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迺绳教授：中山医院心内科发展历程
采访者：请您结合我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从无到有的发展经历，阐述一下上海市心血管病专科的发展历程。
蔡教授：我进心内科的时间比较晚，因为“文革”时期我们是不分科的，“文革”结束后我考了研究生，因为当时是“三位一体”：由陈灏珠所长、浦寿月教授和诸骏仁教授共同组成的导师组，我是陈所长的学生，以后才慢慢进入心内科的。我进中山医院的时候是1965年，那时候还没有分科，但好像已经有了一点侧重。当时内科主任是林兆耆教授，陶寿淇教授是侧重心内科的，也没肯定谁就是专门的心内科医生，大家都是混在一起的，在我的印象中是这个样子的。
采访者：后来您主持心内科工作的时候，大概是怎样的情况？
蔡教授：那个时候已经有心内科了。
采访者：那请您讲讲我们中山医院心内科成立以后的发展情况。
蔡教授：中山医院心内科成立，我觉得打下基础的是陶寿淇教授。当时心脏电复律都是陶寿淇教授做的，在国内是比较早的；低钾血症对心脏的影响应该是诸教授做的研究。还有一些，比如陈灏珠院士做的心导管检查，我记得他在《中华内科学杂志》上面发表过文章，主要是室间隔缺损、房间隔缺损和动脉导管未闭（PDA）等的导管检查，每期都会有文章。还有染料稀释曲线，这个是我们首创，我记得是陈所长去北京学习回来后开展的工作，做得比较多，当时林主任是他的助手。不巧的是刚发展就碰到了“文革”，后来陶寿淇教授就去了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做院长了，主要的就是陈灏珠院士带领我们发展壮大心血管病专科了。
采访者：请您介绍一下，在这个发展期间，您所经历或者见证的重大事件、重要成就（如首先开展的新技术、新方法，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及召开的有重大意义的学术会议等）。
蔡教授：总而言之，我们这三位老教授各有千秋。比如，陈灏珠院士是国内第一个做冠状动脉造影的医生，当时是华盛顿医学院郑宗鄂教授带来的导管，陈所长首次开展了这项技术。浦寿月教授临床很仔细，水平很高。诸教授引进了“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GCP）的概念，在中国是比较早的，在全国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对临床试验的开展是具有很大意义的。
我自己呢，当时去了瑞典留学，师从当时的电生理专家，回国后从事电生理方面的研究工作。记得是回国后升了主治医师后，正好碰见一个安徽的室性心动过速（室速）患者，从江苏省人民医院转院过来的。他们本来也想做消融手术，但是不敢做，因为患者发作的时候脉搏很快，后来这个患者来到了我们医院就诊。该患者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我提出要做消融手术，但是领导不同意，没有首肯，觉得新的技术可能不够成熟。但这件事情也比较巧，刚好当时法国医生来了要讨论病例，这个病例比较难弄，因为当时可以治疗的方法都试过了但效果不佳，患者仍旧容易诱发，法国医生建议可以采取消融的办法尝试一下。因为其他的治疗方法已经证实没有很好的疗效，最后尝试并且成功了，患者的治疗效果很好，那是1989年的事情。当时是直流电消融，不是射频。我们改装了除颤器，把阴极接到消融导管，根据国外的介绍进行放电，阳极放在外面。我们事先做了些体外观察，因为那时候消融有个大的问题，就是放电时会冒出很多小气泡导致血压升高。术前准备时我们要观察很多东西，最终获得了成功。就这样，我们成功完成了国内第一例采用起搏标测定位指导直流电消融治疗室速的手术。
还有致心律失常性右室心肌病（ARVC），当时国内有一些报道，但是没有相对集中的报道。有一位右室心肌病患者到了医院不敢出院，因为一出院就发室速。开始时这个患者的诊断一直都不明确，诊断为什么呢？外院有诊断为心肌炎或者心肌炎后遗症。但是，我们中山医院没有诊断为心肌炎后遗症。当时我在想，这个人的右心室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呢？一开始，这例患者的超声诊断报告是正常的，连续检查了两次都是正常的。后来我们请了沈学东教授，我们请他帮忙仔细看看。他看了之后说，这个右心室不对嘛，右心室有一部分凸出来，就是一个右室膨出。后来，我们又做造影，又去做同位素检查，最终确定了患者的右心室确实有节段性膨出。当时我们给他的直流电消融治疗没有完全成功，这个患者的室速没能终止，但发作时的心率从一百七八十次减慢到一百三四十次，好像有点效果，发现问题在于右室心尖部。不过，当时还没有右心室发育不良的概念。但经过后来的仔细辨认，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很典型的ARVC。后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国内是比较早的，总结分析了几例ARVC病例。现在心脏超声科遇见这类患者很多。
