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疾病的排除
古文字的简练和限于古人对疾病的认识，既不能准确指出当时所患疾病的病种名称，也不能具体而详尽地描述其症状表现。因此，应对可疑的疾病进行排除，作为曹军系血吸虫病所致危害的佐证或反证。
（一）疟疾（malaria）
俗称“打摆子”“寒热症”，是由蚊子传播的一种叫做疟原虫寄生在人体红细胞中引起的疾病。根据原虫的发育与临床表现分为三日疟、间日疟和恶性疟等，以间日疟为常见。恶性疟由于发作无规律，并可侵犯脑部等重要器官，所以最为危险。疟疾的症状始于发抖的畏冷，继以难忍的高热，之后大汗淋漓的退热而且反复发作。因病死亡的主要是恶性疟引起，但间日疟等造成体质下降，无法执行军事活动是十分常见的。因有人疑曹军在赤壁之战时所患可能是疟疾，所以就对这种疾病作较多的历史回顾和排除讨论。
如同西方将疟疾寓为“恶气”一样，我国古代亦多称疟疾为“瘴气”“瘴疠之气”。唐朝诗人白居易在《新丰折臂翁》中写道：“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隋书·孙万寿传》载孙万寿坐衣冠不整流配长沙（古代疟区），行前，他不胜悲楚地做一首五言诗赠别他的知己：“贾谊长沙国，屈平湘水滨。江南瘴疠地，从来多逐臣。”史料中有许多关于云南战事同疟疾关系的记述。《资治通鉴》载，“（唐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六月，待御吏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阁罗凤诱之深入，至太和城（今云南大理）闭壁不战。宓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乃引还。蛮追击之，宓被擒，全军皆没”。这些南蛮看来不但有很高的军事才能，而且对疟疾的流行病学也有深刻的认识，诱敌深入之后闭壁不战，致使对方饥病交加，又乘其败退之际追击之，其成功者无疑得助于敌军中的疟疾流行。显然，这也有双方免疫力的差别问题。
清朝的《云南备征志》载有：“由龙陵而下为芒市、遮放，各设有安抚司，炎瘴尤甚，九月间攻木邦线瓮团，不能守，入居遮放……杨应踞、李勋先以瘴卒。又载，清廷更命大学士付恒为经略大臣，阿木兖为副将军……进攻八莫。出金沙江，时水陆皆与敌会，大小数十战，各路皆捷，但阿木兖死于军中，天暑瘴兴，经略染病，引兵返扎铜壁关。”试想，两军相对，不胜于战，而败于病，小小疟原虫岂可等闲视之！“天暑瘴兴”乃是传播疟疾的蚊子在热天大量繁殖，疟原虫在蚊体内发育加快而使本病迅速蔓延，将帅尚为之所苦以至于死，况乎士卒，瘴疠之害，甚于敌军之刀枪！不但进攻云南者可受染发病，已在云南感染者也能将病原由于战事活动而传播到别的地方去。1923年，广东省河源县发生一次疟疾暴发流行，当地一万居民中有一半发病，七百多人死亡。其传染源是当年被孙中山先生所率领的起义军打败的滇军退到河源县，将云南的恶性疟疾带到当地传播开来。正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越南的美军，尽管采取了诸如物理、化学、生物的种种防护措施，调集了数以千计的各方面有关人员致力于研究对策，仍然无法控制疟疾在军队中的流行，特别是那些驻扎在南越山区、半山区的军队，即使在短短在2个月内亦几乎百分之百地受感染。据美国陆军部统计，自1966—1968年侵越美军患疟住院者达26367人，死亡者53人，第85后方医院自1965—1967年间就有5303名患者住院，其中91人有严重并发症。不但在越南发病，而且患疟疾的美军回国后陆续复发，在几年时间内引起加利福尼亚州的3次暴发流行。
