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湘军与太平天国军队在金陵交战时——患病与病死人数的推算及世暴界性发第三霍、第乱四次大大流流行行...
对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和受清政府指令由曾国藩、李鸿章组织的湘军、淮军之间的对抗，中、西方的认识与文献上都有明显的差别，但也在不断变化中。西方世界支持太平天国者认为其有基督教信仰，是能让汉人摆脱满人统治的解放者。但当他们发现洪秀全所宣扬的基督教和洪仁玕并不相同（仁玕为洪秀全堂弟，熟悉正统基督教教义和内涵，但他只是受洪秀全一段时间的信任，曾被封为权力仅次于洪秀全的总理之王，但很快就被冷落且放弃了他的政治主张），所以在支持太平天国上就发生怀疑和犹豫，终至反对。而清王朝则始终认定太平天国是犯上作乱的叛贼、叛军。曾国藩、李鸿章的最终取得胜利，为清廷建立了不朽之功勋，被加官晋爵，视为晚清中兴能臣。
后来的政治家和史学者对太平天国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孙中山从幼年即承先人指教，认为洪秀全是驱逐满人的英雄；新中国的史学家也认为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军和革命者。
对这段历史，中、西方学者在是谁挫败太平天国军队上也有争议：中国人通常认为是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湘军与淮军，对华尔和戈登的洋枪队着墨不多，只是作为湘军与太平天国军队交战时的陪衬而已。但西方学者则相反，强调了洋枪队的作用，都将华尔和戈登当作英雄。
很多文献认为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所以是杀人魔王、是汉奸。晚近依靠他的家书、日记，对他作较多的正面评价，从他的道德、修养，坚毅的性格，克制的精神，对待君主、朋友、社会、家人等等方面，多秉承儒家道德的传统而成为圣人典范。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言之凿凿。好在这些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要点，我们只想借助文献对金陵的湘军与太平天国军队在1862—1864年，尤其是1862年的交战时患严重霍乱流行的记述加以整理，以作为战争与疾病关系的篇章。
霍乱是因摄入的食物或水受到霍乱弧菌污染而引起的一种急性腹泻性传染病。与鼠疫、天花一起被列为三大烈性传染病，每年全球有300万—500万霍乱病例，有10万—12万人死亡。霍乱在世界各地的流行难以断绝，据2017年12月CCTV新闻联播，近年来在也门因战乱受霍乱感染发病人数高达100万人，虽然现在已有抗生素和输液抢救，但仍然有近2000人死亡。
霍乱的发病高峰期在夏秋季，霍乱弧菌能产生霍乱毒素，造成分泌性腹泻，即洗米水状的粪便，能在数小时内造成脱水甚至死亡。以发病急、传播快、波及范围广、能引起大流行为特征。
二十世纪，我国流行病学和医史学先驱伍连德、余云岫和日本学者井村哮全等，对霍乱在我国历史上，特别十九至二十世纪的几次流行进行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指出早在汉朝以前就有霍乱这个名称，但病原学的证实始自1817年。流行病学的资料并不完整，也不准确。都认为该病源于印度，系因印度人沐浴、游泳、饮用都取自恒河，加上气候炎热，本病终年流行，据1903—1911年统计，印度有400万人死于本病。
到二十一世纪初，吴建华、余新忠、李玉偿在博士学位论文或论文中，广泛收集江南各地方志中的许多疾病的记述，仔细分析传染病在人口变化中的危害作用，其中霍乱为重要的病种。
1817—1902年，全球发生6次霍乱大流行，但每次大流行的发生地、患者数和死亡数不是非常确切。也有文献称霍乱在世界上曾经有过7次大流行，前6次在一百多年前，主要是古典生物型，第七次流行一般认为是从1961年至今，此次流行的分型主要是爱尔托尔型流行。
查阅史料，1862年，曾国荃与李秀成率领的各自军队，在南京城南雨花台前展开激战。交战双方都暴发霍乱流行，但太平天国军队无记述资料，无从查考；而湘军遭霍乱危害主要靠曾国藩家书和日记等记述。我们特以此为基础，参考相关资料，推算交战双方发病数和病死数，并认为世界性霍乱第三、四次大流行宜合并为第三次。
第一节 曾国荃带领的湘军向金陵进发
曾国荃是曾国藩的四弟，在族中大排行为第九，字沅甫，故曾国藩在书信中多称九弟、甫弟。他是在屡次考试不中的情况下，为解长兄因兵、粮皆缺被太平天国军队围困江西之危，年过三十才出山，加入招募和训练湘军的行列中。先打下吉安，接着又乘胜攻克安徽省省会安庆，顿时声名大振。由此他也认为行军打仗虽然危机四伏，但在夺取功名利禄上要比走科举入仕之路便捷简单。有了几次攻城夺垒的经验，按曾国藩的布置，1862年，他组织四路军马齐头并进会师，力图一举攻下金陵。主攻是曾国荃，西路一支由满人多隆阿先攻庐州后合围南京；东路由鲍超攻宁国后转向金陵；北路由安徽巡抚李续宜突破阻碍攻向南京。不料几路兵马，只有曾国荃的一万八千人队伍所向披靡、势如破竹，直达南京城南。而其他三路，旗人多隆阿的蒙古骑兵骁勇非常，在攻打安庆时出力颇多，战绩卓著，而曾国藩向朝廷的报告时突出的是其弟曾国荃等人。所以，他不再为他历来看不起的曾氏兄弟卖力而使他们锦上添花，所以在打下庐州后坐等观望。而鲍超遇到强敌，李续宜刚准备出师，接父丧之信，急忙回家奔丧，接着自己重病死亡，这一路又落空了。这样抵达南京城外的曾国荃成了深入敌阵的孤军，只是莫大的名利诱惑使他虽处险境而不愿退却。
第二节 湘军突遇严重瘟疫
湘军遇到意料不到的瘟疫，进攻金陵的曾国荃、在皖南的鲍超率领的东路军和在浙江作战的左宗棠等的处境都极为困难。瘟疫传播之快，范围之广，危害之大，前所未有，殃及驻地民众，惨状非常，不能用常见病所能解析得了。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中的有关记述成为分析与讨论当时官兵患病和危害的基础，现将之摘录并作简要的注释。
