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恋故枝，写作是最爱

33年前的秋末，从贺兰山缺乘上火车的我，经过“八千里路云和月”、整整4天3夜的颠簸，终于回到暌违已久的上海了。列车员手持喇叭筒高喊：“前面就是终点站上海北站，请乘客们照顾好自己的行李，依次下车，不要拥挤。”归心似箭的乘客们都兴奋了，欢声笑语不断。我却心情复杂，身藏“父病危速归”的电报，既惦念老父的病情，恨不得肋生双翅，飞到老父病榻旁尽我孝心，又感到“近乡情更怯”，因为我已离开原来的工作单位《解放日报》21年了，21年来从未去原单位，只缘我有心结：“无颜见江东父老。”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的短篇小说《寒夜的别离》，被文痞姚文元的《论修正主义文艺思潮》一文诬蔑为修正主义文艺作品的典型。当时，姚文痞是“反右英雄”，他批到谁，谁就名沦黑籍，我以戴罪之身被发往西北边疆，度过了被“禁笔”与小说写作隔绝的21年。如今，《解放日报》已为我平反改正，并将此决定和恢复党籍的通知寄到贺兰山下，我是否该去原单位看望阔别21年的老同事、老战友，并表示感谢之情呢？

回到上海，患气胸的老父经急救迅速好转，我松了一口气，便去《解放日报》看老同事、老同学、老上级了。走近汉口路274号那扇朴素的大门时，心里仍是忐忑，《解放日报》是否还把我看作“有改正之名无改正之实”的“右派”？(https://www.daowen.com)

没想到《解放日报》的同志们热情接待我。还派了记者到我家采访并为我发了一条小消息，接着报社编辑部为我召开了落实政策会，总编辑王维同志亲自参加，为了给我以宽慰，他谈了“三反”运动时，他在安徽某报任总编时坚持原则全力保护一位廉洁的经理同志，他反而被诬为“大老虎”，下了大狱，险些被处决。我深知王老总的心意，不再对自己那些年的坎坷遭遇耿耿于怀了。他又嘱组织人事部门先为我办理借调手续，让我回到解放日报文艺部工作，并设法正式调我回来。

本来我在西北是一棵草，这时却变成了一个“宝”。当地单位不肯放我，当时即将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他们内定我为代表，寄来了代表证和有关文件，并通过有关同志口头转告，拟将我安排到宣传部负责文艺处工作。我哪是这块料？我一一谢绝他们的厚意，我想的是趁退休年龄到来之前，让我搞些创作，写点作品，以弥补已经损失的21年大好光阴。后来多亏陈沂同志做了工作，我才正式调回离别20多年的《解放日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