抗日战争期间，军队和民众为疟疾所害更是普遍。在修筑滇缅公路时就因大批民工汇集引起疟疾的暴发流行，仅在龙陵至畹町镇一段路就有几千民工死于疟疾。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自1942年下半年到次年上半年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的美军约有50万疟疾病例，复发的患者使军队整师整师地脱离战场好几个月，因疟疾减员为伤员减员的5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在马其顿战役中，因疟疾减员者达16万人，驻巴尔干的联军由于断绝了抗疟药——奎宁的来源，病死者更多，12万法军中80%患病住院。
我们在这里列举古今中外的众多例子说明疟疾对战争的影响，但不等于说对每场战争都产生危害。所以，有的人说赤壁之战与血吸虫病无关而可能与疟疾有联系，可本书的看法正相反。主要理由如下。
1.疟疾乃流行广泛、普遍易感之疾 有人认为，“疟疾基本上是全国普遍性疾病，河南人、湖北人、四川人对疟疾都易感，军中一遇相互传播，容易引起大规模流行，导致军事的失败”。这里所说的河南人、湖北人、四川人系指曹军、荆州降军及刘璋援军这三部分人。不错，疟疾在这三部分人中易引起大流行。但使人无法理解的是：既然疟疾是全国性普遍性疾病，为什么只感染曹操系统的人群，而对于同样来自河南的刘备军队以及来自浙江、江西一带的孙权军队并不同样易感呢？既然是全国性的疾病，北方亦有之，曹军在未进入湖北之前是更适宜于疟疾流行的季节，为什么不是在这个时节发生大规模流行而是在进入湖北，按说系隆冬或是晚秋的时候才普遍发生、严重流行呢？如果曹军早就有大批疟疾病号，曹操又如何驱使这些患有严重流行病的大军南征呢？而这些病号大军又如何一路上惊震天下、所向披靡呢？
2.疟疾发病有休止期，血吸虫病几乎全年流行 有人为了说明曹军在赤壁之战时是患疟疾，引用了湖北省有关当地疟疾流行病学资料，认为疟疾在湖北传播季节从4—10月。那么，曹军是9月（农历，相当于阳历10月）进入江陵的，荆州降军也是此时才归附，刘璋象征性援军的前来也要更迟一些。这时候已经非常接近疟疾流行的休止期（气温在17°C以下），疟原虫在传播媒介（多种蚊虫）体内几已不能发育，怎能引起疟疾的暴发流行呢？为了否定曹军感染血吸虫，有人一方面说曹军“驻留江陵时，不是隆冬也是晚秋”，借以说明曹军是在血吸虫非易感季节驻留疫区的。但是为了说明是疟疾，却又说：“曹军当年……进入江汉平原与湖沼地区，都是在疟疾传播季节。”对此不禁要问：隆冬或晚秋是疟疾传播季节吗？众所周知，江汉平原和湖沼地区大多是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如果曹军在这些地区活动的时候是疟疾传播季，难道不更是血吸虫的易感季节吗？曹军在这里会因疟疾感染而造成暴发流行，岂不是更容易发生血吸虫的急性感染吗？同因气温低、疟疾流行进入休止期相反，秋季仍然是血吸虫感染的高峰期啊！
3.不能以援军前来与否判定病种 有人还以曹操到达江陵后“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的记述来作为曹军患疟疾的佐证。这是十分牵强的。一般地说，在战事中经常地补充军事力量和装备，只要可能差不多都在进行，在失利的情况如此，即使是优势的一方也是这样，因为与战事胜负相关的因素众多而且瞬息万变，难以保持不变的优势和常胜。所以援军可因主力的时疫而来，但其到来未必军中有时疫。在我看来，曹军征服荆州后声势大增，刘璋的“始受征役，遣兵给军”是慑于曹军的强大的威势下一种带有降服、至多是讨好之意的象征性表示，未必是真心真意的派遣大队人马和大量物资以支援的，而且这还只有在曹军保持强盛时候的一种应付行为，假如曹军业已疲病交加、软弱不堪，刘璋再愚笨，也不至于傻到那种程度，心甘情愿不远千里受征服、听摆布吧！