（1）所虑者夏月士卒多病，恐队伍单弱。（同治元年六月初八日致沅弟、季弟书）
【注：曾国藩预见而顾虑夏秋季瘟疫流行致军力下降，这是他多年带兵中得出的经验教训。】
（2）季弟病似疟疾，近已痊愈否？吾不以季病之易发为虑，而以季好轻下药为虑。（同治元年七日二十日致沅弟、季弟书）
【注：季弟，即曾国藩的小弟曾国葆。小弟体弱多病，在战事紧急，对身体影响更大。如果是疟疾，病程虽长而且可反复发作，但致死者少，发作10次左右就产生免疫而终止了，其危害远比霍乱、伤寒病为轻，故百姓称之为“太平病”。军营中患者多，病种也多。其中疟疾痊愈得较快，如果是常见的间日疟，发作5—8次，也就是10多天半个月会逐次减轻后中止了。这就是曾国藩说的国葆‘疟疾速愈”。但该病只是这次瘟疫大流行中的小插曲，是许多种疾病中的一种。信中的鲍营指的是湘军名将鲍超，曾国藩的左膀右臂，东路军的统帅。他和曾国荃营中的大量患者不光只是疟疾，而是比疟疾严重得多的瘟疫，同时有好几种疾病混合感染与发病是常有的事。】
（3）不知季病痊愈否？各营平安否？（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给国荃、国葆书）
【注：小弟久病，而所带的各队病者亦多，令人不安。】
（4）余寸心忧灼……一则以弟营与鲍营病者太多，为之心悸，二则各县禾稼，前伤于旱，继而蝗虫阴雨……幸季弟疟疾速愈，大为欣慰。（同治元年七月二十八日致沅弟、季弟书）
【注：曾国藩为老九和鲍超的军队中病者太多而忧愁，加上旱、蝗、水灾造成的欠收，大军之筹粮艰难之至。季弟疟疾痊愈，乃休止而非痊愈，老大高兴得未免过早了。】
（5）沅、霆两军病疫迄未稍愈，宁国各属军民死亡相继，道殣相望，河中积死生虫，往往缘船而上。河水及井水皆不可食。其有力者，用舟载水于数百里之外。臭秽之气中人，十病八九。诚宇宙之大劫，军行之奇苦也。（同治元年闰八月初四日，给澄弟书）
【注：这是曾国藩给在老家弟弟的信，描述贴切、深刻，将疾病的危害写得惊心动魄。说明瘟疫先在军中流行，很快传到民间，两者互相传染，不断加重。被污染的河水、井水不能饮用，这是一幅令人恐惧的战争与瘟疫流行留下的惨象啊！瘟疫使军民一样不能幸免，哀鸿遍地，苦不堪言！】
（6）陕西大乱，死者已四五十万人，较三江、两湖之劫更巨……又不料弟与鲍、张各军病势如此之甚也……病疫乃是天意，弟与鲍张朱唐各军皆病，多军东返，遂能保其不大病乎？（同治元年闰八月十六日，1862年9月9日给国荃书）
【注：陕西大乱，指的是回民造反，滥杀官员和汉人。曾国藩深知金陵的老九和皖南一带的鲍超等都是在瘟疫之地。多军，指多隆阿，因不愿久居曾国藩属下，借赴陕镇压回民造反而离开湘军，但曾国藩还为他回归时染病而担忧。】
（7）各军士卒多病，迄未少愈……沅叔营中病者亦多。余近日癣疾复发，不似去秋之甚。眼蒙则逐日增剧。（同治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谕纪泽书）
【注：这封给儿子的信，从头到尾都是说病，军中病人复，而困扰自己毕生的银屑病（牛皮癣）又发作，加上老眼昏花，无可奈何啊！】
（8）沅弟金陵一军危险异常，伪忠王率悍贼十余万昼夜猛扑，洋枪极多，又有西洋之落地开花炮。鲍春霆至芜湖养病……病者极多。（同治元年九月初四日，给国潢、国荃书）
【注：战场上炮火激烈，危急万分，军中患者多，连统帅（指鲍超）都不能幸免，无法继续在前线指挥而退移到后方疗养。加上敌方的炮火猛烈，真是万分危急啊！】
（9）忠逆一股……凶悍之至，该逆欺弟军全不能战，弟若能挑得七千不病之勇，出壕与之力战一次，亦是一法……弟与诸营官熟商行之，如无病者不满七千，则难作此计矣。（同治元年九月初四日，1862年10月26日给国荃书）
【注：对抗顽敌包围，曾国藩要老九组织没有患病的队伍七千人，冲出包围突击出去，曾国荃日常率领的军队近二万人中，病者极多，能否挑选出无病者七千人的攻略都成问题，战斗的进行与否取决于队伍中患者之多寡，可见湘军中疫病之重、影响之大。】
（10）营中病卒虽多，而军心尚固。（同治元年九月初五日，给国潢书）
【注：曾国荃率领的湘军攻破城池后的抢掠已成惯例，围攻金陵的湘军心知肚明，对打下金陵的奖赏寄予厚望，莫大的诱惑在官兵的心中荡漾，因而虽然面临严重疾病的流行，还没有使军心受到严重动摇。这是管理、信念、诱惑、许愿兼而有之，致虽处厄境，仍不至军心涣散。】
（11）接初一日信，知已稳守十昼夜，曾岂凡之病伤亦得救全，至慰至慰……石清吉病莫能兴……（同治元年九月初七日，1862年10月30日给国荃、国潢书）
【注：曾国藩为部属不因重病而溃退、坚守阵地和有的队伍病后恢复而深感告慰，但也对有的队伍因病不振作而感叹。】
（12）缩营之说，我极以为然……霆营现以病者安置城内，尽挑好者扎营城外，亦是一法。弟处或可仿而行之。将病者、伤者全送江北，令在西梁、运漕等处养息，专留好者在营……又将病伤太多之营缩而小之，或以而营并一之……（同治元年九月十一日，1862年11月2日给九弟国荃书）
【注：如何处置军营中诸多的病号呢？曾国藩发现有的将领对队伍进行分类，把患病的与健康的分开，并将前者送到安全的后方去疗养康复，或者减员缩编。目的是使军营中病员不至于太多而成为累赘影响军心，保持第一线作战队伍的战斗力。曾国藩的这些意见总的着眼处是将病伤者同健康者分开，以节省物耗与避免不良情绪。可老九的兵力过少，只好将病弱者留营守卫，没病者巡营，为图固守。故不能按鲍超的方法，反而将病、衰者留守军营作守卫，而健康者到战壕第一线，以应付困局。】
（13）现在金陵之贼数近二十万，业经守二十日……病者太多，十分可危。（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谕纪泽书）
【注：重兵压境，持久不退，病员太多，岌岌可危。】
（14）鲍军病者死者，比之金陵更多，又有新河庄之挫……霆军之元气大亏，威望亦损。（同治元年九月十五日致沅弟书）
【注：鲍超是曾国藩的左臂右膀，其军病者死者尤多，弱兵连续败仗，元气、声誉俱损。】
（15）春霆来信，病已全好。（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五日致沅弟）
【注：显示这一年的瘟疫流行期接近尾声。】
