得正带劲的时候。”其他人都说:“就是，胜利来得太快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准备呢?”萧振瀛市长显得比其他人更为兴奋，他说:“不信等着瞧吧，接管东北将是我们最头痛的事。”
果然，在随后的几天中，他的乡村别墅门庭若市，东北来的政客络绎不绝。除了萧振瀛之外，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释放少帅，并请他出任东北的最高统帅。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在东北没有人能像张学良那样受人拥戴。
转年1月6日，萧振瀛市长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行政院长宋子文要由北平赴天津“视察”。萧振瀛放下电话，便去吩咐秘书准备，这时飞机里传来今日短讯和播音:
“宋院长在北平已经完成他大部分的工作，明天就要到天津去。那里大沽新港和几个大工厂，将是他视察的主要目标。宋院长在平一周，办了两件大事:邮电加价暂缓实行。如果按照全国一律的价格，华北人民将以两块钱送一封信，变成二十元送一封信，新闻记者拍急电到上海去将从每字八角跳到两元，一旦实行，将对物价的影响不问可知。他成立代表最高权力的政院办事处，解决接收中不合理的现象，一个大门只准贴一个封条，而且还要迅速地把这一个封条撕掉，让里面的马达转动起来。”
当时，日本宣布投降时，宋子文还在苏联。他是1945年8月下旬回国的。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主持了接收敌伪物资事宜，乘机膨胀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配合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坚持独裁内战、在军事上抢占战略要地、在经济上则派遣大批官员接收敌伪物资，趁机掠夺人民财产。
日本投降签字的第三天，国民政府决定，在陆军总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委员，谷正纲、肖毅肃为副主任委员。各战区、各省市亦相应设立党政接收委员会。
在宋子文的请示下，蒋介石于1945年10月批准，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负责。各省市相应设立敌伪物资处理局。
接收敌伪物产，实际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个人都有好处，大家都急着去做。而宋子文将原来内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主持的敌伪产业处理大权，收到了行政院，气得何司令顿脚骂娘。而宋子文则不管那一套，我行我素。事实上何应钦也并没有放弃这块“肥油”。
这样，形形色色的接收大员马上涌入收复区执行任务，犹如蚂蚁行雨一般，接收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这些前来作威作福的“解放者”，像贪婪的饿狼一样，突然骑到人们的头上。他们毫无同情心，脑子里根本没有一点恢复重建的概念。所有的东西都要没收:房子、车子、条子(黄金)、女子、票子等。被人们讥讽为“五子登科”。尽管宋子文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国民党接收大员们“五子登科”的贪污舞弊现象，但是仍然为蒋介石聚敛了一批打内战的财富。
曾为日本人工作过的人均要逮捕入狱。但是，只要他们肯拿出财物和金银贿赂，往往就可以被保释，或免遭逮捕。那些为汪精卫政权卖过命的人，他们的亲戚朋友也都受到了牵连。这些人的贿赂往往容易奏效，可以使其免受铁窗之苦。
不光是重庆的官员从接收工作中发了大财。当时，有一位英国官员，他每周坐飞机于重庆和上海之间往返一次，把成箱的中国钞票带到上海，以官方汇率兑换外币。经过几个来回，他就赚了10000美元，随后便辞去了官方职务。此人在担任“盟国”官员期间，在上海市原来的法租界中还占了两幢漂亮的洋房。据说他离职去香港享清福时，卖掉了房子，又得到了一大笔钱。
此外，还有一个当时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据说，此人借美国新闻处的名义收买财产管理局——“接收”机构的一个分支，搞了12幢空房子。这些房子都在虹口区迪斯威尔路边的一条小街上，原来住的是在上海的日本人。一般来说，这种带花园和阳台的英式三层洋楼，每幢都应收200盎司黄金，作为有关的费用。但此人却分文不花，就搞到这些房子。他挑选了一幢最好的留给自己住，其余的便让他的朋友分享了。在上海人的眼中，那些英国官员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都属于“重庆来的官员”。
当时，有几句民谣甚为流传，连孩子们都会唱:
想中央，盼中央，
中央来了更遭殃。
过了一段时间，就轮到东北了。那些接收人员拿走了车间里的工具和医院里的设备，而这些东西不久便出现在街头小贩的货摊上。住宅和办公楼的房顶、门窗和水管也被洗劫一空。
台湾的情况也和东北一样，在这个日本帝国最富饶的殖民地上，成群的国民党人为了私利而大肆掠夺;分赃不均还动手在大街上打起架来。
在所有的这些地方，国民党官员的所作所为震惊了当地的人民，使他们对国民党更疏远了。“中央政府”这个词在普通老百姓的口中带着轻蔑的含义。过了不久，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也不愿提及自己的身份了。
可想当时的情况真是混乱之极。
蒋介石对这些暴行置若罔闻。
宋子文则睁一眼闭一眼。
蒋介石策划于密室，因为美国人要他去拥抱不共戴天的对手。他准备以某种方式来满足美国的要求。而宋子文则似乎不问政治，乘机为蒋介石敛财。
作为行政院长，要承担起这么大的家业，自然要奔波不止。