4.小队伍调动不足以说明大部队患病 有人问：“曹操为什么把大部分人员留在襄阳而只以少数人马追刘备，是否曹军营中已发生时疫？”这个现象更不能作为曹军中流行疟疾的证据。基于刘备兵薄将单，无须用大部队去包抄。特别是曹操为了避免刘备可能进占江陵这个重要的战略基地，就“释辎重，轻军到襄阳”。当他“闻先主已过”时，才又“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可见，曹操本来是想率领全军追刘备的，只是在争取时间上才仅率领五千骑兵前进，这是作为杰出军事家的曹操遵循军事上的“兵贵神速”这个基本原则的表现，并不是曹军患疟疾或其他疾病的根据。况且，使用骑兵的机动性战略转移和战场上陷阵冲锋是曹操常用而且制胜的拿手好戏，特别在与敌军主力会战之前，用骑兵突袭战消灭对方的前锋与别动队。如对主要对手袁绍、袁术兄弟作战前即有过这样的表演。在有名的官渡之战中，他先行攻破袁绍的别动部队颜良和文丑军团，以激怒袁军。在剿平黄巾军的战斗中，在攻打徐州的陶谦军队时，类似例子在曹操一生中简直是不胜枚举的。所以，赤壁之战先期阶段，南征追赶刘备的途中如果不是以五千骑兵而以数十万步兵同时开发，如何能做到“不顾疲惫”而“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三百余里”呢？无怪乎陈寿称曹操是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他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辩论书法，棋艺独到精深。对部属赏罚分明，“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予”（《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是位何等精明的集政治、军事、文学于一身的大家啊！
曹军留襄阳的大部队是不是长期驻留不动或是因为时疫病的病、死的死呢？不见得，如果是这样，那岂不是曹操仅仅以这少得可怜的五千兵马扮演一场轰动千古的赤壁之战？这区区的几千人队伍如何降服、率领庞大的荆州降军？又如何能够威震四方以至远在千里之外的益州刘璋也诚恐诚惶、心甘情愿地受驱使？曹操进驻江陵后曾有过许多活动。如他起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如他任命刘表的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还派人至武陵迎名士王隽之丧（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皇甫谧《逸士传》）。王隽年轻时与曹交好，后避居武陵，献帝时征为尚书，不就。刘表见襄阳袁绍强大，私下与之交往，王加以劝阻，后死于武陵。曹知之甚伤，定荆后，将之迁葬江陵，亲到江边迎柩，并表为先贤，表达对亡友的缅怀之情。
另外，曹操一些部将的传记中也有不少的记述，如《曹仁传》称：“从平荆州，以仁行征南将军，留屯江陵”。这些都可见曹操兵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并不短，完全有可能让在襄阳的军队赶来汇合并准备日后的东进，如果不是这样，那还有什么赤壁之战可言，也就没有必要讨论与之相关的疾病了。
（二）鼠疫（puflos）
这是一种由蚤传播的人鼠共患互染的烈性传染病，在历史上曾给人类造成极大的灾难。据研究，历史上全球曾发生过鼠疫大小流行达109次，公认的大流行有3次。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六世纪（527—565年），源于地中海附近的中东鼠疫自然疫源地，始发于西奈半岛和埃及新尼亚岛，经巴勒斯坦、地中海侵入西欧，远达不列颠诸岛，继而又传到北非，死亡人数约一亿人，高峰期每天死亡达5000—10000人。此次流行导致强大的东罗马帝国的衰退。由于本病始于埃塞俄比亚的汝斯丁王朝时期，因此以汝斯丁（Justinian）瘟疫的名称载入医学史册。此次流行亦波及中国东部沿海，但疫情不重。第二次大流行始发生在十四世纪中叶（1346年）的克里米亚半岛，两年后传到君士坦丁堡，继而至希腊、意大利，遍及欧亚大陆，以欧洲为甚，死亡达2500万，为当时人口总数的1／4，意、英全国人口死亡过半。此次大流行医学史称“黑死热”。第三次大流行始于十九世纪末（1894年）至二十世纪中叶，源于中国云南，经思茅、百色传入北海、钦州、雷州半岛至广州、香港，由海运散到全球60多个国家，传播速度远远超过前两次。好在此时已发现了鼠疫杆菌，明白了传染源（病人和病鼠）及传播途径（蚤），使灭鼠、灭蚤、隔离、检疫工作有效得力，所以在半个世纪就得到较为彻底的控制。我国史有记载的18省市区259个县发生过鼠疫。近代曾在21个省38个县流行，250万人发病，90%死亡。发病多的有云南、福建、广东3省，次为内蒙古、海南、黑龙江、台湾、吉林、广西，其余省份发病都在2万以下，如陕西、山东、河北等。