（16）宁国霆、凯两军，本较之弟军病者更甚，死者更多，凯章之病近更沉重，渠信来有“难支一月，料理后事”等语，可悯可敬。霆军病故猛将，如黄庆伍、华翰之类，不可再得。吾前专忧虑弟处一军，今又深虑霆军矣。（同治元年十月初一日，1862年11月22日给国荃书）
【注：曾国藩原先只为老九围困金陵的军队担忧，而在皖南作战的鲍超的军队得病之重超过老九之军，使他更加不安。军中病者多，死者自然也多。不但士兵，带队的猛将、官员都不能幸免或逃避。将士不是死于战场上敌人之刀枪，而是倒下流行的疾病之中。曾国藩为之无比感叹、惋惜和担忧不已。】
（17）吾观霆军之布置散漫，主意慌乱，人心离怨，恐此次必难支持；而其病者死者比他军独多……各军秋间之多病，霆营目下之难支……（同治元年十月十三日，1862年12月4日给国荃书）。
（18）霆军当士卒大并之后，布置散漫，众心颇怨，深以为虑。（同治元年十月十四日，1862年12月5日喻纪泽）
【注：经夏秋两季长时间、不断发生的疾病和死亡，严重疾病使军队难以保持长久的稳定啊。何以有“各军秋间之多病”这一情况呢？这合乎夏秋季是霍乱、伤寒、痢疾、血吸虫病的夏秋季消化道传染病流行与感染的高峰季节。夏季天热，游泳、洗澡等用水多，被水中看不见的霍乱等病菌和血吸虫幼虫侵入的也多，经过1—2个月的潜伏期出现种种典型症状。霍乱潜伏期短，很快发病，几种疾病混合叠加，犹如雪上加霜，故秋间患者多，危害也更深重。书写这两封信已是旧历十月中旬，内容和字句几乎一样，因为是对不同的收信者写同一内容。在长江流域的气温已低，应是霍乱等流行的后期，即休止期，信中所说的患者情况应是几个月前的事，只是瘟疫留下的影响非短时间就可消除啊。】
（19）余近来心绪忧灼，迥异往年。前以金陵兵勇三万余众，一有疏失全无归路。（同治元年十月十六日致季弟书）
【注：这是湘军在金陵之确切数字，应该是老九的近二万人，加上国葆的五千人及以后陆续增补者之总和。】
（20）季弟究系伤寒症否？近大愈否？吾每以季之多病为虑。（同治元年十月十九日致沅弟书）
【注：前说是疟疾，今说是伤寒，都是发热病，今已入冬，都不是这两种夏秋季流行的病种，不能不怀疑是慢性血吸虫病，季弟之病成为疑难之症，难以确诊。】
（21）季弟病沉重之至……今年各营疾疫，过于伤感。（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五日致沅弟）
【注：一直挂念季弟的病况，依然惊怵夏秋之瘟疫。】
（22）接弟十八日辰刻信，知季弟溘逝，哀恸曷极！（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沅弟书）
【注：季弟病在7月20日即有记述，最初疑为疟疾，时差时重，未完全康复，后又疑为伤寒，11月，都过了这两种热病的流行期，何以致发病4个月后不治身亡？病种成为疑案，同其素来体弱、加上战事紧张，久病而难康复有关。曾国藩在同太平天国军队作战中连失国华、国葆两弟，哀痛不已，他给国葆写了多幅挽联，其中有：“英名百战总成空，泪眼看河山，怜予季保此人民、拓此疆土。慧业多生磨不尽，痴心说因果，望来世再为哲弟、并为勋臣”。情深意切，概括全面。】
（23）弟近日肝王（旺）动气，此系忧劳太过之故……弟肝气王（旺），最易伤人。（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一日致沅弟书）
【注：曾国藩最关心老九的肝病。】
（24）几年后，曾国藩在《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中写道：“我军薄雨花台，未几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一天暴毙，数人送葬，比其反而半赔于途。以至病人无人侍药，甚至一棚之内无人生火做饭”。
（25）王定安在《湘军记》称：“金陵围师亦苦疠疾，闰八月，疫犹未已，军士互传染，死者山积。”
【注：闰八月，换算公历应为10月，已是秋末，疫情居然还这么严重，“死者山积”不会只是形容词。】
（26）吾所最怕者年荒米贵，统辖近九万人，若无米可食，岂堪设想！（同治二年正月元旦致沅弟书）
【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27）吾昨令营务处点名，共四千六百余人。闻精壮者不甚多，可汰者占三分之一。（同治二年正月初三日致沅弟书）
【注：可见湘军是将募招健壮者取代病残者为经常性操作，这样，队伍虽没有扩大很多，但减少拖累而保持战斗力。】
（28）肝气发时，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惧。（同治二年正月二十日致沅弟书）
【注：所谓肝气，可能指脾气大，易发怒。实质为肝脏受病原体侵袭致肿大、不适、胀痛等症状。曾国藩和老九均有此症且不时发作。不像是病毒性肝病，也不像细菌性、阿米巴肝脓肿。同血吸虫病相似，虽然血吸虫寄生在门静脉系统，但致病性的虫卵并不侵犯肝细胞，所以肝功能变化不大，虫卵的阻塞、堆积致肝肿大、不适、闷痛。而且血吸虫在宿主体内寿命不长，故老九活到70多岁。】
（29）饷项十分窘迫。鲍军因无饷可支，逃者至千余人之多，病者又二千余人。粮缺病多，处境艰难。（同治二年四月初三日致沅弟书）
【注：既缺饷，又多病，军心不稳，逃兵就成为自然的事了。】
（30）李宝贤带来六百余人，据称精壮老勇，意欲另开一营，余断不允。弟处每营病者百余人，如需补缺之勇，则飞速寄信。（同治二年四月初十日致沅弟书）
【注：一营五百零五人，病者百余人，占20%以上，这是去年瘟疫留下的后遗症。】
（31）饷项奇绌，不宜作添兵之计。（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致沅弟书）
【注：这是长期困扰曾国藩的难题。】
（32）李少荃近日军务极为得手，大约苏杭两处必有一克……惟饷项奇绌。（同治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致沅弟书）
【注：一喜一忧。】
（33）口粮极缺，则到处皆然。兵勇尚有米可食，皖南百姓则人食人肉矣。（同治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致沅弟书）
