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连江县驻军暴发急性血吸虫病资料分析
1962年7月下旬，福建省连江县一驻军暴发急性血吸虫病。经调查，当地人群无感染本病，亦未查到钉螺，故为非血吸虫病流行区。这支自6月下旬由西安调来的部队籍贯都是北方非疫区，在乘火车途经岳阳时停车，因天热，指战员多有下洞庭湖游泳、洗澡等而被感染发病。这是血吸虫病影响军事活动的典型例子。特对相关资料加以分析整理。
（一）箭在弦上，台海局势万分紧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于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经济比例失调，使全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台海局势分外紧张，舆论铺天盖地，军备扩张与准备也在着力进行。随军的部队家属和小孩撤离前线，动员年老体弱居民投亲靠友往后搬迁，民兵编队作运输、救护、警戒，部队进入一级战备，蹲守坑道前沿阵地，电台、报纸上经常报告抓到登陆或潜伏特务的消息，一切工作都为前线和打仗，警戒加强。伪装的军车风驰电掣，扬起滚滚黄沙，空气中弥漫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
（二）调兵遣将，却陆续发病，紧急派出调查组
为加强战备，紧急自内陆调动部队入闽，其中，1962年6月19日自陕西省西安近郊抽调1300多名官兵乘火车经信阳、武汉、岳阳、长沙、向塘、鹰潭、南平、福州，至7月2日抵达目的地——同敌占岛距离仅30海里的福建最前线连江县。南来的官兵本来一个个都是经过百里挑一、身强力壮的青壮年，不知什么原因，调防以来总感到疲乏无力，提不起精神，实在不能适应紧张形势的要求。许多人出现了发热、腹痛、腹闷、腹胀、黏液便、便中带血，体检时发现患者脸色苍白、倦怠、肝肿大、压痛明显和脾肿大等症状。病例虽经金霉素、氯霉素、青霉素等多种抗生素和解热镇痛等对症药物治疗均无明显效果。基于集体暴发流行，先是认为“水土不服”，怀疑钩端螺旋体病，又检查不出病原体。于是，封锁营区，邀请军内外专家会诊。
根据患者症状，对官兵作血吸虫成虫抗原皮内试验和粪便检查，发现皮内试验阳性者和阳性者中多有大量的血吸虫虫卵和毛蚴检出，但是营区及其周围并无发现钉螺。基于战备的紧张，突显连江县驻军感染血吸虫病严重性，福建省卫生厅派出调查组到实地进行调查，并很快向上级报告。以下为在福建省档案馆查到和复印相关报告并作简要说明（图15、图16）。
图15 福建省档案馆
图16 《福建省卫生厅发文稿纸》2017年11月8日复印件
存于福建省档案馆的全宗172目录696号《福建省卫生厅发文稿纸》（文题为《关于福建省连江县驻地部队感染血吸虫病的调查报告》），2017年11月8日复印件，见图15。该文由福建省卫研所（系福建省卫生研究所简称，与福建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合署办公，位于福州五四路，系原福建省鼠疫防治所，因1953年全省消灭了人间鼠疫而改称，现为福建省医学科学研究所。）秘书王冠群（1929—2015年）拟稿，科主任陈国忠复核，所长翁文渊签字后上送卫生厅。卫生防疫处程毅副处长核稿，由厅长、省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组长由当时的省长魏金水兼任）办公室主任左英签发。文号为（62）卫防字第2425号，列为绝密件，自11月1日拟稿，3日签发，11日打印上送，应为急件。文件主送血防九人小组办公室（血防九人小组为中共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简称，首任组长为中共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后为魏文伯等，办公室设在上海市高安路19号），抄送福建军区卫生部，抄报中央卫生部。