综上所述，可见在赤壁之战前未发生全球性鼠疫流行，而且鼠疫在敌我双方都可发病，这在拿破仑带领远征军占领埃及之后一场遭遇可为佐证。那是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期间为了使劲敌英国舰队失去地中海的供应基地，并为征服东方的事业打下基础，他调动12000人军队向东进行进攻叙利亚的冒险。这次冒险并不顺利，拿破仑不仅在数量上比英国、土耳其及土人联军少得多，加上易守难攻的城池、严酷的沙漠气候，特别可怕的是：进攻途中的军队里发现了鼠疫病例——那是败退的敌军把这致命的瘟疫传给追击他们的敌军。基于此，在法军占领雅法之后，拿破仑决定迅速直捣敌人的心脏——土耳其总督据守的阿克城。几经苦战，法军眼看着即可攻克这座顽抗的城池时，又被英国的援军打退了。在这场不寻常的战斗中，双方军队都精疲力竭。随着天气转热，越来越多的法军感染上瘟疫倒下了，以致士兵们拒绝踏着战友的腐烂尸体向城墙冲去，拿破仑不得不下令撤兵。
返回的路上处处是失败后的沮丧与埋怨，而且不断受到各部落的袭击。为了惩戒有的官兵对伤病员的疾苦与需要毫无同情心，他下令全军步行，包括他自己，以让出马匹来运输伤病员。正是由于他的权威，才制止了一些人想毒死瘟疫病员的企图（对此，也有的文献记述是他下令给这些患者服过量的鸦片以毒死而为军医所拒绝）。(https://www.daowen.com)
可以看出，自征战开始不久，直到撤退回归乃至于潜逃回国，拿破仑的军队始终为鼠疫等瘟疫所困扰。基于当时对这种传播迅速、死亡率高的烈性传染病有限认识，拿破仑深信这种病只有怕死者才会传染上的。他不但这样四处宣传，而且为证明他的见解并借以提高部队的士气，他曾亲自到被伤病员与疫病患者挤得满满的雅法回教寺院中去慰劳，甚至帮助搬运尸体，居然安然无事。
拿破仑大无畏自当别论，是否因为像他所说的不怕死就不会得鼠疫呢？非也！鼠疫根据临床表现不同分为腺鼠疫、败血症型鼠疫、肺鼠疫和其他类型鼠疫四型。腺鼠疫主要是淋巴结炎症，病菌通常不经蚤的叮咬是不会造成人间的直接传播。而肺鼠疫既有继发于腺鼠疫，也有原发者，病菌可随痰吐出，经痰与飞沫传播于人。因此，可以推测，当时叙利亚前线流行的该是腺鼠疫，拿破仑一身戎装，到收容患者的寺院去的时间短暂，所以没有被含有病菌的跳蚤叮咬而不被感染。也正因为如此，本病同鼠、蚤关系密切，往往是鼠间先传染发病、死亡，因死鼠体冷蚤跳到人体上吸血，将病原菌传染给人。所以本病在人间流行的高峰（春夏季）相平行，而在秋冬季则趋低。也就是说，假如在赤壁之战时发生鼠疫流行，那么，交战的双方队伍都会受感染，不会出现轻重的差别。
显然，这些只是事物的一方面，在今天看来，拿破仑能够幸免于感染实属非常；寺院内跳蚤能保险没有吗？腺鼠疫可发展为肺鼠疫，经呼吸可致传播，如何得以避免呢？尽管拿破仑智勇过人，限于当时水平，不能清楚地认识这种病，他喊叫的豪言壮语，只能以无知即无畏来形容。他入寺院的危险不在于战场第一线上同敌人正面对仗的战斗之下，他与鼠疫对抗的胜利，不是缘于他的不怕死，乃侥幸而已。
（三）斑疹伤寒（murine tyhus）
这是由虱传播的一种立克次体（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病原体）传染病。在战争史上因之危害的事例是很多的。田树仁主要依据曹操部属张熹在赤壁之战时派去解合肥之围时患疾，来反证曹军在赤壁之战时的疾病不是血吸虫病，而可能系斑疹伤寒之类疾疫猖獗流行的结果。在这里，我们首先应该弄清孙权发动围攻合肥的时间及其与赤壁之战的关系。