【注：兵荒马乱之季，军民皆苦，百姓尤甚。】
（34）现在各路军事平顺。（同治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致澄弟书）
【注：可见五月底还无疫情。】
（35）此间……惟闻金陵沅、霆两军又复多病，霆营尤甚，春霆本身亦病，深为焦虑。（同治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致沅弟书）
【注：这是今年以来首次关于军队中瘟疫之记述，可看作是去年瘟疫之死灰复燃，深为恐惧。】
（36）江西已一律肃清，惟兵勇病痛尚多。（同治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致沅弟）
【注：比六月中旬信中所述更严重。】
（37）十三日接弟初十日书，具悉一切……弟信中有云肝病已深，痼疾已成，逢人辄怒，遇事辄忧等语，读之不胜焦虑……余自春来，常恐弟发肝病……此病非药饵所能为力，必须将万物看空，毋脑毋怒，乃可渐渐减轻。（同治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致沅弟书）
【注：怒、忧、怨、气，都是性情、脾气、情绪之表现，与肝脏的器质性疾病关系不大，没有肝脏的病理变化，主要是心理状态，由忧虑产生的急躁、愤怒同肝火过旺无关，但可因情绪变化引起肝区闷胀、不适甚至疼痛等症状，更像是血吸虫病所引起，血吸虫寄生在肝脏为中心的门静脉系统血管中，所产的虫卵是危害最大者，其卵壳内的毛蚴可释放出毒素引起机体、组织以嗜酸性粒细胞引发化脓为特征的病变。但肝脏不像肠壁那样，脓肿破溃后虫卵可混入血脓进入肠腔随粪便中排出，而肝内虫卵毛蚴死亡后堆积在肝毛细血管中，引起阻塞、压力增大，致肝肿大、胀痛、沉重不适感等。但虫卵对肝细胞损害不大，所以肝脏的功能影响也不大，随着不再重复感染，体内免疫力的产生和虫体的死亡（多为二三年），加上休息、营养等改善，危害可减轻，故老九活到70多岁。如果是病毒性、细菌性或阿米巴肝脓肿一类疾病，恐怕要严重得多。】
（38）到金陵后曾寄一信……沅弟热毒十愈其六，精神已经复元，营中疾疫又作，新营较多，老营尚属平安。（同治三年七月初四日致澄弟书）
【注：这是连续第三年有关瘟疫的首次记述，先前或已有发生流行，只是被激烈的攻打南京城的战争掩盖而忽略了。新营患者多于老营，说明老营队伍的兵士有一定免疫力。
战争结束之后，疫病的危害就突显出来，故在七月初八日给纪泽的信中有“营中疾病尚多”之语。】
李玉尚在《传染病对太平天国战局的影响》一文中对霍乱之危害引用较多曾国藩的书信、奏章，特转摘几条。
同治二年曾国藩在给金竹虔的一封信中说：“自辛酉秋至壬戌夏，军事颇顺，论者以为廓清有期。”然而，同治元年七月之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逮六月间秦中回变，多军西行。七月以后大疫，以后大疫遍作，士卒十丧四五。自是贼氛弥炽，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
【注：“秦中回变，多军西行。”指陕西回民造反，不满曾国藩的原部将多隆阿趁机带兵离开湘军，使湘军实力大减。接着瘟疫横行，令曾国藩叫苦不迭。】
翌年给刘霞仙的信中，他对同治元年秋天开始的疾疫仍然心有余悸。他说：“去年春夏事机颇顺，秋冬以来，奇险环生，至今尚在惊涛骇浪之中，尤可痛者，疾疫物故万有余人，其中良将循吏有裨时艰者，勋折十余人。”
【注：这封信说的还只是去年（同治元年）瘟疫所造成的危害，以致难以忘怀。】
“大江南岸各军疫疾盛行，臣于八月二十九日附片具奏在案。近日秋气已深，而疾病未息，宁国所属境内最甚，金陵次之，徽州、衢州次之。水师及上海、芜湖各军亦皆厉疫繁兴，死亡相继。鲍超一军，据初二日开单禀报，除已痊外，现病者六千六百七十人，其已死者数千，尚未查得确数。宁国府城内外尸骸狼藉，无人收埋。病者无人侍药，甚至一棚之内，无人炊爨，其军中著名将领如黄庆伍、华瀚等先后物故。鲍超亦染病甚重，合营将领因其关系至大，一面禀明臣处，一面用舟送鲍超至芜湖养病。张运兰一军驻扎太平、旌德等处，病者尤多，即求一缮案之书职、送信之夫役亦难其人。张运兰送其弟之榇至祈门，亦自患病，尚难回营。皖南道姚体备至岭外查阅一次，归即染病不起。臣派营务处四品卿衔甘晋至宁国一行，现亦染病回省。杨岳斌自扬州归来，亦抱重病。天降大戾，近也罕闻，恶耗频来，心胆俱碎。若仆再犯金陵、徽州，恐病者太多，战守皆无把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册24，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7，558。）
“鲍超军士疾病死亡相藉，势不能速离宁国，且恐为伪侍王等牵制，或为伪忠王横截其间，与金陵隔绝。该司深入危地，不可孤立无援，倘贼环至，亟肆疲我，病军不能御强寇，南岸别无援师，支持日久，何堪设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24册，554—555。）
【注：鲍超跟随曾国藩多年，是曾最信任、最器重，能独当一面，为人正直（如他为减少人们对曾国荃的贪婪抢掠而生怨怒之气，多次向曾国藩提出要杀曾国荃）的将领。所以，他的队伍病死数和发病数应该是谨慎而准确的。这样看来，鲍超的部队在八月二十九日的发病数6670人，加上先前的病死数千人，其危害，大有风声鹤唳之势。】
唐浩明：在《湘军将领还有谁比曾国荃更敢做敢为》一文中写道：这场战争（注：指雨花台之战）一共打了四十六天，太平天国军队死了五万多人，吉字营也死了五千多。湘军从建军以来从没有历时这么久的战争，郭嵩焘称之为“集古今之恶战”。而且，这个时候曾老九遇到另外一场大灾难，瘟疫爆发了，这场瘟疫究竟有多么可怕？曾国藩在一篇文章里对这场瘟疫有很形象的记载。当时兄弟、父子同在一个军营里，早上看到还是笑着的，晚上就死了。军营的10个帐篷里，有5个帐篷不经常起火，没有人吃饭，如果一个人突然得病死掉，几个人跟他送葬，比如6个人给他送葬，回来的时候就只有3个人了。附近的药全部买光，甚至去湖北、安徽买药，所有医生面对这场瘟疫束手无策。(https://www.daowen.com)
