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楞：回忆心脏超声的发展史

四、姜楞：回忆心脏超声的发展史

斗转星移，白驹过隙。在大洋彼岸收到了上海市医学会成立100周年庆典的邀请函，我思绪万千。自从1958年考入母校上医（原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迄今我的医学生涯已达半个多世纪。虽然移美行医已有20多个春秋，但往事一幕幕地宛如就在昨天。青年时期的成长、中年时期的建树，以及移美后作为华人在医学事业上的成功，无不源于我的上海根。上海是我人生之舟扬帆起航的地方。在那里我受到认真治病做学问的前辈们的熏陶，他们严谨治学、治病救人、艰苦创业，堪称医学界的楷模。在“那个年代”，有太多的故事。在这里，让我来讲述一个上海乃至全国心脏超声的故事吧。

“心脏超声”简称“心超”，是用无创的超声波技术探测心血管疾病，此项技术于20世纪50年代问世于瑞典，70年代蓬勃发展于欧美与日本，随后在国际上逐渐成为诊断和评价心血管病必不可少的首选方法。我国超声波诊断技术的开发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领先于全国，当时并不落后于国外。但历经十年“文革”，百废待兴，国内超声诊断在国际上已处于较落后的状态。特别是在用超声波诊断心血管病方面，由于仪器设备的落后，仍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的M型（一维）心脏超声的早期阶段。更由于超声诊断队伍中没有心血管病专科医生，临床价值非常有限，主要提供二尖瓣狭窄和心包积液的诊断。当时心血管病的临床诊断主要依赖于心脏的望触叩听、X线胸片和心电图，再则就是有创性的心导管术了。至于心脏超声检查，在心内、心外科医师中很少有人问津。

1980年初，时任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长及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的陈灏珠教授转告我说，石美鑫教授要发展心血管病研究所的心脏超声专业，要心内科负责，并提名我去开发。石美鑫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他在1958年创建了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并任所长兼心外科主任。他时刻关注着国际上心血管病专业发展的动向及所里的学科建设和人才梯队培养。但他这一新思路、新设想，就如同许多新生事物一样，并非一帆风顺。心脏超声专业的创建面临了重重阻力，首先是旧的“传统观念和势力”，很多人习惯了旧体制系统，其中又交杂着错综复杂的“院、所”领导及人际关系。而作为被提名的我，既不忍心放下心爱的心导管及心脏起搏技术，又看不到心脏超声的前景，更被“院、所”的矛盾困扰。但是作为心血管病研究所心内科的副主任，我还是服从了所领导的安排。于是，心血管病研究所购进了一台简易的Aloka1二维心脏超声仪，安置于心血管病研究所大楼底层的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配备了一名中专刚毕业的超声技术员，成立了“心脏超声检查室”。但是，“心脏超声”在当时对于做了十多年心内科临床的我，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除了挑灯夜战参考有关专著，学习超声技术原理及临床知识外，还必须自己拿起超声探头进行实践。有幸的是，当时华东高干医院（华东疗养院）也购进了一台二维心脏超声仪，并定期请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超声室的闻恽医生做咨询顾问，我也就在那里受到了启蒙。不久，世界卫生组织（WHO）向我国提供了出国学习心脏超声技术的2个名额。在石所长、陈灏珠教授、浦寿月教授的一再鼓励下，我终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考，先后在上海市和全国的选拔赛中胜出，于1982年赴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MGH）学习心脏超声专业知识。在那里我接受著名心脏超声专家、二维超声心动图奠基人，韦曼博士（Dr．Weyman）的直接指导，在国际一流的心脏超声室接受正规训练、饱阅了心脏超声巨著和有关文献。我亲眼目睹心脏超声在心血管临床医疗和科研中的价值，终于对心脏超声这门新技术从怀疑、观望，到坚信和爱不释手。在那时，我才体会到石美鑫教授的高瞻远瞩、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对我的期望和自己肩负的职责。

1984年，我学成回国。市心血管病研究所购进了一台当时较为领先的美国ATL600超声仪，具有新型的二维扇超和多普勒检测功能。我们按照国际一流的MGH心脏超声室模式，制定了规范化的系统切面、多普勒定性及定量探测、标准测量及系统录像，并与心内、心外科临床紧密结合。心脏超声不仅提供了X线和心血管造影不能显示的心脏结构改变，而且提供了宝贵的血流动力学信息。因此，在一例又一例的疑难杂症的诊断中，心脏超声室初露锋芒，令人刮目相看，受得了众多心内、心外科医师们的青睐。不久，原中山医院超声室的青年骨干医生沈学东和骨干技师朱慧君请调到心脏超声室；心内科青年医生施月芳和心外科曹期龄医生也先后改行来到了心脏超声室。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心脏超声队伍很快建立起来。我们以石美鑫所长和陈灏珠副所长等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前辈们的智慧和成就激励自己，个个勤学苦练，加班加点，苦中作乐，团结向上。在那些年里，我们利用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心导管室的优势，进行实时对比，开创了用CW多普勒超声仪估测肺动脉收缩压、舒张压及平均压的无创诊断。