报告称：今年7月下旬，福州军区医院连续收容6584部队（驻连江县东湖农场与潘渡公社营区）送来的17名患者（战士）。其症状以持续高热、稀便、肝区压痛为主要特征，曾疑为钩端螺旋体病，后由我所（福建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临床会诊和粪便检查，证实为急性血吸虫病。但根据以往的调查，连江县为非血吸虫病流行区，于是指示副所长董永年和血钩科（血吸虫病与钩虫病防治科）科长王利煌（福建省莆田县人，毕业于国防医学院）和科主任陈国忠（南京人，早年即在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院吴光教授处受训并参加寄生虫病调研）挑选年轻力壮、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组成调查组，对发病人数最多的驻地进行调查。
调查组主要人员有（图17）：组长林金祥（1934—），男，广东省五华县人，华南医学院1956年毕业后分配到所从事血吸虫病防治研究工作，退休前任福建省寄生虫病研究所副所长。王仙玉（1920—1990年），女，福州人，1934年受医学检验培训后参加寄生虫病调查。李大基（1934—），男，福州人，1958年福建卫生干部学校毕业。林品超（1939—），女，连江县人，福清卫生学校毕业。王国庚（1935—），男，福清县人，1955年参加工作。
图17 2015年重阳节原福建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同事在福州江心公园留影，其中3位为当年的调查组成员
前排 右3，林金祥；右4，林品超；后排 右3，李大基
（三）调查内容
（1）对部队患者进行系统的病史访问。
（2）对驻地军民作粪便血吸虫卵及毛蚴的检查。（3）对驻地及其周围活动场所进行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的调查。上述调查均按中央血吸虫病防治局编印的《血吸虫病防治手册》制定的方法和程序进行。例如，粪便检查：收取每位检查者新鲜粪便30克，注意挑取含脓血的样本于500毫升水中捣烂搅碎，通过铜筛网过滤，以去除粗渣，隔0.5—1小时倒去上层混浊水，经2—3次，至澄清后吸取沉渣2—3滴均匀涂在载玻片并覆盖玻片，置显微镜下检查虫卵，连续3片，阴性者，将所有残渣倒入150毫米三角玻璃瓶水中孵化毛蚴，每4个小时以5—10倍的放大镜在瓶颈处观察（因毛蚴有向上、向光、向清处游动的特性）。观察与判断都由富有经验的王仙玉技师主持。
（四）结果
1.部队的行程询问 6584部队及6585部队共有官兵4千余人，战士的服役时间多为2—3年，籍贯多为华北、西北和东北等，平素身体健康。6月19日始自西安调往福建。乘坐黑铁皮闷罐火车，经信阳、广水、武汉、岳阳、长沙、向塘、鹰潭、南平、福州。然后改乘汽车于7日2日到达距福州东北方约60公里的连江县东湖农场和潘渡公社部队驻地。前者系华侨农场，为冲积小平原，后者为丘陵山地，溪沟纵横交错。
因天气炎热，火车上窗口小，官兵大汗淋漓。火车分三批分别在岳阳、向塘和鹰潭三处停留，在岳阳停留的一千多人中大多数都下洞庭湖游泳、擦身、洗脸、洗脚等，下水时间为几分钟到3小时，多为1小时。短者仅洗脸或漱口。下水几个小时后，约有40%的人感到全身发痒、皮肤出现疏密不一的红色丘疹（很可能是血吸虫尾蚴侵入皮肤所致）。而在向塘和鹰潭下水的二千多官兵均无此现象。官兵诉说：洞庭湖湖汊和湖边，为淤泥沉积，水质浑浊，水深0.5—2.5尺，杂草丛生。虽天气炎热，但未见有当地群众下湖。而向塘、鹰潭两处为溪流，水流湍急，溪底卵石堆积，很少杂草，群众多在溪边洗衣、洗澡。(https://www.daowen.com)
至7月下旬起，驻东湖农场和潘渡的官兵，突然有50多名发病，其中20余例重病号送福州军区总医院（时称九三医院）和邻近的罗源县医院诊治，发病者都是在岳阳下洞庭湖洗澡等活动者。
卫生厅报告的打印件首页，将文题改为《驻福建省连江县6584部队和6585部队73分队发现急性血吸虫病的调查报告》，注明了部队的番号，指出发现的是急性血吸虫病，比原文题更准确具体（图18、图19）。
2.对下洞庭湖的部队作粪便检查 结果在1286人中发现有血吸虫卵者111人，阳性率8.16%（此计算有误，应为8.63%）。而当地农场和公社社员207人、加上已在当地驻守半年以上本省籍战士45人及南下部队中未下湖的17人，累计269人均阴性。此后又增加部分官兵检查，其中有位连长看到湖边有“此地为血吸虫病疫区，禁止下水”的木牌，不许战士下湖，故该连官兵均阴性。
图18 福建省卫生厅报告的首页
图19 报告正文首页