第三节 人们不了解严重瘟疫是何病
疫情如此严重，但人们对其来龙去脉知之甚少。伍连德、余云岫对史料中关于霍乱的记述作较多的收集与整理，中国古代典籍虽有霍乱病名，但没有准确临床表现的记载。
当时民众将之称为“番痧”，意思是外国传入的病。
“番”，通常指外国或国外的意思，如番薯、番石榴、番茄（西红柿）等。“痧”又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指霍乱因剧烈而多次腹泻后引起脱水缺钙致小腿后侧腓肠肌痉挛。
洋人，上海的英军（洋枪队、常胜军），也不知道这些瘟疫是怎么回事。洋枪队的人认为是肠子受寒气所迫引起，故而发腰带保暖防病。用法兰绒制成的腰带缠绕在躯干以保暖防病。实际效果非常差，不但预防不了病的传播与发生，而且在炎炎烈日的夏秋之季、电风扇和冷气机都没有的年代里，只靠躲在背阴处打扇子以乘凉的人们，巴不得连皮都要脱掉一层以降温，但是为了防瘟疫，腰上紧紧环绕厚厚的衣料腰带，不是火上加油、热上加热吗？不多时，汗下淋漓，腰带很快被汗水湿透，不但防不了瘟疫，反而带来中暑这一类毛病。
曾国藩对突如其来的瘟疫慌了手脚，认为是自己德能鲜寡被委以重任、杀人太多引起，奏请朝廷另派一任贤能来分摊他的职责，减少他一半的权力，以平息上天的怒气。直至朝廷回道这场疫病不是他一个人的错，也不是“朝政阙失，上干天怒”。他才如释重负而感激涕零。
曾国藩下令给患病的官兵发放高丽参，这种办法是出于人参可健身壮体的功能想象，实际行不通，不但效果差，而且患者太多，人参的价格非常昂贵。当雨花台前交战激烈进行之际，曾的小弟国葆也拼尽全力，经过四十多天血战，操劳过度，大病一场。直至十一月还未见减，曾国藩于是给他送辽参九钱，其价超百两银子。他的信是这样写的：“……顷送辽参一两，吾拟备价百二十金与之……吾已蒸食一钱，倘尚有力量。余几钱，慈专人送金陵……”昂贵的辽参也挽救不了季弟的性命啊（假如国葆果真是患伤寒，其病理变化是小肠肠壁因炎症而变薄，易发生穿孔并发症，只宜进食稀软食物，人参是否当用，值得怀疑）。这说明面对瘟疫，曾国藩极尽思索，出于对官兵重病的担忧和挽救，也只能想出这样一种办法了。
第四节 交战双方患病人数和死亡人数的推算
世界性的6次霍乱大流行，其范围、发病与病死人数一定很广、很多。但是时代久远，医疗保健机构不健全，没有准确的统计，所以就缺少确切的数字。
余新忠认为，1837—1911年的75年间全国共发生23次流行，其中疫区较广的有10次之多，最大的3次：分别为咸同之际（1861—1864年），伴随战乱，出现全区域性大流行。另两次发生在道光年间。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人口多，易感者基数大，江南地区河网交织，舟楫往来频繁，垃圾遍地，尤其是在河道洗马桶，污染生活生产用水，加上通商贸易的增加，对外交流中也易将病原体带入，这些因素加快了霍乱的流行与扩散。
霍乱的感染率与发病率几乎相等，因为一旦感染，病原体就在体内迅速繁殖并引起病变、出现症状。所以即使已感染过者，其体内的免疫力也不巩固。
虽然霍乱可导致严重的脱水致短时间内酸碱平衡失调而死亡，但不是每个发病者的预后都是一致的，病状有轻重差别，预后同患者的自身体质、年龄也有关系，1862—1864年的湘军与太平天国军队在金陵的交战中，双方大都是从乡间招募青壮农民，故他们的感染率、病死者应无太大的差别。
考虑到部队行动、住宿、饮食集中，呕吐物和排泄物处理随意，易造成病原体的扩散和集体感染。而居住分散或为躲避兵灾逃到深山偏僻之处的民众或可逃过此祸，所以其感染率宜再打一半的折扣，即25%，病死率为12.5%。只是未能确切了解这些军队驻地范围多大，当地民众的大概人数，增加了对战区人群感染、发病和病死的推算准确性。
吴建华对第一次大流行时长江周围一些府县民众的病死率以5%—8%推算。当时苏松太——苏州府、松江府和太仓州的人口为1000万多一点，其死亡数即达50万—80万人，如果发病数为死亡数一倍计，发病者达百万至160万人。似乎过高。当地人口密集，虽然易于扩散流行，但地域广大，感染发病并不均衡，而且民间有这样的习惯：一旦听到某地有瘟疫，非万不得已，通常都自动断绝探视往来，无形间起了隔离作用。
自然，今天这里的讨论，如同隔山放炮，实在不敢说哪一种情况更接近实际情况，但至少说明：这是一次大流行，发病与病死人数众多，产生严重后果。
实际上当时是太平天国军队和湘军在江南各省周转交战时期，兵荒马乱更促使瘟疫的流行与扩散。
一、天津的死亡数
据资料记载，1862年6月，霍乱病原体沿着商业线路从东海、黄海北上到达大沽，继而很快向天津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城市扩散，在短短的几周内造成2万人的死亡。继之，疫情更扩散到毫无防御之力的帝都北京城，引起莫大的恐慌和更大的危害。以发病数为死亡数一倍计，天津的发病数应在4万人以上，基于疫区中心在大沽，人口数拟定为30万人，加上军队等流动人口共约40万人，故推算其人群的发病率为10%。
二、上海的发病数
因多年来太平天国军队和清军、湘军的交战动乱，百姓自江苏、浙江等地逃亡到上海，致使人口迅速增加，有钱人入租界，大部分穷人在小船上，或是在河沟岸边围以简单的草棚为栖身处，粪便等生活污水、垃圾堆满河沟，甚至有臭不可闻的人和动物的尸体，饮用水和食物受污染，使瘟疫日趋严重。租界里居住的两千洋人，一天有10—15人病死。六月份市民每天数百人病死，七月份每天有上千人死亡，租界里一天有3000多人病亡。街头尸体横陈，无人收埋，连简陋的棺材与草席包裹都没有，任其在高温里腐败发臭。
上海是六月份发生流行。罗马天主教会传教士曾估计上海方圆60公里范围内有1／8死于霍乱。上海当时总人口有多少呢？其原有居民为50万人，加上战乱自江苏、浙江等省逃亡流入者150万人，总共200万之众上下。1／8即有25万人病死。这应该是6次世界性霍乱大流行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城市，发病数为死亡数的一倍计，为50万人，即全民发病率为25%。
三、湘军的发病与死亡数