ARVC，我们和王敏生教授合作了全国可能是唯一的一例手术治疗室速，也是最早的一例因为右心室心肌病做手术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位患者。王敏生教授同意给这位患者做手术，除了他，别的医生不肯做，因为手术万一出事情了他们要负责的。我们就把心脏打开，标测，把标测异常的部位切掉，最终手术成功了。现在回想应该采用心内膜标测，但是心脏不停跳动，当时心内膜是没有办法标测的，很复杂，所以我们是心外膜标测。建议切除标测异常区域周围的部位，不是在心尖的部位，而是在心尖的上面一点。但是外科医生不敢切，怕切心尖的时候，如果再往上面一点，就会切到室间隔，心脏功能就会受很大影响。而右室游离壁比较大，切了一大块也无所谓。不过，手术切除之后，也没有成功，当场又复发了。还好我们做了准备，万一切不掉，就学习鼓楼医院的方法，注射无水酒精。不能切的、标测异常的部分，我们就打无水酒精。在鼓楼医院实际上是用在心旁路手术中的，鼓楼医院当时做旁路做得很早，他们就是切开来以后，采用右侧切除、左侧打无水酒精的治疗措施。事前，我们估计到可能有的地方不能切，对不能切的病灶部位打无水酒精。还好这个患者复跳以后，在手术当中，他还在发室速，如果当时不发，回到病房里再发，这就白切一刀了。非常幸运，在手术中诱发了，我们就在病灶这个地方打无水酒精，后来手术很成功，他也正常结婚生子，还经常来看我，很是感激。
还有就是韩国人做二尖瓣狭窄球囊扩张做得比较早，我们球囊扩张做得不是很早。球囊扩张你必须要看看有没有血栓，超声检查一下，有血栓的不能做，超声检查中看到了血栓，要用抗凝药。当时韩国人说用抗凝药可以化掉血栓，我们以前的概念是华法林是抗凝的、肝素是溶解纤维蛋白的，但是用了华法林以后，这个血栓也没有了。因此，抗凝和纤维蛋白溶解这两方面当中，我们也很难鉴别其功效。当时李建华医生做了观察，她当时刚好在做球囊扩张，发现了这个问题。后来，李建华医生也发表了文章，这个在国内也是比较早的。(https://www.daowen.com)
还有一些其他的零零碎碎的情况，一时之间也不能想起来了，但还是有一些其他情况的。
采访者：那您以前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资料或者别人帮忙写的报道或者一些记述？
蔡教授：基本上都没保留，自己的一些作为第一作者的文章会保留一下。
采访者：请您谈一下对未来上海市医学会心血管病专科分会发展的期望和寄语。
蔡教授：其实心内科包括的范围很广，但是现在大部分集中在介入手术方面，这个和相关器械的发展比较快是有关系的。作为一个科室来讲，尤其是在国内顶尖医院，我们要跟上世界形势，要有自己新的东西，我想应该全面发展更加妥当。
我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现在来心内科进修的医生多不多，进修导管的可能很多，但是进修心内科的是不多的，很少人会来。当年，来我们这儿进修导管的多，进修心内科的也很多，当时我们的进修医生申请了，等候整整一年都可能没有办法安排来进修。我们有心血管病学习班，他们都要来我们这里学习，虽然病房没有现在规模大，但病种很多，他们还是会学到很多，比如一些不常见的疾病。而现在来的进修医生，除了接触介入以外，其他的就少了。当时的一些医生来进修的时候接触的一些疾病，甚至十年一遇。那时候我们还组织不同科室相互学习讨论。实际上，我们很多知识是从心外科医生那里获得的，有时也会从超声科医生那里获得，大家互补，这对于医生的Training（训练——编者注，下同）是非常好的，基础就打得很好。但是现在都强调专科，比如做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找你，做起搏器找他，但是如果你的Training和基础比较好的话，考虑的会更多，对患者的好处也更大。现在的形势不大好，更多看一些其他指标，比如住院周期等。我希望医生的培训应该更加注重Basic Training（基础训练），以培养更全面的医生。虽然心内科专项要打造好，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全能，比如你的超声或者介入特别好，但是你的基础必须要打得好一点。医院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介入组医生奖金较高，心衰组医生的就差了，因为介入可以立竿见影，直接打通血管，心衰可能要更久才能见到效果。当然，这里不止指心衰，还有一些其他方面。
总而言之，应该合理规划发展各个专项。总结来说，要Training的更好一些，医生基础全面，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为患者带来益处。
（采访者：张书宁）
— 专家简介 —
蔡迺绳
蔡迺绳，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原主任。擅长复杂疑难心血管疾病诊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