1985年，我们在国内率先引进了“彩色多普勒显像仪”，用于检测心内分流和反流。我们的工作，赢得了心内、心外科临床的认可，使无创性的心脏超声技术在先天性心脏病和瓣膜病的诊断中逐渐取代了有创性心导管检查的地位。同年，《彩色多普勒心脏超声图谱》在香港出版，与国人共享。其中若干先天性心脏病与瓣膜病的彩色多普勒图片被Dr．Weyman选入了他的《二维超声心动图》著作的再版中，那幅左心房黏液瘤合并重度二尖瓣反流的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图片荣耀地登上了那本再版巨著的封面，享誉全球。

1987年，我们在国内率先引进了“经食管心脏超声”技术，并率先开展了在心脏外科手术中和经皮二尖瓣球囊扩张术中的应用。为了推广这一全新的心脏超声技术，我们与当时的上海医科大学解剖教研组左焕琛教授合作，用实体心脏标本进行切割，拍摄了一整套经食管心脏超声检查的标准切面图片，发表在《中华影像医学杂志》上，后来被Dr．Weyman全套列入他的《二维超声心动图》著作中，与国际同道分享，为20世纪全球推广经食管超声新技术铺砖引路。

在前进的道路上，总是充满着机遇和挑战。我们的实践和经验，通过论文和学术会议，很快被推广到全市和全国，各地辗转前来会诊的病例接连不断。繁重的医疗任务也促进了教学和科研的发展，心脏超声室很快成了研究生培养、心血管医生进修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博士研究生葛均波、舒先红及潘翠珍等青年医生，后来都成了心血管病的专家和精英；来自各地的进修医生学成后回原单位，使星星之火得以燎原，我们赢得了众多的荣誉和奖状。美国惠普（HP）公司定点我们的心脏超声室为其在中国的心脏超声技术培训中心，协办了一期期全国性心脏超声学习班，国际著名心脏超声专家费根鲍姆博士（Dr．Feigenbaum）、凯斯洛（Kisslo）、南达（Nanda）等都曾应邀前来讲学。我们也有机会参加美国、日本的国际学术会议，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保持与国际同步。在那个年代里，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https://www.daowen.com)

1990年，国际心脏超声之父英格·埃德勒（Dr．Inge Edler）来华访问，参观了我们的心脏超声室。他不胜感叹地说了两个“没有想到”：一是感慨40年前当他在世界上第一个拿起超声探头扫查心脏时，没有想到后来心脏超声的发展会如此惊人；二是感慨他来中国访问，压根没有料到中国竟有如此先进的心脏超声室，远远胜过了他所在的那所瑞典医院。当时我们正在开展超声负荷运动试验和对比心脏超声显像，他兴致勃勃地拍摄了许多照片。

1991年，美国哈佛大学MGH的心脏超声室在我早年研究发现二尖瓣形态和方位异常是肥厚型心肌病流出道梗阻的机制对传统的Venturi理论提出挑战的基础上，申请到百万美元科研基金。我应邀重返美国，应用新型的三维超声心动图进行了一系列的临床研究，后来就留下来从事心血管病的临床实践。年复一年，时过境迁。现在，虽然与故乡上海远隔万水千山，但我欣喜地看到“心脏超声”在祖国大地上的崛起和发展，特别是石美鑫教授在30多年前高瞻远瞩、排除万难创建的心脏超声室，已像接力赛那样，棒棒接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俗话说，“一石激起千层浪”，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的心脏超声室已发生了巨大的投石效应，类似的心脏超声室在国内已经和正在普及推广。如今，心脏超声已成为心内科医师在临床、教学和科研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每逢回国访问，我都找机会踏进这个心脏超声室，和手中紧握接力棒的后起之秀们一起饮水思源，展望未来！

（采访者：张书宁）

— 专家简介 —

姜 楞

姜楞，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美国塔夫茨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贝斯泰（Baystate）医学中心无创心脏科主任，原上海医科大学教授、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心内科副主任兼心脏超声室主任，曾任上海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擅长疑难心血管疾病超声心动图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