湘军的记述因有曾国藩家书、日记等，所以比较准确。因为湘军有严密的建制，基本单位是营，每营有官兵共505人，每营下辖四哨，每哨108人，加上营官亲兵（营长卫队）72人和营官本人，另有常夫（挑夫等后勤人员180人），武器、物资都按人头配备。官兵的薪饷也是按名册发放，军中的步卒每月四两多银，是绿营兵的三倍，杀敌、俘虏、缴获都有奖励的等级和标准。这些对穷苦农民出身的湘军，都是莫大的奖赏。因此，军队的人数也就是军饷的重要部分，任何一个将领都不敢、也不会将手下的官兵漏掉。
1.曾国荃军队 他给大哥的信中说：“我军存者不过七成，而病甚不能出力者尚有四成，只此三成略好之人。”按这一说法，其所带领的1.8万多人中，不超过2万人，生存者不到1.4万人（5000多人病死），存活者中因病而丧失战斗力的占四成（即：1.4万×0.4=0.56万，近6000人），剩下能上阵作战的只有三成，即1.4万×0.3=0.42万。也就是说，曾国荃的队伍病死官兵超过在战争的死亡数。（其在雨花台周围的交战中“伤亡五千，将士皮肉几尽，军兴来未有如此苦战也。”郭嵩焘也说：这一战是“极古今之苦战”。）
2.曾国葆军队 他带领的五千兵马，跟随老九到南京，担负着保护老九军队粮食和武器等交通要道的畅通重任。其发病数也以总人数50%计，死亡数为发病数一半计，即分别为0.25万和0.125万人。
3.鲍超部队 在皖南的六七成人罹患此病，病例不止万人，连他自己都不能幸免被感染发病，为之曾国藩日夜忧心忡忡。按发病者一半死亡计，病死者也在0.5万人以上。
4.在浙江驻守作战的左宗棠部队 军队总数在万人以上，感染也达五成，发病数和死亡数保守估计分别为0.5万和0.25万人，因之军队无法主动出击和支援曾国荃。
5.两军驻地群众的发病数和病死数 无明确的数据，但推算在南京、皖南、浙江这么广大的区域，其与战争相关的人数应不少于20万人，军民混杂相处，其发病率和病死率应与军队一样，故发病数和病死数分别为10万和5万人。
6.太平天国军队的发病数和病死数 有的文献认为太平天国军队所驻地区的人口远不如上海市区拥挤，病情或许轻些，但在那兵荒马乱之际，无人统计、也无法救治，都只能听之任之。而在南京前线，短兵相接，更容易造成疫病的扩散与流行，两军不会相差太远，即太平天国军队以20万人计，其发病数和病死数应分别为10万和5万人。
7.协助湘军、淮军作战的洋枪队（常胜军） 也有感染发病，所以发放腰带以防护。只是考虑到这支队伍本来人数就少，而且军中有对病号隔离看护的措施，虽有病号，同湘军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忽略不计了。
而发生在金陵的湘军与太平天国军队交战中军民的霍乱发病数和病死数分别为22.75万和11.375万人；而太平天国军队和湘军这两支军队发病数和死亡数分别为12.75万和6.375万人，为交战中双方部队和周围民众霍乱发病数和病死数最多的一场（表9）。
表9 1862年雨花台前湘军与太平天国军队交战时暴发霍乱的人数推算（人数：万）
续 表
注：李秀成自上海郊区带回的军队号称20万，也有说60万。目前比较公认为12万，加上继后的侍王李世贤的援军，共约20万。同湘军在同一地点交战，必然一样受感染、发病和死亡，只是没有像湘军那样有《曾国藩家书》记述罢了。
这次交战，记述较为详细的曾国荃、鲍超和左宗棠三支湘军在这次短短的几个月里与太平天国军队的战争中暴发霍乱总人数为2.5万人，死亡数为1.25万人。应是湘军在一场战争中霍乱发病数和死亡数最多者。曾军竭力抵抗，战场上死伤0.5万人。几与霍乱死亡者一致，但霍乱的发病数是1万人，未死者也成衰弱之兵。鲍、左的军队大致相似，霍乱之危害甚于战场，因为投入此战的湘军的队伍总人数仅仅5万人左右。
瘟疫猛于虎，这是多么可怕的数字啊！
另外，当年天津和上海也有本病大流行的记述。估计天津疫区人口数为40万人，发病数为4万人，发病率为10%；病死数2万人，病死率为50.0%。上海疫区人口按200万计，1／8死于霍乱，即25万人，病死率为50.0%，发病数为50万人，发病率为25%。综观上述，显示1862年霍乱在中国京津、上海及其周边的军队和民众的大流行造成的死亡数约38.25万人，以发病数为死亡数一倍计，为76.5万人。如果加上国内其他地区的发病数和死亡数，可达百万和50万之众，该是世界史上霍乱发病数和死亡数最多的年份之一。
第五节 第三、第四次世界性霍乱大流行可合并为一次
按伍连德的意见，世界性霍乱大流行可分为6次，各次的时间分别为：第一次为1817—1823年，第二次为1826—1837年，第三次为1846—1862年，第四次为1863—1864年，第五次为1883—1887年，第六次为1892—1895年，第七次为1910—1925年。上官怡尘改为6次，将伍氏的第五、六次合并为第五次。
综观上述，从全国看，1862年的霍乱大流行，全国的感染发病数达百万人，从流行区域的范围超过第一次大流行，可能为6次大流行中最严重的一次。而上海市、南京雨花台前交战的湘军与太平天国军队（及驻地民众）的霍乱发病数与病死数都是一个城市、一次战争的双方军民最多的。这是其一。其二，1862和1863—1864年，其他国家和中国其他地区流行情况模糊难定，但在金陵交战的两军疫情仍然很严重，至1864年被激烈的攻守之战所掩盖，而且城在七月十九日攻破，这既与城破之时还未达到当年霍乱流行的最高峰有关，也与这一年是这次大流行的尾声所致。所以这一年军中发生霍乱的记述远比前二年为少。
基于此，我们认为不宜将1862—1864年的大流行另分为第四次，而应归并于前一次，即第三次，原定为第三次的终止年份1862年是疫情最严重的一年，又与原定的第四次大流行起始年份的1863年相连接，受感染和发病的地区和对象都以湘军、太平天国军队及其驻地民众为多。所以这两次大流行应统归为第三次。
第六节 霍乱和血吸虫病的关系和比较
霍乱和血吸虫病虽然都是消化道病变为主的疾病，症状有相似之处，但霍乱发病急、传播快、死亡多、危害大，与鼠疫、天花一起被列为三大烈性传染病。考虑到进攻金陵的湘军及其周围的援军和太平天国军队都是在血吸虫病重流行区中进行，两种病甚至多种病的交叉重叠感染都难以避免，结果是雪上加霜，危害加重。而且，在1862年之前，在《曾国藩家书》中已有多次提到严重疾病的信件，多是急性、重病，同霍乱、急性血吸虫病的表现相似。两者的比较列于表10。