3.对驻地的钉螺调查 对东湖农场和潘渡公社部队驻地及活动场所的溪河、田地、水塘、山坑、草埔等环境分别由技术人员带队逐块检查，收集各种螺类标本进行鉴定。当时，福建省已在距连江县约100千米外的福清、长乐、闽侯、平潭等县发现有血吸虫病流行。以福清县为例，当时全县21个乡镇中18个流行，钉螺面积达1156万平方米；全县病人数达5.4万人，占全省总数80%，人群平均感染率达24.14%，感染最严重的村庄达82.80%。所以有人形容当地为“见沟有螺，十人九病”的重疫区。但是，连江县虽然地形地貌等自然、社会环境同福清、长乐、闽侯、平潭等县并无明显差别，但在此前一直没有血吸虫病例与发现钉螺的报告。为慎重起见，军内外联合组织有经验的专业干部，立即在发病的营区及其周围5千米范围内的大小河流、沟渠、草埔、池塘，凡是适宜钉螺孳生的环境进行地毯式筛查，对可疑的类似钉螺的螺类一并捕获复检，并作好标志与记录。累计调查32万平方米，结果发现有田螺（Cipangopaludina chinesinsis）、放逸短沟蜷（Simisulcospira libertina）、拟沼螺（Asslminea violacea）、扁卷螺（Gyraulus albus）等近10种螺蛳，但并无发现作为血吸虫唯一中间宿主的钉螺。而且在对驻军周围的群众207份粪便检查中，无1人查到虫卵或毛蚴，进一步说明当地为血吸虫病非疫区。说明驻军发生的急性血吸虫病是南下途经岳阳时下洞庭湖游泳、洗澡、洗脸、洗脚，有的甚至仅漱口而感染的。
4.病例病案 在福州总医院（图20）的病案室找到4例当年诊断为急性血吸虫病患者的病历，住院号分别为30582、30517、30518和30677。登记本的纸张已脆黄发黑，字迹模糊，但记录还依稀可辨。特择其中一例首页内容抄录如下（图21）。
图20 福州五大医院之一的福州总医院
图21 一例急性血吸虫病病案首页
姓名：王某某；军衔：列（兵）；性别：男；部队：连江6584部队63分队；战（士）；年龄：17；籍贯：山西省太原市；民族：汉；入伍年月：1961年9月；婚姻状况：未；军种：陆（军）；健康状况：差；接诊时间：1962年8月24日16时30分。入院情况：发热、腹痛、腹泻、咳嗽24天，发病前一个月下污水洗澡，有全身皮肤瘙痒。触诊腹软，肝在剑突下触及，有压痛，白细胞升高，嗜酸性粒细胞高达0.75。治疗：①保肝疗法；②病原治疗：酒石酸锑钾20天静脉注射。出院时情况：治后临床症状消失，肝于肋下触及，肝功除麝絮及硫酸锌浊度有轻度变化外均正常，大便连续孵化8次均阴性，经请示主任，准予出院。休息3天，并定期复查肝功能和大便，3—6个月内不参加重体力劳动。
这个病例持续高热、腹痛腹泻、肝肿大并有压痛等症状达24天，而入院前一个月有下湖游泳史，出现皮肤瘙痒，白细胞和嗜酸粒细胞数明显升高。这些状况都符合血吸虫病的特征。经4个月住院治疗后上述症状消失，出院时医嘱中强调还要定期做肝功能和大便（血吸虫卵和含脓血与否）检查，因为只经过一个疗程的锑剂治疗不一定会完全杀灭血液内的成虫，预防症状的再次发作。医生还给3天休假，并注明在3—6个月内不参加重体力劳动。
而当时的连江县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值班人员昼夜坐班，无线电指挥网全时收听，保障指挥不间断；运用各种侦察手段，严密监视敌人动向，进行应急扩编，战备预备队和军区战备值班部队，按战时编制满员，指战员不准请假，所需装备补充优先保障；完成阵地配备；落实各项保障；部队人员、兵器、装备疏散隐蔽伪装；留守机构组织人员（家属，包括在非军事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都须向预定地区疏散；天上是风驰轰鸣的战斗机，火车日夜运输军火，公路上队队军车，激起滚滚烟尘，弥漫天际。军民各方都要完善行动方案，完成一切临战准备，部队处于待命状态。现代化的军事行动虽然没有杜甫的《兵车行》中描述的“车辚辚，马萧萧”的场面，但实际上更为紧张、激烈。
这位患者这样的身体如何能适应隔海仅几十公里就是敌占岛的最前线的紧张局面？隆隆炮声刺耳可闻，如何能抱着枪蹲守在坑道里坚持一级战备呢？
（五）讨论