特摘引《三国志》的记述并加以分析：《蒋济传》载：“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熹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武帝纪》：“（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到巴丘，遣张熹救合肥，权闻熹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吴主记》：“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权自率众围合肥……曹公自荆州还，遣张熹将骑赴合肥。”上述记载在时间上矛盾甚多。《武帝纪》将两次事件前后颠倒了，如果十二月发生的合肥之围在前，赤壁之战岂不成了建安十四年的事？孙盛对此早就指出：“《吴志》为是”（《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评》）。可见《蒋济传》所叙述的经过只能是：赤壁之战，曹军众因疾病严重而失利或失败，孙权才有可能松一口气并乘机于十二月围合肥，曹操派张熹去解围。“颇复疾疫”，可以理解为在原来赤壁之战时所患疾病的基础上复发或是再感染其他疾病，也可能是感染相同的疾病。会不会都是斑疹伤寒呢？我们认为，根据斑疹伤寒发病及流行病学特点及曹军危害情况，是可以排除曹军在赤壁之战时所患疾病为斑疹伤寒。由于本病是虱传播的，所以其流行同虱子的生物学密切相关。通常是冬季开始发生传播，于春季达到流行高峰。曹军在赤壁之战时已为严重疾病所危害，可见曹军中为疾病所害已非短时间。而赤壁之战决战发生时，差不多是斑疹伤寒流行的开始期，不会造成“吏士多死者”那样可怕的局面。因为斑疹伤寒之病原在虱子体内要经过数天发育才具感染性，而病原体进入人体后差不多又要经过十天的潜伏期才发生病状。这样看来曹军在赤壁之战初期即流行本病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当时天气尚不太冷。况且，本病系普遍易感之疾，一旦流行，难以用田文所说的曹操同孙、刘双方兵马发病与否乃在于两军对峙、客观上起“隔离”作用所能解释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战场上本病在双方军队中都有发生流行并非两军不是处于对峙状态，所以对发生于秋末冬初的赤壁之战时曹军所患疾病疑为斑疹伤寒应可排除。至于次年春张熹部队在解合肥之围时再次得病则不能排除是斑疹伤寒，但那是在赤壁之战时受血吸虫感染致急性发作、重症者死亡而余留的轻型或转入慢性期者再次感染得病的，前后两次疾疫，是前者影响后者，两者间病种无逆倒关系，不能以“颇复疾疫”所得的病种来推断，更不能因之排除在赤壁之战时所得的疾病。
（四）霍乱（cholera）、痢疾（bacillary dysenter）和伤寒（typhoid）
霍乱为烈性传染病，印度的恒河流域下游为世界性疫源地，在1817—1923年一百多年间造成6次大流行，1923年后又局限于恒河流域。我国近代记载是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由印度传入。三国时期长江流域有没有这种疾病呢？尚有待考证。而痢疾是急性传染病。与霍乱一样，都是传染快、死亡率高、发生于夏秋季由食物、水经口传播的，在集体人群中更易造成暴发流行的胃肠道传染病。霍乱则传染更快、发病更严重。但其季节性强，潜伏期低，又是普遍易感之疾，不会发生在秋末之后流行，也不会独对曹操兵马为害的，所以可以排除之。
霍乱的发生，不但对疫区人群造成严重的健康和生命的危害，在近现代港口检疫与隔离制度建立以来，对本病的流行扩散起到很好的制约作用，但因封港及禁止人员往来，物资流通受阻，使国际政治，尤其是经济贸易受到莫大的影响。