表10显示：霍乱和血吸虫病的病原体不同，感染、流行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导致的临床消化道腹泻、腹痛、腹泻症状有相似或相同之处，两者混合感染，必将加重病症和危害。只是霍乱在传播速度上更快，危害更明显，往往将以慢性危害为主要表现的血吸虫病掩盖或淡化了。
表10 湘军患霍乱、血吸虫病的比较
第七节 曾国荃坚守雨花台的原因
（一）李秀成的太平天国军队兵多武器好，曾国荃形势岌岌可危
曾国荃率不足2万的孤军到达金陵南郊雨花台附近。1862年秋，李秀成领军攻打曾国荃部，以解天京之围。太平天国军队不但人数多，而且新式武器也多。瘟疫暴发之后，曾国荃的战斗力只剩下原先的一半都不到，他大哥派来的增援只是他身边的护卫400多人，少得可怜。同李秀成的10多万大军相比，为1：（5—10）。故曾国藩在家书中向亲人汇报说：“沅弟金陵一军危险异常，伪忠王率悍贼十余万众昼夜猛扑。”李秀成自上海带回大量西式武器，故曾国藩又说：“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炸弹，打入营中。”
（二）曾国荃的坚忍发挥到极至，坚守阵地，拒不退兵
曾国荃孤军抵达南京城南雨花台山脚，按照以往他攻克吉安、安庆的经验，挖深壕和筑高墙于城外，实行长期围困，使城内粮食匮乏，无力续战。故先前曾国藩派李鸿章到吉安考察老九的带兵与部署，李鸿章见不过是挖沟与筑墙，很不以为然，说：“吾以为湘军有异术也，今而知其术之无他，唯闻寇至而站墙子耳。”于是，曾国荃还因为团团围困的攻城略地办法而得一个外号“曾铁桶”。就是这个办法成为击退太平天国军队反复攻击的法宝。因为湘军的前身就是农民，而临时招来的民工，都是拿惯锄头、铁铲挖地的好手，挖沟筑墙是他们惯常而熟悉的劳作，为保全自己，他们无不认真，不顾劳苦，效果立显。
曾国荃给大哥的信中说，雨花台之战，“昼夜不眠五十余日之久”。有一天在前线巡逻，子弹由他左唇打入，右脸穿出，离死亡只有几厘米。史料载：“二十九日，公左颊受枪伤，血渍重襟，犹裹创巡营。”说的就是这件事。这也是这个人的惯常战斗风格，史料曾记述安庆之战的一件事：“攻方（指太平天国军队）急，一勇掷火包（炸药包），线（引信）长未燃，被拾起回掷，时我濠（壕）轰燃一二处，守者皆溃，贼过浩（壕）者已七八人，统领曾观察（国荃）见事急，亲下斫贼数人倒地，溃卒见统帅自战，皆复还，贼乃退。”可见老九之勇猛。
曾国荃之所以能如此坚忍，与攻打金陵名利诱惑分不开。前二年，当他率军拿下安庆后，就留下其军队抢劫的记载。《能静居日记》载有人向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描述老九部入安庆城后的掠夺之状。城内“房屋贼（指太平天国军队）俱未毁，金银衣物之富不可胜计”。曾的士兵在残酷杀害战俘的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抢劫，“兵士有一人得赤金七百两者。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而尽，不可取者皆毁之，坏垣断地，至剖棺以求财物”。曾国荃所得无法稽核，只是战后他又一次回老家买地、建规模宏大的“大夫第”，这是他每次大战之后的惯例。所以攻入太平天国国都的诱惑，不但曾国荃本人，连他的部属都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因而尽管局势险恶，危机四伏，他仍是置安危于度外，不听老大的劝告，固守在雨花台附近的阵地。
（三）太平天国军队也受霍乱重创
虽然文献资料中没有像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那样反复记述和强调瘟疫对湘军的危害，但这并不说明太平天国军队没有发生此病。这支李秀成率领的队伍是围攻上海郊县转移到南京来的，接触霍乱病原体的时间比湘军更早，10多万或接近20万的大队伍都是易感人群，被感染的基数更大，转移行军作战，疲病交加，发病后预后只会更差。所以《天国之秋》中认为太平天国军队驻守在上海郊区乡村，人数较稀少，故霍乱感染较轻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四）太平天国军队的后勤供应出现大问题
曾国荃面临太平天国军队的猛烈冲锋，连连向大哥告急。曾国藩虽然也因兵力悬殊和疾病的严重而忧心如焚，但他判定近20万人的太平天国军队后勤供应是一个大问题，按一人一天耗粮一斤计，即需20万斤，即使有充足的储存，运输亦非易事，因为长江的水路交通线为湘军水师所截断。南京城内的粮食储存有限，人口又多，如可援助一些，运出的路途虽不算远，但沿途也有湘军的干扰，难以持续大量地运送。
除吃的粮食之外，弹药的供应也不能中断或减少。这些都是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军队不能持久包围和攻击的原因。
另外，这支太平天国军队是秋末自上海转移过来的，仗打了一个多月，已是初冬，而官兵身上穿的还是单衣夏装，李秀成唯恐重蹈前一年队伍在冬季大雪天受冻的覆辙，在屡次强攻不下、士气随之涣散之际，不敢久留而撤军。
实际上，不光太平天国军队缺粮，湘军也一样。曾国藩虽被封为两江总督，管着苏、浙、皖3个省，但征粮筹饷非常困难。曾国藩写道：“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故，“各军欠饷达十六七个月”。对老九在雨花台一战，曾国藩极尽所有，拨给他火药5批，粮17万斤，银13万两。所以，因为后勤供应的保障困难，交战双方都不能打持久战。
第八节 湘军如何攻克天京
一、霍乱流行高峰期已过，第三次流行高峰期未来临
霍乱在冬季因病原菌无法抵御寒冷的气温而休止，但当来年春暖后，又将开始出现散发病例，至炎热的夏秋为疾病流行高峰。果然，1863年，在曾国藩的家书中又有这方面内容的记述。
（1）弟处每营病者百余人，如需补缺之勇，则飞速寄信。（同治二年四月初十日，1863年5月27日给国荃书）