10月11日深夜2点。宋子文一行乘坐火车正点到达上海东站。迎接他的上海市要员们，迎着寒风早已在站台等候。宋子文以“遵照总裁谕令”的口吻，限各国民党机关及军队三日内将所有接收封存的物资，开列清单向他报告。同时，命令敌伪产业处理处，接收各机关所封存的物资。
宋子文在上海住了三天。上海可以说是宋的根据地，这里的官员们多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很使他放心。最不放心的是上海以外的地区，如北平、天津、青岛、广州等重点地区。于是他便从上海起身前往北平等地。
北平的居仁堂，一座豪华的皇宫。
12月31日，这里聚集着平津地区国民党三十余位军政要员，一个紧急动员会议在这里召开，中心议题是“调整接收处理事项”。主持会议的是西装革履、神采奕奕的宋子文。他目扫会场一周，开口先讲了国内局势，布置接收任务和措施，然后讲了几点要求。要员们一个个全神贯注，不少人还掏出笔记本记了起来。宋子文的话还没讲完，外面的轿车已发动，在等他去参加另一个会议。
1946年1月1日，一元复始，万象更新。(https://www.daowen.com)
宋子文在北平发表演说，宣称要“对内力谋恢复交通，稳定物价;对外确定汇率，发展国际贸易”。转天，也就是1月2日，宋子文又设午宴招待全体在北平的参议员，听取各方意见，谋求各方支持。
按当时人说，接收是一块肥肉，令不少人垂涎三尺。实际上也是国民党内各派系权力和物质的再分配。可想，宋子文在北平的这段时间内，多少人在找他。用他秘书的话说:出门有人拦，吃饭有人找，夜里有电话。根本无暇出门，几乎全天都待在居仁堂，最后连重要会议也搬了过来。
就这样，宋子文在北平完成了他该进行的工作，于1946年1 月7日，驱车到了天津。萧振瀛市长陪他召开了会议，陪他视察大沽新港，陪他在天津卫逛了几条小街，品尝了风味小吃，陪他参观了几家大的工厂。
宋子文一再强调，一定要使工厂的烟筒尽快地冒烟，转入生产。政治问题最终是个经济问题，解决不了就出乱子。此时，作为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宋子文，已经在视察的过程中，看到了人民的生活水准、通货膨胀和潜藏着的经济危机。
经过宋子文的紧张活动，平津地区共有163个工厂改由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重新接收。据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行政院公布的数字，共接收敌伪物资价值6200亿元之巨。其实这个数字已被大大缩小了，因为大量的敌伪物资在接收过程中，被接收大员鲸吞、隐匿、变卖了。然而，这些隐形的东西是无法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在这时公开化，有些人为了钱连脸都不要了。
据统计，在对敌伪产业的接收过程中，尽管贪污舞弊现象十分严重，以至于人们讥讽为“劫收”，但是宋子文仍为蒋介石政权聚敛了55.3492万两黄金、763.9323万两白银、37.1783万枚银元、1570万美元和2.65443万英镑。另外，各城市还陆续上缴处理敌伪产业所得收入。仅平津地区，便上缴所得收入1000亿元。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集团在“接收”的名义下，攫取了日伪榨取中国人民血汗聚敛的巨额财富。
宋子文还利用划归行政院的资源委员会，控制了全国的钢铁、厂矿、石油、有色金属、电力、机电、化工等行业，并扩展到水泥、糖、盐和造纸工业。还成立了中纺公司，接管了日本在华全部纺织设备。他还在资金、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方面大力扶植上述为国民党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这样，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以空前的速度迅速膨胀，众多的民族工商业则日益陷入困境。
宋子文指令财政部以大大压低币值的伪币收购办法，对各阶层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1945年9月26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伪中央储备银行票收换办法》。前者规定流通于华北沦陷区的伪币银券5元兑换法币1元，并规定限期、限量兑换。按照当时这些地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批发物价总额比较，这两种伪币与法币的实际比值分别约为35∶1和0.5∶1。据人估计，仅通过这种掠夺式的货币兑换手段，国民政府就从“收复区”人民手中攫取了2亿美元之巨。
国民党的腐败在“收复”中加剧。
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在“打内战”中到达顶峰。
金圆券的贬值使人民绝望。“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便是当时最生动、最典型、最形象的写照。
在金圆券调整贬值的日子里，贬值得物价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时内都不同。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子，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后来变动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改贴。人们在饭店吃碗面，进门的价钱和出门时就不一样。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汁还没干，新的价目表又贴上去了。这种怪现状，真是两千年所未有也!