痢疾主要包括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amoebic dysentery）两种，分别由痢疾杆菌和阿米巴原虫引起。由不洁食物及手的污染而携带病原体经口传播的传染病。主要发生在胃肠道，有胃腹胀、闷痛、拉痢等症状，拉痢每天数次至十多次不等。而阿米巴痢疾往往出现有便意，而又排不出，反反复复，痛苦不已，即所谓“里急后重”的特殊症状。细菌性痢疾多发生在夏季炎热时节，因微生物大量快速繁殖，使食物易腐败并扩散传播。阿米巴痢疾的病原体是原虫，因生存环境条件的不同形态经常发生变化，故又被称为变形虫，其发生感染的季节性不强。由于赤壁之战在曹军南征时已是秋七月，续后的冬季，都不是细菌性痢疾的流行时节，所以流行本病的可能性不大。而阿米巴痢疾感染多是散在发生，发病与否同感染的轻重程度以及个体身体状况有关，通常是时好时发的反复的慢性过程。很少集体暴发。所以这两种病与史料中记述的曹军在赤壁时受疾病危害的记述有很大的距离。
伤寒是由伤寒杆菌或副伤寒杆菌引起的伤寒或副伤寒。病原体通过水、食物经手—口吞入传播。主要症状为特殊的高热为主，自然病程四周，第一周为体温上升期，第二、三周为持续高热期（医学名词为弛张热，体温在39—40℃），第四周为体温下降期。病原体侵犯的主要部位为小肠，本病主要病理变化也在小肠，故又称之为小肠炎。很容易发生肠穿孔性腹膜炎并发症。这种病多发生在夏秋季，此与该病菌在高温的季节里极易繁殖有关，也容易使食物腐败。此种疾病的扩散主要经水传播，并可长期在疫区流行。患者体内带菌并成为传播源而感染别人。最为著名的故事是：英国一名为玛莉的妇女体携带本菌时达数十年，因接触她而被感染的发病者达数以百计，有人因之造出“伤寒玛莉”这个医学术语。但这只是个别病例，而引起流行、暴发感染则有明显的季节性，在赤壁之战早期即是本病流行季节的后期，而且隔离困难，对作战双方都是普遍易感，不会单独对曹军产生危害的。
伤寒与汉代名中医学家张仲景的名著《伤寒论》并无实质性的联系，张仲景的论著中的伤寒概念泛指常见的热病，并非专指伤寒杆菌引起的病，汉朝末年还没有发现伤寒杆菌（这是近代显微镜发明使用、细菌学一系列研究建立以后才有可能的事）。
伤寒、副伤寒（后者症状、特征与临床表现等与伤寒近似，只是略轻微，但病原体特性是有明显的差别）发生流行有明显的季节性，炎热天气为多，以食入未经彻底加热处理的腐败性食物引起污染所致。人群对本病普遍易感。考虑到赤壁之战整个自秋季开始，已是本病流行下降期，故不至于在冬季发生严重危害，更不会独对曹军以危害。
（五）钩端螺旋体病（leptospirosis）
这是一种人兽共患互染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可先在动物中流行。人群接触疫水可被感染。但本病疫区比较局限，集体暴发多发生于夏季洪水之后，秋末即少发生，对人群普遍易感与发病，所以其不可能是赤壁之战时造成曹军大患的疾病。
（六）流行性出血热（epidemic haemorrhagic fever）
这是一些以鼠类为主要传染源的昆虫传播的传染病，一年均可发生，但以夏秋季为主，但流行范围多局限，普遍易感，不会单独对曹军以危害。
（七）流行性感冒（influenza）
本病传染性强，多发生于冬春季的呼吸道传染病，人群的集聚更促进传播。但本病的临床表现以疲乏、周身疼痛以及上呼吸道的流涕、喷嚏、咳嗽为多见，多低、中程度发热，病程短，很少危及生命，不会发生“吏士多死者”那样可怕的严重局面，而且是普遍易感之疾。所以赤壁之战时即使有本病，也只能是次要的疾病，所导致的影响与危害也是轻微的。
话说回来，上述7种讨论排除的疾病并不是说曹军在赤壁之战时这类患者一个都没有。以疟疾为例，曹军众（决不止于曹军）可在流行季节里（相当于曹军自河南进入湖北之前的夏秋季）于疫区内感染发病以至于流行，当他们进入湖北之后逐渐接近疟疾流行的休止期，流行势头自然减弱至终止，而在冬春季节可有个别的复发病例。如同上述6种疾病中亦可能有个别病例，但危害性均有局限。这样认识正如主张曹军系因血吸虫急性感染为其主要致败原因，并不排除其他诸多的原因和因素，包括不排除疟疾等在内的其他疾病。可以想象，大军征战，长期在他乡异域中奔波辗转，受多种疾病的侵犯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其中主要疾病是什么则应该探讨、明确，而不可含糊或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