【注：一营五百多人，病者百人，占总数20%以上，1863年曾国荃在金陵带的兵已达3.5万—5万之众，以20%计，则患者就达7000—10000人之多！此信写于同治二年，即上一年霍乱大流行之后，因而是去年大流行的继续。】
（2）今年酷暑为近数年所未有，弟军占汛地不宜太宽，恐士卒多兵。（同治二年六月六日，1863年7月21日给国荃书）
【注：曾国藩很注意观察、总结经验，这封信中他叮嘱弟弟“占汛地不宜太宽”。这同霍乱、血吸虫病的流行与水流有关。所谓“汛地”就是洪水泛滥区，传播霍乱的细菌和血吸虫的钉螺随水流的泛滥而扩散，这样的地区就成了新的流行区。曾国藩从众多的现实中总结出的教训难能可贵。】
（3）各军疾疫大作，死亡相属，几与去秋相等。（同治二年七月十二日，给国潢书）
【注：这是同治二年夏季的信，比四月那封信中说的瘟疫严重多了，猛烈程度几乎与去年秋季高峰时一样，这既可理解为是去年瘟疫大流行遗留下的减员隐患，更可能是去年遗留下的病原体开始新的流行年度并达到高峰。因为当时并不了解疾病的流行规律，也无采取什么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无法制止大流行的发生。】
（4）军中多病，忧灼实深。（同治二年六月十七日，给国荃书）
（5）江西已一律肃清，惟兵勇病痛尚多。（同治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给国潢书）
（6）季病沉重之至……今年各出营疾疫，过于伤感。（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给国荃书）
【注：季弟，为曾国藩的小弟国葆，二次加入湘军，第一次带的军队临阵逃亡既多又早，致曾国藩首战大败，被他赶回老家。后借为兄国华报仇再度入伍带兵。跟随老九进攻金陵。老九把保护粮路畅通这一关键任务交给了他。】
其实，此病几年前就在军中流行，曾国藩家书中所写的与霍乱相似。如：
营中勇夫，病者极多。张（凯章）军之不能从行，留建昌养病者至八百人之多。萧军亦复不少。吴翔冈所带千三百人，病者至四百人。建昌知府、知县皆病，官员中病者亦层见迭出。［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1858年11月3日给国潢（澄侯）、国葆（季洪）书］
【注：不知张凯章带多少兵，而病者达800人之多。吴翔冈的1300人中，病者400人，几占四分之一。】
二、湘军与太平天国军队的力量升降和朝廷的催促
1862年湘军与太平天国军队的雨花台前的交战十分激烈，霍乱的暴发，双方都遭受严重危害。1863年处于恢复元气、调整和补充兵力的阶段，曾国藩因劝不动老九退出金陵，只好陆续增募兵勇，使老九的部队很快增至3.5万人，同时，又调李续宜部队的1.5万人至南京助攻。这样，围城的湘军人数达5万人。1863年6月，鲍超领军攻占江浦和九洑洲，切断了南京与下游联系通道和粮食供应线，太平天国军队在南京城与外界的联系只剩下一条山间小道。
李鸿章和左宗棠分别在江苏、浙江的节节取胜，致湘军日趋强盛，为围困金陵的曾国荃队伍清除了干扰，因之朝廷也不断催促曾氏兄弟加紧进攻，甚至下旨调动李鸿章的队伍到金陵协助曾国荃。只是李考虑到老九围城多年，志在必得，为不伤和气，借故拖延推托。这些都成为推动曾国荃攻城的步伐。
三、天京日趋困境
天京城内的军民，疲病相煎，对外联络不断被压缩、切断。李秀成曾劝告洪秀全撤退出天京，移驻外地，再图发展。但天王不答应，面对厄境又拿不出解救的办法，形成进退维谷状态。在城墙内的空地上也曾垦荒种植庄稼，但面积狭小，周期又长，有限的产量要解决众多人口的需求，真乃杯水车薪，如何持久？太平天国军队放城中的妇幼出去以减轻负担，被曾国藩下令驱赶回城，使饥民无法减少。
四、曾国荃的挖地道战术赢得最后成功
对1864年两军相对的主题是攻与守，湘军的重点是加紧围困金陵城和挖掘地道，力求推倒城墙。而取守势、缺粮草、武器的太平天国军队日趋被动。霍乱病例肯定都有，只是流行的高峰并未到来，而且被关乎存亡的紧张战事掩盖所忽略了，所以在曾国藩家书和日记中霍乱疫情的记述也比前二年少了许多。
曾氏兄弟为避免“功高震主”和免除清廷对他俩率领的全国最大、最强的这支军队的担忧，破城之后，立即开始着手作军队的解散和复员工作。七月十三日，距离湘军攻占金陵还不到一个月，曾国藩就下令裁撤曾国荃直接指挥的湘军2.5万人。不但如此，曾国藩还多次上书，以老九身体欠佳为由，“万难再当大任”。代老九申请“开缺回籍调理”。这样随着军队的复员，江南主战场战事的停息，军队以淮军为主、骑兵为主，而且在中国北方、黄河流域一带进行的讨伐捻军作战，军中的瘟疫记述也随之减少，战争影响霍乱流行的作用也就不复存在了。
主要参考文献
1.伍连德.中国霍乱流行史略.同仁医学，1935，8（4）：320—325.
2.伍连德.上海之霍乱.中华医学杂志，1937，23（7）：989—991.
3.余云岫.霍乱的流行史.健康医报，1946，8.7.
4.罗尔纲.霍乱病的传入中国.历史研究，1956，（3）：58.
5.井村哮全.地方忠所载之中国疫疠略考（一）.新医药，1937，5（4）：266—275.
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长沙：岳麓书社，1994.
7.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94.
8.吴建华.江南人口与社会研究（1644—1911）.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
9.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2：1—18.
10.李玉尚.传染病对太平天国战局的影响.（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4，（45）：1—45.
11.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长沙：岳麓书社，2017.
12.裴士锋著.黄中宪译.天国之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