国民政府摆不平经济财政的当儿，忽然念头转到老百姓头上。它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告改行金圆券制。紧急处分令包括下列四种办法:
一、“金圆券”发行办法十七条;
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十五条;
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十五条;
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十三条。
这些办法内容包罗一切，举凡财政收支、军士待遇、税制税率、工资物价、金银外币、贸易外汇、工商生产、金融税率、人民资产，全部在内。
从货币学观点看，金圆券的发行，根本是违背金融基本原理的。国民政府在根本没有现金银准备的情况下，大肆发行，是典型的卖空;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
金圆券存兑限制办法实施后，存兑人数及申请存兑人数越来越多。每日上海黄浦滩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门前，自清晨至傍晚，群众拥挤不堪，现象十分恶劣，终于发生挤毙人命现象。政府遂不得不又暂时停止存兑数日。
后来，上海实行戒严宵禁，挤兑黄金时，老百姓只好在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滩四周，或匿在巷里，或藏在舢板内，等待清晨5点的解除宵禁。清晨5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等门前，争取优先兑换。顿时万头攒动，水泄不通。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锐部队——“飞天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可是都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现象随处可见。
金圆券的命运是可想像的。其贬值速度之快，不下于法币崩溃前两个月的情形，物价在改币前11周之内，每周上涨率在5%之间的，仅有一周。每周上涨率在10%至15%之间的仅有一周。其余八周均在20%以上，最高达40%。有时一天之内，可激涨二三成。也就是表示金圆券的币值，惨跌200%左右。
人民不满于国民政府，蒋介石只好继续坚持独裁统治。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在坚持内战的同时，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历时17天，可谓一塌糊涂。
3月9日那天，宋子文强打精神做政府报告。名曰政府报告，实则是经济检讨报告，宋子文企图通过这一报告，平息国民党内对他的攻击。可事与愿违，激起了许多人的当场不满，喝起倒彩来。
宋子文报告完毕，各参政员提出书面和口头质问案65件，令宋子文无法解释，同时也暴露了四大家族及其亲信的罪恶行为。事实上，不论国民党中央怎样责难宋子文对“财政经济多有失职”，也不论参政员们如何讥讽宋子文，此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改变国民党政权财政危机的形势。
1946年3月20日，宋子文在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再一次流露出对财政经济“没有办法”的心态。
宋子文回答说:“本人一向乐观，且对国家前途具有信心，但能双方让步，定可获得结果。”
有的记者问:“停战期间，和平仍无望时，又将如何?”
宋子文答道:“望爱国心高于一切，在无希望中寻找希望。”
在这次招待会上，宋子文一再说:“没有和平，财政、经济整个都没有办法。”
这种说法，引起许多记者不满。有的记者一再追问:“如和平不能实现，就绝对无办法吗?”在记者们的追逼询问之下，宋子文只好说:“尽量想办法而已。”
从此，随着国民党政权将内战之火越烧越旺，国统区的经济状况也日趋恶化。黄金风潮的爆发，再度导致了宋子文下台。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一职。之后，他又相继被免去了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主任和中央交农四银行联合办事处理事会副主席的职务，并在国民党中执会常委改选中落选。
说实在的，宋子文也有一肚子意见，他老蒋不打内战，财政能有这么多不治之症吗?说破了，一切后果都是蒋介石打内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