1.血吸虫病潜伏期的准确数据 1964年，我国著名血吸虫病流行病学家、上海第一医学院苏德隆教授来闽指导工作。当他得知连江驻军感染血吸虫这一情况时颇有见地地指出：这一事例可作为人体血吸虫病潜伏期准确数据和军事行动中血吸虫病危害的例子。因为这批队伍确定是火车6月22日在岳阳停留3小时这段时间里下水感染的。血吸虫感染宿主后在宿主血管里第15—16天雌雄虫合抱，第24天产卵，虫卵经过8—11天发育成毛蚴，含毛蚴之卵分泌出炎症产物，并引起肠壁组织嗜酸性脓肿，出现腹部和消化道症状，脓肿破溃后虫卵进入肠腔，随粪便排出。虽然文献上报告的潜伏期早者有14天，但那只是早期童虫引起的发热、不适等症状。血吸虫尾蚴钻入皮肤引起的皮炎则只有1小时至2天。自感染到查见虫卵者有35—40天。
2.何处感染和因何感染 这批原来驻扎在西安郊区的部队，他们的籍贯都不是来自血吸虫病流行区。现驻地又没有发现钉螺，所以这批官兵被感染的最大可能是在转移南来经过两湖和江西时在血吸虫病疫区感染的。在他们所经过的地区中只有武汉、岳阳和鹰潭3个城市的郊区有本病流行，其中以岳阳为严重疫区，据调查全市钉螺面积达5亿平方米，患者数近10万，其中晚期患者6000多人，人群感染率达21.34%。而武汉和鹰潭郊区都是轻疫区，而且这支在岳阳停车的部队，由于天气炎热，乘坐的为黑铁皮的闷罐车，车窗又小又高，官兵衣服多次被汗水湿透，又被烤干，车厢形同蒸笼。在岳阳郊区停车时，官兵纷纷到离车站不远处的洞庭湖畔，面对碧波万顷的大湖，如何不兴高采烈，脱下被汗水湿透的衣服，接二连三下水游泳、擦澡，尽管岸边木牌上写着“血吸虫病流行区，禁止游泳”的告示，当地的群众也劝说不要下水，可是酷暑难当，而且这些久居北方的队伍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叫血吸虫，更不知其危害，大多数人不顾一切跳入湖水尽情地洗涤几天来的汗臭。下湖或接触含血吸虫尾蚴的湖水方式与时间并不一样，据1293人统计：游泳、擦身、洗衣服、洗漱、洗脚者分别占下水者74.4%、7.1%、88.2%、92.3%和88.9%（其中不少有重复行为）。在这些下水者当中，或多或少有全身性及消化道不适症状，在粪便检查中虫卵或毛蚴阳性者111人，阳性率达8.6%。此外，这些人中还严重感染蛔虫、钩虫和鞭虫，感染率分别达77.6%、36.1%和49.8%，自然，这几种虫绝大多数是在原驻地，甚至入伍前在家乡时感染的。
3.血吸虫病影响军事行动之典型例子 本次资料确切无误，调查由福建省寄生虫病研究所专家进行，事后整理成文。该资料可作为外来无免疫力人群进入疫区，仅仅在转移的途中接触疫水2—3小时就有近10%的人群受感染，而且感染是同疫水接触的时间、次数成正比例的。如在洞庭湖，2—3小时就有8.6%人受感染，如果在水中泡4—6小时，就可能有16.6%的人受感染，如果30小时，即可能是80%受感染。所以来自北方的曹操兵马在疫区内辗转数个月之久，毫无防备感染的知识与措施，不管是20万人还是83万人，都几乎不能逃脱被感染。自然感染有轻重，出现的症状也有差别，其中以高热、腹痛、腹泻（脓血性黏液便）的急性血吸虫病，未死者转为慢性血吸虫病，当劳累紧张之后可出现反复的血脓样黏液性腹泻症状，体力大为减弱。这样的队伍还能指望驰骋与拼杀于疆场、打胜仗吗？曹军在短时间内也无法调换病号和招募新军来替代，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只好狼狈逃回。
之所以说本事件是血吸虫病影响军事行动的典型例子，是因为其受感染的人群明确来自非疫区，进驻的营地也是非疫区，南来的队伍大多数是中国北方籍贯的非疫区，而且数量不是个别，而是上千人，明确受感染的也不是少数，重症患者送医院治疗数个月。这些资料都有全面而准确的记录并得到妥善的保存。比之国内外其他血吸虫病与战争关系的事例显得准确可靠。例如，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时说有数万人受感染，在当时一发千钧之际只是个估计或根据日后调查结果的推算。时间的跨度也比较大，远不是特指的3天渡江时间，必定包含渡江前下水的训练和渡江后在沿江沿岸驻扎时的受感染，而且后者远比横渡长江时为多。资料更为零碎分散。与之相类似的资料还有诸如美军在菲律宾、拿破仑军在埃及、英军在南非、日军在中国等无不受血吸虫病的感染和发病，自然也起着传染源的传播作用。这些都因为年代久远，资料散落、保留不善而不准确、不完整。幸存福建省1962年非疫区驻军暴发急性血吸虫病的事例资料完整、准确，自然成为开启血吸虫病影响军事行动的钥匙和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