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水军更多受血吸虫病危害

1852年底，太平天国军队进攻益阳、岳州，得到大批船只，遂建水师，千船万舸，蔽江而下，控制了千里江面，后由武汉进攻南京。

曾国藩组建的五千人湘军，分为10个营，加上绿营兵的配合，仍然抵挡不住太平天国军队的北伐与西征，屡败于太平天国军队，这使曾国藩大为困惑不解。恰在此时，又是好友郭嵩焘告诉曾国藩：要战胜太平天国军队，非建水师不可。所以，曾国藩奏请朝廷，获四万两拨款。恰巧老家遇大旱，民众谋求出路，故有“投靠老乡曾国藩，有吃有喝也有穿”。纷纷应募投军，于咸丰四年（1854年）初，水师成军。

曾国藩并在衡阳建造船厂，很短时间里，就有各式战船700多艘，装有大炮470门，新式洋炮320门。从而，曾氏水陆相辅，功守兼备，在与太平天国军队战斗中虽然胜败互见，曾国藩在洞庭湖和鄱阳湖两次大败，都想投水自杀，被救。当然，这都不是水军之祸，而是训练不够的结果。随着时间和实战的经验，湘军逐渐转弱为强，占了上风。

训练水军，对曾国藩这样一位白面书生来说确是陌生事。好在他有知人之明，仿效刘备三请诸葛亮的办法，诚邀文武双全而又熟悉水军的彭玉麟来当水军的首领。在他率领下，开展了训练，具体做法有这么几个方面：①在临水的地方建立基地；②训练兵勇适应江河湖泊中随波逐浪的颠簸起伏；③随时应付落水和在水中搏斗，所以要学会游泳、潜水，变成“浪里白条”式玩水好手；④学会利用水流、风向的排兵布阵和进退；⑤除了长矛、大刀等冷兵器之外，还要装上土或洋的枪炮，使这些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热兵器发挥更大威力。如此这般，比之陆上的军队，更多地同水接触，且含有虫卵的粪便也随时入江河湖中。于是，在江滩湖边的基地上的水军在驻守、训练、生活、作战时就会因为长期而经常与水（疫水）接触，就易于被密布于这些水域中的血吸虫感染并引起发病。曾国藩深知长沙、新宁一带的民众交游和见识广，难以管理，故不招募这一带的农民，而收老家的民众。而老家来的队伍多不会游泳，这就要更多地下水训练，势必增加同水的接触，自然也就增加了被感染的概率。不断的招募和战斗或因病而死的减员交替着，血吸虫病的危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https://www.daowen.com)

曾国藩的水军先后在江西的鄱阳湖（内湖）湖口县和安徽的巢湖建立水军根据地，在江河湖汊中进出周旋，基地以前者为主、为久。而湖口县是江西省35个血吸虫病流行区中较重的县份，人群的粪便虫卵或毛蚴的检出率达22%，相邻的彭泽县为45.95%（就是接近半数的人群都感染得病），阴性者中难免还有漏检者。咸丰五年（1855年）三月二十日，他给4个弟弟的信中这样洋洋得意地描述在江西的水军基地：“余办内湖水师，即以鄱阳湖为巢穴，间或出江剿贼，亦不过以三分之一与之鏖战。剿上游，则在九江、武穴、田镇等处游弋，不出湖口200里之内，利于久战，不利则回鄱阳湖巢穴之内；剿下游，则在彭泽、望江、安庆等处游弋，亦不出湖口200里之内，利则久战，不利则亦退鄱阳湖巢穴之内。如此办理，则上游武汉之贼与下游金陵之贼中间江路被我梗阻一段，其势不能常通，亦足以制贼之命。”

可见湖口水军基地之重要，有利则战，不利有退路，可窝藏。既是战略基地，又有灵活多样的战术应付各种情况。

巢湖因注入长江的流水急，不易使生长在长江岸边的钉螺随水流逆倒至湖内，故虽为我国第五大湖，但疫情并不严重，巢县的人群感染率仅4.9%，患者数也不到5000例。但根据地为常驻地，必须训练、出征，活动在长江中游的一些人群感染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县份，如含山（17.58%）、马鞍山（14.90%）、铜陵（19.27%）、桐城（57.50%）、繁昌（49.27%）、宿松（16.20%）、望江（19.92%）、怀宁（22.20%）、休宁（28.02%）、绩溪（22.06%）。虽各地的感染率轻重不一，但在这些地区周转活动，很难避免不被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